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知识学角度观照中国古代小说，是近年来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新话题，有逐渐成为学术热点之势。这并非在玩文学概念游戏，借助知识学这个角度，可以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特性及功能产生新的认知，发现一些以往被忽视或被遮蔽的东西。小说是如何成为知识载体的？其知识包括哪些方面？对不同阶层的读者产生了哪些影响？对小说作者来说，个人知识结构对创作会产生哪些影响？一般读者乃至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又会如何影响小说的阅读欣赏及研究？这些都是很有价值且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以下依据相关材料，谈谈对这些问题的一点浅见。

一、作为知识的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以文学方式再现了古代中国人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虽然人物的设置、情节的安排多有虚构之处，但作品往往取资于史书等纪实类典籍且不少作品取材于作者本人亲身体验及见闻，具有较强的写实色彩，因而在审美之外，还有实用功能，兼具知识属性可谓题中应有之义。以往的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虽有所涉及，但缺少专门集中的深入研究。结合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传播和接受情况看，古代小说的实用功能有时候会超过非功利的审美功能，对这一点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众所周知，古代小说以及据其改编的戏曲、说唱是中国古代民众获取各类知识的重要渠道甚至可以说是主要渠道。正如鲁迅所言：“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1]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教育没有普及，文盲、半文盲在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很高。据统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多文盲，文盲率高达80％，农村地区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2]。唐宋到明清时期虽然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统计，但可以推测当时的文盲率只会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更高。高文盲率是伴随着交通的不便和资讯的闭塞产生的。对很多民众而言，他们一生中能获取知识的机会不多，渠道也较为单一，年幼时可能会接受私塾教育，但更多人没有进过私塾，一生中接触过的可以称作文化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小说以及根据小说改编的戏曲、说唱，这是他们获取知识、认识世界的主要渠道。因此，对古代民众而言，小说传授知识的功能甚至比消遣娱乐功能更为重要。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探讨的小说主要指以白话小说为主的通俗小说，除《聊斋志异》等少数作品外，文言小说的读者大多为文化层次较高的文人阶层，在民间的影响较为有限。民众接触文言小说往往是通过白话改写或改编的戏曲、说唱在舞台演出实现的。

对小说的知识功能，不少古代小说的作者、评点者以及刊印者有着较为清楚的认识。如《开辟衍绎通俗志传》系历史演义小说，所记为盘古开天辟地到武王伐纣之事，年代久远，多为神话及传说，并非信史，但王黉仍在该书的叙文中强调该书的知识性：“自盘古氏分天地起，至武王伐纣止，将天象、日月、山川、草木、禽兽及民用器物、婚配、饮食、药石、礼法、圣主、贤臣、孝子、节妇，一一载得明白，知有出处，而识开辟至今有所考，使民不至于互相讹传矣。”[3]按照王黉的说法，《开辟衍绎通俗志传》几乎成了上古时期的百科全书，这固然是为了抬高小说的价值，但同时也强调了小说的知识特性。再如，墨浪子编撰《西湖佳话》的具体做法是“考之史传志集，征诸老师宿儒，取其迹之最著、事之最佳者而纪之”，他希望“今而后有慕西子湖而不得亲䩄者，庶几披图一览，即可当卧游云尔”[4]。“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想游览西湖美景的人很多，但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能够一饱眼福的毕竟是少数，《西湖佳话》以生动形象的小说笔法再现了西湖“迹之最著、事之最佳”的美景与人文风情，为那些不能前去游览的读者提供了西湖地理、历史、文学等方面的知识，确实可以起到“当卧游”的功用。

明代中后期，还流行着一种通俗类书，如《国色天香》《万锦情林》《燕居笔记》《绣谷春容》等，这些书将小说与诗话、笑话、书翰、掌故等放在一起，主要内容为明代民众的日常文化知识，以分层的版式刊行。其中所收的小说作品是通俗类书的重要内容，有文言传奇也有话本小说，编者及书坊主显然是将小说作为民众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中后期，特别是维新变法之后，梁启超等人提倡小说界革命，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5]，将小说作为救国新民的利器和知识传播的载体，强调其实用功能。这一看法被很多小说家和评论家所接受，比如吴趼人就提出小说不仅“助记忆力之能力”，而且“易输入知识”，“读小说者，其专注在寻绎趣味，而新知识实即暗寓于趣味之中，故随趣味而输入而不自觉也”[6]，看到了小说在传播知识方面的优势。有的小说家干脆将作品作为知识教科书，如《万国演义》凡例中就明确指出：“是编专述泰东西古近事实，以供教科书之用，特为浅显之吻，使人易晓。”[7]这种思路和之前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说得更明确一些而已。

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广大民众从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中大量汲取知识，另一方面官方否认小说作为知识的存在并进行打压，由此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四库全书》，该书编纂于清代中期，是一部具有标志意义的大书，它囊括四部，收罗广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朝廷认可的知识体系，但是在这个颇为庞大的知识体系中，几乎没有小说的位置。具体来说，《四库全书》不收白话小说，只收部分文言小说，而且其中大多为笔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则不予收录，标准为“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四库全书》收录文言笔记小说恰恰是因为看重这部分小说的知识属性。“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9]，所谓“广见闻”“资考证”都与小说的知识属性相关。

除了观念层面的歧视和排斥外，官府还以法令和行政手段对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进行查禁。尤其是清代，朝廷及地方官府多次发布针对小说的禁令，虽然以小说的受欢迎程度和流行程度看，禁令的效果有限，但官方借此表明的态度则是非常鲜明的[10]。雍正时期一位朝廷官员曾因小说问题丢掉乌纱帽：“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奉上谕，郎坤着革职，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发落。郎坤将《三国志》小说之言，援引陈奏。”[11]所谓“《三国志》小说”就是小说《三国演义》，官员上奏时引用《三国演义》中的话竟然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可见雍正对小说的排斥态度。不过从郎坤三国的历史知识来自《三国演义》也可以看出他受小说影响之深。这并非偶然现象，据清代中期一位文人记载，“深恶《演义三国志》，子弟慎不可阅。尝见京朝官论蜀汉事，有误引《演义》者，颇遭讪笑，甚至裒然大集其中咏古之作，用及挑袍等事，笑枋流传，非细故也”[12]。这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现象，就像鲁迅所说的：“虽是崇奉关、岳的大人先生们，倘问他心目中的这两位‘武圣’的仪表，怕总不免是细着眼睛的红脸大汉和五绺长须的白面书生，或者还穿着绣金的缎甲，脊梁上还插着四张尖角旗。”[13]鲁迅的话反映了明清时期的一个现象：对仕宦阶层来说，虽然官府屡有禁令不准阅读通俗小说，但他们仍然会在私下里阅读，其中不少人对小说相当熟悉，作为日常知识，对通俗小说及戏曲、说唱中关公和岳飞的印象远比从史书中看到的更为生动和深刻。还以《四库全书》为例，尽管白话小说未被收录，但从《四库全书总目》的相关提要中可以看出，编撰者对这类小说相当熟悉，不时提起，无法回避，这说明他们对白话小说不仅看得多，而且看得还相当仔细[14]。

当然，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从小说中获取的知识是不同的。对文盲、半文盲来说，他们历史、地理、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很多都来自小说及其改编的戏曲、说唱，小说等通俗文学发挥了知识普及的作用。对仕宦阶层来说，他们有足够的学养和渠道获取这些专门知识，阅读小说获得的更多是一般的日常知识，他们更看重小说的审美消遣功能和教化劝诫功能。在小说流行的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很多官员包括理学家不仅私下购买、阅读小说并讲给自己的妻子、孩子，而且还在一起题咏唱和。从相关资料看，这在当时相当普遍，并非个别现象[15]。清代中期之后，朝廷对文化的控制逐渐放松，很多官员公开在一起谈论小说乃至题咏唱和，像《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这样影响深远的小说中的知识事实上已经成为日常基本的文学及文化知识。嘉庆年间，北京曾流传着“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说法[16]。道光年间，有位文人感叹，“吾乡士习，大率于坊行八股外，以熟读《聊斋》《红楼》相互夸诈”[17]。在这种情况下，对当时的官员来说，如果没有读过这些小说，虽不至于影响仕途，但在和友朋辈交流时没有谈资、一无所知，无疑是一件颇为尴尬的事情。

官府对小说的排斥和打击一直持续到清末。清政府颁布的学校管理制度明确禁止学生购阅小说，如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颁布的《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明文规定：“各学堂学生，不准私自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凡非学科内应有之参考书，均不准携带入堂。”[18]1904年，京师大学堂的学生班长瞿士勋“携《野叟曝言》一书于自习室谈笑纵览”，被监学查出，按规定“应照章斥退”，但后来“姑念初次犯规，从宽记大过一次，并将班长撤去”，被从轻处理[19]。所以同年京师大学堂教习林传甲编著《中国文学史》时将小说、戏曲排除在外，也就不难理解了。学生被处罚的事件，说明在京师大学堂这所传授知识的新式学校里，《野叟曝言》一类的小说仍被排斥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之外。

进入民国特别是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之后，事情有了转机。1917年夏，刘半农受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员，负责预科一年级(丙班)国文兼理预科一年级(丁班)国文和三年级(乙班)小说课程。其后，周作人、胡适等人也相继加入。根据1917—1918年北京大学各研究所研究科目及担任教员名录，当时小说科的教员有周启明、胡适之、刘半农三人[20]。北京大学开设小说课程是20世纪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标志着小说被纳入现代知识体系，成为现代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得到社会承认，获得正当的社会文化地位，得到了现代教育制度和学术制度的保证[21]。其后，随着教育不断普及，文盲率降低，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日益多元丰富，小说的实用知识传授功能逐渐弱化，但传播传统文化知识的功能被强化，很多读者将小说作为了解传统文化知识的重要文本，通俗小说的知识功能得以延续。

二、作为小说的知识

小说中的人物、情节虽然带有想象虚构色彩，但是是以再现生活的方式呈现的，为读者展示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作者的认知和才学。一些作者和书坊主显然意识到了小说的知识属性，他们在创作和刊行的过程中会自觉强化作品的知识性，提高小说的附加值。比如历史演义小说，其取材尽管也有民间传说及戏曲、说唱的成分，但毫无疑问正史是其主要来源。很多人推崇这类小说，就是看重其在文学性之外兼具普及历史知识的功能。出于这一考虑，一些作者、书坊主会在这类作品卷首附加一些具有知识性的内容。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附有《三国志宗僚》，按照蜀、魏、吴三国顺序分帝、后、列传、别传、附传等类，对三国主要人物进行简要介绍，如先主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玄孙，在位三年。寿六十三”，武帝“姓曹，讳操，字孟德，沛国谯人。寿六十六岁”[22]。明代《三国演义》其他版本卷首也多有类似内容。《三国志宗僚》系抄录陈寿《三国志》的目录而来[23]，可以看作三国主要人物的一个小型资料集，这无疑增加了全书的知识性，读者可以凭此较快了解三国时期人物的基本情况及关系，这对阅读、欣赏作品无疑也是有帮助的。

再如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批短篇公案小说集，有的小说集除了收录小说作品，还收录了相当多的法律文书。如明师俭堂刊本《古今律条公案》卷首收录了《六律总括》《五刑定律》《拟罪问答》《金科一诚赋》以及“执照类”“保状类”一类法律文书，其中执照类、保状类收录《娼妓从良照》《寡妇改嫁照》《杜绝后打照》《告给引照身》《保县官》《妻保夫》《母脱子军》七件执照、保状类文书。这些法律文书占有较多篇幅，与后面的公案故事并没有直接关系，仅仅具有法律普及意义。这说明编纂者在“搜辑古今刑狱之事演为公案，以备一般人之消遣”之外[24]，还有普及法律知识的用意，正如日本学者阿部泰记所云，“编者的用意并非单纯编纂小说，而是不外乎要编成在现实中能够应用的裁判入门书籍”[25]。这类法律文书为读者提供了法律知识，很有实用价值。这批短篇公案小说作品虽然文学水平不高，但知识性很强[26]。

这种做法在清代得到延续，并有新的发展。比如，清代中期的《镜花缘》和《野叟曝言》两部小说通常被称作“才学小说”，“才学”之名来自鲁迅。鲁迅指出这类小说“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27]。这类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者会借助小说传播自己的学术观点，如李汝珍将对《李氏音鉴》《受子谱》等著述的一些心得和见解写进《镜花缘》，夏敬渠将《经史余论》《全史约论》《浣玉轩诗集》《唐诗臆解》《医学发蒙》等多部著述中的观点写进《野叟曝言》[28]。以这种方式创作的小说无疑会有更大的知识含量，但如果内容过多，不能和人物与情节的设计融为一体，就会成为作品的冗余，影响作品的文学性及可读性。才学小说后来未能延续就是这个原因。才学小说可以看作有意将知识植入小说的一种尝试。

那么，中国古代小说可以提供哪些知识呢？仅就通俗小说来说，从宋元到清末有上千部之多，流派类型丰富，这些小说作品所提供的知识恐怕只能用“博大精深”这个词来概括了，从花草树木到天文地理，从法律政令到官制典仪，从节庆民俗到衣食住行，可以说作者的笔触及社会文化的哪方面，就可以提供哪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共同的特点是与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相关。如对读者影响最大的章回小说，其题材比较广泛，又相对集中，其中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才子佳人、神魔、公案、侠义、世情、艳情等题材涉及较多，研究者也往往根据题材划分流派或类型。从这个角度看，特定题材类型小说提供的知识往往是比较专门的，如历史演义小说为读者提供的更多是历史知识。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教育相当发达的当下，很多人的三国知识也并非来自《三国志》和专门的历史著作，而是来自《三国演义》及其改编的戏曲、说唱作品。

小说所提供的知识有些较容易想象，如公案小说提供法律方面的知识，世情小说提供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知识。有些知识却出人意料，比如《三国演义》虽重在描写三国时期魏蜀吴三方的政治、军事和外交，谋略因素较突出，但它毕竟是小说作品，并非兵书，至少从作者的创作动机来说，不是作为兵书来创作的，但这部小说问世后，从明代到清代屡屡被视为兵法教科书，在战场上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实际作用。

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29]。

罗贯中《三国演义》，多取材于陈寿、习凿齿之书，不尽子虚乌有也。太宗崇德四年，命大学士达海译《孟子》《通鉴》《六韬》，兼及是书，未竣。顺治七年，《演义》告成，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清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30]。

以上记载可以说明两个事实：一是在清军入关前，皇太极命人将《三国演义》翻译成满文，供将领和贵族学习兵法；二是清初一些满族将领带兵打仗得益于《三国演义》。另有其他多个材料可以佐证，如《世祖章皇帝实录》记载，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甲寅，顺治帝“颁赐诸王以下、甲喇章京等官以上翻译《三国志》”[31]，所谓“翻译《三国志》”，就是满文版的《三国演义》。清将领学习该书的效果相当明显。下一条记载更为详细生动：“额勒登保初隶海兰察部下，海兰察谓曰：‘子将才，宜略知古兵法。’以清文《三国演义》授之，由是晓畅战事。”[32]皇太极、顺治对《三国演义》的重视是有渊源的。据记载，努尔哈赤曾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学到了智谋：“奴酋稍长，读书识字，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33]这里的“奴酋”就是指清太祖努尔哈赤。通过《三国演义》学习兵法的并不限于清帝王和将领，事实上，自《三国演义》面世以来，农民起义军就屡屡以这部小说为兵法，正如黄人所说：“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众皆乌合，羌无纪律。其后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遂成滔天巨寇。闻其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玉帐唯一之秘本。”[34]此事刘銮在《五石瓠》一书中也有记载：“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咸效之。”[35]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也曾被视作兵书：“贼之诡计，果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取裁《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36]这里所说的“贼”是指太平军。

中国古代兵法著作很多，满族将领及农民起义领袖为何不从《孙子兵法》等专门的兵书中学习带兵打仗，偏偏从小说中学习兵法知识呢？此事不难理解，主要原因应该是这些人文化水平不高，难以理解兵法中的理论，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排兵布阵的具体描写生动形象，活灵活现，相比之下，更容易接受，也更容易模仿。正如论者所说：“《三国演义》一书，所载战法阵法及雄韬武略，其深裨于实用者，诚非浅鲜……史之所记，不过悉历朝君德之盛衰，臣品之忠奸，与夫礼乐典章宏纲巨制而已，绝未有记战法阵法如《三国演义》者。是书也，世人咸谓之为小说耳，不知是书虽曰小说，而其行军议论严正，余常玩索之，辄爱其贯串群书，深有合于六韬与夫司马穰苴之法。”[37]小说作品竟然提供了军事知识，发挥了兵法的作用，作者创作时也未必想到。

三、知识结构与小说创作研究

小说的知识属性对作者提出了要求，早在宋元时期也就是通俗小说的形成期，就已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实学是根基，开天辟地通经史，博古明今历传奇”[38]。作为知识的提供者，作者显然需要比读者掌握更专业、全面的知识，否则就易出现知识性的疏误，误导读者。较理想的情况下，作者会全面、准确掌握创作所涉及的各类知识，但实际情况是，古代小说作者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下层文人，掌握的知识有限，学养深厚者并不多见，因而作品中难免出现知识性错误。以《三国演义》为例，这部历史演义小说尽管艺术成就很高，“七分实事，三分虚构”[39]，但全书存在相当多的史实错误，沈伯俊将其称作“技术性错误”，指出这些错误“并非出自作者的创作意图，并非作品艺术虚构和艺术描写的需要，而纯粹由于作者知识的局限，由于作者一时笔误或者传抄、刊刻之误而造成的、属于技术范畴的错误”[40]。从作者角度看，罗贯中尽管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但他“很难有条件到处进行实地考察，更不可能有各种工具书和地图可供随时翻检。因此，他在知识上存在某些局限是毫不奇怪的，这就必然导致某些‘技术性错误’的产生”[41]。为此沈伯俊提出校理的整体思路并进行实践，即在校勘整理过程中，对原本存在的如人物、地理、职官、历法等“技术性错误”进行订正，帮助读者准确了解相关史实。《三国演义》中“技术性错误”的数量至少有700处，订正量较大，这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在整理出版古代小说作品时，对作者因知识局限产生的知识性错误，是直接改正还是予以保留，目前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

上述问题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很多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知识性疏误，比如《水浒传》，作品中好汉们的行走路线经常出现偏差，不管是史进从少华山到延安府去找师父，鲁智深从五台山出发投奔东京，还是宋江发配江州之路，都不合情理地在绕远路，这显然与作者在地理知识方面的欠缺有关。此外还有历史、官名等方面的错误，何心为此专门写过《水浒传中的错误》一文，从其所列的40多处错误来看，其中有不少属于知识性错误[42]。再如《西游记》，唐僧师徒西行十万八千里，经过多个国家，多次倒换关文，竟然不存在任何语言障碍，这在资讯发达、中外交流频繁的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没有到过中国西北地区，更没有出过国，对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语言差异无感。此外，唐僧师徒一路风餐露宿，但路途上各国的饮食结构则基本上一样，这同样不符合实际。当然，我们可以用《西游记》是神魔小说为理由为作者开脱，但作者对唐僧西行沿途情况不熟悉也是客观存在的，相关知识的缺乏让作者只能这样写作。同类题材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镜花缘》等也是如此。

作者知识的完备和精深对小说的创作大有益处，可以丰富小说文化内涵，增加作品艺术魅力。在此方面最成功的当数《红楼梦》，不少研究者称道该书描写物质文化方面的成功，无论诗词还是园林，服饰还是戏曲，乃至花草树木、节庆民俗、茶酒饮食等，都描写得颇为精到，几乎没有明显硬伤，可见作者曹雪芹对作品涉及的多个领域都有相当精深的造诣。这些带有知识性的物质描写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人物、情节等融为一体，得到了艺术化的呈现，同时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可以说，《红楼梦》作品的艺术性与知识性完美融合，相得益彰，这固然与作者过人的才华有关，但毫无疑问也得益于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家族文化熏陶，《红楼梦》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并非偶然。

对作家知识结构与小说创作的关系，现代作家有更为自觉的认识，也更为重视。在创作特定题材的小说作品时，体验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往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其中就包含对特定知识的熟悉掌握，否则存在大量硬伤的作品会严重影响读者阅读欣赏，只能说是失败之作。

最后要说的是，从读者乃至研究者的角度看，个人的知识结构对全面深入理解作品同样重要。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古人有很大差别，只要对比《四库全书》的目录体系与中国图书分类法就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也是理解古代小说的障碍和困难。无论是一般的阅读欣赏还是专门的精深研究，都需要了解和还原作者及作品所呈现的各类知识，否则就存在隔靴搔痒之弊。特别是那些古代社会的日常知识，由于时代的变迁，现在已需要专门学习才能真正掌握，比如历法、农耕、科举、职官、宗教、民俗等。缺少这些方面的知识，对小说的理解就会出现偏差乃至误读，会影响研究的准确性和深度，因而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者来说，知识学不仅是研究小说的重要视角，也是自身必须具备的学养。

注释：

1. 鲁迅：《马上支日记》，载《华盖集续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24页。

2. 参见贡森等：《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16：通过社会创新促进包容性的人类发展》，北京：中译出版社，2016年，第39页。

3. 王黉：《开辟衍绎序》，《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崇祯麟瑞堂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12页。

4. 墨浪子：《西湖佳话序》，《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清康熙金陵王衙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10、12页。

5.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号。

6. 吴趼人：《〈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1906年第1号。

7. 《万国演义》凡例，清光绪二十九年上贤斋刊本。

8. 永珞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40，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82页。

9. 永珞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40，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82页。

10. 参见苗怀明：《清代文化政策的调整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演进》，《河北学刊》2003年第4期。

11. 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6页。

12. 陆继烙：《合肥学舍札记》卷1，清光绪四年兴国州署刊本。

13. 鲁迅：《马上支日记》，载《华盖集续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24-125页。

14. 参见苗怀明：《浅论〈四库全书总目〉视野中的古代通俗文学》，《长江学术》2015年第2期。

15.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徐雁平在《清代的书流装与社会文化》中言之甚详，并列举了大量资料。参见徐雁平：《清代的书流转与社会文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9章。

16. 得硕亭：《草珠一串》，载杨米人等：《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4页。

17. 张穆：《上大父星阶公书》，载（民国）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编：《山右丛书初编》11《㐆斋文集》附《石州年谱》，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5-46页。

18.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选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82页。

19. 《大学堂总监督为学生瞿土勋购阅官小说记大过示惩事告示》，载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汇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2页。

20. 《国立北京大学甘周年纪念册》，北京：国立北京大学，1918年，表格第4页。

21. 参见苗怀明：《近代学术文化的转型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生成》，《中国学报》2010年第61辑。

22.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三国志宗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14页。

23. 参见沈伯俊：《〈三国志宗僚〉考辨》，《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

24. 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16页。

25. 阿部泰记：《明代公案小说的编篡（续完）》，陈铁镔译，《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参见苗怀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第2章《明代公案小说的繁盛及其特质》，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11页

27. 参见苗怀明：《清代才学小说三论》，《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28. 王嵩儒：《掌故零拾》卷1，载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708页。

29.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13-514页。

30. 《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32，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24页。

31.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44，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153-11154页。

32. 故宫博物院编：《博物典汇》卷20《四夷》“奴”条，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36黄人：《小说小话》，载《黄人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318页。

33. 刘銮：《五石瓢》卷5，清道光间世楷堂刊本。

34. 张德坚：《贼情汇篡》卷5，载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Ⅲ，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第154页。

35. 傅冶山：《三国演义跋》，光绪十年铅印本。

36. 罗烨：《醉翁谈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5页。

37. 章学诚：《丙辰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0页。

38. 罗贯中：《三国演义》，沈伯俊校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前言。

39. 沈伯俊：《再谈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载《沈伯俊论三国》，成都：西南交通参见何心：《水浒传中的错误》，载《水浒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367-3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