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轶伦：走过鲁迅小道
真可爱啊，鲁迅。
你总能想象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神色严肃的先生，你能想象一个会在百货公司里逛街、挤玩具柜台的先生么？那也是鲁迅。
许广平在《鲁迅先生与海婴》一文中写道：“从前这书呆子的他，除了到书店去，其他的什物店是头也不回地走过的。有了海婴之后，他到稍远的地方，一定要到大公司的玩具摊上，留心给小孩拣选玩具。”
他这么有品位的人，会为孩子挑选什么呢？在如今对外展出的周海婴的玩具珍藏里，那些小哑铃、玻璃弹珠、九连环、智力套圈和算数盘里，究竟哪一个是鲁迅亲自买的呢？他自己说过的，“这孩子也不受委屈，虽然还没有发明‘屁股温冰法’（上海也无冰可温），但不肯吃饭之类的消极抵抗法，却已经有了的。这时我也往往只好对他说几句好话，以息事宁人。我对别人就从来没有这样屈服过。”
他服软。服软的鲁迅多么可亲。他到上海来，他战斗、他写文章、他支持青年、他振臂高呼，他也为这个小宝宝买药、种痘、晒太阳、称体重、过生日，他亲力亲为地带这个受了“三家邻居警告”又多生病的淘气包去医院或请医生来家诊治。1935年1月4日，鲁迅在给萧军和萧红的回信中说：“……知道已经搬了房子，好极好极，但搬来搬去，不出拉都路。正如我总在北四川路兜圈子一样。”你在照片里能看到他在上海昂首挺胸去高校演讲时的步态，却想不出这位斗士怀揣着玩具在上海走回家时的表情。
他是沿着昔日的北四川路，今日上海虹口区四川北路来来回回走着的，走了十年，从景云里到拉摩斯公寓，从内山书店到大陆新村，还有木刻讲习所旧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鲁迅去过的每一幢建筑分明都还在，只是那个牵着儿子手“回眸时看小於菟”的老虎爸爸，不在了。一切——化作了一条“鲁迅小道”，只要踏上这个区域，每隔几米就会看到地砖上镌刻着指路的标识。如今任何一个游客，只要沿着地上的指示标志，就能和鲁迅先生的足迹，在这座城市里交汇。
我时不时会去这条路上走一走。想这一刻是多么幸运。上海有外滩、有梧桐区、有各类购物场所，有无数漂亮摩登的网红打卡点，但上海不仅仅是这样，上海是“中共一大”会址所在，上海，是一座有过并永远留住了鲁迅的城市。
那是1927年的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乘坐太古公司的轮船到达上海。来到上海的第二天，周建人、孙伏园、林语堂等即来探望，鲁迅邀请他们吃饭并合影。5日，鲁迅就走进了内山书店，仅1927年10月5日到10月31日期间，鲁迅就前往内山书店10次之多。10月8日，他迁入景云里。
1930年，在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的介绍下，鲁迅迁入拉摩斯公寓，住三楼。当时，公寓里的住户身份颇为国际化。柔石、冯雪峰、郁达夫、史沫特莱和内山完造成了鲁迅新家的常客。
正值国民党白色恐怖最盛时期，鲁迅不顾个人安危，在1932年让瞿秋白及其夫人在家里避难半个月之久。是年12月，陈云奉命前往鲁迅先生家转移瞿秋白夫妇，匆匆与先生见过一面。这是陈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鲁迅。在1936年10月听到鲁迅先生逝世消息后，正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的陈云即以“史平”为笔名，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深晚》的文章回忆这次会面。陈云写道：
“大约是深晚十一时许了……秋白同志就指着那位主人问我：‘你们会过吗？”我和那位主人同时说：‘没有。’秋白同志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同时又指着我向周先生说：‘这是×同志。’‘久仰得很！’我诚恳地尊敬地说了一声。的确，我是第一次见鲁迅。他穿着一件旧的灰布的棉袍子，庄重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示出非常担心地恐怕秋白、之华和我在路上被侦探、巡捕捉了去。他问我：‘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他……我这第一次的会见鲁迅也就成了最后一次的会见鲁迅了……当我读了报纸上鲁迅病卒的消息时，我脑子里一阵轰轰的声音，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出神了几分钟，那身穿灰布棉袍和庄严而带着忧愁脸色的鲁迅立刻在我脑子里出现，似乎他还在说：‘深晚路上方便吗？’……鲁迅虽死，鲁迅的精神不死。”
1932年，红四方面军将领陈赓秘密来沪，鲁迅也是在拉摩斯公寓与他会谈至夜深。到公寓来拜访过鲁迅的，还有文学青年、茅盾的妻弟孔另境，1932年暑假前因为党组织传递革命书刊而在天津被捕，后经鲁迅先生托人全力营救而保释出狱。回到上海，孔另境一心想“去结识这个富有侠义心肠的老头儿”，由此到了鲁迅当时居住的拉摩斯公寓。两个月后，孔另境再去拜访时，鲁迅正准备搬家。1933年，内山完造掩护瞿秋白夫妇搬到施高塔路（今山阴路）东照里12号，同年4月，鲁迅搬到大陆新村9号，房子以内山书店职员名义租下。不久，茅盾也入住大陆新村。
瞿秋白住的东照里和大陆新村相距不过百米。而鲁迅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开的书店，已于1929年从四川北路魏盛里迁到了施高塔路11号（今四川北路2048号），就在山阴路四川北路路口。 它曾是郭沫若、陈望道、田汉等进步人士经常光顾之处，也一度成为鲁迅等左翼作家活动的重要场所。1935年6月，瞿秋白被国民党杀害，为纪念亡友，鲁迅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许多时间用于编校瞿秋白的译著《海上述林》，直至去世前一个月。
他为瞿秋白题写“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条幅。他在家里留着瞿秋白的书桌，这张桌子和鲁迅的家具一起，至今也在上海鲁迅故居里。1936年10月18日，鲁迅给内山完造留下便条：“老板阁下：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这成了他的绝笔。
在今年我为王晓明老师做访谈时，他说：“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虽然和鲁迅所处的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但鲁迅当年面对的许多问题，如确认自己的人生意义、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等等，同样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历史虽然一直在变化，但在很多时候，不同历史时段的社会和人生状况，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截然不同。”我想着这句话，沿着鲁迅小道走着。
大陆新村外，山阴路上的水杉绿得可爱，重新装修开张的内山书店，陈列着鲁迅主题的文创产品，路口的万寿斋，有全上海最好吃的馄饨和小笼，从店里走出抱着孩子的老人，到四川北路上，匆匆骑着共享单车经过的青年，提着小菜篮子转入居民楼的主妇……一切在日常的转动间，显示着生命的自序和自足，显示着灵与美，这是鲁迅和瞿秋白沿着这些路走过时，怀着热泪畅想过的未来吗？我们身处的平凡无奇的此刻，正是他们为之献身的理想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