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加紧了进攻中国南方的步伐；“八一三”淞沪会战，上海弃守，南京已经岌岌可危。1937年8月15日，日军开始轰炸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已经准备西迁至四川的重庆，而同城的金陵大学是否也要西迁到成都，成为一个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金陵大学背后有美国因素的存在，作为美国的在华资产，它有“法外治权”，即令不迁移，日军对金陵大学也无可奈何。国民政府对金陵大学是否西迁也态度暧昧，并没有作出明确的指示。接着的情况是，从首次轰炸到年底这段时间，日机对南京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无差别”轰炸，金陵大学全体师生员工不得不在1937年11月25日出发，开始西迁成都的旅程。

一所大学，最重要的有形资产，对于理工科而言，无疑是实验室和各种仪器设备；而对于文科各专业来说，则主要是书籍，特别是那些重要的历史文化典籍。当年金陵大学设立了中国文化研究所——这是一所专门研究历史学、哲学、目录学、艺术学的重要学术机构。当时徐养秋教授为主任委员，研究所设立图书委员会，专任研究员李小缘教授等人为委员，专门办理图书选购等具体事宜。1937年8月开始，学校将贵重仪器统统打包，藏在地下室中，随时准备外运。中国文化研究所则将非常贵重的书籍装成95箱运到了安徽屯溪的阳湖（现在黄山市屯溪区阳湖镇）。屯溪处于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的地方，也是新安江与率水、横水交汇之处，水路交通方便，是各路货物的集散地，当时屯溪涌入大量商贾和难民，一时形成了战时的奇特繁荣。中国文化研究所选择屯溪作为暂时存放书箱的地方，完全是有着最优化的考量——既可以很快将书籍运输到这里，免遭敌机轰炸，又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非常方便地运输到其他地方去。

当通过水路运到屯溪的时候，这95箱书已经被打湿了，需要打开箱子，取出晾晒。李小缘找到正在屯溪避难的金陵大学经济系学生程浦云，请求他协助找人帮忙处理这件事情。他找到他小时候的同学吴炼云，给予他校工的待遇，每月支付他14元的薪水，请他翻晒书籍。后来因为交通紧张，这些书籍一时难以运出屯溪，李小缘便请求吴炼云，在必要的时候将这批书运到离屯溪一百公里左右的吴炼云的老家——江西省婺源县的一个偏僻的山区存放。当时李小缘先行付给吴炼云200元运费，并且付给他每月20元的保管费。

1937年11月，金陵大学从南京西迁到成都华西坝，1938年2月正式恢复教学。这一年的夏天，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找到程浦云面谈，告诉他说，徐养秋和李小缘两位教授力荐他前往屯溪，想方设法将那批既是国家的珍宝，更是学校老师们研究学问迫切需要的宝贝运到成都。同时陈裕光还交代说，沿途的费用，你大胆使用，只要你来电告知数目，我们便立即如数电汇过去。但是由于战时交通中断，程浦云行程未果。

1940年8月12日，李小缘写信给当时担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副经理的寿景伟，请求他帮忙为吴炼云获得银行贷款——寿景伟是李小缘在美国哥伦大学留学时期结识的老朋友。8月13日，寿景伟复信：“令友吴君炼云请予贷款一事，自当尽量协助，拟请转知，迳与敝公司婺源分处就近洽办，以资便捷。”李小缘写给寿景伟的信没有留存下来，但是寿景伟的回信现存南京大学博物馆。这封信有关吴炼云的内容，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以下信息：一、吴炼云当时已经运送并随同这批书籍回到江西婺源；二、吴炼云当时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好，由于对抗战的长期性估计不足，或者由于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经费不足，或者由于战争环境，汇款不是很方便，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没有给予吴炼云充足的经费，让其维持生计，或能够经营维持生计的产业；三、至少在1940年8月以前，李小缘和吴炼云还是有联系的，以后战事前途莫测，通讯渐希，最终有可能完全失去联系。

在没有得到金陵大学充足经费投入，甚至有可能自己无法维持生计的情况下，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已经完全与金陵大学失去联系的吴炼云信守诺言，遵照李小缘的要求，每年在晴朗的日子里将这95箱书籍翻晒两次，真正达到李小缘“不要发霉，不能被虫蛀鼠噬”的要求。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金陵大学准备从成都东归，1946年9月金陵大学东归完成，并且在南京原址正式开学。复校后的一段时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可能忙于其他方面的工作，并没有马上与吴炼云取得联系。到了1947年春天，金陵大学校方才联系到吴炼云，写信请求他将全部书籍押送到南京。吴炼云迅速做好各种准备，然后将计划付诸实施，将全部书籍完好无损地运回了金陵大学，圆满地完成了他的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已经于1939年接任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委员的李小缘将全部运费和将近十年的保管费用交给了吴炼云，感谢他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的不懈坚守和辛勤付出。

战时存书婺源，作为校方实属无奈之举；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让这批珍贵书籍完璧归赵，这正体现了作为读书人（从吴炼云曾与程浦云同学这一点来看，他理应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信守诺言的可贵精神，而这种精神是无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