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傅璇琮先生说起，谈“学者型编辑”
今年，到美丽的清华园，参加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与中华书局联合举办的“纪念傅璇琮先生90诞辰暨《傅璇琮文集》发布会”，其盛况是近年类似会议所罕见。据主办方说，限于规模，很遗憾，还有很多学者不能到会。与会者的发言，大多从“傅璇琮先生是著名学者”这个角度，谈傅先生的唐代文学研究成就，以及对中国学术发展的贡献。作为出版界参会者，笔者以“作为出版家的傅璇琮先生对中国出版的意义”，简要谈了几点想法。会后，又认真拜读了24册的文集，特别是其中10册《驼草集》，对“傅璇琮先生是著名出版家”有了一些新认识，愿与出版同行分享。
我本人最早知道傅先生的名字以及他的书，是《李德裕年谱》，缘由是一直记得家乡北固山上的宋代铁塔文字介绍中提到李德裕。由于笔者2003年至2018年主持凤凰出版社工作，与傅璇琮先生有一点交往。2013年10月，在凤凰出版社成立30周年前夕，傅先生为我们题“为文化传播，为大众服务”，予以勉励。傅先生去世后，我曾写了《我与傅璇琮先生的几次交往》，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傅璇琮纪念文集》。
《傅璇琮文集》“出版说明”中，对傅先生的评价是两点，一是“著名出版家”，一是“著名学者、学者型编辑的杰出代表”。我以为，出版界对作为“著名出版家”的傅璇琮先生的研究，远不及学术界对作为“著名学者”的傅璇琮先生的研究，这确实有些遗憾。老一辈出版家，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出版理念或编辑思想，多体现于具体出版编辑实际工作之中，很少空谈，傅璇琮先生也是如此，这就需要我们加强研究和挖掘。
傅璇琮先生的编辑生涯
傅璇琮先生从1958年3月由北京大学调至商务印书馆、7月“调转至中华书局”起，直至2003年退休，从事出版工作45年，一生服务中华书局与出版事业。应该说，傅璇琮从事出版编辑工作，并不是自己主动选择的，原本已在北京大学教书和做学术研究的他，因所谓“同人刊物”，遭不公正对待，“身心俱受打击”。即便如此，包括其后处各种逆境时，他总以“屈子行吟的故土总有一些先行者上下求索”而自励（《驼草集》第1334页。下文中的页码均为该集），当时就“立下一个志愿：我要当一个好编辑，当一个有研究水平的专业编辑”（1365页），“我那时就想尝试一下，在出版部门，长期当编辑，虽为他人审稿、编书，当也能成为一个研究者。我们要为编辑争气，树立信心：出版社是能出人才的，编辑是能成为专家学者的”（1366页）。可以说，编辑学者化或称学者型编辑，是傅先生的自觉追求，他不但自我实践，而且在不同时期文章中，多次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今天认识、理解和研究傅先生作为当代著名出版家最好的切入点。他曾多次说过这样一段话：“回顾本世纪的出版史，凡是能在历史上占有地位的出版社，不管当时是赚钱或赔钱，它们总有两大特点，一是出好书，一是出人才。我们一提起过去的商务，总会自然想起张元济、沈雁冰、郑振铎、傅东华；一说起开明，就会想起夏丐尊、叶圣陶、徐调孚、周振甫。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有冯雪峰、周绍良、顾学颉、王利器、舒芜；而中华书局当时则有张政烺、陈乃乾、宋云彬、杨伯峻、傅振伦、马非百、王仲闻。出版社要具备文化学术意识，就得在编辑部中有专门家、学者，他们可以不受某种潮流的冲击，甘心于文化学术事业而操劳一生。因此不妨提倡，编辑应当把学者化作为自己进取的目标。”（1226页）
也正因有如此认识，傅先生在不能发表论文的处境中，一边审读、加工书稿，一边做杨万里、范成大、黄庭坚研究资料汇编，并以此为他的学术研究起点，他后来总结说：“我是一个编辑，编辑当然首先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审读稿件，把住质量，开阔视野，组织选题，但同时还要提高本身的文化素质和学术修养，尽可能使自己在某一专业领域发展。学术研究与审读书稿，是互为影响，互补互长的。”（1367页）出版社编辑学术水准高低决定着选题与图书质量，这本身并不难理解，但要成为一名被公认的“学者型编辑”，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周振甫先生编辑钱钟书先生《管锥篇》，已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佳话。傅先生曾说：“我已立志于一辈子做编辑，中华书局在我之先的就有周振甫。”（1394页）
“编研相辅相成”
观当代出版行业，如周振甫、傅璇琮这样的“学者型编辑”确实不多见了。近些年来，出版界很少再提“学者型编辑”，谈得更多的是“复合型人才”。这样的人才固然好，但现实中确实难得，且不说“复合型”何以定义，容易造成出版人才概念化和形式化，甚至容易造成少数夸夸其谈者受到追捧。好像有人说过：现在一些似乎什么都懂的所谓专家，其实离什么都不懂也不远了。现实中看，这话多少有点道理。傅先生的文章中，也谈到过类似现象：“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被捧为什么‘大师’，有时却连起码的常识性错误也会在笔端中流出，却颐指气使地训斥别人。”（1319页）虽然我们所处的出版环境发生了变化，但出版所承载文化传承、传播的本质与功能并没有改变，随着出版业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学术出版，从某种意义上讲，“学者型编辑”将是决定中国出版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傅先生早期为几部中华书局图书如《诗经通论》《全唐诗》《清人考订笔记》等写的“出版说明”就可见，没有相当的学术修养，很难写成这样的文字，而那时他才二十几岁。
刘跃进先生在纪念傅先生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都说教学相长，其实编研亦相辅相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同时，也可以把自己嫁出去。”随着时间推移，傅先生这一代学者型编辑，会给后人更多的启示。有人会说，“学者型编辑”主要是针对从事学术出版的人而言。其实同理，任何门类的出版，编辑在这个领域专业程度的高低，同样决定着出版物的质量。所以，对于编辑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之间的关系，傅先生特别强调二者间的相互促进：“出版社的编辑工作，确实有所谓‘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味道，但真正投入者会有大学、研究机构所不易具备的求实、广学、高效三者兼备的机能。在专业性较强并有一定学术环境的出版社，只要自己努力，是能够在学术上有所成的。即使在商品经济体制下，我想这种情况也是不会改变的，中国的出版社，应该说已与大学、研究所一起，成为有较强发展前途的学术研究基地。”（1394页）傅先生对编与研如同教与学相长关系深有体会，“我始终觉得当编辑是一个乐事，从来不相信‘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话。编辑的劳动不纯粹是支出，稿子无论合用不合用，经过阅读，付出了劳动，同时也增加了知识，长进了学问”（937页）。由知之好之乐之，我们就不难理解，傅璇琮先生为什么能够成为当代“学者型编辑”的杰出代表，他在编辑、策划、主持出版了众多影响中国学术发展的图书的同时，在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研究以及古籍整理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李德裕年谱》等，都已成为公认的当代学术经典。
作为“学者型编辑”的杰出代表，更让人敬佩的，是傅先生对“编辑学者化”所持非狭隘性观念，他说：“编辑学者化，并不是说编辑一定要作一个专业学者，而是说编辑具有一定的专业志趣与成就，就有利于与文化界的交往，促进出版业务的发展。”（2223页）而且，他能依据出版环境的变化，对“编辑学者化”有与时俱进的思考：“我曾经提出‘编辑学者化’。现在出版环境变化了，编辑学者化的说法不一定合适，可以改成‘编辑工作应该注意社会化’，更好地面向社会，而不仅是专注于某一个专业。比如古籍整理除了专业工作以外，还存在一个普及工作，应该有一个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观念，思考古籍文化如何与现在的读者沟通、结合。”（2417页）我在想，如今的出版业态较之以往确实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商业出版”的逻辑已普遍为从业者所推崇，甚至“出版家”也被重新定义并日渐泛化，但能对出版本质的认识与实践合一者，傅先生这一代出版家，不但没有被超越过，而且似乎越来越少。
出版的文化本质属性
我认为，傅璇琮先生之所以倡导并实践“编辑学者化”理念，与他始终坚信出版的文化本质属性相关。早在初中阶段，他即受出版家叶圣陶、夏丐尊主办的刊物和著作影响，对编辑行业有了初步认识；1958年到出版社以后，“我特地借阅张静庐辑注的两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书（中华书局20世纪50年代出版）。看了以后，我打开眼界，不由得对出版行业心向神往，油然生情，还使当时虽只有二十几岁的我，已判然地意识到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确与出版关系密切，要研究近现代文化史，断离不开出版史研究的”（2070页）。中华书局的历史，也坚定了他的这一想法，“中华书局竟还是出了那么多值得人评说的书，可见，尽管人事倥偬，文化还是能在时间上站得住脚的”（1223页）。因此，他坚信：“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素质的重要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精神的源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在历史上对古代中国和中外文化交流都有过巨大的贡献。随着历史的推进，在现代化进展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仍有其现实意义，应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2846页）
正是他这些一贯认识，使他一生致力于出版编辑事业，始终坚持出版的文化本质，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对自己总有着“一种高层次文化导向的自期”（1563页），并以此为基点，在几十年的出版编辑生涯里，不管时势风云如何变幻，甚至个人遭“因所谓世态炎凉而致的落井下石”（2288页）的不公遭遇时，也从没有怀疑或放弃作为编辑应该有的“文化学术意识”以及“学者化的抱负和气质”（1969页）。由此，就不难看出，傅先生极力提倡和实践“编辑学者化”，其实是对“出版”这一具有文化属性的人类文明行为的准确认识与把握。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业随着市场经济兴起，行业间对出版物的文化属性和商品属性、图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着不同的观点与追求，傅先生说：“我也是搞编辑出版工作的，深感在当前的情况下，出版工作中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不能一致，如何抉择，就显出当事者的眼光和魄力。”（454页）我想，大多出版从业者在实际工作中，对“两个效益”统一的问题是有体会的。但这并不表示傅先生不讲出版物的“经济效益”，包括他极力促成《万历十五年》出版、策划《学林漫录》、提倡古典文学普及等，都是在探求两个效益结合；但他又不是概念化地讲“两个效益有机统一”，而是讲“结合点”。进入本世纪，出版体制改革，传统出版观念受到挑战和冲击，一段时间把图书等同于一般商品的看法甚至成为实际工作中的主流，这时的傅先生应该已经退休，但他对这个关乎行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还是有着鲜明观点：“我们出版业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刻，面临出版改制，注重市场经济，但我们还是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此为基点，寻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点。”（2223页）傅先生在这里讲“结合点”，正是一个出版家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
在傅璇琮先生留下的数百万字著作和文章中，虽然没有一篇专门系统谈自己的出版思想或编辑理念，但从上述点滴文字中，我们是可以看到其中所蕴含的极具深刻性的出版思想和理念。
以出版实践支撑的出版理念
当我们谈到傅先生作为著名出版家、学者型编辑的杰出代表，自然而然会想到他主持出版了众多对中国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除了《文集》发布会上大家提到的《启功丛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万历十五年》等，以及傅先生晚年付出许多心血的《中国古籍总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大型项目，我特别留意了傅先生自1991年到1997年任总编辑期间中华书局的书目，许多书至今仍是从事相关学术研究的重要著作，如《全唐诗补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全清词·顺康卷》等等。凡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期在出版社工作的人都有体会，对于一时汹涌而来的商品浪潮，坚持学术出版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想，这些书的出版，固然与中华书局的出版传统有关，但也一定与主持书局编辑业务的傅先生的胆识、学识与远见有关。如果我没有记错，1990年代末的五六年间，中华书局由于主要负责人变动，书局出版偏向，让不少学者、读者为之痛心。
有学者说：“傅先生的工作在中华，但他的学术舞台却是全国的。”我也套用一下：傅先生的工作在中华书局，但他的出版格局却是全国的。据《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傅先生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起草小组组长。《文集》“出版说明”中也提到，傅先生直接参与制定《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同时，傅先生领衔和参与了如《全宋诗》《全宋笔记》《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宋登科记考》等非中华书局出版项目，当我们谈到作为出版家的傅先生，首先想到的就是一部部与中国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的著作，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也有非中华书局出版的，这就是一个出版家的大格局。另外，《驼草集》中收录了一百多篇傅先生为别人、特别是年轻学者著作写的序，也能说明这一点。
傅璇琮先生作为出版家的远见，还体现在两个方面：提倡重视传统文化普及和古籍整理出版的现代化手段。上世纪80年代初，傅先生在《重视古典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加强书评，提倡正常的学术批评风气》一文中，指出学术研究中应该具有提高和普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且不可偏废，“普及的工作之所以不受重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被人看不起，认为没有学术价值，这其实是一种传统的偏见。普及的工作真正要做的好，没有专门的研究基础是不行的”（308页），并特别把普及的问题提到“牵涉到我们搞社会科学的人怎样更好地联系实际、面向广大群众的学风问题”（308页），并结合一些出版社在传统文化普及读物方面的选题，指出：如果“没有对于该选题作专门的研究，要在短短数万字中概括而清晰地介绍出来是不可能的”（308页）。他后来还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普及的层次》（604页），从自己读朱自清《经典常谈》的体会，就针对不同读者人群，提倡古籍普及的多层次，反对简单化、一体化。可以说，傅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和呼吁。他在为三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一书所作序中，再一次提出古籍普及的层次问题，“我以为对古籍的整理，古书的普及，现在应该作深层次的研讨，不要停留在简体横排体现普及方向这样表面性的言论上……普及也应注意不同层次，不能把普及仅仅归结为白话翻译、汉语拼音，或加一些艳文丽词的装饰作现代商业性的包装”（1349页），并再次倡导普及的“中间环节”以及向下延伸的做法。二十多年过去了，传统文化普及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遗憾的是，傅先生指出的一些问题，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
傅璇琮先生最早提到古籍整理出版现代化手段问题，是1993年，在《力求务实创新，切忌急功近利》一文中说：“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为古籍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展示了极为广阔的前景。特别是中文信息工作的长足进步，使电脑这一最现代化的技术与中国古籍这一古老文明得以结合。如果我们现在要求创新的话，其中一个重要课题即是研究如何加快古籍整理出版手段现代化的步伐。这不单单是为了提高整理的速度，计算机的推广应用，还必定会使我们的整理研究在质量上出现新的飞跃。”（1002页）如今的学术、出版界对此早已有了共识，古籍数字化也已成为发展趋势，并上升到国家文化发展层面，取得丰硕成果，傅先生当时提及的一些问题，也被后来的古籍整理出版所证明。但在30年前傅先生呼吁这个问题的时候，恐怕就未必如此了。想想当时，图书出版尚未完全告别“铅与火”，电脑在出版社还是“稀罕”物品，包括笔者在内身边许多出版从业者，甚至学会使用电脑的几项简单功能，也是几年以后的事。在国家古籍出版规划中，直到2001年，才在“综合参考类”中列了一个项目。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其中，对“做好古籍普及”和“推进古籍数字化”，有非常强调的表述和明确要求。这是一份引领新时代古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笔者曾经预言，未来回顾和总结这个时期古籍工作成就，上述两项将是重要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傅璇琮先生在三四十年前提出这两方面问题，的确难能可贵。
我以为，加强傅璇琮先生这一辈出版家、学者型编辑的研究，对中国出版未来发展具有特别意义。
（本文作者为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凤凰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