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读者大众，欲与先锋试比高 ——路遥选择现实主义的缘由
路遥是特别希望能与大众读者进行交流的小说家。他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之时就已意识到：“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可以满足各个层面的读者，而新潮作品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当《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他又进一步指出：“我深切地体会到，如果作品只是顺从了某种艺术风潮而博得少数人的叫好但并不被广大的读者理睬，那才是真正令人痛苦的。大多数作品只有经得住当代人的检验，也才有可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那种藐视当代读者总体智力而宣称作品只等未来才大发光辉的清高，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此，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如此看来，自始至终关注读者大众或大众读者，是路遥写作的秘密武器，也是《平凡的世界》能够深入人心、成为普通人“人生圣经”的致胜法宝。同时，一旦他把读者大众挂在嘴边，放在心上，他也就与现代主义构成了某种真切的对抗。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之所以会兴起，其原因之一便是出于对大众的恐慌。因此，现代主义往往是和拒绝读者大众捆绑在一起的。约翰·凯里指出：从尼采开始，欧洲的知识分子就感到了大众和大众文化的威胁，“因此，梦想大众将灭绝和绝育，或者否认大众是真正的人，这都是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虚构的避难方法。更激烈、更实际的避难方法则是如下的建议：“阻止大众学习阅读，以使知识分子重新控制用文字记录的文化”。（《知识分子与大众》，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然而，这种阻止并未成功，因为实际情况是，当教育改革大功告成之后，识文断字者迅速增多，于是19世纪后期，欧洲出现了庞大的阅读人群。为满足普通读者的需要，大众报纸开始出现，书商们也开始改弦更张，甚至连萧伯纳这样的作家也“清醒地决定为百万大众创作”。知识精英眼瞅着无法阻止大众阅读的热情，便只好在文学的“怎么写”上下功夫。于是，“使文学变得让大众难以理解，以此阻碍大众阅读文学”，便成为他们的主要手段。而被称为“现代主义”的这场运动“不仅变革了文学，还变革了视觉艺术。它既抛弃了那种据说为大众所欣赏的现实主义，也抛弃了逻辑连贯性，转而提倡非理性和模糊性”。凯里进而指出，像《尤利西斯》这样的小说，便是阻止大众阅读的代表性之作。小说虽塑造了大众代表利奥波德·布鲁姆，“但事实上，布鲁姆本人永远不会，也不可能读《尤利西斯》或《尤利西斯》这样的书，因为这部小说的复杂性、它的先锋派手法以及它的晦涩，都使布鲁姆之流被严厉地逐出其读者群之外。20世纪没有一本小说像它那样，仅仅为知识分子写作”。
凯里的分析让我们意识到，姑且不论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如何，至少现实主义的形式是普通读者喜闻乐见的。因为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既不可能玩魔幻，也不可能意识流，它们往往有一个线性的时间框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书中人物开始登场亮相，随即便展开自己的故事；而故事的走向也遵循着序幕、发展、高潮、结局的线性逻辑。由于这种结构框架高度等同于现实生活，普通读者进入其中就不会有不适感或违和感。因此，一般情况下，现实主义文学中不可能有“元叙述”或“作者闯入”，自然也不会有“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之类的先锋叙事。
如此看来，是因为路遥对读者大众的高度重视，才让他有了选择现实主义的巨大动力？是的，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但这么说并不全面，因为除此之外，与现代主义较劲，欲与先锋试比高，也可以成为考察路遥选择现实主义的一个角度。
众所周知，1985年前后的中国文坛是先锋文学横空出世的年代。那时候，马原玩着叙事圈套，余华写得血呼啦差，洪峰在《奔丧》，莫言正《爆炸》。而现实主义在人们心中仿佛已是明日黄花，真有点“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来”的意思。而在这种文学形势下，路遥要与现实主义为伍，可见其压力之大。但种种资料表明，“个性非常强”的路遥，其性格中有一种不服气、不认输的东西。陈忠实曾经披露过一个细节，1985年3月，他与路遥共赴河北涿县，参加中国作协在那里召开的农村题材创作研讨会。会上会下，先锋文学与先锋派的创作理论已是一个热议的话题。“记得是在大会安排的发言中，我听到路遥以沉稳的声调阐述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结束语是以一个形象比喻表述的：‘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陈忠实解释道，澳大利亚羊是当时刚刚引进过来的优良羊种，正在中国牧区和广大乡村大力推广。路遥以此作比，隐喻的是正在兴起的现代派和先锋文学，却把自己崇尚并实践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归类为陕北农民养育的山羊。于是，路遥的信念和口吻甚至也让陈忠实倍感提气。
另一个细节是，当《平凡的世界》终于写完，评论家蔡葵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平凡的世界〉的造型艺术》后，路遥很激动，并在给蔡葵的信中如此写道：“您应该看得出来，我国文学界对这部书是冷淡的。许多评论家不惜互相重复而歌颂一些轻浮之作，但对认真努力的作家常常不屑一顾。他们一听‘现实主义’几个字就连读一读小说的兴趣都没有了。好在我没有因此而放弃我的努力。六年来，我只和这部作品对话，我哭，我笑，旁若无人。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很显然，无论是以澳大利亚羊隐喻，还是拿西式餐具作比，路遥无疑都指向了先锋文学和现代主义，其较劲之心跃然纸上。而为了写出《平凡的世界》，路遥光是前期准备就足以让人震撼：读长篇名著，悉心揣摩现实主义大师的写作技巧；翻五种报纸，直到对1975－1985年每天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让生活“重新到位”，提着一个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四处奔波，凡此种种，当然可以解释为磨刀不误砍柴工，但也是准备较劲的必然举措。而在写作过程中，他之所以“把笔磨秃了写”“不惜缩着身子用‘矮步’行走”，固然是“担心诙谐、轻快的语言对整个小说的浑厚大气造成伤害，整成‘顺口溜版的《战争与和平》’”（海波：《人生路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但在我看来，其中依然有较劲的成分。说得极端一些，假如不较劲，《平凡的世界》或许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因此，一边想着读者大众，一边要与现代主义较劲，很可能这就是路遥选择现实主义的主要原因。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