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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孙郁:“以人作笔”
来源:解放日报 | 孙郁   2023年09月14日08:08

对文学史颇有研究的赵园先生曾说,她平时不太看同行学者的文章,倒是对于画论、诗人随笔更感兴趣。我觉得这种感觉,大约是对学院派失望的姿态,无法从书斋里的学者的表述中受到启示的缘故。尼采当年说喜欢读血写的书,讲的也是类似的道理,因为那里有旧的笔墨所没有的气象。人们之所以推崇非书斋气的文章,可能是审美中有超常的思维在,一定程度冒犯了平庸的思维。诗人与画家往往有一种前卫性的东西,他们的书写带出许多未被体察的生命之悟,超常里有跨越语言的意象在。

我过去翻看诗人冯至的《山水》,觉得他的散文比他的诗歌要好,寂寞的词语里流动着大地的血脉,里尔克式的冥想化为了汉语的格式。后来他写小说《伍子胥》,诗性的流水淹没了一切,好似也读出哲学家的味道来。这种感受,说明诗化文体能给人带来妙趣。记得有一年偶然读到木心纪念兰波的文章,很是意外,那文章直逼法兰西绿丛里的精灵,天地之门被打开了。后来才知道木心也是一位诗人,他的随笔就不像一般作家那样有板有眼,跳跃中风情漫漫、杂趣种种。诗人写文章,是不拘一格的,看似随意点笔,漫不经心,整体感是带着韵律的,词语间藏着一些深意。他们在语句里避免与陈词相遇,以陌生的方式置换了汉语的语法,句子与句子、词与词以翻转的方式重新组合,颠覆了世俗性的表达。回想一下巴别尔、博尔赫斯的写作,也是有几分这样的气味的。

绿原先生在晚年被注意到的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那些散文与随笔。他写人物,叹历史,道世情,一如其诗歌一般是血液的喷吐,心绪是宽广的。我记得诗人写自己的友人胡风、阿垅和路翎,画面是伴着旋律的,而沉入时光深处的幽思汩汩地从感知的阀门中流出,处处可感到那思想的爽意。他好像也深受歌德、里尔克的影响,在什么地方也有着批评家的特点,没有幽闭般的自语,章法中是大地江河般的纵横驰骋。与他相似的牛汉、邵燕祥等,写诗之余,都有不错的文章传世。他们在读书札记类的字里行间,依然做着诗歌里没有做过的词语实验,即建立一种现代性意味的表达形式。所以,读诗人的散文作品,会发现对于旧式文章突围性的风声。

多年前,王家新先生送我一本随笔集《为凤凰找寻栖所》,里面的文章都像他的诗歌一般,纯然的感受中多了向流俗挑战的神色。王家新是翻译家,也是诗人,他译介的策兰、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都是与他自己的生活环境全然不同的人,而思想是从特有的词语里诞生的。翻译这些域外诗人的作品,也是在寻找汉语的另一种空间。所以,那异质的格式也传染给了他,由此也读出海德格尔以来的哲学妙悟。只是王家新没有向哲学的世界挺进,专心于诗学里的逆俗意识,文章显然是在域外诗论基础上延续的。我对于他散文的印象深于他的诗歌,看他写域外访学的随笔、谈策兰的札记,都神灵飞动,将平淡的文学水面打破了。诗人西川将这类写作看成汉语的重新自我定位,看来许多诗人持的是相近的态度。

我年轻时读到荷尔德林谈论希腊哲学的文章,难忘的是这位诗人的哲学感觉。诗人和哲学家有时候思考的是相近的问题,除了形而上的那一面,其实也存在母语自身更新的实验。高明的哲学家都不用被污染的语言说话,而是从日常里看到人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东西。所以,许多诗人最后都不自觉地向着思想史和哲学史里的难点靠近,以自己独创的表达与古人对话。荷尔德林在论《安提戈涅》的时候说:“心灵为了至上的觉悟而回避意识,在当下之神真正攫住它之前,以大胆的、往往甚至是渎神的言辞对待神,从而保持精神的神圣而生动的可能性。”这已经越过语言,指向了生命的幽微之所,他的表述也暗示了有比诗句更为重要的东西存在。

诗人何向阳有一本随笔集《澡雪春秋》,在体例上是另一种选择,讨论的是古文化的几个代表人物。她的写法与一般的诗人笔记又有所不同,诗人腔被抑制了,旧调在杂感般的叙事里消失。或许受到《且介亭杂文》的启示,要弥合职业感带来的缝隙。她以散步的方式,言及古老文脉的几个重要人物,谈儒、道、侠、释等,并不求逻辑性的表述,走笔中追求的是杂文体的交融,力求在顿悟、冥想、诗意中寻觅思想的本然之气。自然,这也是和古人的一种交流,思绪是敞开的。看惯了学院派的表述后,觉得这种写作不是在追求整体性和系统性,而是让语言的碎片折射数种灵光,录下生命体验的瞬间的图示,在品味、凝视、追问中,靠近那些远去的灵魂。史铁生生前写存在与虚无的时候,用的也是诗化的笔法,这些更接近于形而上的高地,逻辑性的盘诘消失的时候,思想也成了诗。

但是,中国的儒、道文化多流于文字之间,如何行路、如何创造新式生活,士大夫留下的经验多是单薄的。比言说要灵动的,是人的生活质量的提升,《澡雪春秋》最为推崇的是超越语言的人的行为。即从现实的越格的选择里,达到人的真的境界。这里,还有着比语言更为重要的选择,即“以人作笔”的写作。作者借着对古人的描述,写了这样一段话:“对于侠来说,儒、道的述而不作最后走到了他自己的反面,连篇累牍的著述方式没有继承它起点时不写的精神,‘注’的风气很是旺盛,而且在这一文化中重新找到了对这一方式或说是背叛的认同,要不,就是那起源时的不言的方式与立言的内涵相脱节的虚伪性所致;侠却一直是真正意义的书写者姿态,以人作笔的书写,省略了纸墨,跃过了语言……”

这道出了语言之外的另一层境界,即生命书写的意义。按照此观点,许多言辞漂亮、带有文章家气质的人,未必比改造社会的实践者更有眼光。想想历史上的钱谦益、周作人,还有大名鼎鼎的海德格尔,他们在词语上造诣非凡,而人格上不免存在缺陷。倒是嵇康、杜甫、拜伦这类人物,在精神上给我们以无形的冲击力。凡是改变人类思想路向的思想者,都是在流行语之外展开自己的思考者。晚清章太炎的非凡之处,大约就是对“述”的超越。章太炎曾经用庄子的思想解释佛学,那都是感到了言者之虚和虚者难言的一面,说起来是体悟深深的。章太炎的学生中,鲁迅是得老师的要义的,他不仅仅是思想者,也是伟大的行动者。行动的逆俗和献身精神,比坐而论道的意义更深。中国的诗人多矣,而我们念念不忘的常常是屈原式的殉道者,他们生命的本身有着最为亮眼的思想之光,不仅仅创造了表达的奇迹,也显示了生命轨迹的不凡。像他们那样在荆棘中走来走去的人,言之也深,行之亦远,言行如一,确为难得的“以人作笔”的书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