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春归花落时

《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

千古文章多血泪， 伤心最此断肠词。

冯其庸手抄庚辰本《石头记》

冯其庸先生在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是用毛笔抄了这首诗赠我的。一直由我保存着，那是他在病床上写的。而今，我从书箧中拿出这张在木刻水印信笺上的书法，细看字里行间，于楷书中有着草书的韵味。似乎就像冯先生晚年走罗布泊、楼兰古城、敦煌时，透射出那种行走天下、刚柔相济的神情。

那是走向天堂前写下的绝笔，冯老握毛笔时的那刻情景，不知是在怎么样一种生命状况下完成的。我想，可能冯先生自己也不知是哪一种思想鼓动着。如今已无人可知了。

先生在病床上能写出这么开数不大的书法，真犹如黄永玉所说：“墨色线条，微妙与精确，简直像刻图章那样讲究。”

冯其庸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离时也正进入严寒的冬天。记得那时，我与冯先生夫人夏老师通电话，她说以往一次次生病都逃过了，这次恐怕难了！但是，人生难讲，就在冯先生准备远行时，他会再用一支“金不换”重写了他多年前写过的那首诗。

我想，这也许与冯先生抄了一年而毕的那部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不无关联。

也可能是研究红学的另一类“甄士隐，贾雨村言”。故显得更珍贵和有意义。

冯先生似乎是为一部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而延长了他的生命。在他心里，兴许是“生命仍宝贵，《红楼》价更高”。

这部庚辰本《石头记》，他发奋抄了整整一年，终于抄完。当他抄毕最后一个字时，禁不住长叹一声，释放出一种研“红”不息的能量，终留下一首悲哀的诗。

这个庚辰年指乾隆二十五年（1760），这时离曹雪芹去世只有两年，是最接近作者亲笔手稿的完整本。说起红学史上这一抄本，最早接触这版本的，却还是我的乡前辈戚蓼生。

当年戚正在京城为官，有条件拿到曹雪芹留下的未写完的稿本，还特为作者写了序，成了我们红学界研究的“戚本”。

而冯先生，应用《文心雕龙》《诗品》这种古人的评点形式，花了他数十年心血，编纂一部长达一百六十万字的《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这部评点式的书，做得非常认真、细致。想想曹雪芹是含着眼泪来写《红楼梦》的，到了冯先生那一辈，用另一种伤感来抒写，似有点儿同出一辙。

二、俞平伯《明定陵行》

对《红楼梦》作者，我心中始终景仰。再讲一个与冯其庸先生有关的俞平伯的事。

俞平伯在参观明定陵后，写了一首《明定陵行》的长诗，此时正有一位同志请他写一书法，他便为这位同志写了一幅书法。而此手迹，几经转手，由冯其庸先生收藏家中多年，之后，我到冯先生在通州的家，他和我谈起这事。

冯老很大度，愿将手迹转赠给德清的俞平伯老家纪念馆。冯先生雅兴不减当年，赠前还特地再用朱色书体，写了一段话：“此俞平老手泽，由上海刘海老后人转赠，今即归之俞老纪念馆，得其所也。冯其庸记。”字迹清雅劲秀。当然保存在家久了，有点儿舍不得，但“得其所也”四字，尤这个“所”字，道出了他对曾蒙受过批判的那老一辈红学家，温情脉脉一片。

这是一个俞老专书于扇面上的墨宝，受书写空间之限，整首《明定陵行》诗，尚留下最后十句，未能写毕。俞老手迹，只写至“时向深山仆大木”处。

故现把俞平老扇面手迹抄下，以让读者赏读、研究。诗曰：

大峪山前野殿荒，秋风飒然秋草长。悬梯斗下八十尺，眼中兀突金刚墙。

无端瑶阙埋黄埃，券拱三层迤逗开。只道千秋巩金石，那知弹指轻尘炱。

宫车晏晚定陵路，世态云衣几朝莫。王侯万骑送北邙，难救君家一抔土。

赢得飞龙玉座寒，强携金盌出人寰。昭阳无福眠云母，犹戴珑玲九凤冠。

役民地下兴华屋，不意儿孙亡国速。金高未餍狂夫心，巢倾忍听千家哭。

远从涨海浮明珠，时向深山仆大木。妖书梃击尽奇谈，专宠争储皆乱局。

青史何曾判是非，牛山何必泪沾衣。南屯不落新欢笑，废垄残丘对夕晖。

今读俞平老之诗，看似明白，但意蕴深邃，情中有景，景外含情，读之不尽。为此诗，我曾请教黄裳先生，也请教编辑《俞平伯全集》的孙玉蓉，都认为如若作白话翻译，兴许诗意丢失。俞老作文写诗（包括五四后的白话诗）一向有行云流水、冠裳佩玉之风。而此诗，既写了明朝事，又蕴藉当世事。全诗怨而不怒，有余情，有余地，正是对阅读俞老“古雅蕴藉”之意，大有助益。

三、和百岁老人章克标对谈

记得二〇〇〇年的岁末，已是庚辰农历小雪季节了，忽听嘉兴范笑我说，章克标先生和他新婚不久、五十多岁的东北女子刘桂馥（而章却给她另取名为“林青”，意为“拎得清” ）即刻要离开家乡海宁峡石，去湖北保康一个山区农场。我又特地光临他老的家。虽已三四年未见面了，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依然是那个能喝善饮，步履轻捷，每天还能吃鸡腿、喝牛奶，思维反应灵敏，充满机智幽默的人。现我把从未公开的与百岁老人的这个于我看来有点引人入胜的对谈写出来。

我说：“记得几年前我们来看你，你身体不错，隔了三四年你已经百岁多了，如今看你身体却越来越好了。”

他却笑对我说：“我想建议你把这‘好’字，改成‘年轻’。因为，我身子是越来越年轻了。”

“这样说，章先生是逢到了生命的春天了。”我对他说道。

他却道出了新意，说：“我的生命是从百岁不老开始转向青春的。”

这样的机巧、才情，还留存在这位百岁老人的心灵里，已使我无话可说。

于是，我略带调侃地对这位老人说：“那么你真像你的学生金庸写的武侠小说中的‘老顽童’了！”

他却对我回道：“我活着，还比较不够顽！”

这回话，使我哭笑不得。可以说这便是章克标，一个曾经的数学家和报人，到了百岁，还于幽默之中透出磨耐几十年，没半点认输的心灵。

听了这回答，我索性用起了“文革”语言，对他大声地说：

“如果你还那么顽固不化，我们应该打倒你吗？”

章克标的回答，更豁达，且带有挑战性：“应该被打倒，但怕打不倒，不是吗？因为，我早已倒在地上了！”话语中充满了一种自负。也许，因受鲁迅的批判，虽早成了历史，但心中还留存着不服。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新婚女子林青，正好走过来靠在他的藤椅旁，我指着林女士说：

“章先生，现在你身边还有美丽的林姑娘了，你已经不肯随便倒下了吧？”

他的回答却又是另一番情景，

章说：“不是吗，她现在也倒下来了！”

这句回话，我真莫名其妙，是指这位东北女子和百岁老人结婚后被人说闲话，说得要倒下了呢？还是说嫁鸡随鸡，她也是倒下的人？还是指妇随夫唱理应一同倒下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我随即转到生命问题上来，我问他：“一个人活了一百年了，一个世纪多了，什么都经历过了，这样的生命是长了呢，还是‘人生苦短’呢？”

他的回答，似乎也很得体和辩证：

“不长呵，可也不短了，这样的生命倒合乎孔夫子的‘中庸之道’呢。”

我有些奇怪，他的回话，是牵涉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要做什么？是要立功，还是立德，抑或是立言呢？从章克标先生对生命只要合乎孔夫子的“中庸之道”便算不错了，寿命也长了，抑或是“中庸”和“乐天”使这位知识分子活过了一个多世纪？

后来，我们的谈话，牵扯到生活的美满和爱情问题上来。也许和百岁老人说“爱情”有些滑稽，但他是一个文学家，一定还有爱情留存于心灵深处。 我问他道：“你最近喜结良缘，你是三十年代文学家，而且是倾向于‘唯美派’文学的，你如今的生活有爱情吗？生活美满吗？”

他毫不思考便回答了爱情与生活的关系，他说：

“我现在没有爱情，但不爱情也要生活，生活也可以不要爱情，而只要人情……”最后在结束这次的谈话时，他还补充一句：“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我生我在。”

那时正是夏末，离别海宁他家时，已近傍晚，似有一阵初秋的雨吹过来。

“一种风流吾最爱，百岁老人有情诗。”

这后半句我把它改变一下，用在和这位历经沧桑的百岁老人那次对谈，不知合宜否，姑系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