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数年前，散文家吴佳骏意外地读到张中行先生的评论《诗人南星》，从此这个有些陌生的名字走进了他的阅读与写作。几年间，吴佳骏遍寻南星作品，对这位颇负盛名却为现代文学史所遗落的诗人、散文家、翻译家细致发掘。最终，这本《寂寞的灵魂》终于问世，完整收录《蠹鱼集》《松堂集》《甘雨胡同六号》《石像辞》《离失集》《月圆集》《山灵集》《三月·四月·五月》等南星先生全部原创诗文结集，囊括了作者各个时期作品中的经典篇目，一并增补了南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的部分集外散文和评论。这位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在今天我们久别重逢。经作者授权，我们特发布《寂寞的灵魂》一书后记，吴佳骏文章《寻找南星》，以飨读者。

《寂寞的灵魂：南星作品全集》，南星 著，吴佳骏 编，花城出版社2023年7月

寻找南星

〇吴佳骏

数年前，一个微雨沾衣的薄暮，不知何故，我的心中老感觉被一团愁思淤塞着。为遣怀，索性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胡乱地翻看起来。书名《红楼旧影》，作者张中行。谁曾想，书刚打开，我的目光就被其中一篇文章给吸引住了，此文标题叫《诗人南星》。那时，我并不知晓南星是谁，但依据张中行先生的生动描述，使我顿时喜欢上他笔下这位充满了“书呆子气”和“孩子气”的人。

张中行先生在文中讲到一件趣事，说南星有次搬了新居，屋内缺少用具，问他怎么办。于是，张中行先生只好陪他去宣武门内的旧木器铺置办家具，结果南星毫无主见，全凭张中行先生建议该买哪些必备用品，南星只在旁侧点头说：“是是是，对呀！”只有一次，他表示了意见，是先在一家看了一张床，转到另一家又看了一张床，问过价钱之后，南星忽然问店主：“你这张床比那一家好得多，要价反而少，这是为什么？”问得店主一愣，十分诧异。那个时候，旧货都是不言二价的，这样一问，买卖自然难以成交。离开之后，张中行毫不客气地告诉南星，不该当着老板的面赞美它的床物美价廉。南星一听，才自怨自艾地说：“我就是糊涂，以后决不再说话。”读到这段文字，我不禁莞尔，觉得这个老头子真是太可爱了。

随后，张中行先生以发自肺腑之言，夸赞南星不仅诗和散文写得好，翻译也厉害，说他的文笔词句清丽，情致缠绵，常使人想到庾子山和晏几道；译笔却婉约流利，如其翻译的《吉辛随笔》《呼啸山庄》，他都爱读。而且，张中行先生还借张华对陆机的评价来评价南星，说他要么是患才多，要么是患诗情太多，以致于世情太少，在文学上应该建树的竟没有建树，至少是没有建树到应该有的高度。张中行先生说：“我常常想到他，但不敢自信能够完全理解他。有些人惯于从表面看他，冲动，孩气，近于不达时务。其实，南星之为南星，也许正在于此。我个人生于世俗，不脱世俗，虽然也有些幻想，知道诗情琴韵之价值，但是等于坐井中而梦想天上，实在是望道而未之见。南星则不然，而是生于世俗，不粘着于世俗，不只用笔写诗，而且用生活写诗，换句话说，是经常生活在诗境中。”

读罢此文，我掩卷沉思良久，心中的愁云似乎也淡了些。

当天夜里，我便上网搜索南星的作品，想一睹风采。可惜网上几乎没有，只零星找到他的几首诗作和几篇散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篇《来客》，写黑夜里的小虫子对一个寂寞灵魂的造访。短短千余字短文，无论语感和才情，还是格调和意境，都堪称上乘。

那晚之后，我一直惦念着南星这个名字，也被他那几篇短文佳构所折服。我思忖着，如何才能找到更多的南星作品来拜读，但他的作品委实太难找了。我曾问过几位供职高校的中文系教授，熟不熟悉南星这位作家，他们都说不甚了解。只有其中一位，说南星好像是沦陷区作家，至于他的作品，却从未读过。我只好四处搜索资料，方才知道南星是张中行先生在北大求学时的同窗，还跟辛笛、金克木等先生交往过密。按图索骥，我进一步知道南星生于1910年，卒于1996年。原名杜文成，曾用笔名林栖，河北怀柔人，曾先后任教于北京孔德学校、贵州大学，1950年执教于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著有散文集《蠹鱼集》《松堂集》《甘雨胡同六号》；诗集《石像辞》《离失集》《三月·四月·五月》《春怨集》；译著有《一知半解》（温源宁著）《清流传》（辜鸿铭著）《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狄更斯著，合译）。

搞清楚南星的基本情况后，我多少生出几分喜悦，以为按照其简介中罗列的书目，便可逐一查寻。谁料，南星生前出版的所有著作，在他逝世后几无再版。而他已出的原版书籍，若不是已被图书馆收藏，也已被打入资料室的暗阁了。我的心不免惆怅起来，从此寻找南星书籍的信心也随之减弱，但仍会时不时地将在网上搜索到的那几篇南星写的散文调出来品读，享受一种难得的阅读之美。

很长一段时间过去，就在我都淡忘了还要继续去寻找南星书籍这件事的时候，一次我在电话里跟林贤治老师聊文学，他无意中提到一本书，说那本书写得好，书名叫《甘雨胡同六号》，建议我也去找来读读。我心里一惊，问他是不是南星写的那本《甘雨胡同六号》，林老师说没错。挂断电话，我立刻去网上搜索，结果发现海豚出版社在2010年8月再版了此书，由陈子善先生编选。我赓即下单，网购了一本。展读之下，竟是那样的爱不释手。这册只有一百余页的小书，我不知读过多少遍，越读越明白什么才是好散文。于是乎，我寻找南星书籍的激情再度爆发。

我首先联系上陈子善先生，希望能从他那里获得关于南星的更多信息，但陈子善先生告诉我，他当时也只是受邀参与了海豚出版社策划的“海豚书馆”这个项目，编选了南星这本散文小集，还增补了南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的一些集外散文和评论。至于南星其他著作，他手里也没有。后来我查资料，发现藏书家姜德明先生也写过三篇关于南星及其著作的文章。我又赶紧联系上姜德明先生，他告诉我，说自己确曾有过南星的几本著作，但因家中藏书太多，恐一时难以找到。而且，他的许多藏书，都移交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了。

那段时日，我都沉浸在寻找南星书籍的状态中。我按姜德明先生提供的线索，委托当时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供职的青年学者宋嵩，请他代劳检索一下馆藏，看是否有南星的著作。在他的帮助下，竟检索到一本《蠹鱼集》，署名林栖。一周之后，他便将此书的扫描件传给了我。或许是机缘所致，这之后不久，我又在一家旧书店见到了南星的散文集《松堂集》。书已残破不堪，店主标售价却要上万元，令人乍舌。后经我与书店老板反复磋商，仍付出不菲的价钱，对方才同意用手机将全书内容拍照予我。

许多事情都是这样，不顺则诸事不顺，一顺则诸事皆顺。又一日，我竟然从另一位书店老板手中购得南星的诗集《石像辞》和《离失集》影印本，以及另一本诗集《三月·四月·五月》的原发刊物扫描件，包括作者未收入任何集子的数篇散文和数首诗作，这让我喜出望外。至此，除南星的集句诗集《春怨集》和翻译作品外，他的原创诗作和散文，我都收集齐全了。

翻阅、检视之下，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干脆将我收集到的南星著作，加上再版的《甘雨胡同六号》一起，合编成一本书，专供自己阅读和珍藏。我是一个雷厉风行之人。大概有半年时间，我停止了自己的创作，每天入夜之后，都安静而专注地坐在书桌前，将南星的著作逐字逐句地录入电脑，进行编校。待编校完毕，又特请我一个开印刷厂的朋友装订了数册。拿到书的当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比自己出版了书籍还要感到欣慰。

第二天，我给林贤治老师打电话，告知此事，还快递了一本书给他。林老师收到南星的书并翻阅后，也给我打来电话，他说：“像南星这样优秀的散文作家，却鲜有人提及，真是被埋没了。”我们在电话中交流了许久，聊到最后，林老师说：“不如将你编订的这本南星诗文集想办法公开出版了吧。”我说：“倘若能公开出版，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我知道林老师从不信口开河，他的口中没有戏言。俄顷，林老师说：“那不妨先在花城出版社申报选题试试。”

事情商定之后，我将南星的诗文集重新进行了编订，增加了一个附录部分，收入数篇他人写南星的文章，以增进读者对南星其人其文的了解。同时，我还特意将张中行先生写的那篇《诗人南星》当作序言，以使读者能够从中体察到一个“隐士文人”的内心情愫和人格魅力。

林贤治老师是个文学眼光独到的人，做事严谨务实，且心怀公心。他收到我编订的书稿后，随即嘱托同事邹蔚昀女士担任该书责编，负责选题申报及相关事宜。没过多久，选题即获通过。我得知消息后，很替南星先生感到高兴，也期待着他的这本诗文集能够早日问世。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近年来，出版社对作家作品的版权要求甚严，社里希望我能联系到南星的后人授权，否则，该书将很难出版。我一下子懵了，人海茫茫，该到何处去寻找南星的后人呢？但事情做到这一步，我不想就此放弃，只能迎难而上，利用各种渠道打听南星后人的下落。我最先想到的，仍是找陈子善先生，问他是如何处理《甘雨胡同六号》一书的版权问题。可陈老师告之我，当时是出版社统一代理的版权，具体情况他不得而知。我又按照《甘雨胡同六号》版权页上标注的信息，向出版社去电联系该书责编，可出版社告诉我该书责编早已离职，且该书出版将近十年，他们也不清楚当年的操作情况。继而，我又联系到中国作协创联部，看他们可否提供有效信息，但对南星那个时期的作家资料，他们表示无力查寻。我左思右想，脑海里突然跳出另一个人来——已故诗人辛笛的女儿王圣思。因我在查寻南星资料时，曾读到一篇文章《情系甘雨胡同六号》（此文原载《收获》2009年2期），作者在文中回顾了南星当年与辛迪的交往，以及书信往来。“甘雨胡同”即是辛笛和南星过去居住的地方，南星以此作为书名，想必也是对那段生活和友情的纪念。想到这，我当即跟《收获》杂志副主编王彪先生联系，请他提供王圣思女士的电话。可王彪先生告知我，当年责编王圣思文章的编辑已退休，他替我问过这个责编，也没有保留王圣思的电话。但可喜的是，这位责编提供了《收获》杂志老主编靳以的女儿章洁思的电话，说王圣思跟章洁思的关系密切，让我去找她。通过章洁思女士，我终于联系上了王圣思，可她说虽然南星跟她父亲私交甚笃，但她本人并不知道南星后人的去处。不过，王圣思女士对我编订南星的书籍非常支持，还提供给我一些辛笛和南星之间颇有文献价值的资料，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一晃两年过去。在此期间，我虽从未动摇寻找南星后人的决心，但也曾几度灰心，觉得要找到这个毫无线索的授权人，犹如大海捞针。好在林贤治老师多次给我打气，让我坚持找寻，切莫泄气，再多想想办法。2020年春，我得知专门从事现当代诗歌研究的学者，现供职于四川大学的刘福春先生，曾跟南星生前有过书信往来，便辗转找到他问询南星后人的情况，可刘福春先生也说对南星的后人毫不知情。后来，记不清是谁告诉我，让我联系下“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说他们可以代理版权。待我跟他们联系上后，他们表示的确可以代理版权之事，并传给我一份表格，让按要求填好后传给他们。我将表格转给责编邹蔚昀女士，由她填表后回返。但遗憾的是，由于他们代收的作者稿费标准和代理费用偏高，出版社无力承担，此事只好作罢。

历经种种艰难曲折后，我揣测南星的诗文集怕是再难出版了。在这个世界上，好作家和好文章都终归是寂寞的。好在南星生前本就是一个不喜热闹的作家，晚年更是隐居乡野，远离文坛，以致于有编辑找他约稿，他一律婉拒说：“我已经久不问文事了。”我想，跟南星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才华未必如他，却早已是著作等身，书籍一版再版，标榜者盈门，被后人追星般热捧，唯独南星的书籍却寂寂无名，连知道的人都很少，真是生亦寂寞，死亦寂寞。这对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是不公平的。

2021年新春刚过，一天子夜，我又独坐书房，捧起自印的南星书籍来赏读，心中颇多不安。我是多么期望他的这本诗文集能够面世，以此来纪念一个被文学史家所遗漏，和被势利的文坛所遗忘的优秀作家。翌日上午，我抱着孤注一掷的心态，再次致电海豚出版社总编室，恳请他们将《甘雨胡同六号》一书的再版合同找出来，看看上面的授权人是谁。接听我电话的是一位名叫朱敬利的女士，我很庆幸遇到她。她听我说明意图，再加上我的诚心，答应去跟社长汇报此事，让我等待消息。一个礼拜之后，我复又致电朱敬利女士，不料她竟征得社长同意，找出了那份合同。合同上的授权人名叫杜若京，我心中一亮，预感此人定是南星的后人无疑，因为南星的原名叫杜文成。按照朱敬利女士提供给我的座机号，我迫不及待地拨打电话，渴望顺利联系上杜若京。可此电话一直打不进去，任何时候拨打都是一片盲音。我的心情再次变得低沉。由于这份合同签署多年，谁也不清楚杜若京现今的情况，是换了新电话号码，还是别有原因？好在朱敬利女士心善，还告诉了我合同上留的杜若京住址，我反复琢磨，决定委托在作家出版社供职的青年作家朋友周李立，冒昧请她按照住址驱车上门拜访。此行为虽然唐突，但实属无奈之举。要是这样仍找不到杜若京，那此事我就彻底无望了。

幸运的是，李立前去敲门，开门的正是杜若京先生本人，他是南星的第五个孩子。李立倍感欣喜，当即拨通我的电话，让我在手机里跟杜若京先生通了话。我没想到杜老先生是个古道热肠之人，他为我替南星所做的一切，深表谢忱。几天之后，杜若京先生便寄来了出版南星著作的授权书，还附带捎来几十张南星不同时期的生活照片，以及他从南星日记本上誊抄的几十首未曾公开发表的旧体诗。

我收到授权书当日，便将此喜讯告知了林贤治老师，他甚是感动。林老师说：“你编了一本好书，也做了一件好事，这是在拯救一个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可我知道，当初若不是他主动提出公开出版此书，也不会有我的最终坚持。我原以为，只要拿到授权书，就可以顺利出书了。可世事多变，因此前通过的选题逾期太久，按规定，需重新申报选题。或许是南星已离世，几乎被世人所忘，在选题会上，有人忧心出版一个如此冷寂的作家著作，是否会有读者，因而提出异议。在出版业普遍不景气的当下，有此顾虑，实属正常。会后，林老师亲自去找社领导沟通，讲述出版南星诗文集的意义。社领导深表认同，随即决定出版。林老师打来电话，不仅将此事告知我，还说：“无论是南星诗文的美学价值，还是南星的人格操守，都是稀有的。身为出版人，理应有责任和道义出版这样的作品。”更是让我感动不已。

在此期间，又因责编邹蔚昀女士离职，书稿只得交给另一位编辑张旬接手。好在，虽历经重重困难，《寂寞的灵魂——南星作品全集》到底还是跟读者朋友们见面了，为此，我的心可以无愧了。

感谢为此书的出版给予过帮助的所有人，是我们共同的努力，才使这位现代作家的好诗文得以重现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