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失败的月老
3月22日，林长民致函胡适：“适之先生足下：奉示敬悉，日前小聚，得与张慰慈先生把□为幸。舍甥女也有小恙，昨日舍间戚好春叙，亦未来也，张君所托，容少迟再图报命何如？国民外交协会来星期日开讲演会，欲得足下选题演讲说，以诏听众，特为转达，务盼勿辞，虽不作政谈，能为学术教训，尤祷企也。乞示一一，敬颂 著安。弟长民顿首。三月廿二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9册，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第265-266页）此函未署年份，从下星期日国民外交协会开演讲会，加之《申报》记载1919年3月30日下午“国民外交协会在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内大礼堂开第二次演讲大会”，可知是1919年。
1919年2月5日，由林长民、汪大燮等六人发起，在北京石驸马大街督办赈灾事宜处商议组织“国际联盟同志会”，是为第一次成立会；汪大燮、梁启超、蔡元培、王宠惠、李盛铎被推举为理事，林长民被推举为总务干事。不久，胡适等人任各部干事，胡适还兼任《国际联盟同志会丛刊》编辑部主任，由此与林长民产生交集。
“舍甥女”指王孟瑜。林长民的大姐林泽民嫁给了王永圻，两人育有三女，其中长女为王孟瑜、次女为王次亮。这两个人的名字颇有渊源：孟为“孟仲季”的孟，老大的意思；次为二，这是指排行。姐姐名“瑜”，妹妹名“亮”，合起来就是“一时瑜亮”——父母期望她们能像周瑜和诸葛亮那样有才。长大后两人是否为才女，不得而知，但都是美女，尤其是王孟瑜，个子高挑，亭亭玉立。
“张君”即张慰慈（1890-1976），是胡适当年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时的老同学，后来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与胡适关系密切。从林长民的信来看，胡适请林长民小聚，主要是想撮合张慰慈和王孟瑜，但王孟瑜似乎对此事不大感兴趣，公然逃席。
到第二年，林长民要赴欧洲考察，张慰慈特地和胡适一起为其送行，个中原因，可以想见。1920年3月27日上午，胡适、张慰慈等送林长民启程，据《胡适日记》：“8-9点，送林宗孟，与慰慈诸人到公园。”（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27页）可以看出，张慰慈还是有些锲而不舍的。但这段情事到此为止，后来便没了下文，肯定是黄了。
两年后，胡适继续努力，再次当月老，撮合王孟瑜与张福运。据1921年4月27日的《胡适日记》：“王熙农先生（永圻）来谈。他的女儿孟瑜近于张福运君有婚姻的希望，他的夫人是林宗孟先生的姐姐，很愿意我做介绍人，张君也是如此，大概这个媒是做得成的了。”（《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出处同前，第218页）宗孟是林长民的字。同年7月13日，胡适又在日记中说：“张福运来谈他的婚事，要我帮忙，因为他的事有点小波折，我把王熙农先生请来一谈，结果甚好。”（《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出处同前，第357页）
1922年9月12日，《胡适日记》载“张福运邀到东兴楼吃饭。他和王女士已有婚约了。”（《胡适全集》第29卷《日记》，出处同前，第457页）到了第二年，小两口已有婚约，并牢记大媒。
这位张福运（1890-1983）亦非等闲之辈：他在1910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预备学校，1911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就读的中国人。1917年，张福运获哈佛大学法学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教授国际法。
由于双方都和胡适熟悉，胡适熟能生巧，感觉相当良好，牵线搭桥如有神助。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桩婚事最终未成，胡适在日记里再也没有提及此事。1924年，张福运迎娶了李鸿章的侄孙女、民国名媛李国泰，这是题外话了。
至于王孟瑜的婚姻，林徽因的堂弟、王孟瑜的表弟林宣说：“商务总经理是李伯少，孟瑜、次亮都嫁给了李家。”（陈学勇《林宣访谈录》，《林徽因寻真：林徽因生平创作丛考》，第143页）李伯少应为“李拔少”（“李拔少”是“李拔可”的省称与尊称，民国人习惯把人名的前两个字用作尊称，年老的话称“李拔老”，年少的话称“李拔少”，但林宣说成了“李伯少”），即1920年后担任商务印书馆经理的李宣龚。林宣此说，导致后人的盲从与更大的讹误，林杉说：
后来大表姐王孟瑜、二表姐王次亮都嫁到上海兴国路72号李家。李宣龚（1876-1953）字拔可，亦是福建闽侯人，他与林长民一同留学日本，官至江苏候补知州，民国后供职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兼发行所所长，亦是诗画名家。林徽因祖父林孝恂在商务印书馆曾投有股份。（林杉《林徽因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21年8月，电子版第2469-2483页）
此段由林宣的说法演绎而来，除杜撰“他与林长民一同留学日本”，加了“上海兴国路72号”的地址和“诗画名家”的称号外，都是对林宣说法的谨慎照抄与演绎。至于此段的优点，是将林宣说的“李伯少”直接改为李宣龚，这可能是根据李宣龚的身份推导出来的，并没有说出李伯少何以为李宣龚的证据或理由。
林宣与林杉的说法，错讹与疑点颇多。首先，林杉说李宣龚“与林长民一同留学日本”，其实李宣龚从未到日本留学，遑论“一同”。当然，林杉之所以增饰此说，事出有因。
1903年，《大公报》载《日本大阪博览会中国福建出品移出台湾馆始末》曰：“二月十四晚，东京留学生稽君镜得大阪秦君毓鎏电，言福建出品陈列台湾馆，速会议稽君即遍告留学诸君。适江南出品委员李君宣龚自阪至东京，亦甚愤激，遂与浙江留学生监督高君凤谦，十五日前后谒蔡公使，力陈闽品陈列台湾馆，大伤国体。”当时台湾被日本侵占，将福建的陈列品布展于台湾馆，确实“大伤国体”。因此稽镜立即通知林长民等人，“十六日，留学生林长民、林棨、刘崇杰同李君（按：指李宣龚）赴大阪”，经过努力交涉，终于将福建的陈列品移至四川馆，避免了一场有辱国格的事件（《大公报天津版》1903年4月8日第1版和4月9日第1版的《续稿》，详见正谱有关林长民留学日本部分的阐述）。尽管李宣龚与林长民曾在日本一同奔波，维系国格，主持公道，但李宣龚是赴日公干，林长民是留日学生，两人身份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所以李宣龚“与林长民一同留学日本”之说是以些许事情，夸大到不着边际。
其次，“上海兴国路72号”的李家究竟是哪一家？联系前后文，似乎是李宣龚家，此为林杉采信、演绎林宣所说而来，不知依据何在。经查，今兴国路72号为兴国宾馆1号楼，始建于1934年，是太古洋行建造的专供洋行高级职员居住的花园别墅。因此，无论是建筑年代还是居住者，均与李家不相干，“李家”之说明显为杜撰。更重要的是，这些话很容易让人理解为王孟瑜、王次亮嫁到了李宣龚家，但这是绝不可能的，林宁说：
李宣龚和原配江氏育有一子二女，侧室金氏无出。长子功蘅和次女昭质（林宁注：《郑孝胥日记》1920年7月26日，中华书局，1993年）皆早卒。长女名李昭实，毕业于圣马利亚学校，在西方留学数年，外文精湛，为《时报》旅欧通讯员；其夫王一之，浙江杭县人，美国华盛顿大学毕业，历任上海申报馆编辑、驻巴西使署三等秘书、驻澳大利亚使署二等秘书。王一之曾在申报上发表《旅美观察谈》，李昭实读之而心仪其人，李宣龚爱女心切，“挽友为介而宴万叶（即王一之）为雀屏之选”。（林宁《李宣龚的家世与生平》，《福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李宣龚子女中长大成人的，只有长女李昭实，后嫁给王一之，双方都是民国时期的知名记者。顺便提一下，《严修先生年谱》1918年10月27日条载：“在纽约城。……美国此次流行病，英使馆死武官二人，日本留学者死二人。中国顾公使之夫人，王一之之夫人，伍性初之令郎，在纽约留学之张宏祥，在康奈尔留学之叶某，皆病故（据《日记》）。”（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严修先生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1月，第392页）也就是说，王一之的前夫人1918年因流行病在美国纽约去世，王一之与李昭实为二婚。
所以，“上海兴国路72号”绝非李宣龚家，王孟瑜、王次亮也不可能嫁到李家。经笔者查考，王孟瑜嫁给了李宣果，也就是李宣龚的堂弟。
1926年5月9日，《晨报星期画报》刊发了李宣果与王孟瑜在那家花园所拍结婚摄影照，照片下有说明：“五月九日，李宣果君与王孟瑜女士在那家花园结婚摄影。李君为德国福耶府大学医学博士，现充北京疗养院外科眼科兼耳鼻咽喉科主任。女士系培华女校高材生，卒业多年。”
王孟瑜名花有主了，但充当月老的肯定不是胡适。胡适一生难得牵红线，偶然“玩票”两次，可惜并非所长，抑或运气使然，以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