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云波：与李国文先生的书缘
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迄今23年了，编辑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李国文先生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李先生是当代小说家，我所在部门是古典文学编辑室，似乎有些不搭。但那时，李先生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古代文人遭际的文章，时任副总编辑的管士光老师提议可以汇集成书，请时任编辑部副主任的周绚隆老师具体联系。2001年9月7日我拿到了稿子开始审阅，2002年4月出版。书出版了，可李先生仍不断在写这个话题的文章，加上这本书出版后反响很好，我们补进新写的6篇，在2003年3月出版了增订本。为了把这本书做得更吸引读者，我又四处搜罗相关的人物画像、书画作品等，做出了插图增补本（删去原附录7篇，增加新写7篇），在2004年12月出版。
有人把李先生比作常青树，到老笔耕不辍，而且他把笔触探进古代文史的海洋，他在历史散文随笔方面的创作数量超过了小说创作。2011年，李先生同意《李国文文集》在我社出版，建议放在古典文学编辑室出，可能考虑到文集的一半多与古代文史有关。前7卷8册小说部分由周老师责编，后10卷（第8卷至第17卷）散文、随笔部分由我来责编。文集所收都是出版过的，我们删去重复，重新编排，又尽量把可以查核的部分进行了一定的核实，确保图书质量再上一个台阶。这个文集为将来编辑全集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编辑文集，让我更大范围地了解了李先生创作的实绩，感受到他思想的睿智、情感的淳朴、文风的率真。文集17卷18册在2012年3月正式出版。李先生非常高兴，当我们送几箱子样书到他家时，他乐呵呵地给我们签名留念。
2017年6月我们又出版了《李国文评注酉阳杂俎》，我参与了复审。我们笑着说，李先生要向专业进军了。前边的历史随笔，是“六经注我”，古代文史典籍中的材料为我所驱遣，以吐我之所思所想；这本书就是“我注六经”，以《酉阳杂俎》为主体，我来加以评注，让这本书走出学术研究的高阁，使更多的读者读到它。当然，评注不同于一般研究学者的路数，而是能够突破古今，风格犀利大胆。
这三种书，《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是李先生从小说创作转向历史散文随笔结集的分水岭，《文集》是首次著作大汇集，《李国文评注酉阳杂俎》是新的突破。我参与编辑出版李国文先生的著作，贯穿了前后近二十年，非常荣幸，而且在整个过程中，我从李先生身上学到很多。
李先生谦和可亲，似乎开口就笑，自然的笑，发自肺腑的笑，很能缓冲年轻人的拘谨。他是著名作家，但是非常和蔼平易，一丝一毫的架子都没有。在2005年3月20日给我的信里写道：“你每次寄样书，包装之完好，任邮局再不负责任，再混账，都完整无缺地到我手中，实在难得。”这是唯一一位夸我包书好的作者，自己的工作受到认可，我感到备受鼓舞。
李先生的书被盗版了，我们预备材料预备予以打击，李先生哈哈一笑，说：“他们也是混口饭吃，也不要太劳累你们自己的精力，不用跟他们太斗气。”李先生的书出版后，反响很好，但也有一位读者写文章批评，我把情况反馈给李先生，一则想宽慰他，一则看是否需要回应一下。他在2003年8月13日的回信说：“一些批评文字，不足挂齿，你驳他，岂不是抬高其身价了吗？”这一方面可见李先生的自信，另一方面也看出他善于守护自己宁静的心境，不会轻易被外界所干扰。这是洞察世情之后的恬淡释然，达到了一种心灵自由。
李先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是深刻的，对于今天我们继承弘扬传统文化，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和提醒。他在批判，同时也有所树立，有所吸纳。他说自己人到老年，“要好好理解《千字文》中，那‘秋收冬藏’的‘藏’字涵意所在”，一切就应该看得淡了，退出闹市，离开喧哗，一杯清茶，闭门读书，信笔涂鸦。我想，这是李先生到了一个人生阶段与传统文化的对话，他的批评反思不仅面对社会、文化，也面向自己的内心。这样的境界，对今天的我们，也是非常珍贵的。
（本文作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古典文学编辑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