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巴黎中国美术展览会之际徐悲鸿与盛成交往考
90年前的1933年5月到6月，徐悲鸿在法国巴黎举办了一次中国美术展览会，展出了一大批当时中国著名画家的作品和一些中国古代艺术品。展览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欧洲多国政要随后纷纷邀请徐悲鸿去举办画展，由此开启了中国美术在欧洲的系列巡展，一举为中国美术、为徐悲鸿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
近些年来，书籍、报刊、网络上陆续出现了一些涉及徐悲鸿与盛成交往的文字。在叙及这次巴黎美术展览会时，部分与史实并不相符，今笔者特此做一番考订。
《盛成回忆录》封面为徐悲鸿为盛成画的素描肖像
盛成与徐悲鸿
盛成（1899-1996）这个名字，现在对于一般人而言可能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在上世纪前半叶，他是一个知名人物。据《旧世新书——盛成回忆录》以及盛成的其他回忆文章，生于1899年的盛成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创作了法文小说《我的母亲》，由于该书获得法国著名诗人瓦莱里的首肯而一举成名，并结识纪德、罗曼·罗兰、海明威、萧伯纳等诸多名人。1930年回国后，他与徐悲鸿、章太炎、蔡元培、胡适、陈寅恪等政界、文化界重量级人物来往密切；齐白石曾为他的婚礼当过证婚人，并赠以书画作品；他还替李宗仁、白崇禧出面找齐白石刻过印章；他当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继的私人秘书；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曾加入当时在上海抵抗日军的十九路军，并担任政治部主任。半个世纪后的1985年，他还获得了法国驻华大使代表密特朗总统授予的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证书。
盛成与齐白石的交往主要就是上述两件事，他与徐悲鸿的交往则要丰富得多，在回忆录里的记载也详细得多，主要包括：他早在1916年就已与徐悲鸿相识，当时二人均在震旦大学预科学习；1919年徐悲鸿与他先后赴法国学习，但从那时直到1930年盛成回国，其间二人虽同在巴黎多年，却没有任何联系；1930年10月，盛成“载誉归国”，回到上海不久，就有人向他提到“（徐悲鸿）很想见到你”。此后，盛成还介入了徐悲鸿家庭纠纷的调解，努力挽救徐悲鸿与蒋碧微之间已陷入危机的婚姻；特别是1933年初，在徐悲鸿赴巴黎主办中国美术展览会之际，盛成通过“两封信”给予了最关键的支持，“解决了悲鸿一直为之苦恼的经费问题”，使得“徐悲鸿的处境开始有了转机”。此后直到抗战前夕，盛成与徐悲鸿还有一些交往，盛成在回忆录中均有述及，在此略过不提。
盛成的“两封信”
1933年1月28日，徐悲鸿从上海出发，乘轮船赴法国，举办巴黎中国美术展览会，于3月3日抵达法国马赛，5月10日展览会正式开幕。展览会取得了极大成功。“凡开四十五天，入门统计凡三万余人，目录售价十法郎，印之三版，可谓盛矣。”
盛成在1983年所写的《情深谊长——一个老同学、老朋友的回忆》一文中写道：
我赴京北上，……不久结识了北平女子大学毕业的郑坚，在我们准备结婚以前，悲鸿来到了北京。在我们的住处，他告诉我李石曾准备让他带着中国近代名家的绘画到欧洲去开个巡回展览，并答应支付川资路费……
听完他的一番话，我心里也极赞成……不过转念一想，李石曾吹的大话极少兑现，悲鸿如寄希望于他，万一事后出了岔子，弄得悲鸿来去不得，那将如何是好？想到这，我婉转地对悲鸿说：“……可是你还不了解李石曾这个人吧，他是极端靠不住的，你务必小心谨慎才是啊！”
望着他陷入沉思的表情，我考虑了一下，继续说：“请放心，悲鸿，我写两封信给你带到法国去，一封交给大文豪瓦莱里先生，一封交给他的志愿秘书于连·莫诺先生，他们既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朋友，你万一遇到困难就去找他们，肯定会得到帮助的。”
据盛成描述，1933年1月22日一早，他和郑坚在码头上把两封信亲手交给了徐悲鸿，并嘱咐法国船长好好照顾一下这位中国著名的画家。紧接着，徐悲鸿到法国后，“李石曾许下的诺言不过是张空头支票，经费没有了，但画展的消息已经传出，悲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他们急忙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求得了一笔款项，使预定的展览会得以如期举行；不过更有力的帮助还是来自法国的友好人士瓦莱里和莫诺。他们收到我写去的信后，立即前往中国近代绘画展览会参观，不仅对这一幅幅出自中国近代画家之手的佳作极为赞赏，瓦莱里还在悲鸿1926年画的一幅蒋碧薇（注：应为蒋碧微）肖像画《啸声》（注：应为《箫声》）上欣然题了两句诗。此事一下轰动了法国艺坛，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参观，画展受到了很大重视。展览会取得了成功，并卖出了十二幅画，这才解决了悲鸿一直为之苦恼的经费问题。
这里有某些细节的失实或存疑之处。一是徐悲鸿从上海起程赴法国的时间，经考证，不是盛成在这里所说的1933年1月22日，而是1月28日；二是据当时与徐悲鸿同行的徐夫人蒋碧微回忆，送行人员中向船长交代要照顾徐悲鸿夫妇的人并不是盛成，而是褚民谊。甚至连盛成是否亲自出现在送行者队伍之中，也还有疑问。
史实不应被忽略
十年后的1993年，在《旧世新书——盛成回忆录》中，盛成对前述文字加以修订、补充，对这件事又作了新的表述：
1932年11月，徐悲鸿到了北平。李石曾说给他30万块钱，让他去法国办一个中国画展。在南京时，李石曾给了徐悲鸿一万元，让他来北平买画。他到北平后来找我，我说：“李石曾这个人靠不住，他给了这一万元，其余的钱很可能就没有了。”徐问我怎么办，我答应给他写两封信，到法国后，一封给瓦莱里，一封给瓦莱里的志愿秘书。我让徐悲鸿先把信交给瓦的秘书，再由他把信给瓦莱里。
到了次年的1月19日，我写好了两封信。1月21日，我们从北平动身，24日到了上海。我把信交给了徐悲鸿。28日，徐乘意大利船去法国。船上有张继的女儿。我把徐悲鸿夫妇介绍给了我认识的船主。
到巴黎后，李石曾剩下的29万果然没有兑现。徐悲鸿夫妇租了房子，不来不去，处境困难，只好找瓦莱里的志愿秘书曼努（Monot）。曼努是一个银行家，他看了我的信后，便带徐悲鸿见了瓦莱里。晚上，瓦莱里和曼努随徐悲鸿去他的住处看了他的画。当时没有电，他们二人爬了很多层的楼梯上去。瓦莱里在徐悲鸿的一幅画上题了两句诗。曼努回去后，立即给巴黎的各大报社打电话，所有的报纸都发表了消息。曼努又买了徐悲鸿的画。这样，徐悲鸿的处境开始有了转机。
这里纠正了前说关于徐悲鸿起程日期的问题，但又出现了新的细节问题，比如，这里说徐悲鸿1932年11月到北平，实际上徐悲鸿直到1932年12月15日还没有去北平；徐悲鸿等人乘坐的是法国船博多士号，盛成在前说中称法国船，本来说对了，这里却又错误地改称是意大利船。
除了上述细节上的不同之外，两篇文字在主要表述上也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前者说瓦莱里“收到我写去的信后，立即前往中国近代绘画展览会参观”，还在徐悲鸿1926年画的一幅蒋碧微肖像画《啸声》（应为《箫声》之误）上欣然题了两句诗。“此事一下轰动了法国艺坛，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参观，画展受到了很大重视。展览会取得了成功，并卖出了十二幅画，这才解决了悲鸿一直为之苦恼的经费问题。”后者则说“（曼努）看了我的信后，便带徐悲鸿见了瓦莱里。晚上，瓦莱里和曼努随徐悲鸿去他的住处看了他的画。当时没有电，他们二人爬了很多层的楼梯上去。瓦莱里在徐悲鸿的一幅画上题了两句诗。曼努回去后，立即给巴黎的各大报社打电话，所有的报纸都发表了消息。曼努又买了徐悲鸿的画。这样，徐悲鸿的处境开始有了转机。”与前一表述相比，后者有两处重要的修改，一是没有再提瓦莱里在其上题诗的那幅画的名称，二是没有再提瓦莱里去展览会现场参观。
两次表述的共同之处有两点：一是李石曾“极端靠不住”，言而无信，使徐悲鸿在巴黎陷入绝境，美术展览会也几乎要泡汤；二是关键时候徐悲鸿靠着盛成的“两封信”，请动了法国大文豪瓦莱里，瓦莱里为徐悲鸿大力捧场，使徐悲鸿走出了绝境，也使展览会取得了成功。
近些年，各类媒体和出版物上出现的在1933年巴黎中国美术展览会之际徐悲鸿与盛成有关交往的描写，大体都是根据盛成的上述两种回忆录，并且往往通过虚构作了进一步的渲染。实际上,经考证，徐悲鸿当时直接去瑞士找了顾维钧，这也是李石曾让徐悲鸿去找的。顾是中国驻法公使，本应常驻巴黎，但当时由于日本在中国东北挑起事端，国联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斡旋“中日冲突”，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于1932年10月上任中国驻法公使之后不久，即赶赴日内瓦，并在日内瓦断断续续地住到次年。找“中国驻法使馆”与找“顾公使”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最终顾维钧给了徐悲鸿一万法郎的资助，但不是用中国驻法使馆的公款，而是自掏腰包。这意味着，李石曾让徐悲鸿去找顾维钧解决经费问题，绝不是开“空头支票”。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史料，是不应该被选择性忽略的。
李石曾
李石曾其人
这次展览的名称也并不是盛成回忆录中所说的“中国近代绘画展览会”，而是“巴黎中国美术展览会”，其展览的作品并非“一幅幅出自中国近代画家之手的佳作”，而主要是中国当代画家作品（二百余幅）与“极古画”（六七十幅）的汇集，而“近古画”如任伯年、沈南苹、禹之鼎、钱载、徐达章等人作品合共只有11幅而已，占极小比例。
其次，“李石曾准备让他带着中国近代名家的绘画到欧洲去开个巡回展览”、“李石曾说给他30万块钱，让他去法国办一个中国画展”，这样的表述将李石曾说成是这次展览会的动议者、策划人，也不是客观事实。关于这次展览会的起因，徐悲鸿有过多次明确阐释，他自己才是这次展览会的动议者、策划人。“窃思吾国在国际间声誉日落，苟无文化宣传，外人观念，日以谬讹，而文化宣传之吸引力，以美术为最宏，与人印象亦较深切。于是悲鸿乃约同宁苏平沪之美术团体及美术家，集中作品，决作欧行，罗家伦、颜文樑、汪亚尘诸先生皆力助其成者也。”“至于画展一切接洽，在内在外我绝对未用政府名义，惟学术团体之助我者，如中央大学、中法大学、中国画会、苏州美专、新华艺专等，皆列其名：因我想如画展得有荣誉，终当属于我国全体；设有毁谤，则将由我一人当之，不令累及国家。”
为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李石曾，其实对于徐悲鸿主办的此次画展给予了大力协助。据《申报》1933年11月28日刊登的《巴黎中国画展经过》一文介绍：1932年夏，徐悲鸿致函赴欧的国民党元老、中法大学创办人李石曾，讲述了中法画展举行的必要性，请他与法国当局交涉。对于展览本身，徐悲鸿提出了三条原则，其中之一为“必须取中法大学蒐藏中国近代美术展览会之名义，以便征集作品。”李石曾在获得巴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波莱同意后，随即嘱咐该院美术部主任奉笃吉帝司，和刘大悲一起找法国美育次长米斯顿及国立美术馆总馆长范纳等商议，通过范纳与宣德堡姆美术馆馆长杜萨丸接洽，双方订立了有关展览会场地、展品、经费等方面的书面条款。显然，如果没有李石曾的全力支持，徐悲鸿这次展览会从作品征集到展览场地的确定都将面临极大困难。
李石曾(1881-1973)，系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1901年赴法留学，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此后，李石曾一度与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并称“民国四大元老”。李石曾是中国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对于当时中国派往法国的勤工俭学生给予过极大的支持。盛成本人在其于1932年出版的《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年）秋，北京政府汇交巴黎华法教育会分给勤工俭学生款项十万元——听说这笔款子是李石曾先生奔走多时的结果……我们非常的感激李先生。”
实际上，徐悲鸿与李石曾早在1918年就已相识，两人之间相知颇深、交谊匪浅，李石曾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对徐悲鸿多有提携之举。徐悲鸿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1918年，“……李石曾先生初创中法事业，先设孔德学校，余与碧微皆被邀尽义务。”当时的徐悲鸿夫人蒋碧微对此也有一致的记述，“由于华先生（华林）的关系，我们又认识了李石曾夫妇，李先生刚刚开办孔德学校，请我去教音乐。孔德学校就在我们住处的附近，来往倒也方便。”除了工作关系，徐悲鸿夫妇与李石曾夫妇在生活上也有很密切的接触。据蒋碧微回忆，1918年暑假，“北大有许多教授和学生，集体到西山碧云寺避暑”，由于徐悲鸿当时是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导师，他们夫妇“也参加了这个小小的集团，把方巾巷的房子退掉，两个人搬到了故都名刹碧云寺……我们和顾孟余先生夫妇合住一进屋，李石曾先生夫妇住在另一进”，一起度过了特别轻松愉快的两个月时光。1928年1月初，徐悲鸿应李石曾以“世界社”名义之邀，为吴稚晖、张溥泉（即张继）及张静江夫妇画像，共得八百元的润资。李石曾提携徐悲鸿结交的这些人，都是当时政界十分显赫的大人物。对于李石曾的青睐与提携，徐悲鸿当然十分感激，并通过画作表达出来。也是在1928年1月，徐悲鸿创作了一幅《九方皋相马图》，此图高172厘米，宽184厘米，属大幅作品。左上题：“九方皋，丁卯岁阑，悲鸿写奉石曾先生雅教。”历史上，九方皋与伯乐齐名，都是以善于相马著称的。后来，徐悲鸿又创作过许多幅以九方皋为主题的画作，所表达的都是对慧眼识才者的渴望与感激。1928年9月，时任北平大学校长的李石曾，聘请徐悲鸿出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之职，当年10月，徐悲鸿接受聘请，赶赴北平。李石曾对徐悲鸿的赏识、器重，是完全对得起“九方皋”这个比方的。
展览会成功的基础
一次画展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展品，经费，以及宣传造势。就这次展览会而言，展品方面，徐悲鸿在从上海出发之前，已经“自己埋头做工夫，画了大幅人物画二十余幅，一面征求南北中三部著名画家的精品共三百余点，又向各处借宋元以降古画五十余点”。提供画作的当时著名画家有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等71人。到巴黎以后，又向本地博物馆以及欧洲大收藏家借到中国古画若干，作为展品参加本次中国美术展览会展出。“此次中国古画，除卢浮宫博物馆借出五幅外，集美博物馆借出一大部分。多伯希莱由中国敦煌运来之物，中国古董商卢君芹斋借出壁画十余件，皆河南等地歹人偷卖出者。又宋元画张十余幅，欧洲大收藏家皆藏有中国古画甚多，凡借得四十余幅；合计约六七十幅。益以中国当代名人之画二百幅，可谓洋洋大观，欧洲未有之创举。各大报俱派访员来探消息，满口赞誉中华文明之辞……”可见徐悲鸿对于这次展览的展品预先有着十分缜密的谋划，其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经费方面，确实一度让徐悲鸿感到比较紧张，但是在正式开展之前一个月，也得到了妥善解决。“弟去秋得李石曾先生电，遂筹备此事……经济当然由李石曾先生筹措（事前已有预算），于三月三日晨七时抵马赛，身上只有一千余法郎……石曾先生适来巴黎，接谈后，彼匆匆去瑞士，即不别返国，行后来书，言一切委托顾公使，自能帮忙云云……乃走瑞士见顾公使，顾言使馆经费支绌，无能为力，但由彼夫妇两人名义，捐助本会一万法郎……（民国政府教育部）朱骝先部长，鉴于国际文化宣传之重要，此会之功亏一篑，乃于四月十八日电告，当先汇万金为助。”此外，“北平中法大学寄会一万〇一百法郎。”（按，当时中国法定货币1元折合法国货币5法郎）“此会实力之扶助，无过于教育部财政部。”
关于此次展览会所需经费，盛成在《旧世新书——盛成回忆录》中说：“李石曾说给他30万块钱，让他去法国办一个中国画展。在南京时，李石曾给了徐悲鸿一万元，让他来北平买画……到巴黎后，李石曾剩下的29万果然没有兑现……”给人的印象是展览会所需经费高达30万元之巨，而李石曾仅提供1万元就没了下文。
但据徐悲鸿的记载，则是“吾人原定经费三万华金”，由于李石曾已先给了1万元，徐悲鸿到法国后的实际经费缺口只有2万元。就连这一缺口，在展前一个月也得到了圆满解决，而且其中处处皆见李石曾的身影：“收政府补助一万元，尚有一万元，顾代表夫妇捐两千元，中法大学两千元，农工银行四千元，又中法大学两千元。”其中，“顾代表”即顾维钧是李石曾去瑞士以后写信指示徐悲鸿去寻求帮助的（当时顾维钧亦在瑞士，李与顾在瑞士极有可能见过面），顾维钧也确实给予了帮助，这显然是遵照李石曾的交代所为；中法大学与农工银行共支持了八千元，而北平中法大学与中国农工银行均系李石曾所创立，且当时李石曾正担任着中法大学理事长兼校长以及农工银行董事长之职，所以这两处的三笔资助也必然与李石曾有关。另外，李石曾这次赴欧，是率中国教育考察团而去的，以他在民国教育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教育部以政府补助名义拨给徐悲鸿的一万元经费，其背后很可能也有李石曾极力促成的因素。可见，虽然当时李石曾因故不得不比原计划提前离开法国返回国内，但是他并没有将其对徐悲鸿的资助承诺抛到脑后，而是先赴瑞士，说服顾维钧拿出一部分资金，然后在自己回国以后，继续通过自己掌控的中法大学和农工银行给予徐悲鸿有力支持。
在展览会的宣传造势方面，徐悲鸿以及在巴黎担任接洽工作的中法大学驻法代表刘大悲，也做得十分到位。首先是促成顾维钧公使参加了展览会开幕式。另外，徐悲鸿与刘大悲又邀请到了大量法国政要及文艺界有影响的人物，或出席开幕典礼，或为展览会写推广文字。“四月二十五日，偕大悲往访教育部长特蒙齐先生，特氏对于此次展览盛举，备极称许，决亲临参与开幕典礼。展览会目录册，本有前国务总理赫理欧先生长序，彼忽有美国之行，致匆匆写得数行，恭维中国画……惟得大诗人梵赉理（即瓦莱里）先生一序，序甚好……”盛成极为推崇的瓦莱里，在徐悲鸿笔下明显处于比较次要的位置。
由于展前的宣传造势做得到位，使得展览会开幕之日极其热烈。“中国代表顾维钧公使、顾夫人，萧参赞，赵颂南先生……法国政府教育部长特蒙齐，美术次长饱腊埃，各博物院院长、美术视察员、政界名流、著作家、学者、贵族，及美术家，莅会者凡三千余人。同人到处应接，疲于奔命。满耳贺语，穷于置答。”
到展览会开幕现场祝贺、并极力为展览会做宣传的法国文化界名流中，有一人令徐悲鸿印象最为深刻，但这人并不是瓦莱里。“其最为感动之祝贺，当无逾甘米叶莫葛雷先生（Camille Maudair）。先生为欧洲文艺批评界泰斗，著作等身，半世纪以来作家多受其月旦。彼频从人丛中觅得我，既相见握手，乃言曰，我即甘米叶莫葛雷，以真诚向君祝贺，此展览会实至华美，尤以大作为所敬佩。我乍闻其名，即深震动，对此嘉誉，喜出望外，半年苦心，悬忧方释。除向之称谢外，不能更作一语。翌日即为文刊费加罗（Figaro）报，大张中国美术，后凡三四次，为中国美展护法，不特感荷无尽，尤不能不谓之奇缘也。”
盛成在1983年的回忆录中所称“瓦莱里还在悲鸿1926年画的一幅蒋碧微肖像画《箫声》上欣然题了两句诗。此事一下轰动了法国艺坛，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参观，画展受到了很大重视。展览会取得了成功，并卖出了十二幅画，这才解决了悲鸿一直为之苦恼的经费问题。”可以说，与基本事实是有较大出入的。
徐悲鸿1926年为蒋碧微所创作的油画肖像画《箫声》，现在早已公之于众，画上并没有所谓瓦莱里的亲笔题诗。后来，盛成在1993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就没有再提及这幅油画，只是说“瓦莱里在徐悲鸿的一幅画上题了两句诗”。由于徐悲鸿的大量画作流散于世界各地，此事也难以查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