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诞辰100周年｜“看得见的城市”
《看不见的城市》是卡尔维诺的代表作之一，这本小说用奇幻莫测的笔调展开了“关于现代城市的讨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关于不存在的城市的想象。对于卡尔维诺本人而言，“城市生活”的确是他生命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意象，他不像他笔下生活在树上的男爵，他生活在城市中，不同的城市代表着不同的空间感受，交织成他的整个生命。他的随笔、采访以及小说中，最常提及的地方，包括意大利的圣雷莫和都灵、法国的巴黎以及美国的纽约，各自代表了他不同的“家乡”，是他“看得见的城市”，也是他生命的不同侧面。
《看不见的城市》（卡尔维诺百年诞辰纪念版）
意大利的圣雷莫与都灵，是卡尔维诺成长和工作的地方，尽管他“生于美洲”，但毫无疑问，卡尔维诺的一生以“意大利人”的面貌出现，“意大利”是他行动的场所。他一生中对于政治的态度有所变化，与政治的距离也忽远忽近，但始终未曾脱离政治，而“意大利”正是他一切现实关怀的首要对象和政治行动的场所。
卡尔维诺生于1923年，他童年成长于意大利北部的圣雷莫，在当时，圣雷莫是一个世界城市，“遍地都是老派英国人、俄国大公、其他国家各种稀奇古怪的人”。这一情况被墨索里尼和他的纳粹政权中断，卡尔维诺的青年时期刚好赶上了意大利、德国同盟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二战期间形成了坚定的反法西斯信仰，并于1944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参与了同纳粹法西斯分子的游击战争。他同政治的紧密关系一直持续到1957年。此后，他对于“政治”在他生命中的位置进行了重新思考：
这些事件让我与政治渐行渐远，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在我内心占据的空间较之以前小了很多。从那时起，我不再认为它是一项包罗万象的活动，我也不再相信它。如今，我认为政治在记载社会通过其他渠道表现出来的事物时总是蜗行牛步，同时，我认为政治时常会实施一些过度和欺瞒的行为。
尽管结束了他所谓的作为政治上的“职业军人”的生活，但卡尔维诺的一生其实从未彻底地远离政治。早年他参与政治的方式主要是作为意共党员的行动以及在都灵的《团结报》作为记者发表言论，1960年代以后，他给世人的印象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的作家和文化知识分子，但同时——尽管可能内心并不愉悦——他仍会偶尔对政治发表看法。或许他将此视作一种义务。他关注越南问题、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以及意大利国内的民主发展，直到他的晚年，他仍在发表有关社会和政治的文章，诸如1980年的《腐败之地的诚实寓言》。
这些政治话题，即便包罗万象，意大利仍是其中最重要的主题，作为意大利的知识分子，他在意大利接受的采访中，被问及政治话题总要多过其他地方。即使颇感厌倦，卡尔维诺仍然持续地承担着他的公民责任。
1957年是卡尔维诺同政治拉开距离的时刻。就在同年，他出版了代表作品《树上的男爵》，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已经暗示了他同政治“拉开距离”的动机。《树上的男爵》讲述了一个生活在树上的男人的故事，柯希莫男爵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但他对于贵族那一套虚伪的价值标准越来越感到厌恶，于是决定离开家庭，到树上生活。他在树上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和栖居地，他打猎、垂钓、恋爱，但同时他也参与了那个时代的战争与社会变革。对他而言，离开家庭，生活在树上，才能真正投入“人群”。
卡尔维诺在1960年的采访中如此解释：“距离，才是价值所在。既需要远离但又不能因此而放弃斗争。……我的男爵生活在树上：这就是我想如何看待有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
打个也许并不完全契合的比方，巴黎就是卡尔维诺的“树上”。1960年代末，卡尔维诺和他的家人定居巴黎，他本人往返于巴黎和都灵，一边是平静生活，一边是工作和政治责任。在意大利时，他必须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当他置身于巴黎，他可以首先作为一个“隐士”。这就像是柯西莫世界里“树上”和“树下”的区分。“树上”是他的栖居之地，但他一切行动发生作用的场所，仍然是在“树下”的现实世界和人群之中。卡尔维诺定居巴黎，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避开一点‘居民’作家越来越难以摆脱的那些连续不断的麻烦事儿”。
卡尔维诺在随笔、采访中常常谈论“巴黎”对他的独特意义。不同于巴黎在世人心中的形象，巴黎对他而言更多是一个平凡的栖居地，塞纳河、巴黎铁塔、卢浮宫，这些鼎鼎有名的地点，对一个过客而言，或许是巴黎的全部，但对卡尔维诺而言，几乎微不足道。巴黎对他而言是生活的场所，意味着买报纸、法棍面包和奶酪的地方，陪女儿去的植物园，电影放映室和博物馆。他甚至很少出门，巴黎是一个隐居独处的场所，在这里他获得写作必需的内心平静。同时他可以在他的“树上”隔着一点距离观望意大利。对卡尔维诺而言，巴黎与都灵之间一小时的航程，正是他同现实之间的合适距离。
意大利是卡尔维诺客观上的“故乡”，巴黎是他的“家”和“栖居地”，这都很好理解。同时，卡尔维诺还曾说过“纽约”是他的“家乡之一”，尽管他在纽约居住的经历远远少于巴黎和意大利。这些城市都是卡尔维诺的“家乡”，但它们之间毫无疑问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纽约”对于卡尔维诺，意味着轻松、简单和纯粹生活，他在1960年的随笔中写道：“我爱纽约，爱是盲目的，也是无声的。”同年的一篇采访中他说道：美国“深深地吸引着我，同时也有很多理由让我爱它，给我留下一种处于另一星球的模糊感觉”。
纽约是卡尔维诺处于“另一个星球”的最遥远的“家乡”，越遥远，想象成分越多，也越少需要考虑现实的问题。即便卡尔维诺是一个“巴黎隐士”，但同处欧洲，巴黎仍然比纽约距离他的现实行动更切近。1960年的一次采访中记录了一件琐事，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区别。背景是卡尔维诺在采访中迟到，他跑着前来赴约，见面后说：
请您原谅。我非常抱歉，但您会理解我的——午餐时我碰到了萨特。我刚从美国回来，在那儿的半年里我从未听说‘意识形态的对话’。而就在刚刚，我刚到，萨特就给我解释欧洲左翼的新形势……
拉着人讲“左翼形势”，固然很符合我们对萨特的刻板印象，但在1960年，早已进入冷战时代，又诞生过麦卡锡主义的美国，显然并不是没有“意识形态对话”。卡尔维诺之所以有这个感受，或许同他“异乡人”的身份密切相关，他在纽约无需承担故乡土地上所背负的那些政治和道德责任，他“无须尽任何义务”，大概也的确无需关心那些在本地重要的意识形态话语。
将“纽约”视作“家乡之一”的卡尔维诺，显示出他身上最天真温暖、最活跃、喜爱新鲜事物的一面，他的作品也带给人这样的体验——他几乎都在尝试新鲜的技巧和结构。他对美国的态度，明显不同于那个时代欧洲知识分子的流行态度，那时如果一个欧洲知识分子谈起美国，大抵总免不了几句尖酸的评论，美国通常给人没文化、粗鄙的印象。卡尔维诺明知他的同行们的评价，但他仍不带偏见地去了解这个陌生的国度，热情洋溢地书写它，不带有一丝一毫的傲慢——尽管他免不了以一贯的风格在日记中记录了诸多讽刺小品。他谨慎地看待美国社会的“速度”与“效率”，但不进行刻板的批判，而是沉浸其中，观察这种“完美效率”与“享受生活”的背后各式各样的幸福标准。他在美国最重要的活动是认识尽可能多的美国人，并同他们交流，他以令人赞叹的开放胸怀去了解一个新兴的世界。他对美国社会各方面持有的态度，总体上是乐观和积极的，这是他性格中底色最明亮的一面：像孩童般对世界充满好奇。
一个人的一生被时间与空间标记，人所处的一切空间，交织成了他的整个生命。在卡尔维诺的生命里，意大利的圣雷莫与都灵代表了他早年积极行动的身影，对世界的介入；巴黎代表了他对内心和谐的追求，在平静和独处中，他创造了永恒的作品；纽约则是他最无负担的一面，有着孩童般的好奇与明亮。在这些“看得见的城市”之中，隐身于作品之后的作家的身影显现，同样轻盈、有趣，像宇宙一样，神秘绚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