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生：忆沈从文老师
沈从文先生是我在辅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读书时的写作课任教老师。由于自己的文笔笨拙，我过去没想过写出这段记忆，但翻看有关沈从文先生的传记著作，大都没有记录这段史实的文字，或很简略，而且多与实际情况有距离。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痴长至九十岁，我的同学多已离世，似乎我不写，真的就没有人记得了。
我是1950年全国第一次统一高考时，经分配进入辅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当时学校管理体制还和三四十年代的大学相同。学校在编的专职教员很少，任课老师多为兼职。那时各校均如此，如鲁迅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都讲过《中国小说史》；陆宗达老师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都讲过《说文》等相关课程。刘盼遂老师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都曾任教。我入学时，辅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职员只有十人（包括系办公室职员）。辅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当时的系主任是顾随先生，他正被邀，或工作安排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顾先生喜欢教学，喜欢青年学生。杨敏如老师当时在天津，代表天津师范学院来京邀请顾先生到天津任教。这些事的先后时间，我不清楚。只知道，系内说：顾先生身体不太好，由萧璋先生代理系主任。任课老师除了原来聘请的老师外，需要立刻外聘。聘请老师，一方面由系主任出面外，一方面由学生代表直接到心仪的先生家里去邀请。我在上大学以前，从未做过什么社会工作，考上辅仁大学后，我被任命为小组长，于是成了外出约请老师的学生代表。
在此之前，沈从文老师在北京大学任教，因为郭沫若先生1948年在香港发表《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老师列为反动文艺的一类代表。1949年，北京大学教学楼壁报抄写了《斥反动文艺》，还贴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沈从文”的大字报，迫使沈从文老师离校。我们当时只知道沈老师因郭沫若的文章离开北京大学。沈老师因此割腕自杀，我当时并不知道。但当时总的社会风气，还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文章，就打倒一个人。沈老师是著名作家，我们还是很希望沈老师能来任教。当时沈老师还住在中老胡同北京大学宿舍。我们就硬着头皮去邀请。谁想，沈老师很喜欢青年学生，在沈老师家聊得很愉快。沈老师和师母把我们送到门外，师母站在台阶上，沈老师下了台阶，还送了几步，一直笑着频频招手。
沈老师在我们开学后，就到校任教。我们班有五十多人，他的课无人缺课，是受欢迎的老师。他一直站着讲，面部略带微笑。
这一张照片有点像当时的神态。他课堂上，没有多谈自己，只稍稍谈过一点自己早年的写作。主要从写作说起。他多是鼓励学生，对于不同水平、不同风格的作业，都给予积极评价并加以指导。部分作业批改得很细。但可惜现在都没有能保存下来。我记忆最深的：一次讲评课，他评论我们一个同学的作业，说得很具体。他很欣赏文章的风格，温婉细致。他最后说：“我猜得不错的话，一定是一位女同学写的。”结果引得同学大笑，因为这是一位男同学写的。笑，是善意的。因为沈老师和这位同学都是大家喜欢的人。
所谓“三反运动”，并不是1952年初掀起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而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次思想教育活动。所谓“三反”，反的是“亲美、崇美、恐美”，也不是全国都进行的运动。因为辅仁大学是由教会委派美国教派负责管理的，所以，1950年进行了这一运动。我的印象中，这次运动是要求个人自我教育，没有在班级开大会，是师生自愿结合谈心。我被安排和叶苍岑老师谈心，叶老师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大学课堂上，就介绍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到过印度，看过早期的民族舞蹈，我只有十七岁，几乎没有话说。一直在听老师讲话。我的记忆里，沈从文老师没有到校参加这次活动。
沈老师因为参加西南地区土改，结束了课程。回京后他开始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老师的工作关系何时转到历史博物馆，我不知道），当年历史博物馆的工作地点是在天安门内，午门与端门间的朝房。沈从文工作室在西朝房靠北的房间。有一次重要的文物展览，沈老师替我们安排了参观展览的时间。参观时，沈老师带我们到午门上面西侧的大厅，还给我们介绍了此次展览的主要内容。
之后一两年，时间我记不太准，沈老师给我们作了一次学术报告，题目是“《红楼梦》中的头饰”。当时，教室都坐满了。我的印象里，报刊还发表了此文。但我没有查到，也许是记忆错误。
总之，沈老师不仅给我们上了写作课，还较长期与我们有联系。这是我们记忆中的美好时刻，也应该是沈老师人生中的一段小乐曲，应当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