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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色列建国与希伯来语复兴、大屠杀一样在民族构建进程中占据着制高点之位。对于以色列方来说，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是一场保家卫国的生死存亡之战；而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来说，这场战争无异于“大灾难”。作为战争的亲历者，第一位本土以色列作家伊兹哈尔面对大批流离失所的阿拉伯难民，不免遭受良知拷问。在其发人深省的中篇小说《黑泽废墟》中，他描写了以色列士兵对阿拉伯村民的驱逐和叙述人的内在冲突，在巴勒斯坦难民的苦境与历史上犹太人的流亡经历之间建构关联，对塑造以色列人的集体记忆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以色列建国叙事 以色列士兵 阿拉伯村民 集体记忆

以色列建国与希伯来语复兴、大屠杀一样在民族构建进程中占据着制高点之位。回顾历史，尽管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家从１９世纪下半叶就开始论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 即后来的犹太民族国家，但直至１９４７年 １１月２９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纽约成功宣布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即联合国 １８１号决议）才有可能将他们的理想化作现实。决议限定英国结束其在巴勒斯坦地区委任统治的期限，更重要的是决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阿拉伯和犹太两个国家。这一决定在犹太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多年颠沛流离且历经纳粹大屠杀的犹太人将这一决定视为全球正义体系的标志，但阿拉伯人却将其视为公然的错误和强制行为，号召通过武装行动来加以抵抗，从此，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事件此起彼伏。

1948年5月15日，就在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埃及、外约旦、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五国阿拉伯军团联合起来向以色列发起进攻，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在以色列方面看来，这场战争是捍卫主权的战争，官方称之为“独立战争”；但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眼中，这场战争就是一场“大灾难” 。战争十分惨烈而艰苦，最后以色列险胜。

早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之际，现代希伯来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便建构着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历史与记忆。一些作家并没有大肆歌颂以色列“以少胜多”战胜阿拉伯军团的战争神话，目睹正在阿拉伯废墟上崛起的新建国家，尤其面对大批流离失所的阿拉伯难民时，他们不免遭受良知的拷问。在这批作家中，萨迈赫·伊兹哈尔（S. Yizhar）极富代表性，他在 １９４９年 ５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黑泽废墟》描写了以色列士兵对阿拉伯村民的驱逐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自省，并把时下巴勒斯坦难民的苦境与历史上犹太人的受难经历建构关联，在以色列的集体记忆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就在近期美国布兰戴斯大学舒斯塔曼以色列研究中心（Schusterman Center for Israel Studies)举办的以色列研究暑期班上，奥尔珈（Olga Gershenson）等学者在谈及以色列集体记忆这一话题时，专门援引《黑泽废墟》，认为无论小说原作还是影片均占据了经典地位。

《黑泽废墟》是一篇现实主义小说。它以作家本人的战争体验为原型，带有强烈的个体记忆色彩。叙述人“我”是一个年轻的以色列军事情报官员，可被视为战争期间一类以色列 士兵的代表。这类士兵虽然参与了战争，但能够对战争中的敌对方，即我们所说的“他者”， 或者说处于弱势地位的阿拉伯人表现出同情与关怀。这种现象，尚未引起国内读者的广泛关注。

小说的中心事件写的是 １９４８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士兵征服、毁坏阿拉伯村庄，并驱逐其村民的军事行动。在以色列士兵与阿拉伯他者的交锋中，既体现出战时期间以色列士兵的心灵冲突，也揭示出阿以关系的复杂性。小说中的“他者”——— 阿拉伯村民一律没有名字，而是用老人、哭泣的女子、怀抱婴儿的女子、盲人、瘸子等一些象征性的符号代替，这些人用眼泪、恳求、谦卑、 屈从、哀嚎来回应打破他们宁静生活的以色列士兵，但基本上没有任何反击。这样的书写策略透露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并非要展示以色列士兵的英雄主义，而是把关注视点投向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他者”。以色列士兵对待“他者”的不同态度体现出温和派与强硬派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以色列国家内部在巴以问题上所持有的异见。这样的争论基本上在以色列政治话语中延续了数十年之久。

列维纳斯曾经指出：暴力主要不在于损害和毁灭人；它更在于中断他们的连续性，使人们扮演着那种他们在其中不能够认出自己的角色；使他们背叛；不仅背叛诺言，而且背叛他们自己的实质；使他们完成那些把行为的一切可能性都摧毁的行为。对于以色列士兵来说，他们的作为不仅与犹太传统发生断裂，而且印证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的某些主张，即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初理念中便有驱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计划。说到底，叙述人“我”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实际上体现了他已经陷于为秉承犹太复国主义道德理念所应承担的义务以及“作为人”在 １９４８年战争中应采取何种行动之间的冲突。或更进一步说，在道义与以色列国家生存权之间具有不可祛除的联系。在这方面，小说并没有给予清晰的审视，或者说，身为以色列犹太人，伊兹哈尔从内心深处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这也是为何在以色列建国的过程中，能否以道义手段对待另一个民族的生存权利的问题始终无解的缘由所在。

小说发表于 １９４９年，此时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刚刚结束。作者将这个故事归于遥远过去发生的事，称故事本身一直困扰着自己，既表明他从内心深处不愿触及这一事件，也表明这一事件本身对其影响之深远。 作者并非客观而无动于衷地记述事件本身，而是把叙述人“我”当作错误指令执行者的代表， 进而暗含着对以色列国家军事命令的批判意识。 由于曾经在 １９４８年战争中做过情报官的伊兹哈尔本人一再声称他在作品中所描写的是他在 １９４８年战争中的亲眼所见，所以一些学者认为这篇作品具有了某种报告文学色彩。叙述人本人也成为灾难的见证人，兼具作家与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作家的责任是把手指放在伤口上，提醒人们勿忘人性与道义等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历史学家则是记忆医生，必须在道德压力之下行动，来修复一个民族或人类的记忆。记忆和现代史学本质上与过去有着根本不同的关系。后者并不是试图恢复记忆，而是建构一种全新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小说是用见证人的手法描写１９４８年战争对阿拉伯村民命运的影响，以及对参与战争行动的以色列士兵的心灵震撼，因而具备了历史小说的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它所涉及的中心事件在战争期间具有典型性， 黑泽废墟不过是战时被毁弃的数十个阿拉伯小村庄的冰山一角，村子里阿拉伯弱者的遭际隐喻着 １９４８年代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共同命运。而围绕着究竟是否把巴勒斯坦阿拉伯村民从他们居住多年的村庄赶走，将其运送到其他地方，使之永远不能回归这样一个放逐行动的争论与反省中，这些矛盾达到了高潮。

在文本中，有一位与众不同的女子典型地体现出遭驱逐的巴勒斯坦阿拉伯百姓的悲伤、愤怒和潜在的仇恨。按照作家描述，女子在悲伤中表现出坚定、自制与冷峻，好像只有她“似 乎是唯一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的人”。而她手里领着的孩子也在绷紧嘴唇哭泣：“你们对我 们都干了些什么？”母子二人的步态中似乎含有某种呐喊，某种指责。女子就像一头母狮， 即使她的世界现在已经变成废墟，可她不愿意在以色列士兵面前崩溃。而孩子的心中仿佛蕴涵着某种东西，某种待他长大之后可以化作他体内毒蛇的东西。这对母子的愤怒不仅令主人公深感愧疚，而且预示着巴以两个民族冤冤相报的未来。

更加触目惊心的是，作为个体士兵，叙述主人公不仅要经历良知与道义的拷问与困扰，而且从眼前遭受驱逐的阿拉伯受难者的命运，联想到犹太民族近两千年来颠沛流离的流亡。尽管他本人没有经历过大流散，但是驱逐阿拉伯村民的幕幕场景，尤其是把阿拉伯人装上卡车押走这一细节使之在有生之年第一次理解了流亡的含义，进而凸显了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的共同受难体验。

一部作品有时会唤起一个民族的良知。《黑泽废墟》不仅是希伯来文学作品中少见的反映以色列“独立战争”历史的小说，而且成为以色列历史、至少是以色列集体记忆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在以色列民族记忆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它将历史书写、对过去的记忆以及历史含义这三个被犹太历史学家耶鲁沙米尔 （Yosef Hayim Yerushalmi）视为《圣经》中相互关联的三个要素整合起来，且随着以色列社会与政治的变迁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以色列历史学家阿尼塔·沙培拉（Anita Shapira）把小说所引起的公众回应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１９４９年到 １９５１年小说发表初期引起的争议阶段，当时的许多读者亲历战争时期的军事行动，其关注焦点主要置于战争期间的良知与道义问题上。多数批评家赞赏伊兹哈尔作品的文学品质，比如，作家描述事件的能力、独特的风格、士兵们在会话中使用希伯来口语进行交流、自然风光的描绘乃至描写阿拉伯人的方式等；但对作品的内容与理解上却表现出多元倾向。

其富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第一，多数批评家称赞作家的坦诚，有勇气公开士兵们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赞扬其道德立场。认为这篇作品向年轻一代表明，在激烈的战争期间，人道主义意识不能麻木，反映出有良知作家的内在痛苦，等等。

第二，一些批评家相信，伊兹哈尔披露了以色列“独立战争”后人们不仅目睹了新建国家逐渐走向繁荣，而且同时又趋于野蛮、把基本的道德价值踩在脚下的过程。

第三，也有一些批评之音，批评家们认为事件本身不具有代表性，伊兹哈尔过于片面，他把阿拉伯人描写为无辜的任人摆布的羔羊，没有提到阿拉伯人经常制造恐怖活动、屠杀犹太人。

１９６４ 年，这部作品成为以色列中学生的选读读物， 但学校并没有让学生分析作品的道德冲突，而是分析作家创作的形式与审美。第二阶段是 １９７８年围绕《黑泽废墟》电视片能否上演展开激烈争论的阶段。事情的导火线在于：１９７８年，一向对歧视、社会不平等、战争伦理与以色列的贫穷问题等主题感兴趣的导演拉姆·莱维(Lam Levy)将丹妮埃拉·卡米（Daniel LaCarmi）根据《黑泽废墟》改编的脚本拍成电视片，且邀请了四个阿拉伯村庄的村民担任演员，其中就包括带小孩的阿拉伯女子。与小说相比，影片显得比较柔和，甚至加进了小说中并不存在的年轻女话务员达利亚与青年军官调情、相恋等细节，给乏味的军旅生涯带来了几分浪漫色彩。影片以充满乡愁的柔和的口哨音拉开序幕，随之画面立即转向嘈杂的军事基地，年轻而充满激情的士兵们接受命令前去征服阿拉伯村庄。对此，阿拉伯村民不但没有任何抵抗，而且平静地接受了一切。

形成小说记忆与影视记忆差异的原因主要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现实环境的改变。在 １９６７年的“六日战争”和 １９７３年的 “赎罪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在国际社会范围内逐步确立了其合法性，舒缓了其民众的心理压力。其次，１９６１年的艾希曼审判使得以色列人意识到大流散中的犹太人在欧洲的无助，进而对犹太人的流亡体验报以同情和理解，乃至与当地阿拉伯人的生存境遇发生共情。第三，就在电影拍摄期间，以色列正在与埃及进行和平谈判，和平进程的开启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重新审视历史冲突。

但是，当时以贝京为首的右翼政府将这部作品视为反以色列的宣传素材。以色列教育文化部在影片上演前夕下令禁演，奥兹等 ２０多位作家对此提出抗议。这一事件不仅涉及到媒体自由问题，也涉及到以色列公共生活是否有道德勇气进行真正的自我评估问题。 最后，以色列教育文化部取消了禁令，影片在以色列得以公演，引起轩然大波。作家、导演和编剧均受到了攻击。

如果说围绕影片能否上演的争论集中于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是否拥有媒体自由等问题，那么脚本内容的重构则表现出以色列一批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比如，在小说中，叙述人的反战理念并没有得到所有战友的认同，甚至遭到一些战友的质疑。但在影片中，以色列士兵似乎表现得更为人道。即使在射杀逃跑的阿拉伯人时，也故意未能瞄准，表现出不愿伤害阿拉伯人的主观愿望（小说中的阿拉伯人则显然被打伤）。影片中的军官曾给阿拉伯人送水，一个士兵甚至给阿拉伯人食物（小说中的以色列士兵则显得比较冷酷）。从某种意义上，是把小说中以色列内在的心灵冲突以画面形式呈现出来。同时揭示出清理村庄的真实目的并非把阿拉伯村庄清除，而是要把阿拉伯村庄转化为犹太人定居点。

从《黑泽废墟》最初面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七十余年。如果说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黑泽废墟》在参加过以色列“独立战争”的人们中间引发的是一场道义的争论，那么时至如今，以色列经历了“六日战争”“赎罪日战争”、两次黎巴嫩战争、两次巴勒斯坦人起义，政治现实又发生了变化。随着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兴起，曾经伴随着１９４８年战争结束而淡出人们观察视野的诸多问题此时又浮出地表，以色列人更为关注的则是由道义延伸开来的国家政治形象问题，以及对巴勒斯坦的政策问题。战争历史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历史学家、文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对战争的解析实际上一直在继续。在这方面，以伊兹哈尔为代表的的一批希伯来语作家，如塔木兹、奥兹、约书亚等人带着道德勇气，采用多种艺术手法诠释了七十余年来以色列历史、记忆与以色列人的心灵冲突。他们所创作的作品，既蕴含着深邃的历史记忆，又具有强烈的现实回响，表现出具有良知的以色列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奥兹在访问中国时直陈其“两国论”的主张，呼吁建立巴勒斯坦国家，与以色列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则代表着左翼知识分子对巴以两个民族和平前景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