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晋康，1948年出生于河南南阳；著名科幻作家、高级工程师；1993年发表处女作《亚当回归》，即获当年度中国科幻银河奖，此后15次荣获该奖项；迄今已发表短篇小说近百篇，出版长篇小说20余部，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类人》《蚁生》《十字》《与吾同在》，短篇小说集《替天行道》《最后的爱情》《生命之歌》《七重外壳》《西奈噩梦》《豹》等；曾获银河奖、全球华语星云奖终身成就奖、腾讯文学奖年度小说家、京东文学奖年度科幻图书奖、阳翰笙文学奖、吴承恩文学奖等；作品被译成英、意、日、德等多种语言。

内心召唤是一直坚持写作的动力

贾煜：每一个作家走上写作的道路，都有一些特别的机缘。对于您来说，走上写作这条路，有哪些机缘？

王晋康：我在求学时代是一个标准理工男，理想是做一名科学家或工程师，从来没想过在文学，尤其是科幻文学上发展。大学学的工科，毕业后是一个不错的设计工程师。闯入科幻文坛完全是因为一个很偶然的原因——十岁娇儿逼着讲睡前故事。有一次我现编了一个科幻故事，儿子说这个故事非常好。我难得被儿子夸，恰好赶上一个假期有闲暇时间，就把它变成了文字。写完后甚至不知道往哪儿投，不知道国内是否有发表科幻作品的杂志，后来偶然在地摊上看见《科幻世界》杂志，便抄了杂志社地址寄过去。很快那边回信了，那时正是中国科幻的艰难时期，成熟作者很少，编辑说看见我的小说眼前一亮。但因市场不好，期刊准备转型，读者主要定位在小学生，而我的小说里有些情节不适合小学生看，问我能否删改。我像所有新人写作者一样，想到小说马上要变成铅字，很高兴，痛快地答应了修改。我很快完成修改，篇幅压缩了一半，但寄去删改稿时我也同时告诉编辑，修改稿没有原稿的味道了。他们经过慎重考虑，最终用了我的原稿。这应该是一个相当艰难的决定，因为牵涉到杂志是否转型。如果当时他们没有用原稿，可能我也不会继续写了。这一篇《亚当回归》很快发表并获得当年的银河奖。

虽然我是因偶然因素闯入科幻文坛，但偶然中也有必然。必然因素有两点。一是我这个“理工男”打小对文学很热爱，看了很多书，尤其在读大学时由于严重失眠不得不放松专业，就靠读文学书打发时间。当时阅读量非常大，大脑犹如万马奔腾，以至于很难清晰记忆起读过的作品，但对我后来的写作有很大影响。那时也做过一些认真的练笔。所以，我觉得从小对文学的喜爱和大学时的文学训练，为我最终走上写作之路做了准备。

另一点必然因素是我对大自然的由衷敬畏。大自然天然有深层的机理，非常简洁、优美、普适，会让我们由衷产生虔诚的敬畏感。这不是宗教徒的盲目虔诚，而是在理性地了解大自然深层运行机理后由衷的敬畏。比如，生命原本来自无生命的物质原子，因为偶然机缘变成能够自我复制的原子团，从而跃升为生命，最终进化为缤纷多彩的生物世界，包括具有智慧的人类。这便是自然的大能伟力。我对大自然深层运行机理常常有敏锐的感觉，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科学情结，所以一旦找到科幻这个宣泄口，便自然地走了下去。

贾煜：您的第一篇小说《亚当回归》就获得了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可以说您走上文学的道路很顺畅，那有没有被退稿的经历呢？

王晋康：退稿的经历是有的，不过不是科幻文学作品。其实我的第一部长篇是武侠小说，当时投给《今古传奇》，后被退稿。现在回头看，那篇小说的文学技巧尚未成熟，退稿是正常的。写《亚当回归》时，我已经具备了更多的生活和文学积淀。其实我在大学期间，除了阅读了大量的国内文学、英美现代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外，也曾有认真地练笔，不过写的是主流文学作品。此后无意间闯入科幻文学圈，正好将我对文学的喜爱和对科学的敬畏（包括科技知识储备）结合起来，打通了一条新的文学之路，可能是更适合我的一条路。我发表《亚当回归》时是45岁，人生已经定型，作品风格也基本定型，实际上这第一篇就代表了我以后的作品风格。

至于我的科幻作品则基本没有被退过稿，个别退稿（如《黑钻石》）也能在另外渠道发表。我觉得退稿可能是因为杂志社的某些考虑而不是作品水平，每家杂志社都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也会对某些题材有所限制，所以作者不要因为一两次退稿就轻易否定自己。

贾煜：您什么时候真正开始决定，要在文学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王晋康：我的处女作发表后并没打算继续写，那时我正在工厂负责一项全新产品，本职工作非常忙。后来《科幻世界》杂志发现我没动静，来了一封催稿函。感于他们的“知遇之情”，我又写了两篇，都发表了，其中一篇获奖。此后就沿这条路走下去了。

此后也有过两次封笔，朋友们都开玩笑说我爱封笔。比如我提前退休后，有一段时间在一家民营企业当常务副总，比在国营工厂更忙，那时确实想从此封笔，而且确实封了一段。但因为内心的某种呼唤，最后还是又拾起了笔，继续写下去。

贾煜：您开始写作时还在上班，当时写作时间是如何安排的？家人支持您写作吗？有怎样的写作习惯或偏好？

王晋康：我老伴对我的写作非常支持，家务活都是她在做，这很不容易，要知道，那时写科幻文学既没名（社会主流关注不高）又没利（稿费很低），是书呆子才干的傻事！

退休前，我在厂里是技术带头人，很忙，所以那时写的都是短篇。其实时间如海绵，硬挤的话总能挤出一点水分来。如果平时构思成熟了，几天、十几天的业余时间就能完成一个短篇。不过我写小说有一个缺点：不太能承受干扰。特别是之后写长篇时，如果写了几万字后因故中断一段时间，此后再接着写时，我必须把这几万字从头到尾看两遍，进入到故事语境中后才能接着写。所以我开始写长篇基本是在退休后。我50岁提前退休，父亲病重需要照顾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就是想静下心来写长篇。

我的写作习惯，一般是白天写六七个小时，晚上不敢写。因为失眠的痼疾，晚上写会容易兴奋，一兴奋就睡不着，只能在白天正常工作时间写作。依我的感觉，写作中唯有搭建长篇构架时最费脑力，也许这是科幻小说的特点？特别是如果小说中的科幻构思和科学成分比较重、比较奇崛时，那么，想要在繁杂的情节中始终保持逻辑不出bug，的确很费脑力。所以每次构思长篇构架时我会临时改变作息规律，每天早起打腹稿，把框架基本定下来后，再按平常的作息时间写作。我写长篇，基本上在架构期间就把人物情节人物性格什么的考虑得差不多了，后期具体写作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而短篇小说是构思成熟后直接动笔，一气呵成，基本不会出现写到一半又突然另起炉灶的现象。如果有比较大的变化，那一般都是在文学手法上。比如作品视角的选取，如果用第一人称写，方便抒发作者比较细腻的情感，也方便绕开一些作者不熟悉的东西；若以第三人称写，往往更冷静、理性、自由。所以在写同一部小说时，有时会尝试更换视角和思路，以便更好地表达你想告诉读者的东西。

贾煜：如果没有这么多机缘巧合，您没有从事写作的话，会选择干什么？

王晋康：小小吹一句牛，我当年搞机械设计时也算得上一把好手，在厂里颇有点名气。记得我参加工作不久，工厂急需特种汽车底盘，但国内没有，只能从美国进口，而且昂贵的进口产品并不适合国内路况。我们厂没有汽车方面的技术积累，我在大学学的也不是汽车专业。但我自告奋勇，找来专业书自学，然后带着两个徒弟自行研制。新产品一次试车成功，质量超过了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价格仅相当于美国的几分之一。后来我成了厂里的学术带头人，获得过部级科技进步奖。所以如果不从事写作，我肯定就沿技术之路一直走下去了。

贾煜：成为作家以后，您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收获？

王晋康：写作以后首先朋友圈扩大了，但更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思考的深化和眼界的提升。

曾经有记者问我，你最敬仰的是哪位作家？我一时难以回答。因为在我这个理工男心目中，对那些天才科学家的敬仰要更甚于作家，所以要让我回答“最敬仰哪个科学家”那是手到擒来。这也算是青少年时期作为理工男留下的思维惯性吧。

我一生除了日常阅读外，有三个阅读高峰期。第一个时期是小学毕业那个假期，那时我大姐是图书馆管理员，我整个假期就窝在那里看书，什么书都看，包括文言文的《聊斋志异》，虽然阅读比较难，但也硬着头皮看下去了；第二个阅读高峰期是大学后两年，因经常失眠而不得不放松专业，读遍了西安交大图书馆的文学期刊，今年我的21卷740万字的《王晋康文集》出版后首先赠送了母校图书馆，以表谢意；第三个阅读高峰期是写科幻小说以后，但主要看的不再是严肃文学类，更多是科幻文学和科学人文方面的书籍。这些阅读，还有投身创作后的长期思考，对我的世界观改变颇多。今天的科学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几乎快接近“上帝”的核心机密，而科幻作家站在科学巨人的肩膀上，已经能远远地瞭望到大自然和生命的本质。所以，我后期写科幻小说时常常感觉，自己是在用“上帝”的目光俯视世界，曾经被早年的我认为神秘繁杂的事物，在“上帝目光”下就变得非常简单和脉络清晰。

科幻创作的特殊性

贾煜：今年4月15日，21卷《王晋康文集》在北京首发并举办了研讨会，该文集收录了您迄今为止几乎全部创作及访谈。在您创作科幻作品30年中，出现过自我怀疑的情况吗？

王晋康：当然有。有时是全局性的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江郎才尽了？但更多的是对自己某一篇作品的怀疑，写着写着不知道往下该怎么写，回头读一遍，心想这写的都是什么玩意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会把未成品放一段时间，几个月后再看，如果感觉还是不好，就果断放弃。若有可取之处就再坚持写下去，而且常常在坚持一段时间后会豁然开朗，类似于长跑中对疲劳极点的克服。这两种情况在我创作生涯中都不乏实例。

贾煜：您对原创的科幻构思有什么看法？

王晋康：科幻小说特别看重科幻构思的原创性，看重原创科幻构思的自洽和冲击力。在这点上，和科学论文极端重视“首发”有相似性。可能需要对普通读者解释一下什么是“科幻构思”，它是立足于科学基础做出的一个设定，是推进故事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举一个浅显的例子，拙作《豹人》的科幻构思是：生物技术的发展已经能把猎豹基因嵌入人的基因，从而培育出世纪性的百米短跑飞人，但猎豹基因也赋予这位飞人以兽性，造成了爱情悲剧。这个构思就满足了原创性、自洽性和冲击力三要素，也天然蕴含着对科技的深刻反思——尽管目前禁止对人类进行基因编辑改良，但它终归是挡不住的，只是，人类要提前思考和预防这项技术的负面后果！

科幻作家有一个特点，就是爱踮着脚尖往前看。写科幻必须有一定广度的知识积累，但这些知识不用太深，以此做一个垫脚的砖就够了。我们站在砖头上，踮着脚尖使劲仰头看，能看多远算多远。而很多深度钻研的科学家可能忘了抬头仰望。这可以算作科幻的行业本能和优势所在吧。

贾煜：科幻关注未来的背后，其实是在关注现实。您写的很多科幻题材作品都与现实紧密相关，您是如何挖掘这类题材的？

王晋康：今天的现实是：科技已经发展到一个临界点，它不再仅仅是人类改变世界的工具，而是反过来开始异化人类本身。特别是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这两项不再仅仅是“技术性的技术”，而是“哲理性的技术”，必将深度颠覆人类社会，甚至改变人的定义。

我从小就对生物感兴趣，所以写生物题材的科幻小说偏多。儿时很喜欢观察蚂蚁蜜蜂等动物的习性，觉得特别神奇，比如蜜蜂若是单独一只，它什么也做不了，若是一群，就能自动具有建造精致蜂巢的能力，自动出现复杂的习俗。科学家分析蜂巢，发现那是经过数学精密计算的、最节省材料的一种建筑方式。蜜蜂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觉得这是“上帝”以神力创造的，那什么都不必说，神力就是理性无法理解的东西嘛。但如果以进化论解释，认定蜜蜂这种本能是蜜蜂用试错法一代一代进化而来并嵌入基因成为本能的，那么你就会对生命的神奇由衷地感到震撼和敬畏。

再比如说病毒。我写过一本书《十字》，于2009年出版，2015年再版时改名为《四级恐慌》。这本书传达的是一种万物共生的生态思想，渗透了我的一些思考和观点。人们一般认为，医学要遵循人道主义，只关注个人而不考虑群体；但我认为真正的医者大爱应该是既关注群体也关注个体，尤其是疫病，每次影响都是几亿人，这种时候不考虑群体是不行的。我们用医学手段对抗病原体，这是一场人和病原体之间不断螺旋上升的竞赛，永远没有结束。大自然是一个处于平衡状态的整体，人类作为自然中的一分子，要尽力维持这种平衡，需要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整体主义去辩证地看待生命。

贾煜：科幻小说创作的想象力与其他幻想类小说不同，您是如何去构思各种科幻题材的？

王晋康：我写科幻小说和别人不太一样，我常常得先有一个科幻设定，比如上面说过的《豹人》，写这个短篇之前我首先构想，如果把动物的基因嵌入人类，将是什么情况？会带来什么社会后果？先有这么一个哲理上的闪光点，再去设计人物、情节等。所以我的科幻小说，常常是人物和情节服从科幻构思，而不是科幻构思去服从于其他。

再以《养蜂人》为例，这篇小说的科幻灵感源于我看的一本科学小册子《水母与蜗牛》，里面有一篇提出“整体论”的概念。“整体论”就是刚才所说的，一只蜜蜂什么也干不了，很多蜜蜂聚起来才能建蜂巢；一条神经元什么也不是，但很多条神经元进行复杂缔合，就能产生人的意识。那么是多少条神经元的集合才能完成意识的跃迁？具体怎样实现？直到现在，没人能说清这个过程的深层机理，目前它还是人类认知的“黑箱”。但黑箱前后的跃迁是无可怀疑的，而且让人震撼。《养蜂人》这部小说的表面情节是两位警察溯源追踪一件科学家离奇自杀的案件，而作者本心就是向读者展现这种自然界深层机理的震撼力。

这篇小说在青年读者中影响较大。不过客观地说，这种被称之为“哲理科幻”的作品是小众的，只有那些偏爱理性思考的读者喜欢。

贾煜：科幻文学与其他文学类型相比，在设定中会特别注意科学逻辑，您是否担心读者在这方面“挑刺”？

王晋康：如果读者真能挑出小说中逻辑上的bug，我是非常欢迎的。科幻文学由于和科学有关，特别看重逻辑的严密和自洽。不过科幻毕竟是文学作品不是科学论文，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坚持逻辑的严密，故事情节就会彻底中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得舍鱼（逻辑）而留熊掌（故事）。我的《逃出母宇宙》就有类似问题，写完以后，我在某个平台上还特意说明，这篇小说在科学逻辑上若有瑕疵，希望有读者发现并告诉我。科幻文学中，逻辑坚实自洽的作品才是精品；但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关注会使小说过于艰涩臃肿，甚至影响故事线走不下去，这时还得“舍鱼而留熊掌”。

常有人问，我的小说风格是否与工程师的身份有关系？我的回答是，基本没有关系。若硬说有，就是工程师的理性思维，要求我对事物的描述必须清晰和准确，因为工程师的设计不允许一点错误，哪怕错一个“螺丝钉”都不行。我把这种工程师的严密思维方式用在了写科幻作品上，自认为小说里出现的逻辑错误应该不是太多。

我写科幻作品经常都是针对某一个科学问题去架构。举一个例子，我看过一本美国女作家的著名作品，这是一篇“主题先行”的小说（科幻与主流小说不同，由于科学本身的震撼力，主题先行的小说也有可能很成功），主题就是写“熵增”这条自然机理，所以她在行文中，有意使用非常混乱的叙述方式，以与主题呼应。但我觉得她写得不好，恰好相反，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在走向紊乱无序的过程中，每一步却是有序的。也就是说，熵增的本质，是个体或阶段的有序，组合出集合体的无序。于是，我反其道而行之，写了一篇《黑钻石》。该故事中，一条故事线是写自然界的熵增，讲一位科学家在研究人造钻石时，因超高压过了临界点，造成微型“黑洞”；钻石是大自然中精致完美“有序”的代表，黑洞是宇宙混沌“无序”的代表，两者之间从有序转向无序，用一种符合理性的方法实现了。为了和科学设定这条线结合，另一条线就写了社会学中的熵增，讲科学家有一个情人，他妻子是知道的，但因科学家的事业她一直隐忍，最后实在忍不下去了，来了一个大爆发，相当于生活这条线也从有序变成了无序，而这种转变同样符合理性。这两条线其实是并行的，生活线是为哲理线服务的。所以，我这篇小说也是“主题先行”的，写的就是熵增这个物理命题。小说发表后，好像基本没人能够理解我的本意，大多数读者只看到表面的故事，连一些有名的科幻学者也不理解。这也说明，这类高概念的“纯科幻”注定是小众的，只能偶尔玩一玩。

贾煜：在生活阅历方面，写科幻作品是否与写其他类型的文学不一样，更多的不是靠生活积累，而是通过书本阅读去获取？

王晋康：生活积累还是非常重要，但客观地说，写科幻小说对生活积累的要求会相对弱一些。尤其是短篇，只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科幻构思，小说就成功了一半。科幻写作中，想象力和科幻构思的作用特别大，不是不需要生活阅历，而是相对其他小说弱一点，不像主流文学中的乡土文学，若没有真正的乡土生活经历就绝对不会成功。不过，即使这样，生活阅历对科幻作家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刘慈欣没有足够的底层生活阅历，就写不出《三体》中那位性格立体的史警官。我没有足够的知青生活积累，就写不出《蚁生》。

科幻是最具世界性的一种文学类型

贾煜：迄今为止，您大概出版了90多篇中短篇小说，20余部长篇小说，您对创作中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分别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王晋康：自我评价的话，我的短篇小说比长篇写得好。因为写科幻长篇，需要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广阔的视野，但因为我生活的那个年代贫穷闭塞，信息量小，视野比较狭窄，我无法克服这种先天劣势，所以难免会影响长篇的广度。写短篇可以通过某些技巧，把作者的弱项绕过去。科幻短篇特别注重小说结构的精致和语言打磨，还有就是科幻构思的首创、自洽和冲击力。我有一个感觉，我大量写长篇以后，对语言的把握就不如写短篇的时期了，那种语言的感觉再也回不去了。

我是在退休以后，2003年开始写长篇的，起初几篇都是在短篇的基础上扩写，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长篇。真正的长篇应该是从《与吾同在》开始。不过后期仍有一些长篇如《天父地母》大量吸收了过去短篇的创意，只是加入更多人物与情节线索，铺陈出更宏伟的场面，尤其是更加注重锤炼作品的思想深度。

当年创作《与吾同在》有一个小花絮。一次笔会上与刘慈欣交流，他偶然问起我最近在写什么，我说写了这样一个短篇。他马上说这是一个长篇的素材呀，写短篇可惜了。他说只要是能写长篇的素材他都不会先写短篇，因为会让读者产生重复的感觉。我深以为然（这方面他确实做得比我好），便赶紧联系编辑，想把那个短篇撤回来。但编辑说已经印刷了。《与吾同在》虽然有这个短篇的底子，但只是使用了它的科学设定，而整个故事重新进行架构，与我其他由短篇扩写的作品还是不同的。

贾煜：您的长篇小说曾由科幻世界编辑部集结成册，包括“新人类”四部曲（《类人》《豹人》《癌人》《海豚人》）和“活着”三部曲（《逃出母宇宙》《天父地母》《宇宙晶卵》），以及《与吾同在》。您如何评价自己这几部作品？

王晋康 ：我自己满意的长篇小说，首先是《蚁生》（未在这个系列中，但收进了我的21卷文集中），它是我半个人生的沉淀结晶；其次是“活着”三部曲，尤其是第二部《天父地母》，它是一部比较厚重的核心科幻，也是寓言化的人类史。然后是《十字》，《十字》不是说文学性有多好，而在于对疫病的深度思考，比如：疫病是人类永远不能豁免的痛苦，人类应该学会与病原体共生，但要使用科技手段和组织力量，把共生平衡点拉得尽量偏向于人类，等等。

“新人类”四部曲故事情节上没有关联，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高科技对人类的异化。我是1993年开始发表处女作，记得90年代接连出现两件大事：一件是1996年克隆羊的诞生，另一件是1997年人工智能战胜人类国际象棋冠军。我认为这两件都是划时代的大事。克隆技术的成功相当于人类破解了“上帝”最核心的机密，即生命如何繁衍；人工智能在国际象棋这个重要的智能领域碾压了人类，说明我们以智慧与动物区别的优势受到切实的挑战。基于这两点，我认为“后人类”时代已经开始，所以在1997年国际科幻大会上，我代表中国科幻作家发言，发言便以此为主题。后来，我又构思了几篇和“后人类”有关的小说。最初是《类人》《豹人》《癌人》三部曲，变成四部曲是因当时出版社的建议，又写了《海豚人》。虽说《海豚人》是“逼”出来的，但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它的意境比较美。

“活着”三部曲开始写的时候，也没有想过一定要写三部，只是觉得整个构思很宏大，一部肯定容纳不了，只是没有对后续情节事先做出架构。第一部写完以后，忽然想起，自己的一些短篇稍微“串联”一下，再做出深化，其实就是第二部。所以《天父地母》是我几部短篇串起来的。这种写法有优点也有缺点。缺点是，如果读者看过我以前的短篇，可能会觉得科幻构思重复；优点是，因为经过了短篇阶段高度的锤炼，情节和人物更为丰满，结构也更为精致。

贾煜：1998年，您创作的科幻小说《豹人》，文中拥有非洲猎豹基因的男主角与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中国选手苏炳添高度相似。比如男主角是8名参赛选手中唯一的黄种人，在进入男子百米决赛时是32岁，并且9.98秒这个成绩也是苏炳添经常跑出来的成绩。这些细节让小说人物和苏炳添高度吻合，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是巧合。您的很多作品都表现出了这种“先知”，您如何看待科幻小说这样的“预言性”？

王晋康：苏炳添这件事真是巧合，不值得炒作。我认为真正的“预言”应该是科幻小说里一些警示性的观点，后来被证实了，这才是有意义的事。比如《豹人》里描写的用猎豹基因对人类进行基因编辑，可以算作一种预言吧。2018年，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由于基因编辑婴儿构成非法行医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虽然他并非用猎豹基因编辑人类基因，但“对人类进行基因编辑”的大方向和《豹人》的预言是一致的。可以说，《豹人》提前预言了这项技术的实用性和危险性，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我的小说中对人工智能也做过预言。上世纪90年代，即使在人工智能战胜人类国际象棋冠军之后，还有很多人列举种种理由说，在围棋领域AI不可能战胜人类，我对这种看法嗤之以鼻，就在小说中提前描写了围棋领域中机器人的胜利，只是我没想到，我竟然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个预言实现了。今天在围棋领域的人类精英早已失去自信，沮丧、失落、苦闷，毕竟他们再厉害，即使仍能在全人类中称王，但永远忘不了头顶上面已经有一个碾压你的“AI上帝”。而且这种碾压是永久性的，不要指望以后会出现一个人类天才可以翻盘。人类在围棋领域的失败，会不会复制到其他领域，比如物理学研究？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

今年网上讨论得火热的ChatGPT，很多人担心工作被人工智能取代。其实很多工种早就被代替，比如股票交易员的职位，早就被智能预测软件取代，这些在科幻小说里甚至都算不上预言。人工智能是否会代替我们这些科幻作家？早晚而已。AI肯定不缺写作技巧，因为这些可以进行大量的高强度训练；更不会缺资料信息。AI欠缺的有两点，一是缺少鲜活的生活经历，而这是一流小说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除非未来机器人进入社会，真正体验人类生活；另一个是，让AI发展出足够的想象力，去构建新颖的有首创性的科幻构思，恐怕还不能一蹴而就。所以短期来看，ChatGPT可以写出一流科幻小说，但要完成经典性的顶级精品，还有差距。

但从长远来看，凡是人类能干的，人工智能肯定都能干，而且干得更好。宇宙大爆炸后，物质逐渐演化出生命，这个过程是将最简单的东西逐步复杂化。因此反向追溯世界万物包括生命的演化规律，其最深层机理一定是最简洁的。大道至简。了解这一点，种种似乎高贵神秘的东西，如智慧、信仰、感情、直觉、灵感，都会被祛魅。而人工智能终将超过人类智慧这种前景，也是会理所当然的。

如果未来人工智能代替了人类很多工作岗位，也不是什么弥天大祸，只是一个价值再分配的问题，当然剧变过程的前期会很痛苦。其实，最危险的前景是：如果人工智能变得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对人类照顾得非常细心周到，人类无所事事，那么我们的生存还有没有意义？我在小说《一生的故事》中塑造了一个爱心洋溢的机器“大妈妈”的形象，应该是文学作品中从未出现的人物形象吧。但愿她不会成为真的现实。

贾煜：您在“新人类”四部曲中塑造了一些异化的“人类”，他们是否属于您笔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除此以外，是否还有其他更典型的人物形象，或您觉得塑造得比较成功的人物？

王晋康 ：我的科幻小说被人称作哲理科幻，这类科幻中塑造人物常常是短板。哲理科幻宣扬的是大自然的荣光，科学的荣光，有时候人物和情节难免受此局限。我小说中出现最多的人物是科学家，以《生命之歌》里的主角孔昭仁教授为代表，他们一个个都是天才，了解世界运行的规律，感情方面却很苍白，因为他们知道即使自己做出最大努力，也改变不了自然的客观规律。

我笔下的科学家与现实中的科学家是有区别的。《50万年后的超级男人》写了一个有时脾气暴躁、有时像顽童，却对科学非常敏锐的科学家。《逃出母宇宙》中的科学家楚天乐是一个残疾人，他所表现的是人类对命运的抗争。

其他一些人物形象基本是由情节需要而定。比如《天父地母》中的“天父”褚贵福是个暴发户，阴差阳错地成为大灾难时代的弄潮儿，甚至成为G星文明的肉身上帝，他的每一次决策都推动着故事的发展，而他本身又呈现出多重性。他是我小说中比较独特、成功的人物形象。

另外，也有一些女性人物我比较喜欢。像刚说到的《生命之歌》，小说里的主角表面上是孔教授，实际主角应该是他女儿孔宪云，后者作为一个充满母性与爱心的女性，实际比其父亲更为强悍；《天父地母》里的鱼乐水、褚文姬也都是女性人物的代表。

贾煜：您在作品中塑造的人物营造出一种中国式的时代氛围，这与国外科幻作家营造的氛围有很大差别，您是否觉得笔下的这些人物代表了中国的某种精神气质？

王晋康：我经常说科幻文学是最具世界性的一种文学类型。科幻有几个源头，一是科学，二是现实，三是想象力。科学体系是统一的，没有东西方之分。但作家是有国籍的，尤其是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有巨大历史体量、人口体量、文化体量的国家，写作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有读者说我写的科幻带着“红薯味儿”，不错，也可以说是中国味儿。我也自觉地把中国现实融入科幻作品中。比如《黄金的魔力》中就有时代的影子和我自身的影子，那时商品经济刚开始，国营工厂体制僵化，社会上沉渣泛起，而真正创造价值的社会脊梁却只能守穷。我对此一腔郁愤，为了发泄，在小说里塑造了一位技术精英，他目睹了太多的社会不公，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转身变成了一个黄金大盗——但他的堕落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篇科幻小说里有明显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影子。

其实我并非有意凸显作品的中国味和民族性，这些都是心灵的自然流露。我也不赞成中国科幻界刻意追求中国味，只要在写作中既秉持世界公民的身份，又守持中国人的本心，就可以了。

用核心科幻平衡现实与想象

贾煜：2019年5月，《人民文学》发表了您创作的《宇宙晶卵》，这是《人民文学》创刊70年以来刊登的首部科幻长篇小说，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吗？

王晋康：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科幻遭受过一场不公平的批判，很长时间都处于孤独的生存状态，我称之为野生野长。科幻文学作家不仅和文学界接触不多，和科普作家、科学家接触也不多。后来经过了几十年的积聚，力量慢慢壮大了，现在开始“破圈”，这是好事。这些年，我认识了很多年轻的科学家，特别谈得来，可以说有一种可贵的思想共鸣。还有的科学家特意告诉我，他投身一线科研，是受了我的科幻小说的影响，这真是对我最高的赞誉。《宇宙晶卵》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从侧面说明科幻得到文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非常难得。这是该杂志刊发的第一部科幻长篇，但《人民文学》早就开始关注科幻，刊发过几次科幻短篇合集，包括杂志海外版。《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占军先生，还有作协的邱华栋先生、李晓东先生等，都十分关注科幻，大力推进科幻发展，谨借此机会表示感谢！

贾煜：近几年，很多文学刊物都新设了科幻专栏，一些写其他题材的作家也转向写科幻，但他们写的科幻与传统意义上的科幻有所不同。您很早就曾提出“核心科幻”这一概念，能具体谈一下吗？

王晋康：我倡导的“核心科幻”，说白了就是“最像科幻的科幻”。它具备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宏大深邃的科学体系本身就是作品的美学因素，作品能够充分表达科学的震撼力，让科学或大自然扮演隐形作者的角色，它们的美可以是哲学理性之美，也可以是技术物化之美；二是具有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理性，能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描写超现实情节；三是具有科幻独有的手法，如独特的科幻构思、自由的时空背景设置、以人类整体为主角等。小说中含有基本正确的科学知识和深广博大的科技思想，能激起读者对科学的尊崇与向往。

核心科幻比较接近于过去说的“硬科幻”，但可能更准确。至于在文学性方面，核心科幻与主流文学作品并无二致。它承载着人文内涵和对现实的关注，更宜于表达作者的人文思考，表现科技对人性的异化。

需要说明的是，核心科幻与非核心科幻只是分类之别，并无高下之分。在科幻发展史上，有很多作品不属于核心科幻范畴，而是更偏重于人文方面，同样是经典之作，如《1984》《五号屠场》《蝇王》等。

就科幻文学这个类型而言，虽然核心与非核心科幻并无高下之分，但对于这个文学品种来说，一定要有一批优秀的核心科幻作品来做骨架，才能撑起科幻这座文学大厦；否则，科幻就会混同于其他文学类型，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贾煜：核心科幻区别于其他文学，主要在于依赖一个好的科幻构思。您在前面也提到，特别对于短篇科幻，只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科幻构思，这部小说就成功了一半。那么，您认为怎样才算好的科幻构思呢？

王晋康：科幻与主流文学作品最显著的区别就在这里。所谓科幻构思，就是立足于科学的一种小说设定，比如《流浪地球》中的“用地球大炮的反推力驱使地球在太空中流浪”。什么是好的科幻构思？我认为有几个判别标准：首先，它应该具有新颖性，具有前无古人的独创性，科学内涵具有冲击力，科学的逻辑推理和构思能够自洽；其次，它和故事应该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对故事情节的发展有内在的推动力；最后，科幻构思最好有一个坚实的科学内核，能符合科学意义上的正确。这里所谓的“科学意义上的正确”，是指它能够存活于现代科学体系之中，符合公认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的逻辑方法，不会被现代科学所证伪，但不能保证它能被证实。换一个说法：科幻文学是以世界的统一性为前提的神话故事，是建立在为所有人接受的某种合理性的基础之上。

说到底，科幻是文学而不是科学。所以第三点要求就过高了。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作品就会更厚重，更耐咀嚼，更能带给读者思想上的冲击。

贾煜：科幻与科普历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您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王晋康：中国的科幻文学直接脱胎于科普，所以早期中国科幻小说带有很强的科普性质和功能取向。但科幻不是科普，科幻从本质上说是文学，它对知识的传播有一定的容错率；而科普的第一要素是准确，科普作者必须保证知识的准确性。虽然科幻不是科普，但它是后者一支很重要的“友军”，因为，尽管科幻不以传递知识为主要职责，但科幻作品中确确实实“浸透”了知识，而且有文学的精美包装，因而更容易为青少年读者接受。而且，科幻不太拘泥于对某一个具体知识点的传播，而是关注对科学进行整体性的思考、前瞻性的思考，包括反思和批判。

科幻文学应该推崇“大科幻”的概念，不要刻意区分科幻奇幻、软科幻硬科幻，不要把“符合科学意义上的正确”作为科幻小说的桎梏，不必刻意强调科幻的科普功能，这样才能给科幻文学充分的发展空间，广泛吸引各种口味的读者，促进这个文学类型的大繁荣；另一方面，还是要强调核心科幻在作品中的骨架作用，强化社会责任和科幻文学的生命力。

贾煜：国内科幻开始发展的一段时期是与儿童文学联系在一起的，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读者认为科幻是儿童文学，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晋康：科幻曾经一直被归为科普和儿童文学，科幻成人化这个变化应该说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的，但有点矫枉过正，所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很长时间儿童科幻比较沉寂，目前已经大为改善。其实还是市场导向的问题，只要有市场，作者就有动力。我心目中最好的儿童科幻是：不仅孩子喜欢看，而且也适合大人看，把一些深刻的东西隐藏在儿童语言之下，让儿童收获阅读的喜悦，让大人收获儿童暂时不理解的思想感悟。总的来说，科幻不是儿童文学，但儿童科幻是其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

我已经基本退出创作，偶尔写一两篇儿童科幻。最新的一部，我把两个孙子在深圳的生活写了进去。儿童科幻的写作相对比较轻松，因为不需要查阅很多科技资料，只需要你时刻保持童心和对世界的好奇心——而这正是科幻作家的本性。

贾煜：在影视化方面，您的部分小说已经或正在被改编。量子泛娱出品的就有8部作品：《生命之歌》《转生的巨人》《豹人》《渔猎法则》《周日永恒》《生存实验》《梅林》《最后的爱情》，已经制作完成的前4部作品推出后收获了良好口碑和国际荣誉。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与作品影视化的关系？影视化是否影响你的写作？

王晋康：作家和影视有相当的距离。作家写作更多是个人化的，写自己感兴趣的题材，不太考虑受众面有多大。但影视肯定要考虑最广大的受众面，考虑票房。所以他们对我的作品的改编，我不一定满意；我自己改编的剧本，他们不一定满意。我的态度是基本放手，他们怎么改编都可以。如果他们需要我提意见，我就知无不言，但我经常会加一句：仅供参考，你们可以不采纳的。

我性格比较内向，不擅长关注市场，所以作品是否影视化不会影响我的写作风格。很早就有人建议我写卫斯理那样的系列，说市场会更好。但这种受限于某个框架下的体裁非我所长。我只有对某件事发生兴趣了，有科幻点子了，然后再写。

当然，尽管写作初心与影视无关，但我的作品中确实有不少很适合影视化，我对此有充分的自信。

贾煜：科幻小说影视化是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对外翻译在文化传播上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您有哪些作品翻译到了国外哪些国家？

王晋康：我第一篇被翻译成国外文字的长篇是《十字》，翻译后书名叫《四级恐慌》。当时是亚马逊的一位总监选中了，找人翻译的，听说销量还行，但影响力不是太大。目前我的小说已经翻译为日文、韩文、意大利文、德文等。另外，《天火》在日本的顶级文学杂志《三田文学》上刊登，是该刊首次刊出的中国科幻小说，日本文学界还组织了对我作品的讨论。《蚁生》刚刚由德国最大的出版社兰登书屋出版。

贾煜：您创作30年来，见证了中国科幻从一个小众的文学种类发展到现在被大众读者和社会所关注，在这么一个变化里，有没有什么事让您印象深刻？

王晋康：当然很多。科幻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就是破除孩子与科技之间的陌生感，在他们幼小心灵萌芽时浇上小小的一瓢水。这些年，至少十几位一线科学工作者，包括著名量子物理学家陈宇翱，当面向我表示感谢，说“我们是看着你的作品长大的”。我认为这是对我作为一名科幻作家最高的奖赏。

贾煜：您如何看待过去30年中国科幻的变化？

王晋康：我常说的一个观点是，科幻文学和其他文学不一样，其他文学不一定要与国家的发展同步，所谓乱世可以出经典。但科幻不行。科幻文学要想繁荣，一定需要国家经济、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因为无论科幻读者还是科幻作家，确实有一个最基本的知识门槛，虽然门槛高度不需要太高，但肯定是有的。当社会的进步带来足够的作家和读者后，科幻文学才能逐步发展起来。中国科幻发展到现在，可以说已经满足了温饱，甚至勉强到了小康，但远未真正繁荣。单是科幻作家的数量就远远不够，至少得扩大十倍。最能代表一个文学类型水平的科幻长篇经典作品也屈指可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贾煜：近几年由于科幻的火热，一些写其他题材的作者转向写科幻，您能给这些作者或年轻的作者们一些建议吗？

王晋康：第一，一定要写自己觉得最适合的科幻，不要硬写不熟悉的和不喜欢的题材；第二，坚持；第三，最好先从短篇入手，但第三点并非铁律，也有作家出手就是成功的长篇。

贾煜：今年10月，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将在成都举办；四年前的11月，第30届中国科幻“银河奖”颁奖典礼在成都举行，您荣获终身成就奖。对于成都这座科幻之城，您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王晋康：在成都申办世界科幻大会之前，由于我对当下国际大环境的担忧，觉得申办是有困难的，但后来申办成功的消息传来，我觉得真是一个意外之喜。科幻是最具世界性的文学品种，科幻关注的是全人类的命运，常常以整个人类为主角。衷心希望这次科幻大会成功，发扬上面说的科幻精神，给这个混乱的世界注入一股小小的清流。

由于历史的缘故——很长时间中《科幻世界》是国内唯一的科幻阵地——成都是中国科幻迷心中的圣地，将科幻迷们的肺腑之爱凝成了一股强大的“引力场”，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同样，在我们这些科幻作家心目中，成都也是真正的科幻之都。这次世界科幻大会的举办，无疑将令成都在世界科幻界的知名度更上一层楼，我由衷期待着本次大会的圆满举办。

访谈者简介：

贾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发表于《四川文学》《青年作家》《科幻世界》《西部》等刊，部分小说被《思南文学选刊》《民间故事选刊》等转载，著有长篇科幻小说《时空迷阵》《幻海》《冰冻北极》《改造天才》，曾获中国科幻银河奖最佳短篇小说奖等；现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