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的复古“网络”
晚明士人反思程朱理学的原因是多层次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程朱理学作为科举制义的惟一定准，造成了学问的荒疏、士风的浇漓，加上晚明国势日颓，需要新的学问来改变这一局面。钱谦益作为当时名重一时的人物，积极倡导复古，我们在理解其复古因由的时候，必须借用“网络”的视野加以关照，这个“网络”囊括了吴中的文人网络以及晚明的复社网络，前者是纯文学性的团体，而后者则是政治性的团体。
复兴汉、唐注疏之学
明代中后期，士人为摆落宋明理学的拘执，曾掀起一股复兴古学的风势，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层面是尊经复古，崇尚汉、唐注疏之学。杨慎认为，应恢复汉、唐注疏，鄙薄宋人解经之书乃“议论”，批评近世学者舍传注疏的解释去读宋儒的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并举出诸多的例证来说明古注“不可轻易”。王鏊肯定郑玄的笺注训释之功，并以为“宋儒性理之学行，汉儒之说尽废，然其间有不可得而废者”。郑晓指出，宋儒取资汉儒，而在经书传注上远不及汉儒，“宋儒议汉儒太过，近世又信宋儒太过”，古注疏终不可废。到了晚明，钱谦益绍续这股复兴古学的风势，一直坚持尊经复古的思想，批判宋明理学，而推崇古经与汉、唐注疏之学。他对理学对明朝的影响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
自儒林、道学之歧分，而经义、帖括之业盛，经术之传，漫非古昔。然而胜国国初之儒者，其旧学犹在，而先民之流风余韵犹未泯也。正、嘉以还，以剿袭传讹相师，而士以通经为迁。万历之季，以缪妄无稽相夸，而士以读书为讳。驯至于今，俗学晦蒙，缪种胶结，胥天下为夷言鬼语，而不知其所从来。
《宋史》专门列出《道学传》，使其与《儒林传》两分，明代科举制义又以程朱理学为正统。钱氏对这两个方面大为不满，在他看来，正是这种缘由，使得“经术之传，漫非古昔”，明代中后期经学淡漠、学风衰败，“士以通经为迁”“士以读书为讳”，一直影响到如今，以至“俗学晦蒙，缪种胶结”。他继续批评儒林与道学两分，对注疏之学的不良影响：
儒林与道学分，而古人传注、笺解、义疏之学转相讲述者，无复遗种。此亦古今经术升降绝续之大端也。经学之熄也，降而为经义，道学之偷也，流而为俗学。
又说：
自儒林、道学之术分歧于儒家，而古学一变，自江门、姚江之学侧出于经术，而古学再变。于是乎封蔀之以制科之帖括，瀹乱之以剽贼之词章，举世胥变为俗学，而江河之流不可复返矣。
陈献章、王阳明为明代心学大儒，在钱氏看来，儒林、道学两分之后，二人乃“侧出于经术”，可见，钱谦益不单单是针对宋代理学，亦对明代的陈献章、王阳明之心学亦持批判的态度，并意识到宋明理学带来的流弊。他将经义流为帖括、道学流为语录批为俗学：
夫今世学者，师法之不古，盖已久矣。经义之弊，流而为帖括，道学之弊，流而为语录。是二者，源流不同，皆所谓俗学也。俗学之弊，能使人穷经而不知经，学古而不知古，穷老尽气。
钱氏认为，经学之荒芜、衰败，风习之俗陋、鄙薄，与儒林、道学两分以及明代的科举制义有莫大的关联。元代官修《宋史》，与以往官史十分不同，专列《道学传》，置于《儒林传》之前，目的在于表彰道学，以程朱理学为道统，故分别为二程、朱熹及其门人单独立传。明代官修《元史》虽不因袭元代的这一做法，但于科举制义上，仍然以程朱理学为正统，行八股文，永乐时期颁令《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成为科举遵用的统一范本，将程朱理学定为一尊。可是到了明季，科举制义愈发引起士人的不满，并将之视为经学之大害。
与钱谦益有交的顾炎武亦指出《大全》、八股文对经学的不利影响：
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经学之废，实自此始。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
黄宗羲亦有相同的感受：
自科举之学兴，世不复知有书矣，六经、子史亦以为冬华之桃李，不适于用。先儒谓传注之学兴，蔓词衍说，为经之害，愈降愈下。传注再变而为时文，数百年亿万人之心思耳目，俱用于揣摩剿袭之中，空华臭腐，人才闒茸。
为了解决程朱理学以及王阳明心学带来的问题，钱谦益认为，当“反经正学”，“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诚以反经正学为救世之先务”，追溯经传源流，穷经学古。其所反之经、所学之古，乃是汉、唐之经与其注疏或章句之学。他说：
古之学者，九经以为经，注疏以为纬，专门名家，各仞师说，必求其淹通服习而后已焉。
传注之学大兴于汉，疏义之学大兴于唐，此乃为注疏之学，他认为古之学者，以九经为经，以注疏为纬，表达出古经、注疏之学之重要性。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六经》之学，渊源于两汉，大备于唐宋之初。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诚亦有之。然其训故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义去圣贤之门犹未远也。学者治经，必以汉人为宗主……汉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于宋。唐宋皆不足，然后求之近代。庶几圣贤之门仞可窥，儒先之铃键可得。
钱谦益指出，《六经》之学，渊源两汉，而在唐宋之初大备，“其训故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义去圣贤之门犹未远”，“学者治经，必以汉人为宗主”，故有次第。
吴中文人风气
钱谦益有着极强的吴中身份意识，以其所编的《列朝诗集》为例，其中收录了大量的吴中明人，诸如沈周、吴宽、祝允明、蔡羽、文征明、唐寅等诗作，远远超过朱彝尊所编的《明诗综》所收录之数，四库馆臣对此批评严厉：“以党同伐异之见，逞其恩怨，颠倒是非，黑白混淆，无复公论。”钱氏在《列朝诗集小传》分别给吴中文人王鏊、祝允明、何良俊作传，且皆有很高的评价，他十分推许王鏊的经学与文章：
先生经学通明，制行修谨，冠冕南宫，回翔馆阁。弘治间，文体舂容，士习醇厚，端人正士，居文学侍从之列，如金钟大镛之在东序，而中吴二公为之眉目，何其盛也。
他又说：
吾吴文章之盛，自昔为东南称首。成、弘之间，吴文定、王文恪遂持海内文炳，同时杨君谦、都玄敬、祝希哲，仕不大显，而文章奕奕在人。
钱谦益在此以“吾吴”自许，对吴中的文章大加褒奖，视吴宽、王鏊持海内文炳，称许祝允明等人“文章奕奕在人”。钱氏认为“吴中以明经起家官词林者”，何良俊继起文征明、蔡羽，赞赏其文章之才，他说：
吴中以明经起家官词林者，文征明、蔡羽之后二十余年而元朗继之。元朗清词丽句，未逮二公，然文以修谨自励，蔡以奚刻见讥，而元朗风流豪爽，为时人所叹羡，二公殆弗如也。
钱氏在《列朝诗集小传》中，针对王鏊、祝允明、何良俊的经学与文章进行讨论，语多溢美，亦可窥得其对三人的尊尚。
吴中文人隐伏着一股复古的经学意识，在理学与举业风习大盛的明代，可谓是一股异样的潜流。他们虽以诗文名世，但对经学亦有观察，崇尚尊经复古，以恢复汉、唐注疏为准的。王鏊极力推崇汉儒笺注训释之学，而鄙薄宋儒性理之学：
汉初六经，皆出秦火煨烬之末，孔壁剥蚀之余，然去古未远，尚遗孔门旧……是时，诸儒掇拾补葺，专门名家，各守其师之说。其后，郑玄之徒笺注训释，不遗余力，虽未尽得圣经微旨，而其功不可诬也。宋儒性理之学行，汉儒之说尽废，然其间有不可得而废者，今犹见于《十三经注疏》，幸闽中尚有其板，好古者不可不考也。使闽板或亡，则汉儒之学几乎熄矣！
祝允明盛赞汉、唐经学“义指理致，度数章程，为何等精密弘博”，提倡古注疏，而批评宋人：
凡学术尽变于宋，变辄坏之。经业自汉儒讫于唐，或师弟子授受，或朋友讲习，或闭户穷讨，敷布演绎，难疑订讹，益久益著，宋人都掩废之。或用为己说，或稍援他人，必当时党类，吾不知果无先人一义一理乎？亦可谓厚诬之甚矣。其谋深而力悍，能令学者尽弃祖宗，随其步趋，迄数百年不寤不疑而愈固。我太祖皇帝洞烛千古，令学者治经用古注疏，参以后说，而士不从也。呜呼!试一阅两汉、魏、晋、六代、隋、唐尊圣之学，其义指理致，度数章程，为何等精密弘博，宋人之劳，不见何处及之，况并之，又况以为过之乎？此非空言可强辩解也。
何良俊亦提倡汉儒经学注疏，而批评程朱理学作为科举制义：
自程朱学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以此取士，而欲天下之真才，其可得矣……太祖时，经义皆用注疏，而参用程朱传注。成祖既修《四书五经大全》之后，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主。夫汉儒去圣人未远，其传授岂无凭据？况圣人之言广大渊微，岂后世之人单辞片语之所能尽？
王鏊、祝允明、何良俊皆吴中名贤，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指斥宋人，强调汉、唐注疏之经学，在程朱理学的长期冰封之下，挖掘古学，实在是开风气之先。他们的复古主张与钱氏表现出相当大的一致性。
声气相通的复社挚友张溥
钱谦益并不孤独，他的密友、明季复社领袖张溥亦异口同声地表示“尊经复古”。张溥（1602-1641）字天如，号西铭，明南直隶苏州太仓（今太仓市）人，作为明季应社、复社的领袖，曾高举尊经、复古的大纛，声名煊赫。明天启四年（1624），张溥同张采、杨彝、顾梦麟、周钟等十一人成立应社，他在应社宗旨中言“应社之始立也，所以志于尊经复古者，盖其至也，是以五经之选，义各有托”，提倡“尊经复古”，每人分主五经，杨彝、顾梦麟主《诗经》，杨廷枢、钱旃主《书经》，张采、王启业主《礼经》，张溥、朱隗主《易经》，周铨、周钟主《春秋》，又称“五经应社”。崇祯元年（1628），张溥利用赴京举贡之机，召集生员，举行“成均大会”，提出“尊遗经，砭俗学”的主张，宣扬应社“尊经复古”之旨。崇祯二年（1629），张溥与吴曾羽、孙淳等人，在应社的基础上，联结全国其他各社，重新创立复社，张溥在复社的宗旨中更加明确地表达要复兴古学、经术：
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日复社。
张溥的“尊经复古”，其宗经、复古即是复兴汉、唐注疏之学，他说：
经学之不明，讲说之害也。予心恻焉，意欲废讲说而专存经解……夫注传之学盛于汉，疏义之学盛于唐，南宋以后，道学盛兴，注疏稍屈……成、弘以来，学者尊尚《大全》兼通，注疏等为闲书。久而讲说滋烦，人便剽记论弃。《大全》亦复不论，是故道而隆，道污而污。
他批评当时讲学风气，“意欲废讲说而专存经解”，这是针对王阳明诸人空谈心性、束书不观的论讲之风而发的，且将汉、唐注疏之学衰弱归咎于道学盛兴与明代的科举制义。此外，他对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与郑玄的《礼记注疏》曾有一番比较，认为《注疏》以后，言者病少；《章句》以后，言者病多，亦认为朱子的《诗经》学出自汉儒：
然考诸《毛诗》，释《鸱鸮》与《金膝》合，释《北山》《燕民》与《孟子》合，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合，释《硕人》《清人》《黄鸟》《皇矣》，与《左传》合，序《由庚》等六章与《仪礼》合。则朱子所见，未尝不本《毛诗》，不可谓其排汉儒而独出也。
揆诸以上论述，张溥对道学与科举制义展开批评，并对宋儒经解抱持疑议，以期复兴汉、唐注疏之古学，这与钱谦益的复古思想表现出相当大的一致性。钱氏在给张溥之母六十寿辰所作的序文中说道：
天如以命世大儒，在承明著作之庭，讲道论德，离经辨志，昌明《伐木》、《菁莪》之谊于斯世……数十年以来，持国论者，以钩党禁学为能事，驯至于虏寇交讧，国势削蹙，朝廷之上，惟无通人硕儒，通经学古，修先王《小雅》之政教，是以若此。善哉天如之寿其亲也，吾有望矣。
钱氏称誉张溥为“命世大儒”，“讲道论德，离经辨志”，指出朝廷无“通人硕儒，通经学古”，以至于虏寇紧逼、国势日颓，对张溥期待甚重，这也侧面反映出，钱氏对张溥复兴古学的推重与企望。不过，钱谦益对张溥的推崇并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带有政治意图。
钱谦益与张溥交谊甚笃，他不曾加入复社，却与张溥在内的复社诸人往来密切，并与之一道积极参与晚明政治。崇祯三年（1630）应天乡试，复社成员杨廷枢、张溥、吴伟业、吴昌时、陈子龙等于金陵应试，皆高中举人。崇祯四年（1631），京师会试，张溥、吴伟业皆顺利入围，张溥高中进士，吴伟业则高中会元和榜眼，而此时的主考官正是内阁首辅周延儒，于是张溥、吴伟业与周延儒成了门生、座主的师生之谊。崇祯六年（1633），内阁次辅温体仁取代周延儒，把持朝政，周延儒遂离开了朝廷。也是在这一年，江南名流拜望姚希孟，张溥、钱谦益、陈子龙等皆有参加，场面为一时之盛。崇祯十年（1637），温体仁失势后，随之，张至发、薛观国入阁，继续对朝中的复社成员进行打压，张溥、钱谦益于是积极斡旋周延儒出山，以维系复社在朝廷的势力。崇祯十二年（1639），在张溥的接洽下，罢官归乡的周延儒到常熟与钱谦益相晤，商议其复出之事，以求得钱氏的支持。同年底，卢象升因率部抗清战死，复社的江西籍成员杨廷麟到宜兴寻访其子孙后，转道太仓，与张溥、吴伟业相聚十余日，钱谦益亦在列，并留下唱和之作。崇祯十四年（1641），张溥与钱谦益等人为周延儒出山入阁之事，相谋于苏州虎丘的石佛寺，之后，周延儒为朝廷重新启用。二人来往频繁、风气相通的背后不过是为了全力辅佐周延儒重新出山，以维持复社的地位。
明代中后期，士人为摆落宋明理学的束缚，曾掀起一股复兴古学的风势，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层面是尊经复古，推崇汉、唐注疏之学。到了晚明，钱谦益绍续这股复兴古学的风势，对程朱理学以及陈献章、王阳明心学展开批判。在钱氏看来，明代经学之荒芜、衰败，风习之俗陋、鄙薄，与儒林、道学两分以及明代的科举制义有莫大的关联。钱氏具有极强的吴中身份意识，其复古思想与吴中先贤王鏊、祝允明、何良俊诸人息息相关。张溥作为明季复社的领袖，高举尊经、复古的大纛，对道学与科举制义展开批评，以期复兴汉、唐注疏之古学，这与钱谦益的复古思想如出一辙。钱谦益与张溥私交甚笃，声气相通，且积极参与复社的活动，支持周延儒重新出山，这为钱谦益的复古论调铺上一层政治色彩。我们在看钱谦益的复古思想时，不但要看钱氏的旧乡吴中一直以来延续的强劲的反理学传统，还要看其所依傍的复社与明廷之间的政治周旋，二者一道形成了一个浑然的网络。另外，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程朱理学的长久冰封之下，汉唐古学悄然有了萌动的迹象，到了乾嘉时期又成了森然的景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