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艺博物馆有间曹禺书房
9月24日是曹禺的诞辰。曹禺是我国著名且享誉世界的戏剧家，他的作品打开中国话剧与世界话剧对话的大门。曹禺的社会职务很多，但他最看重的，还是“北京人艺院长”这个职务。
1952年6月12日，42岁的曹禺被任命为北京人艺的首位院长，也是终身院长，一直到他86岁辞世。曹禺的后半生都在为了北京人艺的发展呕心沥血，对北京人艺风格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曹禺珍贵的物品、工作资料也被北京人艺用心地收藏着。
2007年，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是全国第一家展示话剧艺术的博物馆，在全馆的两千余藏品中，曹禺相关的重要藏品近60个，分为信件、创作笔记、讲话稿、书法题词、奖状证书等。
如今，走进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的“曹禺厅”，首先要去的“打卡点”就是曹禺书房。书房空间不大，柔和的灯光营造出岁月的味道，在这里驻足，时光凝聚在过去的某一时刻，参观者仿佛能够和曹禺展开一场关于人生、文学、戏剧的对话。
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的曹禺书房
书籍、戏剧和音乐是成长的基石
1996年12月13日凌晨3点55分，在北京医院的曹禺，于睡梦中辞世。曹禺去世后十多天，剧院工作者拜访了曹禺的妻子李玉茹，表达了对曹禺先生的哀悼，并商量能否收藏部分曹禺曾用过的物品。当时一些与曹禺相关的单位也想收集这些物品，李玉茹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权衡与考虑，决定首先让北京人艺挑选，因为她深知曹禺爱北京人艺，他的生命与人艺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曹禺书房里陈设的书柜、唱片机、办公桌、台灯、茶杯、藤椅以及摞满书柜的书籍和唱片等，均是他生前在木樨地22号楼6门10号的住所时所用的物品。每一件展品都有助于观者触摸到曹禺丰盈的精神世界。
书籍是让曹禺认识世界的第一把钥匙。曹禺小的时候，家里就请了老师，他读的是孔孟之道的书。当他还没有进入中学时，就偷偷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镜花缘》《西游记》。曹禺10岁就学习英语，因此外国文学他也读过一些，给他印象最深的小说是《最后一课》和《鲁宾逊漂流记》。
初中的时候，曹禺正值青春年华，他加入了南开新剧团，开始演剧活动，从此走上了戏剧之路。在戏剧启蒙老师张彭春的指导下，曹禺的表演才华逐渐显露，闻名京津。特别是在易卜生戏剧《娜拉》中饰演女主角娜拉，为曹禺带来极大的声誉。后来张彭春给他一部英文的《易卜生全集》，他视如珍宝，尽管已经演出过易卜生的戏，但还没有读过其全部剧作。当时曹禺还不能熟练地阅读和赏析英文原作，他是翻着字典啃下来的。曹禺曾在《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中写道：“我最初接触外国文学是读林琴南翻译的小说，以后读鲁迅先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这使我大开眼界，耳目一新。我还读了莫泊桑、狄更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屠格涅夫、哈代的许多作品。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第二个使我受到影响的是莎士比亚，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另一个剧作家是契诃夫。美国的奥尼尔，我也得到许多益处。”
曹禺在没有写《雷雨》之前就已经读了几百部中外剧作。在清华大学时，他除了学习英语外，还学德语和俄语、古希腊文、法文等，尽情地从西方戏剧的发展历史中去进行系统的欣赏和琢磨。我们从《雷雨》《日出》《原野》三部作品中可以看出，曹禺把从西方作品中吸收到的精华融会贯通到自己的创作中，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后来，他受契诃夫的影响，又创作了不一样风格的《北京人》。
曹禺书房里这满柜子古今中外的书籍，可以说是曹禺成为伟大戏剧家的基石。
书柜上，摆放着唱片机。除了戏剧和文学，音乐，也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曹禺在南开大学的时候，还迷恋上了音乐。俄国著名的歌唱家夏里亚宾（高尔基的好朋友）到天津一个英租界的礼堂里开独唱音乐会，他倾其所有抢着去买票。来到清华，他对音乐就更喜爱了。
学校有一个军乐队，有着各种乐器，曹禺学过一段巴松管。学校里有很多唱片，曹禺在这里接触到了交响乐。莫扎特、巴赫、贝多芬……慢慢地，他对西洋乐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曹禺在谈起创作《雷雨》的时候曾说：“我在构思中不知什么原因，交响乐总是在耳边响着，它那种层层展开，反复重叠，螺旋上升，不断深入升华的构架，对我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一个戏的结构，绝不是形式，它是一种艺术的感觉，是一个剧作家对人生、对社会特有的感觉。”
《文学季刊》是剧作家的起点
书房左手边的玻璃展柜里，展出了1934年第三期《文学季刊》，这本杂志的第161页，刊登着曹禺的代表作《雷雨》。《雷雨》的问世，奠定了曹禺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地位，标志着中国话剧文学的成熟。
曹禺19岁时便种下了创作《雷雨》的种子，那时候他在天津看到了一些很像繁漪和周朴园的人物，心里酝酿、翻滚着。1930年，曹禺离开南开大学，考入了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他是带着演员的光环进入清华的，当时同学们都在传：“从南开来了一个能演剧的万家宝。”在清华大学，曹禺博览群书，日夜浸泡在图书馆里。曹禺在23岁时完成了《雷雨》这部作品，并把剧本交给了童年的朋友章靳以，那时候靳以是《文学季刊》的主编，巴金是编委之一。
过了大半年时间，巴金从靳以处得知这个剧本后一口气读完，非常激动：“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为它掉了泪。不错，我落了泪，但是落泪以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同时我还觉得有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别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微少的努力。”巴金主张立刻发表《雷雨》，还细心地进行校对和修正。就这样，《雷雨》在靳以、巴金的推动下问世了。曹禺曾说：“我始终感谢巴金和靳以这两位把我引进中国剧作者行列的编辑。”
1934年底，《雷雨》迅速被全国的学校、剧团排演，1935年4月《雷雨》由留日学生戏剧团体——中华话剧同好会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从此引发了日本人士的注目。10月，国内第一个职业话剧演出团体——中国旅行剧团先后在天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演出《雷雨》。值得一提的是，《雷雨》早期演出照片均在曹禺书房展出。
1954年，北京人艺首演《雷雨》，至今已经演出600余场。《雷雨》滋养了北京人艺几代戏剧工作者，也培养了几代人艺观众。
《雷雨》让世界认识了中国戏剧，剧本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中外舞台上创造了近90年经久不衰的演出史。《雷雨》也被广泛地改编为电影、京剧、黄梅戏、芭蕾、现代舞等艺术形式。曹禺书房里这本《文学季刊》，是曹禺成为剧作家的起点。
“再抛心力写明妃”
书房右手边是曹禺的办公桌，也是他日久伏案工作的好伙伴。书桌上摆放着的日历已泛黄，时间永远定格在曹禺去世的那天，他生前一直佩戴多年的眼镜也安静地立在旁边。在书桌上摆放着《王昭君及其故里》一书，这是曹禺为创作话剧《王昭君》所翻阅的资料。
《王昭君》创作时间横跨16年，曹禺为此剧付出了诸多心血，创作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在政协礼堂同文艺界的朋友座谈。一位内蒙古的领导向他反映，蒙古族的男同志要找汉族的对象有些困难，因为汉族姑娘一般不愿嫁给蒙古族小伙子。周总理表示，古时候的王昭君是汉族嫁给少数民族。接着，他对曹禺说：“你就写王昭君吧！”
1961年夏天，曹禺与首都一些著名作家艺术家一道，应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同志的邀请，前往内蒙古参观访问。在这次访问中，他收集了匈奴史迹、昭君传说等资料，许多凝聚着蒙汉两族人民友谊和美好愿望的传说，大大激发了曹禺的想象力和创作《王昭君》的激情。访问中，曹禺还兴致勃勃地与蒙古族儿童摔跤，并学习骑马。他们的访问，被拍成新闻纪录片。田汉在看了曹禺学习骑马的镜头，特意作了一首七律诗送给曹禺：“一边大漠马如飞，青冢黄沙带笔归。为敬全华团结好，再抛心力写明妃。”
1962年曹禺已经写出了第一、二幕，但因接到改写现代题材剧本的任务，不得不停写《王昭君》。曹禺曾经对蓝天野说：“《王昭君》我正写在兴味上，我想把第二幕结一下，把它封存起来。”谁想到一封就是16年。
1978年，68岁高龄的曹禺为了不辜负总理的嘱咐，决心提笔续写《王昭君》。同年7月，曹禺赴新疆体验生活，吴士良（英若诚夫人、曹禺秘书）、女儿万方陪同前往。去边疆访问，使他对蒙古族的习俗、草原风光，有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和体会，对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的印象更加丰满。同年11月，五幕历史剧《王昭君》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茅盾为《王昭君》问世题诗：“当年海上惊雷雨，雾散云开明朗天。阅尽风霜君更健，昭君今进越王篇。”
1979年，《王昭君》公演。北京人艺先后上演了曹禺的9部作品，《王昭君》是他在北京人艺最后一部新创的剧目。
在“曹禺厅”里，还展出了一副珍贵的手稿，是1979年5月曹禺为《王昭君》演出说明书写的前言：“敬爱的周总理生前交给我这个任务，写王昭君的历史剧。我领会周总理的意思，是用这个题材歌颂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在曹禺书房，还有两把老旧的藤椅，关于藤椅还有个小插曲。1988年起，曹禺因肾功能不好，住进了北京医院。之后的8年，曹禺大多时间在医院中度过。住院前，他坐在旧藤椅上写出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
据曹禺住院期间的生活秘书回忆：“有一年，他住家的那栋楼要统一进行室内粉刷，厕所也要装修，以前的老窗户要换成塑钢窗。为了把墙面露出来，我和万方姐一块儿回去收拾，得把家具往屋子的中间挪。家里书多，把书柜书架都压得快散架了。我和万方姐见到老爷子平常坐的藤椅实在是又旧又破，扶手都破烂得不行了，修也没法修，便扔到了楼下的垃圾站。回到医院，我对曹老说家里有的家具快散架了，实在不能用就处理了。他叮嘱我说：‘那藤椅别给我扔了，扔了可惜，修修还能用。’我赶紧赶了回去，在楼下把藤椅给捡了回来，多亏啊，藤椅还放在原处没让人搬走。”
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营造的曹禺书房，将曹禺的戏剧人生都浓缩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