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没有错的地方？”——我和编辑（三）
我翻译《雷格泰姆音乐》时，觉得自己帮了胡其鼎一个大忙。但我很快就发现，他帮了我更大的忙，因为书的出版让我得到了一笔稿费，对改善我家捉襟见肘的生活不无小补。
上世纪80年代正是所谓“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代。大家的工资都不高，只是我们家诚恩身体不好，经常要半休甚至全休，常常因此被扣工资；女儿也经常生病，她的医药费也是个大负担。此外，我还要寄钱给母亲贴补家用。这种时候，稿费收入多少会缓解一些生活困窘。不过，我并没有为了钱，什么都翻。当时有位外校教师告诉我，他有个台湾某出版社的朋友，要找人做翻译，报酬也是五块钱一千字，但他要抽走一块钱作为中介费。我拒绝了。我觉得翻译自己喜欢的东西才会有动力克服困难精益求精。
我那时候也没有把胡其鼎先生看成编辑，因为他除了删掉我翻译中有关性描写的段落外，没有对我的稿子做任何修改或加工。在我看来，胡先生只是诚恩的同学，是我们家的朋友。
我还有一个编辑朋友——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先生。我们在90年代开始认识的时候，他还很年轻，是《中华读书报》的编辑。那时候，他对我有点意见，因为我不让他和他的熟人旁听我的美国文学选读课。然而我是按照领导的指示办事：没有办过旁听手续的人不能进教室听课，因此理直气壮并不有愧于心。后来他要我为《中华读书报》写文章，我写过一两篇，也拒绝过他命题希望我写的作文。
我跟赵武平开始熟悉是因为90年代中期，译林让他陪我去黄山开笔会。飞机误点，我们在机场等候了很长的时间。百无聊赖的情况下，我们就天南海北地闲聊。不知怎么一来，我告诉他我父亲从前也是个编辑。但我马上后悔了，没有跟他多说什么关于我父亲的事情。后来他去上海，我们的联系也就少了。不过，他还是帮了我不少忙，为我找到《国王的人马》的作者在亚洲的代理人。2005年，台湾一家出版社想出这本书的繁体字版，找到我谈稿费问题，我咨询赵武平，他提出建议而且告诉我为什么提这个要求的理由。我照本宣科，没有想到，那个出版社居然同意这个看法，使我得到了比较丰厚的稿费。
不过，赵武平对我，甚至我们兄弟姐妹最大的帮助，和鲁迅、陈独秀给我们父亲的信有关。他还鼓励在上海图书馆工作的祝淳翔先生，收集整理我父亲生前写过的文章，编辑成四册《陶亢德文存》。可以说，他为我父亲的《陶庵回想录》的出版做了许多前期的准备工作。
然而，这一切只能说明赵武平先生是个可以信赖的朋友。他所做的一切跟我所说的编辑工作毫无关系。
真正对我稿子提意见做修改的编辑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吴劳先生。他是我翻译的福克纳的《圣殿》的责任编辑。当年虽然已经是90年代后期了，我还没有计算机，是用四百字或六百字的稿纸手写的。我第一次收到他寄回来的看过的稿纸时大吃一惊，因为满篇都是红字。我没有想到我的翻译竟然如此“糟糕”，吓得都不敢看了。我求诚恩替我看看我都是些什么样的错误。他看了几页安慰我说：“不是什么真正的错误。他改的都是你写的异体字。”我拿过稿子仔细看，发现很多地方确实是吴先生在修正我的异体字。但他还有很多眉批。例如，我在序言里说福克纳写《我弥留之际》只用了六个星期，他批了一句：“可能吗？”我就在他的问句后面写上“为什么不可能，请看《福克纳传》××页”。福克纳用了雪莱的几行诗，我查到了查良铮先生的译文，还做了注，他的批语很不以为然。我就请他去看查先生的《雪莱诗选》的某一页。叶麟鎏先生听说了，看到我哈哈大笑说：“你们真有意思，吵架还要引经据典。”他觉得好玩，我却觉得很郁闷。
有一天，我遇到杨心慈就向他抱怨吴劳，说他过于挑剔。然而，杨心慈的反问——“你就没有错的地方？”——让我冷静思考起来。我相信我没有因为理解错误而翻错，因为我不是提笔就逐字逐句翻成中文的，我把书看了好几遍，还看了一些参考书，是在深入理解后才开始翻译的。李文俊曾说我的译文“严肃，忠实，几乎找不到误译与不够精确之处”。然而，我那么多异体字算不算“错”？我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把“dollar-watch”用了两个译法——“一元表”和“廉价表”，吴先生加了批语，问我为什么同一个英语词我要用不同的译法。这不能说他是吹毛求疵吧？
想清楚这一点，我豁然开朗，吴先生一直在帮助我提高我的译文质量，是我气量不够大错怪了他。1997年《圣殿》出版，2001年，《圣殿》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的优秀外国文学翻译奖。我认为没有吴劳先生的严格把关，我是不可能得奖的。所以他应该也有一份功劳的。
我最后一次看见吴先生已经是在21世纪了。他当然早就退休了，我也已经退休，因为在北京无亲无故，去了美国投奔唯一的女儿，虽然我还是每年回国三四个月。有一年，我到上海去译文出版社看赵武平。我们在办公室聊天时，吴先生忽然走了进来，据说他退休后仍然常常回出版社看望大家。办公室的年轻人都对他很尊敬，纷纷起身跟他打招呼，给他端椅子倒水问他吃过饭没有。他已经不认识我了。赵武平做了介绍，我也不好意思提醒他曾经看过我的稿子，是《圣殿》的责任编辑。但他主动告诉我，他翻译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作品。我连忙说我知道，是大家肯定的优秀译本。
2023年，北大外国语学院建立翻译基地，也许是为了证明他们有能力办好这个翻译基地，他们办了一个展览会，用幻灯片展出了历年来各系得奖人的名单和奖牌。我的一个学生参加了跟展览会有关的活动。他发我一张照片，我才知道原来我因为那本《圣殿》得过一个很大的奖牌。过了快四分之一的世纪，我才知道我得此殊荣，实在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不过，这张奖牌的照片也让我想起了吴劳先生，可惜已经无法进行交流了。
我跟吴先生有争执，但我们还是很友好的。杨心慈陪吴先生进入会场或餐厅也常常让他坐在我边上。我跟另外一位编辑发生争执，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是在我退休前两三年的事情。当时我还是教育部的全国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我们每年开会时总有上外、北外和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参加，译文出版社有时也派编辑参加，但不是每年必到。2003年前后，在开指导委员会年会时，商务印书馆派来参加会议的编辑忽然问我是否愿意帮助他们审校他们在翻译的《牛津高级英语词典》。我从来没有做过跟字典有关的事情，有些跃跃欲试，就答应了。
回到北京后没几天，那位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打电话告诉我她已经得到领导的批准，正式邀请我做审稿人员。她也已经把词典和审稿注意事项等材料寄到北大英语系了。我的任务就是审校几个字母词目下词条的译稿。在聊天的时候，她忽然告诉我还有一个香港学者和一个台湾学者参加。但是他们的报酬要比我高。她说了那个香港学者的名字，但没有告诉我台湾学者的名字。碰巧，我跟那位香港学者有一面之缘，感觉我们不是同道之人，于是就对我们做同样的工作却得不到一样的报酬很不满意。在我看来，学术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于是，我告诉那位编辑，我不同意这种做法，我退出。第二天，她打电话来说，她报告了领导，领导决定多给我一些报酬，从四万元提高到五万元。我问她，这跟给那位香港学者的报酬一样吗？她说，还是不一样，没有她那么多。我说，我退出是因为我认为，我们做同样的工作应该得到同样的报酬。如果我现在因为加了一万元就接受了，那我就是为了钱而闹别扭。这不是我的目的。我希望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既然你们做不到那我就放弃这份工作。
我以为我把话说清楚了。没有想到，那天下午，我又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说他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他想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给香港学者的报酬要高一些。我于是洗耳恭听。他说，香港人住房的房租很高。香港那里的大米比大陆贵。香港的生活费用比大陆也要高很多……我开始听他说时还开开玩笑说香港人住的比较宽敞等等，后来，我越听越不耐烦，就把他的话打断了。我说，我主张，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照你这么说，我们大陆的学者因为房子小，生活费用低就应该比香港学者低一等，拿更低的报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参加这个审稿工作了。他可能也觉得他说过头了，连声说他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不想再谈了就把电话挂了。当天晚上，我把商务印书馆寄来的东西包扎好，附了一封英文信，再次说明我的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对大陆、香港和台湾不同地区的学者给不同报酬的做法本人无法接受。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就不参与这个审稿工作了。
又过了一天，商务的编辑给我打电话，十万火急地说，你放弃了，就没事了，我们可就麻烦了，我去哪里找人审稿啊？后来我才知道，她经受了很大的压力，领导嫌她多嘴，跟我讲了他们对不同地区的学者给不同的报酬的做法。不过，我接了电话还是替她想了办法。我让她去北外找一位我素无来往的教授，我听过他一个关于翻译的报告，觉得他讲得非常好，有理有据，深入浅出，看得出他为那个报告下了很大的功夫，是一个认真做学问的人。后来，那本词典出版了，我问那位编辑，那个香港学者审得怎么样，她说，她基本上没做什么，还是编辑部的人自己审了。有时候，我常想，领导老告诫我们不要崇洋媚外，实际上，他们自己就常常把不同地区的人分成三六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