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小鹿”——纪念陆晶清逝世三十周年
陆晶清（1907-1993）
“小鹿”指文坛耆宿陆晶清，因其姓“陆”，个子不高，又喜欢蹦蹦跳跳，所以学生时代即有此昵称，绝无不敬之意。她是一位不应该在人们的记忆中被淡忘的人物。
九十八年前，她就主编过《京报副刊·妇女周刊》，后来又编辑过《世界日报·蔷薇周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她以创作诗歌、散文见长，文笔华美，情感细腻，代表了当时女性作品的普遍风格。她的散文集《素笺》和《流浪集》于1930年和1933年先后出版，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她是鲁迅的及门弟子，许广平的同窗好友，毕业时曾跟许广平等邀请鲁迅、许寿裳参加谢师宴。鲁迅跟许广平离京南下时，在车站的送行者中，也有她娇小的身影。经她跟其他校友证实，1925年12月1日，女师大学生运动取得胜利，学潮中二十四名骨干（包括陆晶清）在校门口合影。照片顶端的题词系鲁迅拟稿：“民国十四年八月一日，杨荫榆毁校，继而章士钊非法解散。刘百昭率匪徒袭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蒙从来未有之难。同人等敌忾同仇，外御其侮。诗云：修我甲兵，与之偕行。此之谓也。既复校，因摄影，以资纪念。十二月一日。”这一题词，应视为一篇重要的鲁迅佚文。
很多人都不了解，她还是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骨干。1926年1月，经李大钊介绍，她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左派组织。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她在何香凝领导的中央妇女部担任干事，同在妇女部的还有中共党员邓颖超、蔡畅、刘清扬等人。那时她用的名字叫“陆娜君”。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她又积极参加国内的抗日工作，并在欧洲参加国际反法西斯运动。1939年8月26日，她的丈夫王礼锡烈士病逝时，他们夫妇正分头进行战地访问，九天之后她才闻此噩耗，如霹雷轰顶。她后来担任民革中央委员和民革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无疑跟这段光荣历史有关。
我跟她是1975年通信联系的，中间人是当年女师大刘和珍烈士的战友张静淑老人。初次到上海岳阳路拜访她，是由挚友和“老上海”丁言昭带路，因为我中小学时代生活在只有“七里零三分”的小城，到了马路纵横的大上海立马成了“路痴”，上街就晕，茫然不知所措。
跟她聊天是件有益而特别亲切的事情。我们谈及了“蔷薇社”，谈及了为鲁迅所鄙薄的剽窃者欧阳兰，谈得最多的当然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发生的“女师大风潮”。后来，她写下了一篇《鲁迅先生在女师大》。因为我曾经任教的北京鲁迅中学就在女师大旧址，所以有些细节只有我跟她能相互沟通，比如她提到原女师大当作“病房”用的那座西小院，原有八间小房，其中有一间就是我住过十四年的单身宿舍，她曾经居住过的北京校场口，也是我初次安家的地方。但是，她从没有说过她一度经历的坎坷曲折。她的文章《忆浦熙修》开头一句就转述了浦熙修的原话：“我拥护党！我相信党！我问心无愧！问题总有一天能弄清楚的！”我想，这也就是她久蓄于内心的话吧！
她还有一篇短文，题为“我漂浮在回忆的长河中”。她八十六年的生涯，的确饱览了变幻而壮美的历史风云，又有一支生花妙笔。令人遗憾的是，她留下的回忆文字跟她的经历相比实在太少。比如，她经历的大革命，担任编辑的神州国光社，参加的抗日救亡运动，她在欧洲的反法西斯活动，值得写下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她跟我交流时，我竟忘了收集她回忆挚友石评梅的口述资料。她仅在1939年写过一篇简短的《王礼锡先生传略》，而没有来得及亲自为丈夫扩写一部厚重的王礼锡传，来纪念这位三十九岁即英年早逝的杰出人物……
我跟她最后一次见面应该是1982年8月，她应邀到北京开会，不慎摔了一跤，导致骨折，住进了积水潭医院北三楼骨科病房301号。我去探视过她，有一次还陪着刘亚雄老人一起去看她。刘亚雄是她在女师大的同学，“女师大风潮”中的“偕行者”，其父刘少白是毛泽东敬重的“开明士绅”，本人曾任劳动部副部长，当时是交通部顾问，被薄一波尊称为“刘大姐”。两位老人在一起回忆起学生时代的峥嵘岁月，感慨万千。六年后刘亚雄去世，这次会面竟成她们的最后一面。
“小鹿”生于昆明，卒于上海，白族人，终年86岁，今年是她逝世三十周年。她跟我们虽然已经天人永隔，碧海青天永渺茫，但她跟一切为中国文学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的前贤一样，会永存在后人的缅怀中。唐代白居易《梦微之》诗中写道：“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虽然我跟她的交往无法跟白居易和元稹相比，辈分也不合，但切合我撰写此文时的心境和年龄状况，故援引于上，以作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