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孟德斯鸠的许明龙先生
许明龙先生（1936—2023年）
许明龙先生去世已近百日，我和他的微信对话也永远定格在2023年7月5日，他离世的前一天。
这几年，工作中有幸结识的多位老先生先后故去。2016年是《卢梭全集》的译者李平沤先生；2019年是《君主论》的译者潘汉典先生；2023年初是《瑜伽经》《奥义书》的译者黄宝生先生。黄先生我从未谋面，只是因为合同、书稿等杂事信函往来；李平沤先生因为《卢梭全集》的从无到有，从2006年开始，信函、电话是常规方式，但也会不定期当面拜访，偶尔也会聊些家常；潘汉典先生则是我母校资深教授，也是我读博期间的导师组成员，于我而言，潘先生既是工作上的学界前辈，更是我尊敬的亲授老师，自然又多了一份感情。这些老先生去世时都属高寿。虽然难过，但生老病死，人力难为，也都平静地接受了。
但许先生似乎不同。
我与许先生2007年左右相识，那时我刚入职不久，尚属新人。许先生有意重译《论法的精神》，当时我是编辑室里唯一法学专业的编辑，领导便将我介绍给许先生，跟先生说我将会是他新译本的责任编辑。初次见面，许先生是和夫人一起到的商务印书馆，当时许先生大病初愈，师母似乎十分不情愿许先生揽下这个工作，当时我只是以为师母怕先生劳累，后来了解许先生，才明白师母的担心绝非无的放矢。许先生将他的试译稿交给我，让我给他提提意见。我也向许先生表达了我的担心，因为我虽然是法学专业，但不懂法文，作为法语原文的书稿编辑，实属不那么适格。但许先生说，剑桥有个《论法的精神》的英译本，是学界公认的权威译本，他在翻译的时候，除以《孟德斯鸠全集》伽里玛出版社的法语版为底本，也会重点参考剑桥英译本，我以剑桥本作为编辑底本，应该没有问题。有了许先生的鼓励，我也准备接受这个挑战。
两年之后，2009年，许先生交稿，除了正文主体，许先生还将孟德斯鸠写作发表《论法的精神》前后，与18世纪同时期其他启蒙思想家的论辩文章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作为附录，添加到正文前后，极大地提高了新译本的文本价值。书稿交到我手里，一百万字的篇幅，编辑加工就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这期间和许先生通信或见面无数次。许先生多次表示，《论法的精神》内容庞杂，涉及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地理、地貌、历史、风俗等诸多方面，包罗万象，尤其是中世纪有关封臣、封地等概念非常复杂，希望我们能找一些专家，帮他把关，消除硬伤。编辑室领导非常重视许先生的这些意见，分别找了法学专家赵明教授、中世纪史专家张绪山教授、世界古代史专家晏绍祥教授，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对书稿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许先生对此一直感怀在心，并在译者前言里面专门致谢。一年后，我的编加工作初步完成，我将工作中发现的百余个问题提交给许先生，许先生逐条回复反馈。我的修改意见，有的他非常赞同，在问题下面批注“改得好”或“同意，请改”，有的是我理解有误，他会指出我的误，如果我心悦诚服，就遵嘱不改，如果我仍有不同意见，还会继续与先生讨论辩驳，或者各自请教专家，再汇总专家意见进行斟酌，直到我们二人达成一致。待到发稿时，我撰写了一万余字的编加审读报告，被当时馆里的《编辑通讯》作为优秀审读报告进行刊载，给了我极大的职业荣誉感。可以说，《论法的精神》新译本是我编辑生涯的里程碑，我从中获益良多，尤其是许先生的敬业、认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论法的精神》新译本出版后，商务印书馆与北航法学院联合举办了隆重的新书发布会，请了几十名专家与会。许老师在会上首先向张雁深先生的译本表达了敬意，真诚地说，他是站在张雁深先生译本的基础上进行重译的，希望通过他的努力，能使这部名著呈现新的面貌，也恳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许先生这么说，绝非泛泛而言或故作谦虚。在发布会上有位年轻学者坦率地提出了他的意见以及许先生译本存在的一些问题，当时我有点紧张，毕竟学者都讲面子，这种发布会说好话的多，说意见和错谬的少。我看向许先生的位置，发现位子上没人，我想坏了，估计是许先生生气了，出去了。我正要起身去找，突然发现许老师坐在发言的那个年轻学者的后排，正在努力支着耳朵听他说。原来许先生听力不好，他坐在前排听不太清这位年轻老师的意见，专门跑到他身后去仔细听，当时我真是非常感动。
新译本上市后，销量极佳，首印五千，当年售罄，此后几年都维持着年销万册以上的佳绩。但许先生的精力仍在译本的精进提高上，甚至到网上的贴吧留言区，听取意见。但网上言论，良莠不齐，无端恶意攻击者亦不少，许先生十分认真，逐个回复，对正确的意见真诚道谢，虚心接受，但也因为那些不实攻击颇为灰心。我屡次跟他说不用理会，许先生似仍不能释怀。《论法的精神》新译本此后多次再版，直至收入《孟德斯鸠文集》，每次都有修订改动，最后收入文集时，改动数百处，小纸条密密麻麻，连“的地得”都仔细斟酌，力求完美。
《论法的精神》新译本出版后，受到《卢梭全集》成功出版的启发，我向许先生提议做《孟德斯鸠文集》，许先生考虑后欣然接受。这次师母再次抗议，我终于明白了师母为何不满，实在是许先生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便通宵达旦，寝食难安，对于生过重病的七旬老人，确实是太过于消耗。合作过《论法的精神》，许先生为人的认真、性急我深有体会。我向许先生提出的问题，只要在睡前看到我的邮件，绝对当天回复给我。许先生最受不了的是拖沓磨蹭，他及时回复，自然也要求别人同等对待，即使我已经“看人下菜碟”，格外注意尽量及时反馈，但还是经常会受到毫不留情的批评。所以我也劝师母，工作是许先生的生命，如果没有工作，他会非常萎靡，许先生一生都想过有意义的生活，不愿意无所事事。师母抗议无效，也只能作罢。
这之后，借鉴《卢梭全集》的出版思路，商务印书馆建议许先生将孟氏主要著作重新翻译，以统一风格体例，也可以从不同角度为读者提供更丰富的译本参考。这个原则定下来，《罗马盛衰原因论》《波斯人信札》的重译便提上议事日程，好在这两本书相较《论法的精神》篇幅小了很多，再加上重译经典已有经验，因此比较顺利。记得《罗马盛衰原因论》单行本出版后，许先生来馆里商量《文集》的具体选目，主要是要确定孟氏众多的笔记、杂选、诗歌等庞杂内容，是否都需要翻译。最后确定除《论法的精神》《罗马盛衰原因论》《波斯人信札》这三部主要著作，再加上他的一些杂文、诗歌，以及对中国的相关论述，辑成五卷出版。会议最后，许先生当着我的面，对我的领导说，“小王最近给我做责编，比起当年《论法的精神》，那差得不是一星半点”。领导笑着替我开脱，说她现在担任编辑室主任，除了自己做责编，还要二审稿件，平时行政事务也多，确实精力受限。我虽然难堪，但毫不意外，自己知道确实努力和认真都有所退步，所以也只能笑笑，无法争辩。但许老师的批评让我很受震动，无论有什么借口，作为编辑，案头工作都是第一位的。此后编辑《波斯人信札》，我重新上路，完稿时再次受到许老师的表扬，即使那时我已经是一位入职15年的老编辑了，但还是非常开心。因为我知道，许老师的批评和表扬，绝无虚言。
人到暮年，许先生唯一的女儿身在国外，当时许先生住在天通苑，房子很大，就他们老两口，但那时两位老人身体尚好，虽然有一些老年病，但两人互相扶持，生活也还算安逸。天通苑的家我去过多次，有时赶上中午饭点，留我吃饭，我也不推辞。我记得大多数是许老师掌勺，厨艺一般。许先生说师母跟着他，一生受了很多苦，现在他来照顾师母。我看到家里挂了很多老照片，许先生出身大家，小的时候家境优渥，年少受二哥影响，参加革命，与师母在军队少年相识，算是青梅竹马。此后一生，辗转奔波，尤其是许先生从军队转业后，以极大的努力和聪慧，一举考上北大西语系，但第一年就因为极荒唐的原因被打成学生“右派”，此后人生颠沛流离，可想而知。师母在漫长的岁月里，不离不弃，对许先生的耿直、刚正以及由此带来的所有不利后果泰然处之，没有一句怨言。每次我去，陪师母家常，师母总要跟许先生说一句，“哎呀，要是我有个小王这样的女儿在身边就好了”。两位暮年老人，即使相互搀扶，思念远在大洋彼岸的女儿，肯定也是孤单寂寞。我劝他们找个保姆，他们说女儿为他们买了养老公寓，到时候可以自己做饭，也可以去食堂，丰俭由己，也有基本的医疗照护，我想相比于家里有个外人，这样更好。
2017年10月，我知道师母生病住院，检查结果不好，我只能安慰许先生师母年纪大了，老人病情进展缓慢，不用特别焦心。一天傍晚，许先生微信我，问我有空的时候能不能去看看师母，我本来就打算近期去探望，闻听许先生召唤，说第二天就去。我家住南边，师母医院在北五环外，第二天我买了一束花，跨越北京十环，去探望师母。师母精神尚好，没有被病魔摧残的形销骨立，也没有一句灰心丧气的抱怨，一切平静如常。许先生打趣师母说，这辈子也没有一官半职，实在对不起她，师母依旧回答，“你要是喜欢当官，我就不要你了”。我怕师母疲劳，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许先生送我出来，上电梯前，许先生突然张开双臂拥抱了我，说：“小王，谢谢你来看她，我以前脾气不好，对你发火生气，你别在意。”我用力回抱了许先生，说，“您别那么说，我来看师母都是应该的”。许先生眼里泛泪，我知道他的恐惧和慌张。一周后，我再次联系许先生，问师母情况如何，许先生没接我的电话，只是微信回复，我去看师母三天以后，师母就走了。我震惊不已，问后事安排，许先生只说已经办完，一切从简。等女儿回来，一起送师母回舟山老家安葬。
此后，许先生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断断续续住在舟山老家，我们基本电邮微信往来。2018年夏天，许先生在单位附近约我吃饭，同行的还有一位社科院的同事，我问他身体如何，心境怎样，养老公寓是否可以入住，时隔一年，提到师母，许先生突然老泪纵横，我和他的同事没有什么安慰的话可以说，只能默默地陪在一旁。后来许先生回到北京，住进养老公寓，原来卧室里的双床布局，拆掉一张床，床头挂着师母的大照片。我怕许先生看着照片，日夜触景伤情，劝他不要挂，他很坚决地说，看着她，就像她一直还在。
后来许先生照旧为了《孟德斯鸠文集》早日出版努力，依旧会对我的疏漏大发脾气，常常说他肯定活不到文集出版，让我压力山大。这期间，许先生还牵涉到一桩学术不端的公案。本来许先生只是评鉴人，受官方委托指出不端之处，但当事人拒不认错，态度恶劣。这激起了许先生的斗志，穷追不舍，虽然最后仍没有达到许老师想要的结果，但也的确似一声惊雷，扯下了不少人的遮羞布。当时我想，许先生一生因为耿直受挫无数，八十多岁的人了，仍像初入北大之时，为一个“真”字不计后果，宁为玉碎。
师母去世后，远在美国的女儿多次劝说他去团圆，我也劝他，语言没有问题，国外查找资料更方便，和女儿一家在一起互相照应多好。许先生说他待不惯，而且去了美国就要蹭当地的福利，他无功不受禄。他说我在我做过贡献的地方养老，心安理得。
疫情三年，许先生独居于北京昌平的养老公寓，女儿无法回国探望。三年中，普通人的日常出行尚常常因为突然状况无法自由，更何况身体状况异常脆弱的老人聚居场所，管控是家常便饭，长期不能出小区，甚至不能出房间，每个体会过相同遭遇的人，都能明白这其中的折磨。2021年疫情稍缓，我和许先生终于见了一面，许先生说要请我在公寓附近吃自助餐，当时我想，北京的自助餐二三百一位，两个人就四五百，老先生肯定心疼，到时候我来买单。见面后在养老公寓的房间聊了一会儿，许先生带我去吃饭，原来他说的自助餐就是好伦哥，我哑然失笑，坦然让许老师买单，心安理得宰了他一顿。那天我们在餐厅聊了很久，疫情、时局，当然还有他心心念念的《孟德斯鸠文集》。我在许老师面前，无需任何伪装，不用任何掩饰，我们交换彼此对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看法，总是不谋而合。
这之后，疫情多次反复，我也在各种居家、隔离、返岗中折腾，和许先生基本是微信联系。我们只是互相发自己感兴趣的文章，不评论，心照不宣。2022年10月，五卷本《孟德斯鸠文集》终于出版，我选择了银白色的精装封面，配上孟德斯鸠那张著名的椭圆形版画肖像，我戏称“银装素裹”。今日想来，这份高洁素淡，何尝不是许先生品性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