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有思想的芦苇：漫话何兆武
继《上学记》后，何兆武先生又推出了记述后半生历史的《上班记》，依旧是精彩纷呈，引人深思。与何先生相识近四十年，书中谈到的一些人物，不少是认识的，当然，都是前辈；谈到一些事情，也曾有耳闻，所以，读来更有亲切之感。
一
何先生以翻译名，正是他的译著，使我受惠殊深。
上大学前，在“文革”禁书的岁月，可读书少，读书本身就要冒大风险。但是，尤其是一九七〇年后，强调要读马列原著，要“读懂”马克思的书，就不能不知道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一些思想。所以，对黑格尔思想颇有些介绍。如果说那个时代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哲学的介绍评论，非黑格尔莫属。自己喜欢读书，甚爱哲学，虽然当时并无黑氏著作可读，但自己还是尽量从各种介绍、辅导中了解黑格尔思想，当然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
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我考入吉林大学，大学图书馆不啻书的海洋，让我为之一振。《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逻辑学》《小逻辑》等早闻大名而不得一读的黑格尔著作，终于可以任意借阅，虽然自己是历史专业，但却啃起一本本以晦涩著称的黑氏著作，做了大量摘录和读书笔记，一心想搞懂他的“宇宙精神”，以为这是最高的哲学。他的体系之宏伟严整，使我为之倾倒，无体系或者说无宏大体系者，都不入我法眼。一时间自己写文章也是诸如“理想的现实与现实的理想”“荒诞现象的对象化与荒诞本质的现象化”等自以为深刻也自以为得意的语句。
终于有一天，拿起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罗素，从前也闻其名，知道是英国哲学家，但主要是因为少年时代从报纸和“新闻简报”中知道他反越战，甚至组建“罗素法庭”审判美军在越南暴行，记得审判对象还包括美国总统。他的书，当然从未读过。没想到，这部上下两册《西方哲学史》深深吸引我，罗素那与黑格尔形成鲜明对照的明白如水的文风和清晰的思想、思路，突然使我折服。因此，我记住了译者的名字：何兆武。
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开始，我的思想被“分析哲学”“科学哲学”所吸引，开始大量阅读维特根斯坦、赖欣巴哈、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的著作，思想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那种黑格尔式宏大体系构造和艰难晦涩的表达，再也不吸引我，甚至认为无意义。
在我阅读的许多经典译著中，不少都是何兆武先生所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柏克的《法国革命论》……何先生的论文《“普遍的历史观念”是如何可能的》《论克罗齐的史学思想》《论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评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从身份到契约：梅因〈古代法〉读后感》……更是如获至宝，奉读再三。一九八五年，我研究生毕业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鄙所与世界史所、历史所三家共办《史学理论》杂志，自己是历史专业，但对哲学深感兴趣，也写了几篇有关论文在《史学理论》发表。八十年代中期正值“新方法热”，《史学理论》举办许多次有关作者座谈会，人数不多，几次都有在下，当然不能没有史学理论的研究、译介权威的何先生。由此，便与钦佩已久的何先生相识，经常向他讨教。何先生的工作重点，从“译”变为以“著”为主，《“普遍的历史观念”是如何可能的？》《历史理性的重建》《论克罗齐的史学思想》《反思的历史哲学》《历史和历史解释》……使我获益匪浅。当时我也喜欢翻译，出版的前两本书都是译著，在翻译过程中经常向他请教。自然，也谈论时事、学界观点人物。
这时，何先生已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调到母校清华大学，我多次从王府井大街的近代史所，到安家清华的何先生府上拜访求教。开始都是骑自行车去，后来，多是电话和写信问候、求教、聊天。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到何先生家，看到一个小书架，摆满了西方古典音乐磁带，有不少是转录的，磁带盒上的白纸手写名称。
有次何先生读了我在《东方》一九九四年第三期的一篇文章《蹒跚经济政治间：漫论当前学术困境》，来信夸赞，并谈了自己对有关问题的看法。此信虽短，却使我深感荣幸。
二
“上学”之后，就是“上班”。何先生开始上班之时，正是鼎革之际。正式上班之前，他首先经过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短期培训。明史专家谢国桢先生，按何先生的说法，“不属于为国为民献身、热血青年的那种人，而是喜欢吃喝玩乐，老一辈名士风流、公子哥的禀性”。抗战初期随大学南迁，在长沙生活上不习惯，“想家了，于是别人都往内地跑，他却回了北京，回到北京图书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也分家了，一部分人带着图书到昆明，于是他就受邀在（伪）北大教书”。此时也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培训，这是何先生与他初次相遇，当然，没想到以后会成为同事。当时，凡原先不是“革命队伍”中的成员，大都要经过类似的“革命培训班”培训，然后再上班。
之所以必须先经一番“革命培训”，因为新中国的成立，并非传统的“江山易主”，而是一次深刻、彻底的社会结构变革。农村实行土改，城市稍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旧职员”“旧教员”，无论是医生还是工程技术人员、美术家、财会人员……一开始就统统成为“干部”，不是原先自由散漫、无组织的专业人员，而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因此，必须对每个人进行严格的个人历史审查，必须改造每个人的思想，这是“革命培训班”的主要内容。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共和国前三十年，人们印象最深、影响个人和家庭命运最大的，就是一场接一场、越来越严酷、激烈的政治运动。但在这一场场政治运动中，虽然不能不参加，但直到“文革”初期，何先生都能自保，缘于刚刚上班就在政治的一次小小“遇挫”。
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短训结束后，何先生被分配到北京图书馆上班，担任图书编目工作。一九五一年底，中共中央发起了党政机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何先生当年参加过“联大”的“民主运动”，思想自然属于“左派”，这时又年轻气盛，而图书馆党支部有几位领导平日作风跋扈，让大家比较反感，于是纷纷响应号召，起来反对他们的官僚作风。但万未想到，他们的行为被定性为“反党活动”：“几个领导都是党员，反对他们就意味着反党。……我们没有这个认识，以为这些人违反了党的民主精神，把他们清除以后，党会领导得更好。所以我们干得也很起劲，不说百分之百，至少是绝大部分人都参与了反对官僚主义，搞得非常热闹，结果成了‘反党’。”他回忆说：最后上面来处理了六个人，被记大过，他是其中之一。“我想大概因为我做过研究生，学历高一些，又被选为学习小组的组长，所以定性以后也成了反面的代表。批我的时候，有些东西也挺可笑。比如有个人说我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有野心，想当科长。解放以后大家都在批资产阶级、批资产阶级思想，可又不太了解，以为凡是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必然一心想着升官发财向上爬。当科长算不算野心姑且不论，不过我知道自己不是那种人。”“总之，这次的冲击对我是个很好的教育，感悟良多……所以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再没热心响应过，无形中成了一种保护。”这是他“牢记一生的教训”。
几经周折，一九五六年，何先生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的历史研究所工作，直到一九八六年离开，在此工作了整整三十年。三十年中，运动不停，“反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拔白旗、插红旗”“大跃进”“四清”，数不清的下乡劳动，“牢记一生的教训”使他谨言慎行，安然度过这些运动。开会，是运动和非运动中思想改造、汇报思想、批判他人的重要内容。何先生在会上当然要发言，表态、自我批判、批评批判别人。但他总是尽量少发言，总是最后发言，发言几乎总是三句话：一、大家的发言都很好。二、我没有别的意见。三、想起来我再说。经常如此，以致被历史所同仁总结为“何三点”。
但这“牢记一生的教训”，自保“法宝”的“何三点”，在“文革”中却“失灵”了，未使他幸免于难。“文革”与以往运动的一个不同点是每个单位的群众分成势不两立的“革命群众组织”，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对方是反对毛主席，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许多人都满怀激情地投入运动，“誓死保卫毛主席”，与对立面组织拼死拼活。何先生却相当冷静，被称为“逍遥派”。但是这年冬天，他突然被宣判为“现行反革命”，而且是历史所唯一一个“现行反革命”，被关进了牛棚。然而他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状，不奇怪，当时许多被关的人都是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为何被关。“最可笑的是，看守的人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状，说：‘工宣队说了，你说的那个话不能重复，重复就是犯罪。’”“后来一直到我们排长——其实就是同事了，但那时候都是军事编制，他在批斗会上宣布，说：‘你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原来是一九六六年“文革”刚起来的时候，他与已在其他单位工作的大学同学私下闲聊，因为江青总出来讲话，他就对那位同学说：“江青不必出来，她这种地位，让别人怎么说话？”他还说过江青过去是上海的一颗starlet（不很有名气的演员），并且对旧戏完全否定他也表示不满。当时无事，但此时“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这位同学属于“清理对象”，在高压下供出了两三年前与何先生的私下谈话。不过这时把他揪出来，何先生反倒无所谓了：“假如运动一开头就整我，我会受不了的。可是等到斗我的时候，那些年纪比我大的几乎无一漏网全都被揪出来了，包括所长侯外庐先生，差不多有四五十人。我不过是跟在最后的一个，算是小萝卜头，也就无所谓了。”在那个年代，私人谈话、通信、日记全都可以作为罪证。
一九七八年底“文革”结束，开始平反：“那年我也正式被平反了。人事科叫我去签字，就一张纸条，写得非常简单。可是里边有一句话：‘因为他不了解党内斗争的复杂，所以犯了一些错误，……’看了之后我不满意，不肯签字。后来又改了几次，最后是彻底平反，写着：‘经审察，何兆武同志没有政治问题，过去所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宣布平反。有关材料，予以销毁。’这次我签了‘同意’。有关那段历史的记录就这么一抹而去了，后人不再知道。不过，和大多数人的心情一样，以前因为帽子太多、太滥，早就失去了意义，现在平反也就变得无所谓了。”
“文革”中，学部的地位非常重要，与“中央文革”有直线联系。历史所一位红卫兵头头与“中央文革”成员联系密切，但“文革”风云变幻莫测，这位头头也曾被关押几年，他出来后曾对大家说一些“文革”中的事情，如红卫兵如何首先提出打倒陶铸。陶铸原是中南局书记，在“文革”开始时，成为排在毛、林、周之后，康生、陈伯达之前的党和国家第四号领导人。这位红卫兵头头说：“有一天‘中央文革’把各路红卫兵的头头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会上陈伯达从兜里掏出一个纸条，说道：‘陶铸可以揪斗。’于是这些红卫兵就像得了圣旨一样，立刻跑到中南海去揪斗。”
那三十年政治运动不断，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整人，人斗人”。在越来越激烈的运动中，各有表现，何先生的书中有所记载。有的令人敬佩，有的令人遗憾，甚至不齿。其实，在极端条件下能真正坚守底线的并不多。对个人当时的所作所为，确应记述，但更应该引起思考，是什么让人如此表现如此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本不应常常将人置于极端条件下进行一种严酷的道德考验。
那三十年，几乎就是一部“运动史”。“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六年，我在历史所工作了整整三十年。按理说，如果真正做点什么工作的话，应该是可以做出一点小小的成绩的。可是这三十年，特别是‘反右’以后强调了政治挂帅，整天搞运动，都是不务正业。只能在夹缝里做些正经事，根本没时间安下心来读书，其他人也一样。”何先生细数一下，这三十年“真正放在专业上的，加起来不过两三年，其他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跟历史研究无关”。本来，他们大学刚刚毕业，年富力强，正是大有作为的一代，结果如此，他把自己这一代称为“被报废的一代”。
痛定思痛，何先生沉重而深刻反思说：“我以为，解放以来的前三十年，问题就在过分执着于阶级斗争”“结果把不是阶级斗争的都以阶级斗争来处理，这是最大的失误”。他有一个外甥在北大学法语，“文革”初期也下去斗地主，而且“要和专业结合”。学法语的，怎么结合专业斗地主呢？说：“我们用法语斗他！”于是把个老地主抓来，用法语对他一阵猛批，然后问：“你今天有什么感受？”那老地主肯定一个字也不懂，可是却很会说话，说：“我受过很多次的斗争，只有今天印象最深刻。哎呀，最触动我的灵魂。”说完这则故事，何先生反问道：“这不可笑么？”
三
既然是“被报废的一代”，何先生如何能在“文革”刚一结束，就将自己好些部厚厚的译著齐齐端出呢？秘密就是，在那个年代，只要一有条件、一有可能，他就悄悄读书，偷偷翻译。最严酷的时刻，他仍找来各种外文本的《毛主席语录》。“除了英、法、德文本外，还有意大利、西班牙文本的。凡是外文书店有的我都买过，总得有七八种，闲来无事，就对照着翻一翻。”
“‘文革’以林彪事件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候，可是林彪的事情一出来，‘高举紧跟’的神话一下就破产了。虽然表面上也说‘坚决拥护’，但实际上已经泄了气，失去了当初排山倒海、风云激荡的气势。单位里工作涣散，有点儿无政府状态。不上班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偷着干，叫作‘地下工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都是在这一期间翻译完工的，只是不敢见人。但我知道有些人也是这样干的，包括李泽厚。”所以“文革”刚一结束，李泽厚先生就端出了《批判哲学的批判》，学术界、思想界为之一震，开始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独领风骚的时刻。钱锺书先生也是如此，所以“文革”一结束，就端出了经典之作《管锥篇》。
悄悄地读、译、写，当时“学部”被称为“开地下工厂”“开自留地”，这都是当时经济界“打击经济犯罪”或“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罪名。然而，这几位先生在非常条件下，仍冒险开辟一小片自己的“自留地”“开地下工厂”，努力经营出自己的一方小小园地，栽培出学术、文化的经典。这再次说明，不容侵犯的个人空间的重要。先贤严复剖析中国治制的弊端时沉重地说：“中国之言政也，寸权尺柄，皆属官家。其行政也，乃行所固有者。假令取下民之日用一切而整齐之，虽至纤息，终无有人以国家为不当问也，实且以为能任其天职。”如何从制度上划清群己权界、保障个人空间自由，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何先生非常喜欢《浮士德》中灯塔守望者一边唱一边说的两句话：“To see I was born， to look is my call.”（我的一生就是来观看的。）“我只是一个小人物，虽然经历了很多年，但所有重大事情的内幕并不知道。我要讲的，是一个小人物所经历的大时代，或者说，是大时代中一个小人物的自白。”“如果能够做一个纯粹的观者，能够在思想里找到安慰，我以为，就足够了。”在时代狂飙中，个人如风中芦苇，只能被狂风裹挟，随风飘荡。然而，尽管弱如芦苇，何兆武先生仍然坚持要当一个他所翻译的帕斯卡尔所说的“有思想的芦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