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轇轕
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各分卷主编基本都算得人。首当其冲的《建设理论集》，胡适作为主要当事人，“导言”开首就说：“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我们至今还不能有一种整个的叙述。”[1]而事实上，至少有关文学革命，胡适的叙事建构一直没有中断。《建设理论集》的“导言”，可以看作十多年前《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于新旧文学两面互换论述比重的新版。“导言”之后，专门作为“历史的引子”的《逼上梁山》，也可以看作《尝试集》自序的增订本。
胡适有他的自信。针对陈独秀所谓“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2]胡适断言，“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3]。胡适提出“八事”，正值爱因斯坦创设广义相对论不久。爱因斯坦有言，如果他没提出狭义相对论，也会有别人提出；但广义相对论的情况却不一样。[4]“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所做的事，类于前者还是后者，陈胡各有主张。此无法求证，可不具论。
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向被叙述为文学革命的起点，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八事”。有关“八事”，胡适前后有好几个版本。按他自己的说法，最早于1916年8月19日给朱经农的函件中提出，[5]随即10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刊载他给陈独秀的“通信”，也有同一版本的“八事”，只是稍多些附注。估算邮寄到刊发的时间，应写于给朱经农信后不几天。接着就是《文学改良刍议》上的版本，内容未变，顺序却进行了很大的调整。到《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除又有顺序调整外，为了映照新提出“肯定的口气”的“四条”，“八事”均改写为以“不”开头的句式。为清眉目，兹先简表如次：
这几个版本，内容无甚差别，只是顺序多有不同。《文学改良刍议》各条的排序，从感觉上说，颇为混杂。其实此前函件中的两个版本，却有着相当清晰的相互关联。前五条之末附注“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后三条之末附注“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有着明确的分类。
形式五条，首先是“不用典”，次条“不用陈套语”，“陈套语”是对“典”以外的语言要求。再下来两条，其实都是他当年热心做白话诗的原则，“不讲对仗”关于形式，“不避俗字俗语”关于语言。最后的讲求文法结构，则是全体性的总论。内容三条与此相类，“不作无病之呻吟”是约束“有我”；“不模仿古人”是避忌“无我”。最后一条“须言之有物”，则是总纲。
钱玄同抄录的《文学改良刍议》
“八事”还在美国留学生朋友中传阅时，第一条“不用典”就受到挑战。“吾友江亢虎君”论证绝对不用典之不可能，[6]也确实胡适自己函件中，都无以避忌。而到了陈独秀这儿，却是最后一条“须言之有物”遭到质疑。陈独秀的答言在大表赞同之馀，直截了当提到他的疑虑：
尊示第八项“须言之有物”一语，仆不甚解。或者足下非古典主义，而不非理想主义乎？鄙意欲救国文浮夸空泛之弊，只第六项“不作无病之呻吟”一语足矣。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馀地？况乎自然派文学，义在如实描写社会，不许别有寄托，自堕理障。盖写实主义之与理想主义不同也。[7]
显然是为回应陈独秀的质疑，《文学改良刍议》将先前“第八项”一下子提到第一项，由此打乱了原来的规整秩序。胡适解释，他的“言之有物”并非“文以载道”，“吾所谓‘物’，约有二事”，即“情感”和“思想”，而“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8]。
陈独秀对“言之有物”所可能产生的“流弊”如此敏感，并一下子联想到“文以载道”，实在毫不足奇。陈胡都是安徽人，当时后期桐城派还是文坛最大势力。桐城派所标举的最有名最简洁口号，即方苞所谓“义法”，“义”指“言有物”，“法”指“言有序”[9]，约略类今之内容与形式。而发端于韩愈的“古文”，衍至宋元明清民国，所谓唐宋派文章，实不止是文章一事，还有正统意识形态的一面。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10]，正是桐城派的理想和准则。其“言有物”一说，乃与柳宗元“文以明道”、周敦颐“文以载道”相贯通。难怪陈独秀立即对此表示警惕。
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和陈独秀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胡适回应说：“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11]而陈独秀关心的是，“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12]
晚清文学改良以来，就文学观念而言，大体有三路：一是梁启超以文学“改良群治”，影响范围最广；二是以文学为“美术”之一的纯文学观，自王国维以下，包括周氏兄弟，以及诸如“小说林社”的主张；三是国粹派的文学主张，又可分两支，即刘师培的“文言观”和章太炎的“质言观”。
宽泛而言，胡适对文学的理解，其实还在梁启超笼罩之下。他解释“物”指“情感”、“思想”，绝非“文以载道”那个“道”。而陈独秀所指，显然在于“言之有物”和“文以载道”在思路上的一致性，也就是文学为某种功利目的服务。在他看来，“道”固不可以文“载”之，胡适所谓“见地，识力，理想”，尽管在内容上绝异于“道”，但就性质而言，同样不能要求由文学来承担。因而，《文学改良刍议》文末的独秀按语，所称赞仅是胡适“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一点，而不及其馀。此后在答他人的通信中，间接地回应了胡适的辩解：
“言之有物”一语，其流弊虽视“文以载道”之说为轻……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其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状物达意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馀乎。故不独代圣贤立言为八股文之陋习。即载道与否，有物与否，亦非文学根本作用存在与否之理由。[13]
陈独秀对西方文学史有相当系统的认知。1911年初《神州日报》连载《欧洲文艺革新论》，其中有署名“仲”者，即陈独秀。连载内容截断在十八世纪末，首尾今已不可见。[14]四五年后，《新青年》一卷三、四号上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大体可以看作续作。其叙述“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由古典主义（Classicalism）到理想主义（Romanticism），再到写实主义（Realism），最后到自然主义（Naturalism）的进化论路径。并强调“现代欧洲文艺，无论何派，悉受自然主义之感化”[15]。
因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尽管声称，“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16]似乎是作为侧翼和援军。但他的论述，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具体主张，与《文学改良刍议》几乎完全没有呼应之处。
胡适对自己的文学革命前史有着长篇累牍的不断叙述，1915年他和赵元任合作，在东美学生年会上提交有关“国文”的论文。赵元任分任“论吾国语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胡适则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17]，文中断言“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18]。其后自为“诗歌革命”，并与留美同仁翻翻滚滚辩论了数个回合。因而“俗字俗语”入诗，是他此前主要的实践路径。发展到以后，就是白话为中国文学正宗的思路。
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文学”是置于“革命”大布景下，系“革命”的板块之一。文章以欧洲引首：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以此类于今之中国，“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当时陈独秀正致力于批判以孔教为国教的问题，以及其他诸多政治社会议题，于文学一项，只是馀力为之，且置于全体性革命的思考与实践之中。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
随之他提出“革命军三大主义”，所“推倒”者，有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所“建设”者，有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这三组，并不来源于现成的系统，似乎是他诸多思考杂糅而成。贵族与国民，属于阶级分类；古典与写实，当来源于西方文学史的流派分类。在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回顾中，陈独秀并将贵族、古典合并使用。至于山林文学，所指最为含糊，却完全未涉及具体文学史事实，由与其对举的社会文学，饰以“明了的通俗的”看，[19]似乎系骈文律诗之属。而这个“社会文学”，是与胡适的主张最有交叉的了。
胡适后来一直提醒并强调，他的《文学改良刍议》是兼顾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倒也确实。1916年4月17日的札记中，他总结“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而呻……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20]这有关“内容”的总结，早于给朱经农和陈独秀函件提出“八事”前四个多月。今之研究，有指为“八事”来源于庞德（Ezra Pound）和罗厄尔（Amy Lowell）的意象主义宣言，[21]也有认为系因南社主张而立言。[22]但至少这有关的“内容”，文句皆其来有自，源远流长。而且这“三大病”于文学史上是受到一直的批评的——成语无病呻吟出自辛弃疾，本就是贬义词，即使做着事实上无病呻吟之诗文的人也会反对无病呻吟。而摹仿古人，即便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所指也是文风诗风，没有人自承“摹仿”。大体是胡适由对当下诗文不择精粗的大量阅读，延续到对历代文学的考察，得出这样的主张，而以熟语出之。至于“言有物”，更早到《易》传。此后学衡派揭露胡适主张多袭古人，以为攻击的借口。其实陈独秀早就对此有曲折的敏感反应，《文学革命论》固然是声援，但于《文学改良刍议》不着一语，扭转方向自说了一套。
陈独秀所关心的急务，还在社会与文化。《文学革命论》后，他只是在通信中，对文学问题有零星回应。而很快加入的钱玄同，当行本色则在语言方面。由此《新青年》上的讨论，很快就转为胡适“八事”中的“形式”，也就是他所说的“工具”：
我最初提出的“八事”，和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都顾到形式和内容的两方面……钱玄同先生响应我们的第一封信也不曾把这两方面分开。但我们在国外讨论的结果，早已使我认清这回作战的单纯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23]
所谓“早已使我认清”，是胡适习惯的自我历史化叙述的方式。其实钱玄同“第一封信”，对《文学改良刍议》的“响应”，也就寥寥“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数语。更著名的是提出“选学妖㜸，桐城谬种”一说。[24]而下一期刊发他第二封来信，则径直称赞胡适“‘不用典’之论最精”，以为“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25]。本来，《文学改良刍议》道及，江亢虎对“不用典”异议后，胡适已经接受。陈独秀在回复常乃惪和陈丹崖的“通信”中，也直接说“行文本不必禁止用典”，“行文原不必故意禁止用典”[26]。如今钱玄同一下子又扯了回去。其主张依据来自章太炎理论，但太炎是区分不同文体的，远没有钱玄同一杆子打翻的极致。在非根本问题上，胡适一向有适度的弹性，此节很快就被悬置了。
那么几人的交集，就只是“不避俗字俗语”一条中，尊“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这一总括性的断语了。如此，“八事”、“三大主义”事实上均被搁置一旁，“白话”和“白话文学”成为了1917年《新青年》接下来讨论的核心话题。
本年度《新青年》，发表胡陈二人的文学革命檄文后，有关语言文学的讨论，基本上转为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白话文学的估价。此前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已对“活文学”多所追认，此时正面系统立论，发为《历史的文学观念论》。[27]本文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作为立论基础，实则这一说法来自王国维。而王国维也其源有自，明代王骥德、清代焦循等都有类似说法。[28]大体上，胡适追溯白话文学，从唐代小诗短词、佛氏讲义，到宋人讲学语录、宋代部分诗词，再到金元戏曲，最后自然落到明清以及近代白话小说。
1917年的《新青年》，8月出满三卷六号后，到年底处于停刊状态。但此期间，实际上酝酿着翌年改行为同人刊物的计划。钱玄同于是开始频频访问“我的朋友周豫才起孟两先生”[29]。本年4月1日，周作人抵京，入住绍兴会馆，亦即鲁迅笔下的S会馆。[30]鲁迅是此前一年，亦即1916年5月6日，迁居此间的“补树书屋”。[31]半个世纪后，周作人回忆其时情景：
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茀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大概许君是用了民报社时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这么说的吧，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我那时也是写古文的……[32]
周作人日记里，有随后购买《新青年》的记录，[33]但就兄弟二人的感觉，是既“没有什么谬”，又“并不怎么对”。换句话说，是既无附和的冲动，也没有驳斥的价值。周作人言“我那时也是写古文的”，实则兄弟二人，除最早期鲁迅翻译凡尔纳时试用过白话外，从来都是文言写作。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曾经考虑过改行白话。
周作人到京三个月后，7月1日，张勋复辟。那天是星期日，“鲁迅起来得相当的早，预备往琉璃厂去……听到的时候大家感到满身的不愉快”[34]。按周的说法，这一事件对于他们接下来的行动，是关键的触媒：
经过那一次事件的刺激，和以后的种种考虑，这才翻然改变过来，觉得中国很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光只是“文学革命”实在不够，虽然表现的文字改革自然是联带的应当做到的事，不过不是主要的目的罢了。[35]
由此可以见出，周氏兄弟加入《新青年》并非追随胡适、陈独秀的主张，而有着自己另外的独立关怀。固然，此时他们同意“文字改革”，但参与“文学革命”背后的动因却是“思想革命”。所接续是十年前兄弟在东京的工作思路，此时再作冯妇，二度发动。
其实，鲁迅的《呐喊》“自序”也是这样的叙述逻辑，全文分为两大部分，从《新生》的失败直接跳到金心异为《新青年》约稿。据周作人日记，钱玄同来绍兴会馆，8月份三次，分别是9日、17日、27日，其后每月一次。周则在9月7日开始“录北美评论（第七一七）中《ドストエフスキ論》”，9月18日完成《古诗今译》，均是为《新青年》而作。[36]
1918年1月周作人开始在《新青年》发稿，他在《新青年》上的亮相之作，是译品《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挑选的因由，盖乃独重于陀氏对卑微人物的“深微广大的心理研究”，在小说中体现出“非常明显的现代性”，[37]可谓眼光独具。这其实已经可见他对文学的旨趣所在，与胡陈之主张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不无差异。陈独秀自不待言，胡适在《甲寅》中翻译了都德的小说，到《新青年》，则因“适识莫泊三为自然派第一钜子”而选译。[38]
虽然钱玄同数月间热情地不断催请，鲁迅似乎确实并非“切迫而不能已于言”[39]，虽然钱玄同数月间不断地热情催请，直到5月才出手《狂人日记》——这无疑也是“思想革命”的文学表达。至8月开始大量写作“随感录”，则于“故事”之外，直接针对“时事”发言。而尽管小说的水平更加让人惊异，但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直接的议论。
本年《新青年》上的诗作全体改行白话，诸多同人都用自由体作诗，显然是出于胡适的组织。这已经不是俗字俗语入诗的语言问题，却是在文体上打破一切束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至于理论上的进一步整理，发表于四卷四号《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这篇论文对于文学史的判断，较以前无甚变化，也依然不无错误地将文言与白话，类比于欧洲的拉丁文和各国国语。并将“八事”整合成“一半消极一半积极”的四条：“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功用，就胡适的角度，是提出正面的建设主张，用来替换《文学改良刍议》以及《文学革命论》的破坏主张。而其“唯一在宗旨”，便在于“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40]。就中的关键，其实就是“国语”替代了“白话”。由此将文学语言的变革依托，从口语转入了共同语。[41]
“国语”的观念早在二十世纪初年就已传入中国，民元以后的“国语运动”自成脉络。[42]而《新青年》共同体内部，是陈独秀首先提及。在胡适就《文学革命论》发表感想的通信之末，独秀答语中声称“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之正宗，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馀地”，之后解释说“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吾辈实无馀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43]。
钱玄同作为语言学家，“国语”问题自是本色当行。三卷六号他声称从此开始用白话作文，并议论到“标准国语”：“这个‘标准国语’，一定是要由我们提倡白话的人实地研究‘尝试’，才能制定。”[44]由此可知，“国语”和“白话”在钱玄同那儿是截然有别的不同概念。如其《尝试集序》所言，白话“没有一定的标准”，“各人所用的白话不能相同，方言不能尽祛”，但对于文学的“传神”是有好处的；而国语“应该折衷于白话文言之间，做成一种‘言文一致’的合法语言”。
就学理的层面，钱玄同的区分是正确的。所谓白话，是自然语言，传于口耳；而共同语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具有强制的标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受这一思路启发，但胡适完全不可能认同“做白话韵文，和制定国语，是两个问题”[45]。在很大程度上，他直接混用并等同了两个概念，“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要使国语成为‘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有标准的国语。”[46]
从《文学改良刍议》到《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再到《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以自己为中心，整合各种意见，主导着讨论向他希望的方向推进。但作为主要讨论阵地的“通信”栏，尤其作为主要讨论对象的钱玄同，就胡适的角度，似乎逐渐进入失控的状态。钱玄同越来越多地陷入世界语的话题中，包办着各方寄来有关世界语函件的答复，挤占版面。胡适的话语主导权，有边缘化的趋势。而且就钱玄同的逻辑，白话文学也好，国语文学也好，都不过是世界语这一终极目标的初始过渡品，所担负无非是为世界语的实现廓清历史渣滓的使命。
钱玄同持论一向有极端的特点。早年在章太炎门下，服膺老师的理论，务求复古至于其极。据周作人回忆，玄同在民报社听讲《说文》，“有时便留下不走”，与太炎“彻夜谈论文字问题”，逼得他“承认写字非用篆字不可”。[47]在章门弟子中，可谓极右派。而入民国后，却一变而崇拜章太炎最为讨厌并斗争一生的吴稚晖，对其世界语主张五体投地，一举跳转成极左派。[48]自然，这并不奇怪，极左极右，左右并不要紧，关键“极”是一种思维和逻辑方式，因而翻转是不困难的。
钱玄同
晚清文字语言改革思路，大体有几个方向：一是改用白话，或允许汉字注音，这是汉字汉语均保留；二是拼音化，用罗马字母或假名等等，这是废汉字不废汉语；三是认为未来世界必定大同，率先使用世界语可一举领先欧洲，这是汉字汉语均废。
就世界语这个问题，胡适和陈独秀虽也表明意见，但都是不愿将此问题扩大的态度。在当时的情境下，世界主义的高蹈理想，以及进化“公例”，是他们格于立场都难以否定的前提。因而陈独秀主张“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作为折衷调停方案。至于胡适，在承认“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之馀，特别强调“凡事有个进行次序”，“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49]。这是策略性地希望将讨论的话题扭转回他主导的白话问题上。
不过，事情发展很难如他们所愿。不像白话或国语，是个边界模糊的概念，有着足够的弹性。再加上胡适个性善于调和，能够维持同人的讨论。而是否采用世界语，是个刚性的问题，事涉信仰，非此即彼。于是，1918年的通信栏上，有关世界语的讨论越来越多，各地主张世界语者的来信，以及钱玄同的答复占据着庞大的篇幅，几乎将陈独秀胡适挤到了一边。后来又有原和胡适争论的留美学生介入，可谓人声鼎沸。
最终同人间爆发了意气之争。陶孟和始终反对Esperanto，却不断有来信指名辩论，终于弄得他不耐烦起来，声明最后一次答复。他的出发点，是有感于大量青年浪费生命学这无用的语言，不过没有陈胡的虚与委蛇，直言“白话文字犹今之活言语，而世界语始有若钱玄同先生所称之‘谬种’也”。
这话显然刺痛了钱玄同，加上此前陶孟和“未曾学过外国语者，不能示以外国语中的新天地”这样的过头话，也被只懂日文的钱玄同联想到自己身上。这有可能造成同人分裂的局面，使得陈胡不得不出来止息。独秀表示这个问题已到“说闲话闹闲气的地步”，他要退出讨论。胡适自认“中立国”，宣告“讨论终止”。只是随即玄同毫不客气地揭露，“适之先生对于Esperanto，也是不甚赞成的”，并表示要去寻找新的同志，“如刘半农唐俟周启明沈尹默诸先生”。
被指认为“不反对”的唐俟，[50]极为罕见地在《新青年》通信栏中露面，刊发了题为《渡河与引路》的公开函，表明对于Esperanto，“固不反对，但也不愿讨论”。随后议论道：
但我还有一个意见，以为学Esperanto是一件事，学Esperanto的精神，又是一件事。——白话文学也是如此。——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才从“四目仓圣”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脚下跪倒；无非反对人类进步的时候，从前是说no，现在是说ne；[51]从前写作“咈哉”，现在写作“不行”罢了。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Esperanto，尚在其次；至于辨难驳诘，更可一笔勾消。[52]
寥寥数语，可见出周氏兄弟加入《新青年》集团的用心。1918年开始，《新青年》中的文章几乎全用白话写作，至少在同人内部，“工具”统一了。周氏兄弟自居“客员”的边缘位置，鲁迅人不在北大，诸事均通过弟弟，更是边缘的边缘。对于“白话文学”，他们是自然是赞成的，Esperanto也不反对，[53]但从不介入有关讨论，因其发愤于斯役，目的全在“改良思想”。
在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文学革命首先是他的工具革命，亦即“活的文学”。“第二个作战口号”则是“人的文学”，这部分篇幅很小，且是从他的《易卜生主义》开始叙述的。[54]易卜生是二十世纪初年被关注的有特殊意义的作家，而关注长期集中于他中期的“社会剧”，显然是中国人从“问题”中得到了共鸣。早在1908年《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中，伊孛生或译伊勃生就是“摩罗诗人”谱系中的一员，鲁迅尤属意于富有尼采气的《社会之敌》又译《民敌》一剧。[55]据周作人说，鲁迅“那时最喜欢伊勃生的著作”[56]。国内搬演易卜生戏剧的实践或始于1914年。[57]而1915年《甲寅》第一卷第十号“通信”中，有胡适《非留学》，是乃他将《留美学生年报》的文章寄来重新发表，结果文稿被章士钊弄丢了，只得将来信登在杂志上，其中言及“思译Ibsen之A Doll’s House或An Enemy of the People”。
留美时期的胡适
1918年《新青年》四卷开始改由同人轮值，六人中胡适分配到了第六号。几个月前，他就筹划“易卜生专号”，前数期广而告之。这也算是实现了多年前的理想。本号中，胡适与罗家伦合译《娜拉》，并撰写《易卜生主义》作为专题的总纲。[58]
《建设理论集》“导言”转述此文大意，说是他认为易卜生所宣传的是“真正纯粹的个人主义”，而写这篇文章是“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我们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公同信仰的‘健全的个人主义’”[59]。
这显然是做了太过度的发挥。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的用词是“为我主义”。但该文的中心并不在于此，虽然也谈及“发展个人的个性”，但总体是在提倡“写实派的文学”，反对“盲目的理想派的文学”，即所谓“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
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60]
这所谓让人看完戏，就去进行家庭社会“维新革命”的教化功能，本质上还是未脱梁启超“改良群治”一类的路数。至于提倡“写实主义”，是陈独秀一向的主张，也是《新青年》同人共有的倾向。胡适以此为“人的文学”主张的起源，实则只是一篇徒有“主义”口号的较为完善的易卜生介绍。
“思想革命”是《新青年》一直有的线索，《社告》所谓“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61]一年之后，陈独秀形成最后决断，以“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直指“儒者三纲之说”，[62]“教忠、教孝、教从，非皆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道德、阶级尊卑之制度、三纲之实质也耶。”[63]
陈独秀的批判，集中在“三纲”中“君为臣纲”，所谓“教忠”的向度，寄望于培养未来民族国家的合格国民。而到1918年同人刊物时期，则首先转为针对“夫为妻纲”所谓“教从”一面，这由周作人翻译与谢野晶子《贞操论》、胡适《贞操问题》、鲁迅《我之节烈观》，一组相关的文章构成。《贞操论》主要讨论两个问题：贞操与道德有什么关系；贞操是对于女子单方面的要求还是男女双方都应该恪守。[64]胡适在《贞操问题》中呼应《贞操论》，以为“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种态度；乃是双方交互的道德”，并慨叹“我们的中华民国居然还有什么《褒扬条例》”。而具体论述则涉及寡妇再嫁、烈妇殉夫、贞女烈女诸问题。[65]《我之节烈观》针对一致，却是鲁迅特有的文风，层层设问，层层驳难，揭发其“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呼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66]。
至于“父为子纲”的“教孝”，鲁迅涉入“随感录”栏目的第一篇，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所谓“‘人’之父”，以为“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67]。而后来作为《我之节烈观》姊妹篇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动念于“想研究如何改革家庭”，而且“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核心却是批判“中国的旧见解”：“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从这个思路出发，他倒转旧伦常，呼吁“觉醒的人”“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68]。
鲁迅之于《新青年》，自我位置感觉非常特殊。与胡适引导话题、主持风会不同，他并不主动介入讨论，似乎只是在不得已时才发言，所谓“仍不免呐喊几声”[69]，确实是写实。而与乃弟周作人，虽然主张一致，但他的文章，基本没有直接议论到语言文学，而是针对社会和思想问题发言。其实即便他那时期不多的几篇小说，也都可以看成讨论思想问题的特殊文体的文本。因而，将伦理问题与文学相关联起来的使命，就落到周作人头上，即发表于《新青年》五卷六号上的《人的文学》。其开宗明义言：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新旧这名称，本来狠不妥当……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70]
此处重新定义了“新文学”，而且隐含着对“新文学”这一提法的异议，即于“思想”而言，判定标准只能是“是非”，而不能是“新旧”。也就是说，“新”未必“是”，而“旧”也不一定“非”。以白话代文言，只是“新旧”更替，忽略了“是非”。在周作人看来，胡适奉为圭臬的《水浒》《三国》《西游》之类的“通俗行远之文学”[71]，恰恰是大有问题的。《人的文学》列出十类“非人的文学”：
（一）色情狂的淫书类
（二）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榜》《西游记》等）
（三）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
（四）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
（五）奴隶书类（甲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与夫）
（六）强盗书类（《水浒》《七侠五义》《施公案》等）
（七）才子佳人书类（《三笑姻缘》等）
（八）下等谐谑书类（《笑林广记》等）
（九）黑幕类[72]
其中例举的十部古典小说，《水浒传》《西游记》赫然在列。而只有第四类的《聊斋志异》和《子不语》是文言，其他均是白话小说。以此可见出其与胡适路线的根本差异。其实就在五年前，周作人写过一篇《小说与社会》，言及“若在方来，……当易俗语而为文言，勿复执着社会，使艺术之境萧然独立”。盖因历史上的白话文学，在周作人看来，从“思想”层面都是有“缺限”的。[73]
《人的文学》的“人”，指的是人道主义，而且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周作人的主张，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因此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在他那儿基本上都是首当其冲的“非人的文学”，不能以其白话而赦免甚至推崇。周作人并举例，“譬如两性的爱……其次如亲子的爱”[74]，与鲁迅之前《我之节烈观》、之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正形成话题呼应。他并不觉得此前有关“文字形式”，即所谓“工具”问题的讨论有多重要。而致力于区分“人的文学”和“非人的文学”，把《新青年》同人一系列伦理革命的主张，作为“人的道德”，来界定“新文学”的性质。
1918年底，陈独秀另创办《每周评论》，翌年1月，北大学生主办的《新潮》创刊，新思想阵营日渐热闹。《每周评论》出现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新青年》成为同人杂志后，日益集中于思想文化问题的讨论，而大大挤压了陈独秀最为关心的现实政治问题。新办刊物，稿源是首当其冲的事情，陈独秀此后只为《每周评论》作“随感录”，而在《新青年》这一栏目中消失，显是因为无法两顾。自然，原来《新青年》的作者也成为新杂志的约稿对象，周作人好说话，写作出产稳定，是上佳的人选。再加上此时《新青年》开始脱期，且日渐严重。刊发《人的文学》的五卷六号，连同此前一号，本应11月和12月中出刊，结果都拖到翌年1月。而这个月应该出刊的六卷一号，则拖到了3月。诸多原因，使得周作人延续《人的文学》的系统论述，挪移到《每周评论》上。
《每周评论》创刊号
《人的文学》写就不到半个月，周作人又作《平民文学》，却是针对陈独秀等人的说法，即认为“古文多是贵族的文学，白话多是平民的文学”，只要是白话，就是“活文学”，天然优于文言的“死文学”。周作人以为并不尽然，从“文字的形势[式]上，是不能定出区别的”。而应该从“文学的精神”加以划分，即“普遍与否，真挚与否的区别”。因此，“平民文学决不当是通俗文学”；“平民文学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原先陈胡等人有关古典白话小说的讨论，言人人殊，而周作人按他自己重建“平民文学”的标准，“只有《红楼梦》要算最好……因为他能写出中国家庭中的喜剧悲剧，到了现在，情形依旧不改，所以耐人研究。”[75]除此之外，“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76]。
几个月后的《思想革命》，又从另一角度论述，目的仍然是对胡适等人的主张，予以纠偏：
我们反对古文[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别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如今废去古文，将这表现荒谬思想的专用器具撤去，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但他们心里的思想，恐怕终于不能一时变过……不过从前是用古文，此刻用了白话罢了。话虽容易懂了，思想却仍然荒谬，仍然有害。
中国怀着荒谬思想的人，虽然平时发表他的荒谬思想，必用所谓古文，不用白话，但他们嘴里原是无一不说白话的。所以如白话通行，而荒谬思想不去，仍然未可乐观……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就是改学了德文或世界语，也未尝不可以拿来做“黑幕”，讲忠孝节烈，发表他们的荒谬思想。……所以我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
其中使用的例子，如“用从前做过《圣谕广训直解》的办法，也可以用了支离的白话，来讲古怪的纲常名教。他们还讲三纲，却叫做‘三条索子’，说‘老子是儿子的索子，丈夫是妻子的索子’。又或仍讲复辟，却叫做‘皇帝回任’”[77]，与鲁迅《渡河与引路》同一修辞方式。自然，得出的也是与鲁迅“改良思想，是第一事”同样的结论。
周作人警惕无原则提倡白话，而忽视白话原也只是载具，白话风行而思想依旧。鲁迅的神经，更敏感于文言即便成为“落水狗”，爬上岸来仍要咬人。在他看来，白话固然可以承载旧思想，但文言无疑更是旧思想的载具。半年后在“随感录”中，痛斥反对白话者“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殭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斯为“现在的屠杀者”，因为“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78]。
胡适曾将《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作为他文学革命的三项基本文献。如果以此比照的话，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也可看作类似的文件。胡、周作为“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的核心主张者，由同人公认到世所共知。笼统地说，后者是在默认前者最底层主张并以之为前提的基础上，否定性地提出另外的理论。但正因具备白话或国语这一前提，就为二者相合提供了条件，并被整理成文学革命的全体叙述。
但这样的并列对举，胡适似乎并不以为然。十多年后，他追叙早在1916年2、3 月间，就已“澈底想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79]因而“回国之后，决心把一切枝叶的主张全抛开，只认定这一个中心的文学工具革命论是我们作战的‘四十二生的大炮’”。这一先知形象的自我指认，使得纠结复杂的历史过程，变成了清澈简洁的因果关系。自然，作为结论，他裁断“这一次文学革命的主要意义实在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80]
《思想革命》刊发于1919年3月，此时，林蔡之争风起；5月，五四运动爆发，新思想阵营的注意力被大量分散。6月8日的《每周评论》上，陈独秀发表“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以为声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81]6月11日他被捕，《每周评论》由同人们支撑，直到8月31日被政府封禁。9月16日陈独秀“出了监狱”，却再也无法“入研究室”了。他离开北大，带来了《新青年》的归属问题，同人集团逐渐分裂。[82]
当事者应该都感到了筵席将散，1919年底1920年初，不约而同地发表带有总结意味的文章。善于提出纲领的胡适刊出《新思潮的意义》，此文引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是一种“评判的态度”，并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83]作为未来努力的概图。周作人则有演讲《新文学的要求》，总结自己的主张，所谓“正当的解说，是仍以文艺为究极的目的；但在文艺应当通过了著者的情思，与人生有接触”，调和“艺术派”和“人生派”而成“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84]。至于陈独秀，此时要告别文化运动，奔赴政治场域去了，《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对老朋友们放言一快——“本志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并警告“白话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85]
鲁迅摄于1925年
至于鲁迅，正如《娜拉走后怎样》所言，娜拉出走了，幕布拉下，但这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问题刚刚开始。[86]而眼前所看到的，是“《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87]，由此他彷徨无地而上下求索。不过倘从另一面看，正如他《渡河与引路》所言：
然问将来何以必有一种人类共通的言语，却不能拿出确凿证据。说将来必不能有的，也是如此。所以全无讨论的必要；只能各依自己所信的做去就是了。[88]
“原来同一战阵中的伙伴”，固然走散。但也不过是“各依自己所信的做去”罢了。
注释：
[1]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1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2]独秀：《答适之》（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之“附录”），《科学与人生观》，第40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3]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17页。
[4]英费尔德：《回忆爱因斯坦》，赵中立、许良英编译《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第221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
[5]《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第12册，1916年8月21日记，无页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此后胡适《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尝试集〉自序》（《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及排印本《胡适留学日记》（卷十四“文学革命八条件”条，《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第399—400页，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皆曾征引，惟字句小有出入。
[6]1916年9月15日江亢虎致胡适信，《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5册，第12—16页，黄山书社1994年版。
[7]《通信》之胡适致独秀及独秀答复，《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
[8]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
[9]方苞：《又书货殖传后》：“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方望溪先生文集》卷二“读子史”，叶二十上，四部丛刊景咸丰元年戴钧衡刊本。
[10]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原集三序》，叶三上。
[11]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
[12]《通信》之胡适致独秀及独秀答复，《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
[13]《通信》之独秀答曾毅，《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
[14]今可见有《神州日报》1911年2月6日、3月13日、3月19日连载。署“仲”者，1912年3月9日《民立报》章士钊《秋桐杂记》云：“予别陈仲甫六年矣。避地英伦时，曾见《神州日报》载有‘欧洲文学’一首，予决为仲甫之作。”随后就见到陈独秀。而该记未言独秀否认此文，则士钊猜测应无误。又有署“僇”者，系当时《神州日报》和《民立报》主笔王钟麒，自号天僇、天僇生、僇民等。参邓百意：《王钟麒笔名与著述考》，《中国文学研究》第2期，2014年。
[15]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15日。又，本文引裴利西《现代文学之运动》，按Georges Pellissier（1852—1918）系Janson-de-Sailly中学教师，教授修辞学，而多有法国文学方面的著述，陈独秀所引出自1901年出版的Le mouvement littéraire contemporain。裴利西对自然主义怀有异议，认为十九世纪最后20年，没有一种流派能够一统天下，心理主义（psychologism）和象征主义（symbolism）都割据一方。
[16]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17]《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一“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条，1915年8月26日记，《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第207—210页。
[18]参席云舒《文学革命的序曲——论胡适的〈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
[19]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20]《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二“吾国文学三大病”条，《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第315—316页。
[21]1922年8月27日闻一多在致清华文学会友人的英文信中指出胡适的“八不主义”并非独创，受到Amy Lowell代表的意象派的影响，参《闻一多年谱长编》上卷，第182—183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同样留美且娴于文学的叶公超亦于1933年致信胡适，询问其“一九一五年前后曾经受过多少美国当时Imagist movement的影响”，见《叶恭绰、叶公超致胡适信十八通》，程既朱、韦昭整理，https://mp.weixin.qq.com/s/AQ_ICrrcA72y0lURW57PpQ（2023年2月26日访问）。Achilles Fang (方志彤), “From Imagism to Whitmanism in Recent Chinese Poetry,” in Indiana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Oriental-Western Literary Relations, Horst Franz and G. L. Anderson, e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ia Press, 1955), p. 177-189，参奚密《现代汉诗：1917年来的理论与实践》，第77—79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22]沈永宝：《论胡适“文学革命八事”以南社为背景》，《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23]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18页。
[24]《通信》之钱玄同致独秀，《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25]《通信》之钱玄同致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
[26]《通信》之独秀答常乃惪、答陈丹崖，《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27]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28]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王国维遗书》第15册，无页码，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王骥德：《古杂剧序》，《王骥德曲律》，第33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焦循：《易馀籥录》卷十五，第125—126页，辽宁出版社2004年版。参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第一章“导论：文学革命与文类形构”，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9]《通信》之钱玄同致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
[30]《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662页，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
[31]同日鲁迅日记，《鲁迅全集》第15卷，第2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药堂谈往）（手稿本）》“一一五 蔡孑民二”，第266页，牛津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33]周作人日记中购读《新青年》的记录，有1917年4月20日（3卷1号），8月3日（3卷2、3号）、14日（3卷4号），9月3日（当为3卷5号）。3卷6号则是在北大图书馆借阅的（10月6日），此时他已开始为该刊供稿。《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666—699页。
[34]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药堂谈往）（手稿本）》“一一二 复辟前后二”，第260页。
[35]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药堂谈往）（手稿本）》“一一五 蔡孑民二”，第267页。
[36]《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686—695页。
[37]周作人译《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新青年》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
[38]《柏林之围》，都德著，《甲寅》1914年11月10日第1卷第4号；《二渔夫》，莫泊三著，《新青年》1917年3月1日第3卷第1号；《梅吕哀》，莫泊三著，《新青年》1917年4月1日第3卷第2号。
[39]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41页。
[40]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41]参看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第210—2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2]相关较新研究参黄兴涛、黄娟《清末“国语”的概念转换与国家通用语的最初构建》，《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6期。
[43]《通信》之独秀答胡适，《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44]《通信》之钱玄同致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
[45]《钱玄同：《尝试集序》，《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
[46]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47]周作人：《钱玄同与〈章氏丛书〉》，《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第679页，原载《亦报》1950年1月28日，署名鹤生。
[48]钱玄同对吴稚晖的态度转变过程，参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第七章“新文学家的游戏笔墨”，第219—22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
[49]《通信》“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致独秀之独秀、适附言，《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50]《通信》“论Esperanto”之陶履恭答区声白信，孙国璋致独秀之独秀、适、玄同附言，《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51]“ne”原刊作“no”，据《鲁迅全集》改，见第7卷第37页。
[52]《通信》“渡河与引路”唐俟致玄同，《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实为1919年1月）。
[53]关于《新青年》上围绕世界语的讨论及其背景，参季剑青《语言方案、历史意识与新文化的形成——清末民初语言改革运动中的世界语》，《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1期。
[54]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28—29页。
[55]鲁迅：《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52—56、81页。前文原载《河南》第7号，1908年8月，署名迅行；后文原载《河南》第2、3号，1908年2、3月，署名令飞。
[56]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第三分 鲁迅在东京”“二五 看戏”，第377页，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版。
[57]予倩（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三）：春柳剧场》，《戏剧》第1卷第4期，1929年。
[58]罗家伦、胡适译《娜拉（A Doll’s House）》，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
[59]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28页。
[60]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
[61]《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62]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
[63]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1日。
[64]日本与谢野晶子著、周作人译《贞操论》，《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65]胡适：《贞操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
[66]唐俟（鲁迅）：《我之节烈观》，《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67]唐俟（鲁迅）：《随感录（二五）》，《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15日。
[68]唐俟（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
[69]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41页。
[70]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实为1919年1月）。
[71]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72]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12月15日（实为1919年1月）第5卷第6号。
[73]《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8）》，第157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原载《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5号，1914年2月20日，署名启明。
[74]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实为1919年1月）。
[75]仲密（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第5号，1919年1月19日。
[76]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实为1919年1月）。
[77]仲密（周作人）：《思想革命》，《每周评论》第11号，1919年3月2日。
[78]唐俟（鲁迅）：《随感录（五七）现在的屠杀者》，《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79]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9页
[80]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22、31页。
[81]只眼（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又，6月29日第28号“随感录”上，胡适以“适”为署名发表同题文，以为声援。
[82]参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耿云志《〈新青年〉同人分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细节》，《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83]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84]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一月六日在北京少年学会讲演）》，《晨报》1920年1月8日。
[85]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86]《鲁迅全集》第1卷，第165—171页。
[87]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9页。
[88]《通信》“渡河与引路”唐俟致玄同，《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实为1919年1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