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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维文库（局部）

“年轻时，看书看不懂，以为自己脑子有问题。等年纪大了，看书看不懂，认为书有问题。”

陈寅恪跟俞大维是姑表兄弟，俞要叫陈的母亲“姑妈”，她嫁给了有名的诗人陈三立。后来，俞大维娶了陈的妹妹，也就是表妹陈新午，姑妈变成了岳母。俞大维说他们俞家跟陈家“两代姻亲，三代世交”是这样来的。传统称这种事叫“亲上加亲”，特别亲！优生学则说这是近亲联姻，很不好！日后俞大维果然尝到了苦果。

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

俞大维还说他跟表哥陈寅恪“七年同学”，这七年里，两人同窗共读，笔砚相亲，说诗谈词兼论经史，从美国哈佛大学一路读到了德国柏林大学，那是1918～1925年之间的事。1921年，两人到了柏林，那时陆续来到柏林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不少，赵元任夫妻、姚从吾、傅斯年、毛子水、罗家伦等等都是。后来跟俞大维妹妹大綵结婚的傅斯年曾告诉毛子水说：

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

有趣的是，无论陈寅恪、傅斯年、毛子水、罗家伦，好像都不在意学位，没读完就走人，反倒是俞大维读出名堂，柏林大学看上他，希望他留下来教书，他却说：“考虑！考虑！”委婉拒绝了。日后回忆在柏林这段时间，“我自认是读书读得最好的人”。——俞大维一辈子有自信也活得自在，他说这话绝非吹牛，即使考虑到了吴宓所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他还是觉得自己行！

俞大维书到底读得有多好？举个简单例子：他在柏林时，读哲学也读数学，当时爱因斯坦在柏林开课讲“相对论”，他跑去听了两星期，日后曾写了一篇《数学逻辑问题之探讨》（Zur Grundlegung des Klassenkalküls），投稿到爱因斯坦主编的《数学现况》，算是两人间接互动，也成为在这本著名刊物发表论文的第一个中国人。相反地，估计应该是跟他一起去听课，同样有数理背景也嗜读如命的毛子水，听了半天，无太大回应，只在许多年之后回忆说：“爱因斯坦讲课精彩极了！”

俞大维能读书，不仅柏林大学，就算在哈佛大学也一样，“三年十二门课，通通都拿A。”还说：“尤其是考试，好玩极了。”考试有什么好玩的？“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这是他半开玩笑说过的话，多半的人却只记得前面两句，忘了第三句，他因此特别解释：

这是我从外曾祖父曾文正公将书房取名“求拙斋”（一说“求阙斋”）所得到的启示：从中学到大学，虽有教师称赞我是天才，但是我不管有才无才，都是终日不倦地用功做功课。一个学生如果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才用功读书，不可能把书读好。别人只看到我大考大玩、小考小玩的一面，没有看到我不考不玩——终日不倦用功读书的另一面。

成了一名专业读书人

俞大维能读也爱读，他虽自称“前半生打铁，后半生打仗；我只是蒋公手下一名埋头打铁的铁匠”。但其实，他嗜读如命，打铁、打仗都不忘读书。他在金门的时候，总带着一本圣·奥古斯汀的《忏悔录》，随时翻翻。1965年辞掉军界职务，不打铁也不打仗之后，直到1993年过世，足足28年的时间里，更成了一名专业读书人，成日埋首书堆，大读特读，什么都读，读到“愈读愈觉得无书可读”的地步。

一直读一直读，最后眼睛不行，拿着放大镜也看不了书，只好“收摊”！意思是不读了。可明知不收也不行，却还是依依不舍，恋恋难离，于是想来次最后巡礼，把以前念过的再温习一遍，满足了才收摊。他的计划是每个月温习一门学问，“邀请各类学问极有成就的老朋友，相互讨论。”首先温习天主教神学，邀请辅大校长罗光主教陪他温课，接着准备请“中研院”院长物理学家吴大猷温习物理，之后还有音乐、美术、哲学、数学、美学……但他不温习军事，因为那不算高深学问。至于文学，他自己承认“我是个门外汉”。或因此也没听说要温习。

到底都读些什么书啊！？

“You are what you eat.”西洋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吃什么像什么。书籍是精神粮食，这句话当也通用，那就是“You are what you read.”读什么像什么了。而这，或也就是“俞大维文库”让许多人充满好奇，特别想去看看的原因吧！“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国士无双之人，到底都读些什么书啊！？”

敝人有幸，几次应邀进入台大图书馆“俞大维文库”一窥奥秘。文库在楼中楼之中，左右两间，中有窄梯可登。全部书籍一万余册，外文与中文比例2:1，目测估计数目大约是中文3500册，英文7000册左右。这个数目比我想象少，原因是有些捐赠其他单位，有些流失了，还有些家属留下，加上俞大维天性热情慷慨，老爱送人书，一送再送，当也有一些。

个人很主观估计，他的藏书量，原来应该在15000～20000册左右。比起动辄号称五万、十万的藏书家，这样的数目似乎还好而已，问题在于“能藏者未必能读”，俞大维的书却都是要读而未必要藏。整个浏览过后，粗估这些书被读过的比例大约六成左右。15000的六成是9000册，以他最专业读书的那28年来估算，因他是“练武奇才”，算他一个礼拜看完两本，那也足足得读上87年，这一算就很吓人了！若再想想他这些书，闲书或说软性的很少，多半硬邦邦，知识含量很足，一个礼拜两本，真不愧“读书种子”四字！

读书之人而非藏书之人

文库里书很多时间却很少，只能挑着看。外文部分匆匆浏览一过随即放弃，太专业了，我不懂！挑着数量少也容易看出门道的中文部分看看就好。进出几次之后约略有些心得：

顺着书架，穿梭浏览，第一印象是，俞大维是读书之人而非藏书之人，因为看不到什么好版本。线装书也有却不多。后来才知较好的线装书，家人都留下了，为数却也不算多。上焉者如是，下焉者则是书架上不时穿插有复印机翻印装订的“影印本”，这种版本价值绝少的书，所以要印，无非要读或参考耳。从上焉看到下焉，大概可论定文库这些书绝非摆在客厅装点门面用的那种，而是用来翻读、披读、慢慢读的。

另一个证据是，俞大维有个习惯，只要是他的书几乎都会盖章，藏书印有好几款：俞大维、大维、俞大维藏书、大维藏书、山阴俞氏、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估计近十种，有些还会以小字签名（中文+拼音）。这是怎样的一个收藏系统？有无章法可言？哪种书盖哪种章？为何有的只盖一个章，有的却盖了又盖？若能仔细统计分析，应该很有意思，能发现出一些什么才对。

但尽管很爱盖章，却发现有些书他不签也不盖。其中有一册是1932年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刊印的《国家真诠》，原以为是政治类书籍，翻看才知是南京主教批准刊印的天主教神学册籍，再一看书后还有图书馆书卡，这一来似乎能印证两件事：一是天主教神学真的是俞大维年轻起便感兴趣的领域，无怪乎“收摊”时还想重温旧梦；其次是俞大维确实廉洁，一书不取，不是我的书绝不签名盖章！推测这书是1949年之前，他在上海借的，兵荒马乱带到台湾，还准备将来“反攻大陆”，亲自归还。——他不盖章，最后却被台大图书馆盖走了。

情深义重，念念不忘

“理智少一些，感情多一些，人生更快乐”，这也是俞大维的名言，骨子里他正是感情多一些的人。对于表哥陈寅恪的情深义重，念念不忘，那是众所皆知的。“俞大维文库”里果然也搜罗了陈寅恪几乎所有作品，当然也包括他提供底本的台湾版《陈寅恪先生论文集》。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竟有一本油印本，也就是最早版本的《论再生缘》！这书到底从何来？与1956年章士钊的香港之行有无关系？或两岸解禁后陈家后人所馈赠？又或者是俞大维另有管道，早于1956年之前便获得？虽然封面有“大维 台北 戊申”等字，但真可细细研究，写成小考据，可惜时间有限，书也珍贵，不便细细翻查判断。

另一个感情外露，证明俞大维特别思念陈表哥的是，俞大维读书，保持传统法子，重要之处都会以红笔圈点，间或批写一二短句，虽然为数很少。他却于《陈寅恪先生文史论集》（上卷）这本书的扉页用红笔题了“万户春风为子寿，半杯浊酒待君温”。这两句话是一副对联，俞大维的外曾祖父曾国藩写来送给陈寅恪祖父陈宝箴的，也就是俞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所说，陈寅恪忘了上联的那一副，如今他查到上联，表哥却已人去飘渺，题写时当有万般感慨吧！——俞大维另一次类似的感情外露，则是在弟弟俞大纲全集的书前题了两行诗句：“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这是苏东坡写给弟弟苏子由的名句。

关于“俞大维文库”能谈的地方还很多，譬如他有整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所出版的《台湾文献丛刊》以及不少台湾历史地理相关书籍，这些书籍阅读批点状况如何？透露了什么？他不讲究版本，却似乎对龚自珍的诗文情有独钟，同时有好几种版本，《秋心三首》更是再三圈读，所透露出的讯息又是什么？再如他晚年似乎对佛教很感兴趣，书库里的内典确实颇有，他是怎样阅读？读出了什么？……凡此种种，无不饶富兴味，值得后人好好解读一番。

能专能通，自在自信

钱穆在《中国学术通义》序言这样说过：

中国传统，重视其人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之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当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

俞大维尽管放洋留学过，“学之能专”，但从文库的中文书看来，他的读书成就还是在“其人之能通”，并且通透到了“知识”之上的“智慧”层面，具体表现在外的则是某种自在与自信，他让人印象深刻的许多话，无不显露这一点，譬如：

·书房兼卧房，老兵睡老床。

·人生是与，不是取；手中有两块钱，就分一半给人家。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能去的地方，怎么能派我的部下去呢？

·书，要看得多，也要看透。看书要超越书来看，才能有迥异于人的看法。

没有相当自信肯定说不出这样自在的话。当然，最值得大圈特圈的应该是这一句，在西学席卷全球，一切讲究“学术分工”的时代里，恐怕很难有人能如此论断自己了：

年轻时，看书看不懂，以为自己脑子有问题。等年纪大了，看书看不懂，认为书有问题。

俯仰天地之间，从容戎马典册之间，伟哉一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