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屠岸先生（1923—2017）在晚年写过《深切的怀念》一文，第一句话即是“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生前，他多次与我说起此番意思，话语中充满着深深情愫。贤者已去，每当想起他，我作为上海后生，心中总充溢着满满的温暖。

屠岸先生原名蒋璧厚，祖籍江苏常州。一九三六年，他跟着父亲第一次来到上海，报考沪上名校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半个月后，同学拿着登有他名字的《申报》给他看，才知道考取了。在地处上海市郊吴家巷的上海中学读完初中第一年，他回到家乡度暑假。不料“七七事变”和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交通受阻，他已无法回到上海中学读书，只得就近转读县立常州中学。但是，抗战烽火连天，日寇飞机大举轰炸常州，学校已放不下安静的课桌。他只得与哥哥妹妹随母亲逃难，一路从汉口到湖北新堤，与父亲会合后，又从广州经香港到上海。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回上海中学的课堂上课。

一九三八年一月，屠岸随家人乘坐苏州号轮进入外滩，见到黄浦江两岸一片废墟，头上是日寇飞机盘旋。心想，祖国山河沦于铁蹄之下，连苏州号轮也要挂英国旗来做掩护，屠岸幼小的心灵感到耻辱，并暗下决心，好好读书，将来报效祖国。

在上海，他赶紧打听上海中学的入学情况，可吴家巷的校址已被日本人占领，学校借用法租界上海美专的教室上课。入学仍要考试，他投考初二下学期，揭榜后方知名列第二名。他为可以回母校继续学业喜出望外。其时上海抗战热情高涨，屠岸与同学创办《烽火》半月刊，他画了两手高举抗日火炬的画作为封面。他课余编印学生刊物，喜欢画画、看电影、听音乐，以及去四马路（今福州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的各种旧书店淘书看书。他的国文、英文成绩突出，这有赖于他每天坚持写日记。他把高中日记拿到南京路大新公司一楼，请一家印务公司装订成合订本，配上烫金的硬封面，很像一本书的样子，题为“一九四〇年日记”。

高中毕业，屠岸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读的是铁道管理系。在这所名校，他结识了地下党，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在八仙桥青年会礼堂，听著名学者、作家沈志远、吴祖光、林汉达演讲。他结识了圣约翰、震旦等名校的文学青年，如成幼殊、吴宗锡等，组成野火诗歌会，编印《野火》诗刊。他曾冒险进入苏北解放区，带回党的文件，出色完成党交办的各项任务，经受住考验，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上海，他还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初恋。

一九四六年，《文汇报》复刊，屠岸把彭斯《我的心呀在高原》的译稿，投给副刊主编唐弢先生，居然很快登出来了。这是他在上海第一次发表译作。在唐弢鼓励下，他的译诗、创作和评论文章，陆续刊出，有一个月，他竟在副刊六次登出作品。之后，他又给靳以主编的上海《大公报》副刊投稿。一九四八年，他在上海出版了第一本译著《鼓声》，这是惠特曼的诗集。上海解放后，他进入华东军管会文艺处，处长是夏衍同志，下面有文学室、美术室、音乐室等，他分配到戏艺室，编辑月刊《戏曲报》。一九五〇年十月，他在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译著《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这是国内第一本莎士比亚诗歌中文单行本。以后由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一版再版，畅销全国。我将旧藏此书的初版本带给屠岸先生过目，他援笔题词道：“韦泱同志购得此书于旧书铺，嘱我签名钤章，乐于从命。”屠岸儒雅谦和的形象，深印于我的脑海。

一九五三年，屠岸结束在上海的生活和工作，奉调首都北京，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月刊的编辑部主任。

一九七八年初冬，新时期文学刚刚开始萌动，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的屠岸，和韦君宜社长一起来上海组稿，很快决定推出孙颙的《冬》，竹林《生活的路》，以及后来定下的天津冯骥才《铺花的歧路》。这其实是一次破冰之旅，人文社有感于文学界沉闷已久，决定以三位青年作者的长篇小说来投石问路，召开全国长篇小说座谈会，以期促使文学春天的尽快到来。

之后，屠岸先生从出版社领导岗位上离休。他几乎每年都要来上海，他说“看看上海新貌，见见上海老友，心里十分踏实高兴”。我很乐意陪他到处走走，留下清晰而愉快的记忆。

九十年代末，屠岸来上海，说想去看望丁景唐先生。我们来到永嘉路慎成里石库门弄堂丁府，慢慢沿着旋转木扶梯，爬上三层楼，在丁景唐卧室、书房兼会客功能的“三合一”旧居里，听他们愉快回忆往事。从地下党学委到文委，他参加丁景唐组织的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这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公开成立的文艺青年团体。先后吸收的会员中有屠岸、袁鹰、成幼殊、戎戈、张香还等，还编辑《文艺学习》期刊，请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作演讲。

二〇〇二年秋，他来到上海，提出去看看王辛笛先生吧。我们就去了，到南京西路近陕西路口，拐进花园公寓内的一幢老式洋房。辛笛先生与女儿王圣思教授已在门口迎候。坐下交谈，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十分投入。辛笛年轻时负笈英伦，熟悉英国文学，尤其是英国诗歌。他俩交流的主要内容，就是济慈诗歌。之前屠岸的译著《济慈诗选》，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列优秀翻译奖榜首。屠岸说得奖既高兴又惭愧，当天没能参加在绍兴举行的颁奖会，正巧在英国访问，就拜谒了济慈故居，并应英国诺丁汉大学邀请，在那里作了《诗歌与诗歌翻译》的演讲报告。在英国六大浪漫主义诗人中，他最喜欢济慈。济慈虽然只活了二十五年，但他在英国诗歌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辛笛表示赞同，说自己也喜欢这位早逝的英国诗人。两人交谈中，不时地插入英语，我听了似懂非懂。但我知道，他们惺惺相惜，是诗歌翻译的知音。

有一个插曲。屠岸在英国演讲结束时，有一位英国女博士对他说：“你主张诗歌翻译对诗歌音韵的表达，而你的演讲和朗诵，对英语掌握得如此娴熟，令我惊喜！”她不知道，屠岸在中学时代，就在上海的牛津英语夜校补习英语，大学时又自学英语语音，喜欢看英语原版电影，在发音和朗读上，是花了颇多功夫的。

第二年，陪屠岸去衡山路余庆别墅王元化处。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如何保护现代文学遗产问题，具体谈到了诗人辛劳。说，虽然已经出版了陈梦熊编的辛劳诗文集《捧血者》，但还远远不够，还要继续发掘遗作，不少尘封在当年的报刊书籍中的作品，不去打捞，就会散失殆尽。那天我带了单反相机，拍下了两人交谈的合影，及王元化的谈话神情。我还带了一个小本，请王元化题个字，他不假思索地录写了胡适的一段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这是王元化给我留下的惟一墨迹，也是屠岸给我创造的一个难得机会。

当然，屠岸予我甚多，他为我的拙著作过序，也多次为我书写条幅，题写书名等。总之，我够麻烦他的，他却从没说过一个不字。于今想来，愈加惭愧之至。

屠岸在上海翻译界有一众好朋友，每次来沪都要小聚一下，其中有草婴、方平、钱春绮、吴钧陶、黄杲炘、冯春、张秋红等，沪上翻译家们畅叙一室，群情欣然。我一个不谙外语的人，忝列其间蹭饭，怪不好意思的。因为这一机缘，我与沪上不少翻译家成了忘年交。此间，他与时任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的方平先生，探讨莎士比亚诗剧的翻译难点，颇为相契。方平是屠岸译著《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时隔二十多年后再版重印的责任编辑。又与黄杲炘探讨英诗汉译的音律问题，不仅面对面交流得热烈，言犹未尽，回到北京又寄信商榷，他给黄杲炘谈这个问题的信件，就多达二十余封。

二〇〇五年底，屠岸来上海，接受新闻出版博物馆之邀，作口述实录的访谈，其中谈了不少他在上海求学、入党、文学翻译和创作的往事。他还去上海图书馆，因为，他有一个心愿，就是向上图捐赠手稿、书信、书籍等资料。他说，上海是培养他成长的地方，是他工作与生活的起步地，他要反哺他的第二故乡。二〇一六年，在他辞世前一年，上图为他举办了纪念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线装典藏本首发捐献仪式，并录下了他吟诵诗歌的清晰声音与图像。这是他最后一次的上海之行，极其难得和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