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国华：《鲁迅全集》中的《中国小说史略》
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毫无争议地收录于迄今为止出版的不同版本《鲁迅全集》之中。之所以强调“毫无争议”，是因为各版本《鲁迅全集》均难言其“全”。由于文献搜集、编辑理念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以及对文本著作权归属的不同判断，诸多文体（如辑校古籍、翻译、书信和日记）和文本在全集中有不同的境遇。个别文本即使收录在内，也遭到删改。而《中国小说史略》作为鲁迅生前唯一正式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在各版本《鲁迅全集》中从未缺席，在全集的编辑过程中较少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但各版本《鲁迅全集》对该书的文本进行了相异的处理，体现在校勘、标点和注释之上。对《鲁迅全集》收录的《中国小说史略》的编校注释，既彰显出当代中国出版史的若干问题，又折射出鲁迅作品出版的历史变迁。本文纵向考察迄今各版本《鲁迅全集》——1938年版、1958年版、1981年版、2005年版，以及作为过渡形态的“征求意见本”——对《中国小说史略》文本的不同处理，借此展现60余年间《鲁迅全集》语境中《中国小说史略》文本形态的变化，及其背后的编辑理念的调整。
1938年版
最早出版的《鲁迅全集》（20卷），1938年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复社发行，《中国小说史略》与《嵇康集》一并收录于第九卷。该版《鲁迅全集》收录鲁迅的文学创作、学术著作、辑校古籍和翻译，总计约600万字，不包括日记和《两地书》以外的书信（也不包括未出版的《两地书》原信）。这一思路源于作者晚年在上海为编纂《三十年集》而手定的著述目录二纸。在二纸目录中，《中国小说史略》均赫然在列，分别与《古小说钩沉》（上）和《小说旧闻钞》同卷。鲁迅的上述思路，意在凸显小说史研究著作和史料专书的相关性和整体性，是合理的设计。1938年版《鲁迅全集》则将《嵇康集》与《中国小说史略》并卷，第八卷收录《古小说钩沉》与《会稽郡故书杂集》，《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和《汉文学史纲要》则一并收录于第十卷。可见全集编者一方面对学术著作和辑校古籍并未刻意区分，而是作为一个整体，集中置于三卷之中，与前七卷和后十卷分别承载鲁迅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和翻译领域的成就与贡献；另一方面则大体按照学术著作和辑校古籍开始编纂的时间顺序排列（《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和《嵇康集》在鲁迅生前未正式出版，《汉文学史纲要》则仅及东汉，未能完成，因此全集编者按照开始编纂而非定稿或正式出版的时间先后决定学术著作和辑校古籍编入《鲁迅全集》的次序），并未专门呈现鲁迅在小说史研究方面的成绩。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经作者之手，先后出现多个章节体例和文字互异的版本。鲁迅生前的最后一次修订，见于1935年6月北新书局第十版（简称“再次修订本”）。1938年版《鲁迅全集》即以“再次修订本”为底本，略加编校而收录。
在文本方面，经过编校，1938年版《鲁迅全集》对“再次修订本”中的错误稍加修正。如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引用班固《汉书·艺文志》原文，“再次修订本”作：“《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者殷时，皆依托也。）”1938年版《鲁迅全集》改为：“《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殷时者，皆依托也。）”“再次修订本”中引文和史实的错误、文字和标点的误植，尚有多处，1938年版《鲁迅全集》均一仍其旧，直到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刊行，才得到较为全面的修正。在格式和标点方面，则依照“鲁迅全集排式”加以调整。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版《鲁迅全集》有几处增加了“再次修订本”中较少使用的顿号。如第二十六篇《清之狭邪小说》引用《青楼梦》原文，“再次修订本”作“寄与拜林梦仙仲莫”，1938年版《鲁迅全集》改为“寄与拜林、梦仙、仲莫”。鲁迅在学术著作中较少使用顿号，并列出现的人名、书名和地名，或使用逗号，或不加标点。1938年版《鲁迅全集》补充顿号，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1938年版《鲁迅全集》在抗战全面爆发的背景下，鲁迅的亲友同人克复时局动荡、人力和资金短缺等诸多困难，于上海“孤岛”惨淡经营，在很短的时间内奉献出一部内容丰富、印刷精美的《鲁迅全集》，实属难能可贵。《中国小说史略》也得以第一次收录于《鲁迅全集》。
1958年版
1958年版《鲁迅全集》（10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出版的《鲁迅全集》。冯雪峰主持其事，参与者有王士菁、杨霁云、林辰、孙用等。1951年春，冯雪峰被任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次年将设于上海的“鲁迅著作编刊社”迁至北京，调整为“鲁迅著作编辑室”，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下属机构。这部《鲁迅全集》于1956年出版第一、二卷，至1958年全部出齐，因此通称1958年版。
1958年版《鲁迅全集》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只收录鲁迅的原创作品和部分书信，仍不包括日记，辑校古籍和翻译则另行出版；二是为促进鲁迅作品的普及，增加了5800余条、约54万字的注释。《中国小说史略》收录于1958年版《鲁迅全集》第八卷，与《汉文学史纲要》并卷。鲁迅1924年暑期在西北大学的系列演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则作为《中国小说史略》的附录，首次收录于《鲁迅全集》。1958年版《鲁迅全集》后三卷的出版较为仓促，注释数量较之前七卷也明显减少。特别是第八卷未加注释，这固然源于学术著作对注释者知识储备和专业素养的要求更高，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冯雪峰被打倒，因此放弃了全集出版的主持工作。这使《鲁迅全集》后三卷的编校注释，缺乏有效的指导和统筹。《中国小说史略》（连同《汉文学史纲要》）未加注释，不能不说是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一个遗憾。
除未加注释外，1958年版《鲁迅全集》第八卷《中国小说史略》的另一缺陷在于版本的说明。全集编者认为《中国小说史略》“在1930年又曾作过一次修订，此后各版都和1930年修订后的版本相同”，忽视了鲁迅生前最后修订的1935年版。但第八卷《中国小说史略》正文，事实上与1935年6月北新书局第十版“再次修订本”相同。可见《第八卷说明》不仅对版本的介绍有误，正文的文本也并非依照1930年版。不过，1958年版《鲁迅全集》纠正了1938年版忽略的引文和史实方面的多处错误，使全集的文本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如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引用《汉武帝故事》，“再次修订本”和1938年版《鲁迅全集》均作“因出桃七枚，母自噉二枚，与帝二枚”，1958年版《鲁迅全集》修正为“因出桃七枚，母自噉二枚，与帝五枚”。如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再次修订本”和1938年版《鲁迅全集》均作“《沈下贤集》卷二卷三”，1958年版《鲁迅全集》修正为“《沈下贤集》卷二卷四”。如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介绍《三侠五义》续书，“再次修订本”和1938年版《鲁迅全集》均作“张广瑞《永庆升平》云”，1958年版《鲁迅全集》修正为“郭广瑞《永庆升平》云”，纠正了作者姓氏之误。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修改也存在个别可商榷之处。如第十六篇《明之神魔小说（上）》引用《四游记》中《西游记传》原文，“再次修订本”和1938年版《鲁迅全集》均作“又变一群飞鸟”，1958年版《鲁迅全集》改为“又变一鸨鸟”。“再次修订本”中的这一处引文，是文字误植，还是鲁迅参考了《四游记》的其他版本，尚待进一步查证。又如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在《贾氏谱》前有说明，“再次修订本”和1938年版《鲁迅全集》均作“左即贾氏谱大要”，1958年版《鲁迅全集》改为“右即贾氏谱大要”。“再次修订本”和1938年版《鲁迅全集》均为竖排本，《贾氏谱》排在说明之后，故称“左即”云云。1958年版《鲁迅全集》改为横排本，《贾氏谱》排在说明之下。因此“左”“右”已失去指示作用，改为“右即”，不知何据。既然“左”“右”已失去指示作用，还是依照“再次修订本”为是，无须修正。
“征求意见本”
《中国小说史略》在1958年版《鲁迅全集》中未能添加注释，这一遗憾在1979年2月印行的《中国小说史略》“征求意见本”中得以弥补。1971年，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编辑提出重版鲁迅著作的想法，在此后的数年间历经波折，终于促成新版《鲁迅全集》编辑工作的启动，并从1975年底开始，陆续以单行本的形式重新编注出版鲁迅作品的“征求意见本”，对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予以修订和补充。
“征求意见本”的编注工作始于“文革”后期，调动全国20余所高校的研究力量，以每种作品集为单位，修订文本，补充注释。据统计，先后有近200人参加了注释工作。参与者之多，工作量之大，在《鲁迅全集》出版史上堪称空前绝后。为体现“三结合”，各高校纷纷联合工厂、部队、公社以及商店等组成注释组。《中国小说史略》“征求意见本”的注释者署名方式如下：
上海市第五印染厂工人理论组
复旦大学中文系
实际工作主要由复旦大学赵景深、陆树崙、丁锡根等完成。林辰在阅读“征求意见本”初稿后，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在定稿阶段，又从上海借调郭豫适。郭豫适不仅参与了《中国小说史略》的定稿工作，还成为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责编之一。《中国小说史略》“征求意见本”的编校注释工作，从“文革”后期开始，至1979年2月印行，是“征求意见本”中最晚问世的一部。此时“文革”已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胜利召开，思想获得了解放，而且编校注释学术著作也较少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因此，《中国小说史略》“征求意见本”更具科学性与客观性。
“征求意见本”的一大特色是为鲁迅的每一篇作品都撰写了题解。《中国小说史略》作为一部完整的学术著作，题解只有一篇，介绍该书的写作背景和版本流变，指出：“一九三五年六月十版时，又于个别作家作品作了改订。以后的本子均照此本排印。”纠正了1958年版《鲁迅全集》第八卷说明中的错误。此外，题解对《中国小说史略》有如下评价：
《中国小说史略》是我国第一部开创性的小说史专著。这部富有战斗性和科学性的著作，正确地论述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发展情况，对古代各个阶段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作了言简意赅精当卓越的评述。同时对统治阶级及其文人鄙薄小说等错误成见也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鲁迅这部专著，“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给中国小说的历史发展作出了精辟的总结。
鲁迅的思想是发展的。《中国小说史略》写于二十年代初，以后，鲁迅在许多杂文、书信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继续对我国小说的历史发展，重要的作家作品，以及小说研究的各种倾向，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评论。我们看《中国小说史略》，应结合这些杂文、书信来看。
尽管题解中使用了“战斗性”“统治阶级及其文人”“批判”等词语，具有一定的时代色彩，并强调鲁迅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但整体而言，题解的写作态度较为客观、克制，避免过于明显的倾向性和对政治正确性的片面追求。结合鲁迅杂文和书信阅读《中国小说史略》，也是有价值的见解。作为附录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题解也主要介绍演讲的背景及讲稿的发表情况，只进行事实描述，而不作价值判断。
在文本方面，“征求意见本”与1958年版《鲁迅全集》相同，未作进一步的修改。编注者将主要精力用于注释。前文已述，1958年版《鲁迅全集》第八卷未加注释。“征求意见本”对《中国小说史略》的注释，可谓从无到有，且数量众多。根据1958年版《鲁迅全集》确立的“对鲁迅作品的写作背景、涉及的古今人物、历史事件以及社团、书籍、报刊乃至典故、名物、方言土语、引文出处等等，尽可能一一加以注释疏证”的注释原则，《中国小说史略》“征求意见本”编注者共撰写注释2243条（包括《题记》《序言》、二十八篇正文和《后记》，不计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注释）。编注者意在通过注释帮助普通读者克服阅读鲁迅著作特别是学术著作的困难，甚至不避琐屑，对一些非关历史文化常识的用词也加以注释。如《题记》中的“义当更张”、《序言》中的“不憭”（“憭”字还增加了汉语拼音）、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中的“弥复纷纭”“具论”等。这类单纯解释词义的注释，为数不少，对《中国小说史略》的普及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有时也未免过于琐碎，作为仅供《鲁迅全集》编注者参考的“征求意见本”尚可，对正式出版的面向广大读者的《鲁迅全集》而言，则有精简的必要。
《中国小说史略》涉及的历史人物较多，“征求意见本”的注释尽量做到客观公正，较少“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色彩。如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注释“〔1〕庄周”，除认为《庄子》的“内容以阐述庄周的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为主”外，绝少批判性用语，态度较为客观公正，并对《庄子》的文学成就加以肯定：“文章多采取寓言故事形式，想象丰富，造句修辞，奇伟多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与《而已集》“征求意见本”中同样涉及历史人物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篇的注释恰堪对照。除注释详尽外，《中国小说史略》“征求意见本”还体现出“以鲁注鲁”的思路，即借助鲁迅其他作品中的小说史论断，促进对《中国小说史略》的理解与阐释，从而有效地呼应了题解中结合鲁迅杂文和书信阅读《中国小说史略》的主张。
总之，“征求意见本”作为由1958年版至1981年版《鲁迅全集》之间的过渡性文本，第一次为《中国小说史略》撰写了注释，为收录于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九卷《中国小说史略》注释的生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1年版
“征求意见本”的印行，居于1958年版和1981年版《鲁迅全集》之间，是对后者的准备。在此基础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力量，对鲁迅作品及其注释进行了新的修订，于纪念鲁迅诞辰百年的1981年出版了16卷本《鲁迅全集》。该版全集收录鲁迅的原创作品和当时搜集到的全部书信，日记则第一次进入全集。虽然仍不囊括辑校古籍和翻译，但鲁迅为其撰写的序跋则收入全集，分别以《古籍序跋集》和《译文序跋集》为名，编入第十卷。《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以外的佚文，则编为《集外集拾遗补编》，作为第八卷。收录作品较为完备是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一大特色，不仅补收佚文，而且保持鲁迅作品的原貌，不再妄加删改。注释则在充分吸收此前出版的两种注释本优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总数达23000余条，240万字左右，较1958年版增加三倍以上。但相对于“征求意见本”而言，注释数量实有所减少。《中国小说史略》编入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九卷，仍与《汉文学史纲要》并卷，注释数量为556条，较之“征求意见本”大幅减少。突出的变化是，不再通过注释解释词义，对于一些可注可不注的历史知识，也不再加注。如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征求意见本”有注释134条，1981年版《鲁迅全集》则删减至50条。有关人物、书籍和掌故的注释大多保留，所删除者，是对“迂诞”“缀而不忘”“徇木铎”“巡省”“大凡”“诬谩失真”“妖妄萤听”“恍忽无征”“曩例”“分际”等词句和“武帝”“梁”“贞观”“孟春”“乾隆”等历史文化常识的解释。注释数量虽少，却能避免烦冗，更为精练切实。
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原则如下：
（1）以1958年版《全集》的注释为基础，吸收“征求意见本”的新成果；（2）明确以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为对象；（3）不作“题解”（“征求意见本”对每篇作品都作了包括作品的时代背景、主题思想等的题解）；（4）强调科学性、准确性和稳定性，对某些历史问题必须做到公正、客观，力求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对注释科学性与客观性的关注，在中外学者间形成了共识。为1981年版《鲁迅全集》定稿工作把关的林辰指出：“这些注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力求简明扼要，为鲁迅著作中涉及的古今中外的人物、史实、制度、名物、引文、语汇以及当时各种有关的政治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对一些重要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说明。”日本学者丸山昇也强调：“我以为注释仍然要和别处一样，只限于客观的东西，最好不要加进主观的色彩。”虽然各卷掌握的尺度不尽一致，但《中国小说史略》的注释做到了这一点。
据统计，1981年版《鲁迅全集》前六卷改正原文的错漏总计一千余处。《中国小说史略》的文本也得到了更为细致的校勘，此前各版本全集编校时未能发现的几处错误，均得以纠正。如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引用《汉书·艺文志》原文，“再次修订本”作“其言者殷时”，1938年版和1958年版《鲁迅全集》均改为“其言殷时者”。“征求意见本”与此相同，但在注释中说明中华书局出版的《汉书》校点本作“其言非殷时”。1981年版《鲁迅全集》据此修正为“其言非殷时”。又如第二篇《神话与传说》引用《山海经》原文，“再次修订本”和1938年版《鲁迅全集》均作“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1958年版《鲁迅全集》改为“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1981年版《鲁迅全集》则修正为“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又如第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介绍《汉书·艺文志》记载《鬻子》的篇数，各版本均作“《汉志》道家有《鬻子》二十一篇”，1981年版《鲁迅全集》修正为“《汉志》道家有《鬻子》二十二篇”。
由此可见，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校质量和注释水平均属上乘。
2005年版
时隔20年，《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于2001年再次启动，经过学者和编辑近四年的辛勤耕耘，新版《鲁迅全集》（18卷）于2005年正式出版。该版全集收录鲁迅的原创作品和书信、日记，删除了《惜花四律》等著作权存在争议的文本，补充了1981年版印行后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和书信，分别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和《书信》卷，此外还收录了《两地书》原信和《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仍遵循1981年版的方针：“即以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为主要对象，这些读者能够阅读鲁迅著作，在文字读解上没有障碍，但对作品涉及的历史文化背景不甚了解，需要注释来帮助理解作品的内容；注释的任务是提供相关的背景资料和相关的知识，帮助读者自主地理解鲁迅的作品。”2005年版《鲁迅全集》新增注释1500余条。其中第九卷《中国小说史略》共有注释559条，较之1981年版略有增加，并对1981年版的部分注释加以修订。如《序言》“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一句，“征求意见本”为“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人所作者”各加一条注释，后者的注释表述为：“一九一八年出版的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用四个章节介绍平话渊源、元之小说、明之小说及清之小说，但论述简略，材料单薄，没有史的观念。”内容较为简略。1981年版《鲁迅全集》将两条注释合并，“中国人所作者”的注释改为：“有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一九○四年出版），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一九一八年出版）等。林著排斥小说，谢著全书六十三章，仅有四个章节论及小说。”补充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淡化了对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的价值判断，更为公允平易。在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仍作为一条注释，相关内容进一步调整为：“二十世纪初有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04年编印）、窦警凡《历朝文学史》（1906年出版）、黄人《中国文学史》（1907年陆续出版）等，都不谈或很少论及小说。1918年出版的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全书六十三章，只有六个章节论及小说。”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可见，从“征求意见本”到2005年版《鲁迅全集》，注释的信息量不断扩大，准确性也有所提升。
在文本方面，1981年版《鲁迅全集》未能发现一些错误，在2005年版中得到了订正。如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中引用《世说新语》原文，1981年版作：“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2005年版修正为：“世目李元礼‘谡谡如松下劲风’。”又如第十五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下）》介绍七十回本《水浒传》，1981年版作“即以卢俊义梦全伙被缚于张叔夜终”，2005年版修正为“即以卢俊义梦全伙被缚于嵇叔夜终”。
总之，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九卷《中国小说史略》的编校注释较之以往各版本全集又有新的改进。
结 语
综上可知，历经1938年版、1958年版、1979年“征求意见本”、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的《中国小说史略》的编校质量和注释水平不断提升，其中凝结着几代人的心血。不过，《中国小说史略》的编校注释仍未臻完善。即以2005年版为例，在文本、标点和注释等方面仍存在问题。在文本方面，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引《小五义》序原文，作“本三千多篇，分上中下三部”。核对该序原文就会发现，鲁迅断句有误，将原文中“计七八十本，三千多篇，分上中下三部”中的“本”与“计七八十”分割，与“三千多篇”合为一句。各单行本《中国小说史略》和各版本《鲁迅全集》均延续这一错误，当予以修正。在标点方面，对书籍文献及其析出文献的排列，未采用《汉书·艺文志》这一通行格式，而作《汉书》《艺文志》。这样一来，并列出现的书籍文献，在书名号之间不得不使用标点符号加以分隔，以避免和《汉书》《艺文志》之类混淆，如“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这与《鲁迅全集》其余各卷的标点使用不一致。而且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九卷《中国小说史略》在并列的书名号之间，有时使用顿号，有时甚至不使用标点，标准也不统一。在注释方面，曾有研究者提出对“郑仲夔”“谢肇浙”“林瀚”等注释条目的修改意见。
此外，各版本《鲁迅全集》对《中国小说史略》中引文的修改，绝大多数是对该书编印过程中的文字误植的纠正，但也有几处是鲁迅在引用时使用了不同版本所致。在保存文献原貌的意义上，对《中国小说史略》中引文的修改，当十分慎重。对该书出现的史料和常识方面的错误，加以修改是必要的，但如能通过注释说明修改的具体情况和依据，似乎更好。
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出版，距今已18年。18年间，相关研究成果不断出现，指出《鲁迅全集》编校注释可能存在的问题。本文对此稍加梳理，意在促进《鲁迅全集》编校质量和注释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期待借助《鲁迅全集》的继续修订，奉献给广大读者兼具权威性、科学性和普及性的《中国小说史略》及其他鲁迅作品的善本。如此，则功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