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成长，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有人认为，成长是一辈子的事儿，它可以发生在人生的任何阶段。这当然是对的，但我们仍然会发现某些时间节点至关重要。即便是进步论的乐观主义视角，也难以掩盖时间一去不复回的焦虑感，尤其是当我们发觉自己的黄金时代即将要过去的时候。很多作家都在迈入中年的时候受到巨大的情感和本能驱动而写下自己的成长故事。狄更斯37岁时出版《大卫·科波菲尔》；夏洛蒂·勃朗特31岁时看到《简·爱》问世；杰克·伦敦33岁时出版《马丁·伊登》；戴维·洛奇35岁时将《走出防空洞》交付铅印；毛姆中断他正如火如荼的戏剧创作、潜心两年写作他酝酿已久的《人性的枷锁》，终于在其41岁时完成出版；詹姆斯·乔伊斯对其早年写就的《斯蒂芬英雄》进行修改并在35岁时交给世人一部杰作——《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而且，很多理论家也在学术研究的早期，即他们个人人生的中年写下成长小说研究著作，接着就大踏步向前，转向了新的领域。

我在刚涉猎成长小说研究时，曾给莫雷蒂（Franco Moretti）教授写了一封信申请做他的联培博士，他欣然应允，但我后来因斯坦福大学留学和生活费用太高而转到柏林。此后，我在欧美各校辗转学习，也亲身见证着成长小说研究更新换代、开疆拓土。等我回国的时候，莫雷蒂教授更多是因为他所倡导的“远读”借着数字人文的兴起而被学界熟知，但他早年成长小说批评的力作《世界之路：欧洲文化中的成长小说》（The Way of the World: The Bildungsroman in European Culture,1987）至今还没有中译本。实际上，西方成长小说理论的代表作，目前被翻译成中文的也只有巴克利（Jerome Hamilton Buckley）教授的《青春的季节：成长小说：从狄更斯到戈尔丁》，出版于2013年，而其原作Season of Youth: The Bildungsroman from Dickens to Golding则在1974就已出版。这种滞后的焦虑，对我来说就像一种象征。青春总有消亡的一天。我们好像是在跟时间赛跑，然而总是跑不过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刁克利教授提携我为外研社的“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库·外国文学研究核心话题系列丛书”撰写《成长小说》这本书的时候，我虽然也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充分的准备，但还是很快应允下来。对我来说，这是一本非写不可的书。为什么？因为成长小说的文本和批评，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所覆盖的语言实在是太多了，法语和俄语的不用说，就连西班牙语、荷兰语、匈牙利语，几乎每种语言里都有重要的文本。这也是作为成长小说的研究者和比较文学学者应具备的基本语言能力，同时这也是一项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苛求完美就寸步难行了，所以只能先开始做。语言的困境并不仅在于阅读原文文本和文献，还在于非英语和德语类的成长小说概念和文类划分，实际上还比较混乱。这可以说是文学文类（包括成长小说）变成一个全球现象，其流动和衍变过程中一个必定会出现的问题。比如我在处理西班牙女性成长小说的时候，从一百多篇相关文献中，反复审阅究竟哪些才是真正的成长小说，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排除了绝大部分所谓的“西班牙女性成长小说”，也才能对20世纪40年代以降的少量文本进行确定，最终成文仅五百余字。实际上在处理当代文本时，这基本已经是通例。

从语言出发，会发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成长小说研究者本身的跨语言、跨文化视野和身份体验。在《成长小说》写作过程中，我联系较多的是西方成长小说资深理论家博斯（Tobias Boes）教授。他就是那种典型的成长小说研究者——出生于东西尚分裂的柏林，移民美国，在耶鲁大学等校学习和工作，在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之间自如切换，具有真正的国际视野，追问身份认同……

成长小说研究者的个人体察往往与研究对象和内容有着某种相似性，这种联系隐藏在语言和文字之间或者之后，或隐或显。

我在柏林自由大学做过一次成长小说的讲座，内容包括第三世界的成长小说。讲座提问环节，有博士生反馈说，这些文本都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之外。无论是阅读者，还是批评者，或者作者，大家实际上都在身份的体验中。文本只是一种沉默的媒介。在书写、阅读和阐述的背后，则是“故事权力”（narrative power）和“故事正义”（narrative justice）不断的角逐。

20世纪成长小说的一个根本变革，是它将自己的美学政治从维护主导阶层的利益和价值观服务，转到了为边缘者或底层个体提供诗学正义这个维度。因此，边缘者和底层个体的故事天然就带有抵抗文本的性质。在成长小说领域，就表现为“反成长”取代“成长”，以“失败”的故事取代乐观的结局。这就需要这类文本，作为一种新的叙事形式，要对传统的亦即以资产阶级新人为主体的范式，进行改写和颠覆。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在改写和颠覆的同时，还存在着继承和模仿先前传统的一面。这就导致了后起的这些成长书写，对欧美一般的读者来说，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

阅读这些相对来说较为亚文化的文本，就像照见我们自身一样。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成长小说研究成果斐然，理论更新速度较快，无论是文本还是理论越来越趋向全球化，但令人不安的是，这里面较少听到中国文本和理论的声音。实际上，国内的成长小说研究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但直到目前，国内研究仍是在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两个领域独立展开；前者聚焦于美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别研究，后者以中国现当代文本分析为主，不仅这两者之间鲜有对话，而且也缺乏与西方理论界的互动。意味深长的是，这并不是我们不关心成长小说；相反，对青春的信仰从梁启超以降就已经变成了神话，而新世纪随着青少年文化的崛起，成长小说这个名目也变得流行，而被很多传媒广泛地借用，在普通读者眼中也变得熟悉。其间的出入和有意无意的误读，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耐人寻味。要理解“自身”，从“他者”处反观，恰恰是我们打开认知局限的有效途径之一。

西方成长小说理论批评论争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无论是其文本历史还是理论史都已经非常繁复，这正好说明了成长小说这个文类是“有问题”的。因而我选择了20世纪成长小说的“危机”作为总领问题，一面来回顾成长小说的经典化道路，讨论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有问题”的文类，一面则理顺危机之后成长小说的重生和变革。

书稿写完之后，我已经开始期待修订版或下一本书。成长小说研究也好，个人成长也好，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为参照，都是源于我们对进步的信仰和渴望。

如今我们再去谈进步这一类观点时，显得有些可疑。但问题的关键也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还是无法将之舍弃呢？今天，当我们想象和书写一个个体的成长时，我们脑海里出现的还会是一个外省人进入到大都市，或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的人走向另一个更为发达的国家……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待在“原乡”，就像一些知识分子那样，用隐逸和退守来完成个人的修行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离开舒适区而走向陌生的城市或国家呢？如果仅仅将之看成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可能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归类法。因为这种简化规避了权力、社会结构、信息技术等对个人的限制。当今大数据算法的精准投递，到底是让我们越来越了解自身和世界，还是相反呢？因此，向外突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成长的必由之路。甚至可以说，如果有人剥夺了个体的这种自由，一定是不道德的。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巴赫金身处剧变时代依旧甚至是只能对18世纪启蒙式的成长理想忧思难忘。

当然，我说的这种出走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种是从固守的“原乡”走向一个更广阔的“多元”世界，第二种则是对制度化的抵抗。而无疑，第二种也包含着对第一种的反思。以非洲成长故事为代表，分裂和悖论就非常典型。很多非洲成长小说的作者长期在欧美主流国家接受现代教育，或定居或长期旅居，他们的个人成长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在他们自传性的成长书写中，其主人公则往往是一名失败的可怜虫。这种改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带有一丝表演性质，但更重要的是它呈现出即便是看起来成功的个体，其内心深处依然隐藏着某种难以规避掉的创伤，也代表了一名女性、一个底层白人、一个有色裔移民，或者一个兼具上述多重身份的人在寻找开放和多元时所遇到的困境。

这不由得我们不去思考，以青春为象征的现代社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地欢迎青春呢？20世纪三四十年代，茨威格在回忆起他的学生时代时，都不由得细数学校教育的保守和死气沉沉对青少年的成长所造成的桎梏。从这个意义上看，将青春拔高，可能也是现代性的另一则神话。于是成长小说的历史也变得暧昧不清。它对青春的大写，是商人家庭出生的维廉·麦斯特投身戏剧实践，却最终成为一名凭借专业技能济世的医生。即使是18世纪，以成长小说为代表的小说美学救赎被提至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启蒙者们仍带着怀疑的眼神看着这个多愁善感的主人公在广阔的世界中横冲直撞，怀抱着一个不合时宜的梦想。所以黑格尔不无嘲讽地直言，成长就是向世俗化投降。而对所谓的成长小说或者成长的“黄金时代”，雷德菲尔德则冠之以“幽灵”来的称谓。

从这个角度看，真正的青春精神，应该带有破坏性、革命性，意味着不妥协，而其间也容忍失败。乔伊斯的斯蒂芬·迪达勒斯感动我们的地方，是他穿越了那些恐惧，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并打算坚持到底：

——你逼我告白我的那些恐惧。但我也要告诉你我不怕的东西。我不怕孤独，不怕为了别人的事儿遭冷落，不怕放下我非放下不可的一切。我也不怕犯错，甚至是大错，众生之错，永生之错。（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我想，这就是我写作《成长小说》一书想要回应的命题。

（作者系汕头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