二十年前：《我们仨》的出版
三联书店和杨绛先生渊源很深。
1980年，杨绛写完《干校六记》，自知在内地难以出版，经三联书店范用先生手转寄香港，没想到香港《广角镜》杂志抢先全文刊登了（原打算出单行本），其间去杨绛家取稿转稿的是董秀玉。不久，范用得知胡乔木对《干校六记》的好评，借势推动，于1981年出版了三联书店单行本。此后1987年的《将饮茶》，1988年的《洗澡》，几乎杨绛所有新作都由三联书店出版。钱锺书的《围城》1947年出版后，内地一直没有再版，1980年乘思想解放的春风出版了简体字新版，也是轰动一时，后来还拍了电视剧，堪称家喻户晓。他的几部其他著作也陆续出版。这两位当时年龄刚过古稀的文人夫妇，引起读者强烈的兴趣。然而他们有一个严格的准则：不宣传，不露面，安心过自己的笔墨日子。可是越是如此，读者关心愈强。只有不多亲友知晓他们这个家庭，父母女儿（钱瑗）三口之间独特、温馨甚至是顽皮的一面。由于工作关系，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的董秀玉是知晓者之一。作为一位有智慧有眼光的出版家，她曾向杨绛建议，请他们三口互相书写：女儿写父母，爸爸写母女，妈妈写父女，而后编一本书。
1994年八十四岁的钱锺书因病住院，1995年底五十八岁的钱瑗因病住院。杨绛奔走在两所医院、两位亲人之间。此时她萌生了写作《我们仨》的念头。病床上的钱瑗提出，把这题目让给她。她拟了目录，写了几节，直到去世前六天还在写。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杨绛找了一本很难啃的书《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进行翻译，同时整理《钱锺书集》，由三联书店出版。借助高强度的工作，冀望使自己的心安顿下来。钱锺书去世四年后，2002年岁末，她开笔写《我们仨》，几乎一气呵成，2003年春，稿子交到董秀玉手上。
董秀玉刚刚退休。她专心致志编辑了这部期盼已久的珍贵书稿，并请《钱锺书集》的设计师陆智昌担当设计工作。通过《钱锺书集》，陆智昌十分了解“我们仨”的品格和爱好，设计的总体思路是简朴、醇厚、内敛。尽管如此，编辑和设计师还是反复讨论、修改了好多次，单是大改就有三次：起初杨绛拿出家里的照片簿，董秀玉“贪心”，选了很多，全部插到书里，成为一本内容丰富的“图文书”，可是看来看去，总觉照片影响了文字的纯粹，于是忍痛删减，一遍又一遍；第二次，删减后的照片插在文字中，又显得分散，且图文混排，照片总是隔断文字，变换文字版式，使文字不够流畅，于是试着把照片集中，分两部分插在书中：第三次，感觉黑白照片和附录图片印单黑，还有几幅彩色照片，与全书不协调，另外，图片说明的文字照排宋体字，也有些生硬。与杨绛商量，请她手写说明文字，而所有图片和说明文字都用浅褐专色印刷。另外，三个附录，也是反复讨论的结果，可谓选择精到。陆智昌选用的封面纸，是一种浅褐色带皱纹的进口纸，很薄，很软，像布料，比正文纸还要软，这在书籍设计中是很少见的。封面书名和作者名、封底题句用深褐色印，书名上方印白色文字：“Mom、Pop、圆o”（即妈妈、爸爸、圆圆）。书脊上只有三联书店店标，没有社名，封底连条码都没有（放在后勒口）……至此，董秀玉才算满意。给杨绛先生看，她也首肯。
2003年3月19日，北京SARS肆虐的日子，董秀玉交给我她初编的稿子。记得我坐在办公室窗前，几乎一动不动，整整看了三四个小时，抬头时，太阳已经落到美术馆后面了。有种压抑的感动。我叹服作者含蓄节制的叙述风格和看似信马由缰的写作方式——开头虚构的长梦（不知怎的，有种《千与千寻》的感觉！）和后面非虚构的内容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前者的氛围笼罩了后者。我打电话说了我的感受，并认为，这书印十万册没问题；董秀玉说：二十万册！她让我和发行部一起，先做一个营销计划。
发行部的同事们商量了几次，起草了一份《营销方案》：
计划上市时间：5月15日
本书的主要几个卖点和弱点：
1.作者夫妇的影响力；
2.一个特殊家庭的故事，一家三口的亲情感人；
3.一位特殊的叙述者和特别的叙述情境……这是本书最令人动容的地方；
4.从内容上看，缺乏一般畅销回忆录所具备的诸如传奇色彩、内幕秘闻、宏大背景等要素。
营销策略：
1.突出作者夫妇的名人效应，可以做成纪念钱锺书先生的文化事件；
2.突出本书容易引起大众读者共鸣的情感因素，诸如“家庭”“亲情”等，突出传统的家庭观。
宣传方案：
1.拟对作者做一次专访……
2.拟邀以下知名人士对本书进行推介……
3.利用5月15日世界家庭日这个时机加大宣传……
4.与报纸联系部分连载事宜……
发行方案：
1.为防止盗版，争取一次铺满市场。但目前销量很难估计，十万册的起印数太冒险，采取事先征订的方式比较稳妥……
2.可以采用防伪标识，一方面对防止盗版有一定帮助，另一方面也表示出我们对该书的重视，引起销售商的注意。
4月16日，开印前的工作都已完备，董秀玉来店里和我谈营销的事。有一个天大的障碍摆在面前：北京的SARS越来越厉害，是疫区，书印出来也发不出去。北京各出版社的书发到外地，没人开包，进不了书店，更搞不了什么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首印多少册？！只好采取发行部的建议，预先在全国征订，看看订数再说。
半个多月后，订数回来了：一万多册。怎么办？董秀玉认为，杨绛先生已经九十二岁，书稿既然到这个地步了，不能让她再等，还是先印一版。店里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印三万册。定价方面，若以一万册算，二十五元；三万册算，二十二元。可是当时的畅销书，最好不超过二十元。我建议印三万册，但以十万册定价，最后定为十八元八角。
6月中旬，书入库了。真是一本可人又厚重的书！拿在手里感到温暖。封底小小的、圆圆的银色防伪标志闪着淡淡的光。见者无不喜欢，杨绛先生、吴学昭老师也满意。可是三万册书暂时只能静静地趴在库房里……
6月24日，中国最后一个疫区——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从SARS疫区名单中排除，同时解除对北京旅行的警告，即所谓“双解除”。《我们仨》随即开始发货，立即成为疫情半年以来第一本上市的高端热点书。读者、书店、媒体经历了好书的饥渴，把所有的热情都投给了这本书。一周不到，三万册已告罄。发行部紧急要求加印三万册，可是，陆智昌选用的封面纸远在国外，一时供应不了。没办法，只能用他当时设计而未选用的另一方案，换了一种纸，封面是淡草绿色，印有一家三口的合影。从第三印起，恢复第一印的纸张样式，此后二十年不变——如此看来，藏有第二印版本的读者，更有一种纪念意义呢。
当时有些读者朋友，批评三联书店没有眼光，首印最少也应该十万册啊！虽是批评，我们也心存感激。2003年7月11日，我在日记中记道：“《我们仨》出版后，已印四次，十二万册”。此时距书上市不过十八天。
二十年过去，《我们仨》总印数已达一千万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