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作家 ——近访阿来
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说：如果你想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大地的儿子，成为知识和心灵自由的人，成为勇敢和人道、劳动和斗争的人，那么，你们就忠于浪迹天涯的缪斯吧，就在力所能及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旅行吧。
阿来就是这样的自然之子、大地上的作家，其信息与行踪弥漫在文字间，抒发了对大地、万物、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思考。“我走向了宽广的大地，走向了绵延的群山，走向了无边的草原。那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不管是在文学之中，还是文学之外，我都将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在《西高地行记》里，阿来这样写道。
在成都作家卢一萍的印象中，阿来更像一个少年，不停地在西部的崇山峻岭之间奔走，是一位“旅行家”，更是一位“行者”。作家拓展自身文学空间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笔下的大地，二是通过书本认识世界。阿来在藏地的旅行中深挖文学矿藏、拓展文学空间，宏大到格萨尔史诗般的无限想象空间，精微至《故乡春天记》对两种蓝色鸢尾的观察和区分。莫言曾为阿来写过一首诗，开头便是“欲知草木问阿来”。
“我此生最后的文字，我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个人的青年与壮年都献给了中国，他的余生，都用来怀念中国。”美国植物学家、探险家约瑟夫·洛克的经历引起了阿来的兴趣，洛克去世60年后，他的人生在阿来的笔下得以重现。为写作《寻找香格里拉》，阿来多次往返追寻“洛克线”的探险之路，还借在美国大学讲学的时机，去图书馆遍寻洛克的资料。
中华读书报：近年您的作品“记”的比较多，《成都物候记》《西高地行记》……后者收入的每一篇都是“记”：《故乡春天记》《嘉绒记》……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命名方式？
阿来：《西高地行记》中重要的节点，都和小说《寻找香格里拉》的题材有关，不止一篇，每篇都是不同的角度，很多个节点都深入得很全面，但不是为写一篇文章去，不是普通意义的旅行。那个地方有意思，激起我观察的欲望，从社会面貌到书本，是逐渐抵达、逼近和深入的过程。这既是在内省中升华，也是地理上的逐渐接近。我愿意把如何到达的过程也写出来，这才是完整的旅游。我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去发现一片土地。《瞻对》也是这样。
中华读书报：《西高地行记》有很多诗意的风景描写，如《果洛记》开篇：“高原上一切的景物：丘岗、草滩、荒漠、湖泊、沼泽、溪流和大河，好像不是汇聚而来，而是在往低下去的周围四散奔逃。从青宁往果洛，路，那么地漫长，更加深了我这样的印象。就像在青藏高原的所有路途上一样，那些景物扑面而来，又迅速滑落到身后……”但是这种探险之旅不止是简单的旅游或采风。
阿来：书写坐在汽车上穿过大草原的感觉，不是给草原加上“美丽”“宽阔”“碧绿”这些定语，而是要仔细关注地质多样性的细节。它不是静止的，也不是徒步、骑马、坐直升机时看到的，而是一种快速前进、绵绵不绝、一晃而过的视觉，在你实际体验中自然会产生。
山南（山南市，史称“雅砻”，是西藏自治区下辖地级市）是藏族文化发源地，我到山南探察了重要的地点：藏族种的第一块青稞地、藏族祖先居住的山洞、吐蕃藏王的墓地、雅鲁藏布江支流，思考一千多年来文化发生的变化。我不是来寻找答案，而是倾听、感触、思考、证实，在这里曾经上演过的种种复杂的文化现实，今天也许在别处上演。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您几度“触电”，也因此诞生了《西藏天空》《攀登者》两部剧本小说，加上最新的这部《寻找香格里拉》，这三部电影文学作品是直接创作的剧本吗？还是在小说基础上改编？
阿来：作家的劳动是创造性劳动，写过一遍了再改？我不想重复自己，在重复当中浪费自己。
中华读书报：《大卫·科波菲尔》在《寻找香格里拉》里出现多次，在您的笔下，洛克常读的是这本书，念的却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里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样的呈现有何用意？
阿来：《大卫·科波菲尔》是洛克比较喜欢的一本书。他本人是奥地利人，父亲是贵族的职业管家，洛克在大户人家长大，但不是大户人家的成员，他一生功名心重，也和早年的经历有关。他的中文很好，编过洋洋百十万字的《纳西语—英语百科词典》，学习的精神和能力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本身是搞自然科学的，对香格里拉当地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人文学著作的研读，今天的学者大概还没有人能超过他。他身处的时代，对他们来讲是最好的时代，对中国则是最坏的时代。
中华读书报：关于“金子”这一主题的书写，有很多类似，都是写人性的恶，暗算、残忍、背叛、贪婪、罪恶……
阿来：这类题材很多，杰克·伦敦早期也有很多类似的主题，总在寻找。我在那个时代的杂志上看到过一篇两千多字报道，真的是有人找到金子——只是得到这么一个素材，中间内容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填补的。当时的社会状况，寺院什么情况，当时国民党军队怎么为了增加财力开采金矿……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三次木里之行，洛克去过的康坞大寺、木里大寺，洛克居住的“洛克岛”等，那些残存的遗迹、碎片化的传说、珍贵的影像……我都去看了。我还去了美国，专程到哈佛燕京图书馆去扫描洛克当年在木里拍下的一些照片。
阿来在木里考察
中华读书报：《寻找香格里拉》和先前在《人民文学》发表的《寻金记》有关系吗？里面有部分相似的情节。
阿来：都是关注民国时期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寻找香格里拉》里我更多的兴趣是在洛克身上，《寻金记》更多是围绕被盗走的大金子展开的故事。
《寻找香格里拉》里，洛克来中国前是夏威夷大学的植物学教授，1922年末被美国农业部聘为农业考察员来到中国。那时的中国内地军阀混战，在中央政府不能及的边疆地带，不同民族的地方豪酋、不同的宗教势力彼此明争暗斗。但是洛克依着自己的计划按部就班，以雪蒿村为根据地，在玉龙雪山一带进行植物标本和种子的采集工作，不到半年时间，经泸沽湖到达木里，再深入到贡嘎岭腹地。返程时带回几千件植物标本，还有飞禽标本七百余件。
我首先觉得洛克这个人本身很有意思，他让我们很矛盾、很纠结。一方面他的严谨、不惜代价探寻的科学精神让我们敬佩；另一方面，他那种殖民主义的傲慢、飞扬跋扈和莫名的优越感让人深恶痛绝。但他们的发现为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提供了一些生动的细节。我就是想写出当时这种状况。直到今天，我们对自己的国情、历史、资源、文化、科学认识不够的情况也仍然存在。
中华读书报：洛克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小说《寻找香格里拉》里的迈克就是《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斯诺吧？
阿来：我一直对洛克这个人物感兴趣，所以才会关注。我的工作方法是反复走访，木里是四川最偏远的地方，我三年间去了七次。先是读文字材料，有些文字材料和调查得来的有差异；有些是当地的传说，这个人讲的和那个人讲的不同，要回头慢慢自己搜集、查阅当年的档案材料，之后再到当地进一步考证。某种程度这次写作不是文学创作，好多是人类学的创作方法，就是田野调查。
当时中国的科学界不重视、不关注动植物资源的采集，但是外国人在那些地方活动有上百年的历史，掌握中国各种各样的情况、各个社会层面的自然资源、生物资源。
斯诺刚进入中国时，在昆明遇到洛克，和洛克的马帮同行过一段，在大理两人分手。洛克继续向西北的丽江进发；斯诺转而向南，去往缅甸，不断撰写旅行见闻，后来续集成《马帮旅行》。
中华读书报：小说包含很多丰富的内容，比如文明的开化和唤醒，洛克的随从和才在这个小说中承担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阿来：洛克是典型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从丽江招募了12个人，给他们比较高的工钱，作为随从，显出他的高等。私人卫队里有聪明的两个人，包括和才，洛克教给他们科学的训练，不止是他的警卫，也成为植物标本采集、动物标本制作的得力助手——这其实是绝不可以的。他们所有事情都是侵犯中国主权，但从中央到地方，当时的中国人不敢主张国家主权。
中华读书报：《寻找香格里拉》有两条线索，洛克来中国探险寻找香格里拉，不仅仅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还有对成名的渴望；另外一条线索，是寻金，从刘家旺、李有财到旅店夫妇等，是为寻金，是对金钱的渴望。“寻找”的主题很多时候都超越所寻找的东西本身，对人性的挖掘特别深刻。
阿来：寻金是两个层面，主要人物是正面的，但是开掘的人看到金子后，疯狂、失去理智，被占有财富的欲望支配，最后失控。人对自己失控，升格为一群人对事情的进展失控。多数人的行为是利益的驱动，是功名的思想，是虚荣。
中华读书报：您的作品一直关注现实，也是主旋律之作。
阿来：当然是主旋律。所有追求超越人性最高雅、最闪亮的作品都是主旋律，世界文学中我喜欢的也是这一部分。写历史也是映照当下，写科幻、未来，都是观照当下。
中华读书报：茅奖和鲁奖都获得过，您的写作还有这么大动力？
阿来：我经常说，介绍作家不必要介绍这奖那奖、或者畅销书作家，介绍我是作家就行了。畅销书作家就是赚钱的人，文学标准什么时候变成得奖和赚钱了？我们也看到很多好书不得奖不赚钱，不好的书既得奖又赚钱。一本书好不好，让读者读了自己判断。让他来“评奖”。我不主动追求获奖；奖项给了我，我也觉得当之无愧。
写作不过是调查求知自然而然的结果，如果写作就为了写一本书殚精竭虑，没有意思。当然写作会带来功利，但如果是为了得奖而写作就没有意思了。
中华读书报：关于写作，您从来不缺乏自信。能谈谈您的具体写作状态吗，虚构或非虚构，您如何选择体裁？
阿来：这个自信肯定是有的，不是过分自恋。我的写作是这样：不在生活就在读书。剩下的时间在写作。
写《瞻对》时，我有个强烈的感受，当时正是西藏和新疆形势最紧张的时候，我刚好到新龙县，发现清代的时候小小的一个县，有过跟帝国对抗两百多年的历史，最后终于“融化”，所以我的副标题是“终于融化的铁疙瘩”。民族之间的对立和整合是怎么实现的？构思的过程，三年时间几次往返，读书与调查互相印证——清代档案齐全，包括史书、官方材料和口传材料。清政府六次用兵瞻对，我从几十本材料中梳理，互相补充，尽量还原历史，每次战斗发生的地点都现场看过。当我掌握了那么多材料，我发现用不着虚构，只需要找到思路串联起这些素材就成立了。过于真实的东西，虚构反而显得苍白虚假。
《云中记》也是同样的方法。
《云中记》的主角是有原型的。地震后那个村子搬迁，我遇到一个巫师，每年5·12汶川地震纪念日，他都带着法器回到夷为平地的村子，小说里的话也是他的原话。他说：“我是管死人的。我要去安慰那些鬼魂，不能让他们飘泊无依。”这个巫师是真实的。
地震第二天我就去了震中。当时文艺界有各种采风团，我是以一个志愿者的身份去参与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也挖过死难者，留在那里参与地方的重建工作，成立过基金，有些规划实现了，有些更宏大的计划还没有实现——都不是为自己。我不断在思考人和大地的关系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两分来钟的时间，十来万人死伤；两分来钟的时间，几十年的建设化为乌有。我们都说“大地母亲”，她为什么这么无情？我的感触会比别人多。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写小说的念头，一次都没有过。
直到十年后的5月12日，为死难者拉响警报——不光是地震当中的死难者，救灾当中也有死难者。突然，好像这十年和地震有关的经历都复活了，十年中重建的各种经历、各种悲欢离合的故事，我突然泪流满面。我在震后见过那么多死难者也没那么流过泪。本来想写另一本书的，我把文件关掉，大约半个小时后，和我说过那些话的巫师出现了，他在村道上发誓他要回去。我就开始写，也不用构思。
中华读书报：是灵感吗？
阿来：不是灵感，是从来没有想过的冲动。像拍纪录片一样跟着他，不过我是用笔、用文字跟着他写记下来。写完前面两三千字，后面想象的文字（当然也和现实强烈有关）自然而然地涌现。我的每本书都力争这样。作家要生活、要经历，某种程度上，如果质量不够好的话，写两本书和写二十本书，没有太大区别，和不写也没有区别。
中华读书报：这种创作的欲望和什么有关？
阿来：你愿意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又肯在书本上下功夫。现在有一个倾向，重视现实主义的人不太重视知识学习，过分注意经验，认为看资料就可以。看东西也有高下之分，这就靠学问。
中华读书报：您写作都是一气呵成的？
阿来：我写东西没有难产。从来没有强迫说“我是作家，我要写一本书”，我的真诚我的激情是足够的，气不够才写不下去。我的每一本书都是掌握足够的材料，有创作的冲动时才去写作。作家不能过分相信天分。天分集中在对文字更敏感，可能两三本书——也许一本书就耗尽了。我相信我能保持我的语言敏感，读者说阿来语言好，没人怀疑。学习语言，不光是掌握历史资料，还要保持语言的敏锐，要读大量语言最好的文学作品，不管它是否得奖或赚钱。好多小说读两段我就不想读了，我不是读故事或主题，文学首先是语言。你说你在写思想，我读思想、读哲学不就行了？我要读历史、读时代，直接读历史书、读新闻报道就可以，直接到楼下看看怎么干就完了。说这些没有说出文学生存的理由是什么。文学是什么？文学是审美，是通过学习、通过语言体现的。
中华读书报：那吸引您的是什么样的语言？您最近读的书是什么？
阿来：非常生动准确，表达思想清晰有力，如果要抒情，你当然可以很诗意。我读的是《杜甫全集》《苏东坡全集》，西方世界顶级大师的作品也读，但不管学西方什么，最终还是要通过中文表达。
中华读书报：您的诗也写得很好。
阿来：很多写诗的人，早年写的诗早就荡然无存了，我的诗不断有人翻出来——我有个好处，没有一本书会死去。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阿来的诗》，我说确实没有原稿，也不保存杂志，他们到图书馆去查阅、搜集我发表过的旧诗，出版后销量还不错；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从梭磨河出发》，又到处搜集我的诗，反响不坏，最近又要加印。
中华读书报：您的诗歌为什么这么有生命力？
阿来：在一次活动中，我朗诵了自己的一首诗，很感动。现在看也觉得这诗写得好，当然也有点得意。1980年代末，30岁以后我就不写诗了，我觉得诗歌对人的限制太多。诗歌是有严格要求的，对现实强烈过滤、集中；我关注的是更丰富、更广阔、更复杂的东西，散文、小说和剧本，叙述性文体包容性更大，要是完全纳入到诗歌体系恐怕过滤太严重，损耗太多。
中华读书报：最初是怎么开始写诗的？这些旧作重新整理是什么感受？
阿来：那个时候我身边有一帮专业不同的年轻教师，他们都在写作，也经常互相批评。那时我经常读杜甫、苏轼，口出狂言说他们写得不好，和他们打赌写了两首诗，他们看确实写得好，就帮我投稿。《从梭磨河出发》里有一首诗代表了我在艺术上的成熟——《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1980年代末我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诗集《梭磨河》，我是喝梭磨河的水长大的，我就在那片有雪山、草地、森林的地方长大，这个地方是我的出发点；另一本是我的第一部小说集《旧年的血迹》。
我从来不看发表过的东西。生命越来越短，离死期越来越近，死期到来之前还有那么多没写过的东西。往前吧，确实舍不得时间，原来花比较多的时间看体育节目，现在都戒掉了，所有耽搁写东西的爱好都戒掉。
中华读书报：您把自己的娱乐爱好戒掉了，可是您在花花草草上耽搁的时间越来越多。
阿来：我觉得有意思。要观察，才能找出区别，才能辨识。这里面还有跟科学有关的东西，要掌握这些方法，只看一眼是不够的。
中华读书报：每次看到您对准一朵花在反复观察、拍摄，我都在想：他看到了什么？
阿来：看到了进化论。我自己觉得到老还是有好奇心，不过好奇转变到别的领域。
中华读书报：您写诗的时候，朦胧诗正热闹，为什么您的起步是从阅读辛弃疾、聂鲁达和惠特曼开始，他们的诗歌中有大量歌颂自然的文字，蕴含着巨大的生命力。这样的风格是否也影响到您？
阿来：他们写得更宽广雄伟，更注意对现实的反映，而不是个人微妙的心理。这些当然对我是有影响的。不过每个人的文学观不同、选择的方向不同，诗人在别的方面写得好，我也佩服。
中华读书报：您的写作中几乎没有“小我”？
阿来：也有，隐藏在更宽广的世界里，不是跟现实有太多关系。
所有的现实，我在古典文学中找到了曹操、杜甫、辛弃疾、苏东坡，在西方文学中找到了聂鲁达而不是狄金森，不是内向而是外化的。写作《寻找香格里拉》也是这样，寻找历史中映照现实的情况，比如通过洛克这个人物，可以重新考虑中西方的关系；也有中美文化的对比、科学的意识的对比。
中华读书报：现在还写诗吗？
阿来：我仍然可以诗性大发，都在小说里。诗歌不一定要分行。一首诗放在小说里也能显示得很完整，散文放在小说里也可以展示片断，但使文本更丰富。
中华读书报：您的作品获了很多奖，这些对您的写作有影响吗？
阿来：我觉得要警惕一件事情，好多作家被奖项或所谓的畅销带偏。对自己的才能、知识领域、自我认知不够坚强，对文学信念的坚守不够坚定，就照着怎么得奖、怎么畅销的路子去了。有些作家本来写得很好，后来就难以为继了，有一部分是主意不够，更重要的是被经验社会流行的两个指标左右，一个是得奖，一个是畅销——我也不是说不在意畅销或评奖，而是作家不能被带偏。创新不就是这本书和上本书不一样吗？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一名作家最重要的能力、素养是什么，如何培养与加强？
阿来：还是要有坚定的信念，自己不断学习进步非常重要。当然固步自封也不对。这个分寸很难把握。必须要不断进步，要进步又不能被带偏。做不到也没什么，那就享受生活吧。
最重要的是不断学习，还要有领悟，不然就是书呆子。书那么多，是念不完的，只能找那些助长你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深邃的书，要保持对中文的敏锐。我也读西方的著作，哲学、历史，都必须是上乘之作。二流三流的书读什么，不如闭着眼想或者不想。
中华读书报：您的书在策划出版过程中，责编提出过有价值的意见或建议吗？
阿来：我不听。我出了名的从来不听。有的编辑建议是不是修改一下，让我修改就是一种拒绝。你认为我对自己的作品不负责任吗？这是我自洽的一个系统，怎么能硬生生插入别人的想法？
如果编辑表示任何为难，我就不出版。不是今天才这样，1998年《尘埃落定》出版之前走了那么多地方，就是因为编辑提了很多修改意见。很多人说听了编辑的建议三易其稿，我听了不以为然。我担心有好多小说是因此改坏的。这个自信应该有。这绝对不是狂妄自大——这样的人也不少。这个分寸，自己得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