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蕴藏着这世界的所有奥秘 ——《野望》访谈
宋嵩：
您的很多小说都将故事的背景设置为一个名叫“芳村”的村庄，您也曾多次表示“芳村”是以自己故乡为原型的。在现实中，您的故乡是什么样的？
付秀莹：
我是河北无极人，在乡下出生长大，对乡村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假如你到冀中平原上走一走，你会发现，一个村庄接连一个村庄，田野和村庄相连，绵延一片。村庄有大有小，却都有着相类似的样貌气质。安静，仁厚，包容，慈悲。对我这个游子来说，有一种神秘的疗愈作用。小时候，到县城读书之前，一直以为我们村就是世界的中心，它那么庞大，那么复杂，村庄简直蕴藏着这世界所有的奥秘。及至后来，见识了城市，见识了更大的世界，才知道或者说才肯承认，我们村不过是世界的一个角落，它那么微小，偏远，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对世界的想象被颠覆，又重新被构建，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在这种颠覆、重建中不断获得成长。我是什么时候再次把故乡认做世界中心的呢。在外面的世界流浪了半生，踉踉跄跄，百般顿挫，一回头，发现我的村庄依然在原地，发现出走半生归来，依然是当年的故乡，在故乡，我依然是当年的纯真少年。平原其实单调的，一马平川，没有什么起伏，但这种辽阔和平稳对我则是一种震动。这里四季分明，农作物也没有那么多花样，不过是小麦玉米棉花谷子之类。人们性格也直爽响亮，不大会转圜变通，直来直去，可说是淳朴率真。在《爱情到处流传》里，我随手写下了“我们这个村子，叫做芳村”，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芳村将在后来的十年甚至几十年中，在我小说里反复出现。我把对故乡的一万种想象和记忆，全部放进这个叫做芳村的村庄。多年来，不断有读者朋友提起芳村，想到芳村去看一看，甚至有朋友竟真的去看了。我很高兴我的故乡能被更多人认识和亲近。
宋嵩：
您给小说取了一个很有古典韵味的题目《野望》，其中是否包含着特殊的寓意？
付秀莹：
当时写之前起了名字叫做“野望”，后来写成之后，也征求过一些朋友的意见，想来想去，还是觉得“野望”贴切，精神、气质、调性等等都契合，就没动。好像是一个人的名字，生下来就叫了它，越看越像，竟不能改了。其实最初起名的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如果有，大约是小说文本的内在意蕴，与题目构成一种呼应、映照以及彼此缠绕互为表里的关系。
宋嵩：
您之前创作的中短篇小说，有很多题目也带有这种古典韵味，有些直接借用词牌、曲牌名(例如《鹧鸪天》《醉太平》)，有些则源自诗词曲赋中的名句(例如《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可见您对古典诗词中的意境颇为中意。对于在小说创作中如何借鉴这些传统美学元素，或者说当下的小说创作应该如何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您有什么心得和体会吗？
付秀莹：
从审美趣味上说，我更偏向古典的一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很多东西令人沉浸着迷，也令人内心安宁。随着年纪渐长，经历很多世事，对古典、对传统、对那些精神血脉中积淀的文化因子，更是抱着一种越来越深刻而自觉的体味和认同。在大家都野心勃勃地向外面去、向世界去的时候，我更愿意后退一步，回头去看，回望我们身后伟大的传统。我从中受益很多。
宋嵩：
您的小说中有许多元素，从人物形象塑造、对话方式到情节结构的安排，都能看出明显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特别是《野望》中主人公翠台的几次“梦境”的设置，更是带有《红楼梦》的影子。这部伟大的古典小说曾经影响了若干作家的创作，想必您对于《红楼梦》也有独到的阅读心得吧？您可否分享一下？
付秀莹：
其实都是不自觉的。当然也正好可以说明，这部大书对于后世、对于后世的我们影响至深。心得不敢说，浩瀚如“红楼”，恐怕一说就是谬误。总之是我的枕边书，闲来经常翻看，每读都有新得，常读常新。
宋嵩：
迄今为止，您已经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许多读者和评论者称之为“三部曲”。您在动笔之前有过创作“三部曲”的构思吗？您个人认为《野望》与《陌上》相比，有了哪些进步或者突破？从《陌上》到《他乡》再到去年的《野望》，似乎可以感觉出小说中的时间可以继续延续下去，您是否会考虑将翠台一家、将发生在芳村的故事续写下去？
付秀莹：
很多读者和评论者将这三部长篇称之为乡土写作三部曲，也有朋友私下里问我是否认可这种说法，甚至有人辩白说这不是三部曲，而认为《陌上》和《野望》是姊妹篇。对此我都没什么意见。你把作品写出来，归类和命名是人家的事。毁誉由人，笑骂由人，就是这个意思吧。当然，这三部作品有着很深刻的内在关联，都离不开“芳村”核心。无论是“在”还是“不在”，逃离还是回归，都与这个村庄有深切的干系。动笔之前倒没有创作“三部曲”的想法，每一部都写得投入，因此也有莽撞的激情的力量在推动。直到三部作品都出来，我才意识到这三部书呈现出来的整体性。《陌上》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写的时候难免会有很多考虑，战战兢兢也好，瞻前顾后也好，姿势总不免是紧绷的，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不能多走一步，不能少走一步。好比年轻母亲对新生儿，还在襁褓里就抱着一颗望子成龙之心。到了《野望》，因为前面有《陌上》《他乡》两部长篇的磨练，我变得放松，没有什么得失心，因此也品尝到了一种甜蜜的快意。在《野望》里，我几乎放弃了所有的技术，任凭语言和细节在芳村自由疯长。《野望》是朴素的，自在的，带着湿润的泥土和透明的露珠，有风声雨声，跟“野望”这个名字之间有着很深的默契在。当然回头再看《陌上》，看到某处还会惊讶，怀疑不是自己写的，并且觉得自己现在可能写不出来，是那种紧绷状态下的一种抒发，会有妙手偶得。紧绷也好松弛也罢，好像都由不得人。不同时期不同心境，出来不同作品，这也是写作的迷人之处。但我其实挺享受《野望》的写作状态，并且暗怀期待，期待以后还有这样的美好际遇眷顾。以后的写作，可能还是与芳村有关。生生不息的不正是大地上的人民及其绵长的生活吗。不一定还是翠台一家的故事，但应该是芳村的故事，或者由芳村衍生出的故事，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你笼统叫做中国故事也好。
宋嵩：
《野望》全书二十四章由二十四节气来命名，完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轮回，在一年的叙述时间中展现了当代新农村的格局和气象。您是怎么想到采用这样一种结构方式的？
付秀莹：
在中国乡村，二十四节气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人们不说星期几，几月几日，他们更习惯说初一十五，大暑小寒。传统的民间的强韧的文化根脉，如此茁壮如此蓬勃，它几乎贯穿着乡土中国的日常生活，成为乡村的一部分，贴心贴肺，深入骨髓深入血脉。《野望》中人们日常起居婚丧嫁娶风俗习惯人情往来，都与这种传统文化息息相关血脉相连。在《野望》里，这种传统与我要写的现在正好形成彼此映照。新与旧，常与变，传统与现代，民间与庙堂，历史与当下。我对其中的关系种种饶有兴致。
宋嵩：
很多读者都注意到，乡村的“大喇叭”在《野望》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您是怎么想到要将这一事物设置为小说叙事的重要元素的呢？除了“大喇叭”，您认为乡村生活中还有哪些日常事物可以充当这一角色？
付秀莹：
在《野望》里，我不断地写到芳村的大喇叭。大喇叭是乡村生活的一部分，在一个村庄，这样的喇叭必不可少，它担负着多种功能，广播消息，宣传政策，娱乐群众，发号施令。在《野望》中，大喇叭里不断传出自己的声音，有时候是国家政策，关于乡村振兴，关于生态环保，关于美丽乡村建设。有时候是民间信息，卖桃子的来了，卖韭菜的走了，哪里有招工的，谁家丢了一只猫。有时候放一出戏，河北梆子，打金枝，空城计，龙凤呈祥。这些声音通过大喇叭，传遍村庄、田野、河套、果园，同乡村的风声雨声混杂在一起，同村里的鸡鸣狗吠闲言碎语交织在一起，与邻村的大喇叭一唱一和，遥遥呼应，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宏大与琐细，抽象与具体，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彼此缠绕彼此激发，有一种丰富复杂的意味在里面。我是在后来才发现，大喇叭这样一个无意的装置，其实是一种隐喻。大喇叭在村委会，然而它又无处不在。大喇叭发出的声音，在村庄里不断回响不断激荡，这是一种富有意味的形式。大喇叭比较典型。在乡村日常生活中，其实有很多东西饶有意味，比方说狗吠声，小贩走街串巷的叫卖声等等，仔细推敲很有意思。
宋嵩：
综观您的小说创作，女性人物形象在其中格外显眼，《野望》也具有这个突出特点。您对于当下农村女性的境遇是如何看待的？此外，您的上一部长篇小说《他乡》的主人公翟小梨是一个从农村来到大城市奋斗的女性，在当下的城市生活中，翟小梨式的女性为数不少，对于她们的命运和处境，您是否有着特殊的感情？
付秀莹：
作为女作家，我对女性的关注是自然而然的。相对于男性，我对女性的处境和命运有着更多探究的兴趣和热情。《野望》中写了很多女性人物，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的是特写，有的不过是一闪而过，但是对她们我无一例外充满着爱和怜惜。农村女性在生活中承担了很多，甚至比男性还要多还要沉重。她们看似柔弱，其实是如此强韧，有大地一般的包容性和承载力，在乡村伦理秩序中她们是纽带，是核心，是黏合剂。她们身上有一种令人感到心安的稳定的力量，仿佛有她们在，生活就在。然而我不得不说，她们的境遇是不易的。就像《野望》中的翠台，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努力生长，艰难蜕变，向着新生。翠台们自身的新变是在中国乡村的新变中逐步完成的。《他乡》中的翟小梨的命运变迁其实是一代知识女性的典型代表，通过读书改变自身命运走向，从农村到城市，从故乡到他乡，这一条路上走着千千万万个翟小梨，我自己也是千千万万翟小梨中的一个，也许因此，我对翟小梨们的命运和处境，对她们在这条长路上遭遇的风雨以及内心悲欢有着更多的理解和体恤，也更能激起我的精神共鸣和情感震颤。
宋嵩：
《野望》中除了多姿多彩的乡村女性形象，乡村老人的形象也很值得注意；特别是在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对乡村中老人形象的反映更有着特殊的意义。您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
付秀莹：
当下中国乡村，乡村老人的确值得关注。我在之前一些作品里也写到过，但越来越深切感受到他们的存在是在近几年。在日常生活中，乡村老人几乎是一个被忽略的存在。他们像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操劳一生，为儿女简直可以付出一切，为家庭几乎能够牺牲自己的全部。当他们步入晚年，儿女早已经成家立业，各自过活。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只能听凭儿女的自我道德约束和良心发现。他们不再健壮有力，因为失去劳动能力和经济收入，也不再具有壮年时期的话语权，他们在儿女面前是弱势的一群，在社会生活中更是。对于这一群体我抱着极大的同情和关注。人生的暮年和晚景，尤其需要我们去细心观照和抚慰，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宋嵩：
学术界公认“三画”(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是乡土小说的重要特征，您在创作中是否有意识地突出了这一特征？阅读您的作品，总能发现一种当下很多长篇小说所不具备的气质，那就是风景描写特别多。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付秀莹：
其实我也是在读者和评论者的提醒之下，才发现我对风景描写的偏爱，写作的时候倒没有有意识去做。写着写着，风景进来了，人在风景之中，人的活动，故事的发展，都在风景之中。好像此时风景是不可或缺的。缺了呢，缺了就觉得乏味，枯燥，干瘪，少趣味。风景描写是一部作品中湿润柔软的部分，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审美质地。有的风景描写也许是闲笔，但闲笔不闲，可能正是要紧处。
宋嵩：
与许多同龄人相比，您似乎不是一个创作题材特别广阔的作家。您是否考虑过将自己的创作领域向其他方向拓展和延伸？
付秀莹：
我的创作题材跟我的成长背景、生活经历以及生命经验有关。我想我肯定写不了科幻小说，也写不了谍战或者推理小说。我只能写自己最熟悉的事物，把自己最熟悉的部分写好，对我也不是易事。至少目前没有考虑过其他，以后是否忽然有一天会有变化，也不好说。
宋嵩：
“70后”一代作家经过二十多年的成长，已经成为当下文坛的中坚力量，许多刊物和学者也已经开始了将“70后”经典化的尝试。您对“70后”作家的整体看法是怎样的？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优势和明显的不足？
付秀莹：
文学界按照代际对当代作家划分，其实也是一种权宜之计，出于方便的考虑吧。我对这种划分总是心怀疑虑。“70后”一代也已经不年轻了，多年来他们辛勤耕耘，而今可说是成果丰硕。同样是70后的王十月主持的《作品》杂志推出一批当下文坛活跃的“70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以“经典70后”的名义隆重推出，引发强烈反响。这一代人整体气质是低调、踏实，埋头苦干，不事张扬。这是优势，有时候也是会成为某种限制或者阻碍。经过二十多年的艰难成长，也许这一代人更需要一种突围的勇气，在高手如林几世同堂的中国文坛，揭竿而起，杀出一条血路。
宋嵩：
党和国家为我们擘画了“美丽乡村”的蓝图，在您心目中，“美丽乡村”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您心目中未来的“芳村”是什么样的？
付秀莹：
我理想中的“芳村”应该是绿水青山，人情和美，物质是富足的，精神是丰饶的。期待着越来越多这样的美丽乡村在中国大地上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