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集《呐喊》新潮社初版溯源
鲁迅小说集《呐喊》，1923年8月新潮社初版，收其1918年至1922年所作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15篇，列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鲁迅《狂人日记》发表后，震动文坛，到《阿Q正传》连载，茅盾更发出了“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的感叹，陈独秀、胡适都早早通过各种途径，劝鲁迅早日将小说集结出版，可见在当时新文化阵营内部普遍对鲁迅的小说集寄予厚望。新潮社是由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组织发起的团体，出版有杂志《新潮》，虽然有教员如周作人等参与，但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学生社团。这样一部重要的作品，为何会交由一个学生社团出版？鲁迅选择其作为自己第一部创作小说集的出版者，又经历了怎样的斟酌和考量？现拟根据所能搜集到的材料，进行归纳、梳理和推断，对《呐喊》的新潮社初版进行溯源。
一、《呐喊》集结前的各方橄榄枝
鲁迅从日本回国后，除了1913年在《小说月报》发表了文言小说《怀旧》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没有在出版物上发表作品。1918年他为《新青年》撰写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此后一发不可收，到1922年11月为止，创作了后来集结为《呐喊》的15篇小说，分别发表在《新青年》《新潮》《晨报》《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镌》《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评论》等杂志上。除此之外，他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杂文如《我之节烈观》《随感录》等，在《国民公报》副刊和《新青年》《妇女杂志》《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晨报副镌》上连载译文小说如《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现代小说译丛》《工人绥惠略夫》等，文艺事业呈井喷之势。
《呐喊》要到1922年12月才集结完成，但由于鲁迅创作小说的巨大影响，《新青年》同人对他的作品十分重视，在两年之前就建议他集结出书。陈独秀是认识到鲁迅小说非凡的文学意义和现实意义、催促鲁迅撰写小说最积极的一位，鲁迅回忆自己发表《狂人日记》之后，“《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陈独秀离开北京到了上海，还一直惦记着鲁迅的小说。1920年3月11日，陈独秀在给周作人告知群益书社出版《域外小说集》事项的书信里，就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8月22日，鲁迅小说《风波》在《新青年》8卷1号上发表前，陈独秀又致信周作人：“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9月28日，陈独秀给周作人的信里写到：“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这时鲁迅已经有6篇小说，包括了著名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等，陈独秀想出版鲁迅的小说集，他对鲁迅小说的欣赏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可以借鲁迅小说更加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除此之外，此时陈独秀已经停止了《新青年》与群益书社的合作，自己组了一个新青年社作为出版发行机构，不排除他还有出版《呐喊》以增加新青年社效益的动机。陈独秀的信无周氏兄弟反馈的现存，不知道鲁迅的反应。
看好鲁迅创作小说的不止陈独秀一人，1921年，蔡元培等发起出版《世界丛书》，委托胡适为世界丛书社审阅书稿，入选书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月30日，胡适写信给周作人：“我想你们兄弟做的小说已可以成一集,可否汇集起来，交‘世界丛书社’出版。又《点滴》以后，你译的小说也不少了，我希望你能把这一集交‘世界丛书社’出版。《点滴》排印错误太多，殊使人失望。商务印刷，可无此病。”“兄弟做的小说”表明了是对鲁迅和周作人的小说感兴趣，但周作人主要做的都是译文，所以这个小说集其实是指鲁迅的创作小说。胡适希望将鲁迅的原创小说收入“世界丛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封信由鲁迅首先看到，9月4日他写信给周作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彼欲印我辈小说，我想我之所作于《世界丛书》不宜，而我们之译品，则尚太无片段，且多已豫约，所以只能将来别译与之耳。”因为“世界丛书”专收世界各国名著的译本，鲁迅否定了这个提议。他并不是不给“世界丛书”投稿，周氏兄弟后来的《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小说集》都收入了“世界丛书”，但他认为自己的创作小说集不适合入选都是翻译小说集的“世界丛书”。从鲁迅的信再结合当时的情况可以看出几个信息，一是他也有将小说集结出版的打算；二是他没有否定商务印书馆，后者 可能此时还在他的备选中；三是他对自己的首部创作小说集出版非常慎重，因为这一时期鲁迅的经济较为紧张，1921年8月他问宋紫佩借钱，9月虽然周建人离开北京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大家庭减轻了负担，但鲁迅10月还往教育部索薪，11月不仅向同事借钱，还去钱庄借了200元，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并没有轻率地答应胡适的建议，把创作小说集“卖”出去，而要另找合适的出版机会，足见他对于自己第一部创作小说集的重视。
二、新潮社及其出版物
新潮社1918年11月19日成立，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胡适做顾问，后期又加入了周作人，它主要是一个学生团体。
新潮社有三种出版物，分别是《新潮》杂志，“新潮丛书”和“新潮社文艺丛书”。新潮社的成立是为了出版《新潮》月刊，1919年1月出版创刊号，不久就得到了鲁迅的认可，认为“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新潮》由校方给予财政支持，新潮社编辑，财政部印刷局印刷，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发行，销量很好，广受欢迎，一卷一期再版三次，销售量一万三千多册，其后各期销量稳定在一万五千册左右，而《新青年》在最高峰时期的销量是一万五六千册，可见《新潮》质量之高。
因为《新潮》卖得非常好，1919年11月19日，新潮社在京全体社员开会，决定要将新潮社扩充为学会，在杂志之外，发刊丛书，定名为“新潮丛书”。由徐彦之专筹备丛书，为丛书经理人。“新潮丛书”出版有有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陈大齐的《迷信与心理》，蔡元培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等。1920年4月，由于社员大量出国，新潮社为稳定干部，邀请周作人以教师身份加入新潮社。周作人选译世界著名短篇小说的《点滴》，也在“新潮丛书”出版。1920年10月28日，新潮社在京社员进行改选，周作人当选为主任编辑，他推荐编辑4人，为毛子水、顾颉刚、陈达材、孙伏园。孟寿椿当选为主任干事，干事6人，其中有孙伏园和李荣第（小峰）。
顾颉刚忙于毕业求职，在图书馆工作后又专注于编书和歌谣，新潮社的出版事务主要由孙伏园和李小峰负责。在周作人主持新潮社、孙伏园等任编辑期间，“新潮社文艺丛书”于1923年5月陆续推出，《呐喊》就是该丛书的第三种。
在《呐喊》的出版上，孙伏园是一个重要人物。鲁迅在做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校长时，孙伏园就在此处读书，周作人在浙江第五中学任教时，孙伏园是他的学生。1917年孙伏园投考大学未录取，来到北京，9月在周作人的介绍下到北大国文系旁听，当时的旁听章程是“一年后随班考试及格，可以改为正科生”，孙伏园因此得以在1918年正式成为北大学生。1919年4月30日，孙伏园拜访鲁迅，开始与鲁迅密切往来。1919年12月，新潮社第四批入社名单里，有李小峰和孙伏园。1920年鲁迅在北京大学兼任教师，孙伏园也去听了他的课，是周氏兄弟双重的学生。孙伏园在校内处理新潮社的出版事项，在校外做《国民公报》编辑，在出版事务上很是得力。
1920年9月25日，鲁迅日记记载：“下午孙伏园来谈丛书事。”2005年版鲁迅全集注释为“指新潮社准备出版《文艺丛书》事”。《周作人年谱》认为新潮社决定编“新潮社文艺丛书”是要到1922年3月《新潮》3卷2号停刊后。李小峰1984年回忆鲁迅时说到：“1922年，其时我还在北京大学没有毕业，他提议出版一套文艺性质的丛书，兼收创作和翻译，这就是后来刊印的《新潮社文艺丛书》，由孙伏园和我管理出版的事，而发行工作则归我独自担任。”也说是要到1922年才办“文艺丛书”。那1920年鲁迅与孙伏园所谈的真是“新潮社文艺丛书”吗？查周作人日记这天的活动，有“伏园来谈”，周氏兄弟一起与孙伏园谈论有关丛书的事。鲁迅当时还未与青年们组社团，并未有丛书事业，周作人、孙伏园都已经入了新潮社，孙伏园当时在社外并无编辑其他丛书，所以三人谈的应该是新潮社的相关丛书。那谈的是“新潮丛书”还是“新潮社文艺丛书”？这年10月底新潮社正式改选，周作人任主任编辑，孙伏园身兼编辑及干事两部门的职务，两人承担新潮社的主要事务。11月之后出版的《新潮》二卷五期中的《新潮社纪事》其中有一条为“去岁曾公推徐子俊君为丛书经理人，但现在徐君业已出国，而丛书诸事已经就绪，所有丛书经理人名目，即行取消”，而1922年底的《新潮社的最近》里提到，计划中的“新潮丛书”有7种，包括《科学方法论》《迷信与心理》《点滴》《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现代心理学》《疯狂心理》《伦理学》，到二卷五期已经出版五种，广告打到第六种。
徐彦之因为出国，取消了丛书经理人身份，但“新潮丛书”还在持续推出，也就是说它是由新潮社后来主事的人接手了，10月即将担任新一任主要工作的周作人、孙伏园在9月商量前任遗留的项目，符合11月《纪事》中说的“丛书诸事已经就绪”的情况，取消所有丛书经理人名目，也说明他们并未有推出新丛书的想法。所以周氏兄弟与孙伏园谈的“丛书”，更多的可能还是“新潮丛书”，这也可见鲁迅对周作人事业介入的程度之深。当然，不能排除他们可能会提起“新潮社文艺丛书”或者其雏形，《鲁迅全集》这一条的相关注释想必也是有一定依据的，不知道出处是哪里，还请方家不吝赐教。
无论1920年9月讨论的是“新潮丛书”还是“新潮社文艺丛书”，其后都陷入了停滞，“新潮丛书”第六种《疯狂心理》要到1923年4月才出版，“新潮社文艺丛书”也要到1922年3月正式启动。猜想可能是以下原因：第一是周作人。周作人是新潮社的主任编辑，但他从1920年底就开始生病，一直到1921年9月才痊愈，很多事务难以处理。第二是孙伏园。孙伏园1921年大学毕业，主编《晨报副镌》，工作重心相对转移。《晨报》前身是梁启超等研究系的机关报《晨钟报》，1919年李大钊参加该报的编辑，孙伏园在北大读书时，就在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手下当助理，半工半读，所以李大钊到《晨报》后，1920年孙伏园以学生身份兼任《晨报》编辑。1921年下半年，孙伏园北大毕业，10月12日，孙伏园接替李大钊，主编《晨报》第七版“文艺栏”，并将该栏改为4版单张，独立发行，即《晨报副刊》。《晨报》要改版、独立发行，孙伏园又是主编，在这上面要花费很多心力，可能就无暇他顾新潮社的相关事业。
三、商务印书馆
如果鲁迅与孙伏园在1920年9月就已经商议过“新潮丛书”或“新潮社文艺丛书”，再结合鲁迅1921年对胡适信的意见，可以看出鲁迅当时并未考虑将《呐喊》给新潮社，他可能只是对该丛书的规划提出了一些意见。《呐喊》出版，更好的选择应该是商务印书馆。从1919年广告看，当时北大的各种丛书，如“北京大学丛书”、“尚志学会丛书”、《北京大学月刊》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在商务出版是北大很多人的选择。商务印书馆是出版界的巨擘，原本注重古籍和教材，到新文化运动时渐渐跟不上形势，被目之为守旧，张元济为此锐意革新，1919年与北京大学签了《北京大学月刊》的出版合同；1920年延揽胡适编辑丛书；1921年初，郑振铎、沈雁冰、周作人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合作，文学研究会的一批人进入商务印书馆，推动改革。《小说月报》从1月开始由沈雁冰接手，鲁迅此后在《小说月报》发表了很多文章。3月郑振铎和商务谈妥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事宜，4月开始跟鲁迅通信往来。鲁迅跟商务印书馆的合作渐增。1922年5月，郑振铎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开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月鲁迅的《工人绥惠略夫》在商务出版，7月出版《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以上三种都收入了“文学研究会丛书”。鲁迅认为自己的创作小说“不宜”于“世界丛书”，从题材来看，《呐喊》其实是适合“文学研究会丛书”的。但是，1922年8月，鲁迅的《桃色的云》被商务印书馆退稿。
《桃色的云》1922年5月至6月在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上连载，7月2日校改完毕，当月大概就寄给了商务印书馆，8月10日，鲁迅日记记载“午收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寄《桃色之云》稿本一卷”，被出版社退稿。
从鲁迅之前在商务出的几种作品来看，《桃色的云》的去向应该也就是“文学研究会丛书”，为何会被退稿？1924年孙伏园化名曾秋士替鲁迅打抱过不平：“他（鲁迅）说中国人现在应该赶紧读外国作品。郑振铎是已经投降了群众了，说译作至少要做到‘看得懂’，其实‘看得懂’的定义很难下，凡看不懂译作的人大概是一辈子看不懂的，不看可也，硬看亦可也，去牵就他做什么！他的译作《工人绥惠略夫》，他的译作《桃色的云》，他的译作《一个青年的梦》，都是极好的作品，但听说可怜都只销了数百部。”从这段话来看，退稿可能是两个原因，一是“文学研究会丛书”主编郑振铎的翻译理念与鲁迅不合，现存的材料里，并无郑振铎直接说翻译应该“看得懂”的文章，但他在1921年的文章《语体文欧化之我观》里说：“不过语体文的欧化却有一个程序，就是：‘他虽不像中国人向来所写的语体文，却也非中国人所看不懂的。’”。这使得郑振铎本身对鲁迅的翻译风格持保留意见。其次，鲁迅的《工人绥惠略夫》《一个青年的梦》的销量不如预期，这可能使得郑振铎更确定了自己翻译理念的正确，导致了《桃色的云》被退稿。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测，鲁迅的《桃色的云》不一定是给“文学研究会丛书”，退稿不一定是与郑振铎相关，唯一能确定的，是商务印书馆退了《桃色的云》。1925年胡也频在《民众文艺周刊》上有一则通信，说“鲁迅先生所译之《工人绥惠略夫》只售了二三百部，听说，现在所未售的也还堆积在商务印书馆之存书室”，此时胡也频在给荆有麟主编的《民众文艺周刊》写稿，荆有麟经常拜访鲁迅，胡也频的信息来源，可能来自于鲁迅；胡也频和郑振铎是好友，只是无法确定两人结识的时间，胡也频的信息也可能来自郑振铎。无论消息来自哪里，译本的销量问题确实比较刺激到鲁迅。我们无法得知鲁迅在稿子被退时是否还听到了退稿意见，或者仅仅是他自己推断的，但从孙伏园的说法来看，鲁迅应该就是如此认为。此时“新潮社文艺丛书”已经正式提出并准备启动。《桃色的云》最后在新潮社出版，是“新潮社文艺丛书”的第二种，在第三种《呐喊》之前。
四、鲁迅的选择
鲁迅要出版《呐喊》，他当时可供选择的出版社有哪些？理论上，只要是出版社都可以出版他的书，但现实中符合条件的并不多。中国大型的综合出版社如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主要是做教科书和工具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出版理念有一定的距离。上海新文艺书店虽然已经出现，比如有泰东图书局，但主要出版创造社一系的书籍，鲁迅与其毫无交往，新书业的销行，也要到1923年之后才开始兴旺。查看《新潮》的随刊广告，当时鲁迅所在的北京大学，教授们出书，一般是有几个选择，一是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在外地找其他发行商，比如上海的亚东图书馆、群益书社；二是改革后的商务印书馆，如胡适、陈大齐、周作人等就在商务出版有“北京大学丛书”；三是亚东图书馆，如胡适在亚东出版发行《尝试集》；四是新潮社，比如王星拱、周作人等出版有“新潮丛书”。在以上出版社中，亚东图书馆属于陈独秀、胡适一系，鲁迅与其无交往。群益书社与陈独秀交好，出版发行了《新青年》，但在1920年与陈独秀分道扬镳。周氏兄弟1921年出版修订后《域外小说集》，是由陈独秀替他们张罗联系群益书社，随着陈独秀的另立门户，鲁迅再去与群益合作的可能性较小。《呐喊》原本最理想的出版方式是送到改革后由文学研究会掌握一定势力的商务印书馆，但鲁迅的译作偏偏被商务退了稿, 从人之常情推测,既然一本书已经在商务印书馆被退货，无谓将自己的小说集再送过去碰壁。鲁迅当然也可以不考虑以上因素，直接把《呐喊》送到上海的群益书社、亚东书馆、泰东图书局，以鲁迅《狂人日记》《阿Q正传》的鼎鼎大名，这些出版社对《呐喊》肯定很欢迎，但双方交情既不深厚，又相隔千里鞭长莫及，鲁迅无法对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拥有很大的话语权。此时，新潮社就成为鲁迅最近最可靠的资源。
那么，鲁迅在何时确定要把《呐喊》放入“新潮社文艺丛书”出版？
《呐喊》最后一篇《不周山》落款1922年11月，《<呐喊>自序》落款1922年12月3日， 1922年12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上有一篇《新潮社的最近》，提到“《文艺丛书》是最近的计划，其稿件之已经预备就绪者有六种”，其中《桃色的云》《呐喊》分别是第二、三种。所以最迟到1922年12月，鲁迅已经确定《呐喊》将在新潮社出版。
此时的新潮社，出版前景并不让人看好，新潮社的组织章程中，规定其社的干事只“议定本志印刷款式及销售方法”，凡银钱出入，“概不经手”，导致其编辑出版不能正确的判断市场，罗家伦在出版“新潮丛书”时，1920年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出版了一万本，周作人《点滴》出版了七千本，到1922年底还没卖完，造成了商品的大量积压。新潮社的书籍印刷费由北大垫付，发行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兼办，政府财政危机后，印刷费用被一并拖欠了。这两点造成了新潮社的资金周转困难，一共亏欠印刷费二千余元。新潮社“变了一个一面积货一面负债的团体”。
在危机之中，新潮社又有很多其他出版社不具有的优点。
首先，新潮社新的编辑班子孙伏园、李小峰都有出版经验，在《点滴》等书籍大量积压的情况下，他们将这些书籍拿到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场特价发卖，两天就卖了280多元，新潮社社员首次自己经手资金，结果是比较成功的。出版部准备将这笔钱作为印书的资本，卖一种，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这说明孙伏园等很有市场嗅觉，也很有办事的实际才干。
其次，新潮社的出版由周作人、孙伏园办理，鲁迅有较大的自主权。鲁迅是一个对印刷质量颇有要求的人，李小峰回忆说：“鲁迅先生对印刷也不放松。他曾说过，‘书要印得好，小印刷局是不行的’。在北京的时候，设备完善，印刷精美的印局，要算‘京华’和财政部印刷局，因此彩色的封面，都是委托这两家印，印样都经鲁迅先生仔细看过，并征求了作画者的意见，认为满意后才付印。” 1926年鲁迅给韦素园等人的信里建议他们如果印果戈理像，“不如在京华印，比较的好些。”后来印《坟》的封面时，鲁迅再三要求用京华。这里的“京华”是指京华印书局，与财政部印刷局是北京两大最有名的印刷机构。财政部印刷局一直与新潮社合作，《新潮》和“新潮丛书”基本都由其印刷，包括了周作人的《点滴》。
由于新潮社欠款太多，财政部印刷局不肯交货，无法继续合作，胡适信里说《点滴》“排印错误太多，殊使人失望”，说明财政部印刷局的印刷质量并不尽如人意。“新潮社文艺丛书”从第一种《春水》到《桃色的云》和《呐喊》，用的都是京华印书局，可能就来自于鲁迅的推荐。为何说这是鲁迅而不是周作人或孙伏园的意见，因为在其他几种“新潮社文艺丛书”中，周作人《陀螺》用的是京华，《雨天的书》用的是北大印刷科，李金发的《微雨》用的是志成印刷馆，李小峰《两条腿》用的是北大印刷科。说明周作人跟孙伏园、李小峰并不坚持一定要用京华。
鲁迅对书籍装帧和版式设计也很有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时候，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寄来，却大抵一篇一篇挤得很紧，并不依所注的办。”出版社这种节省成本的版式设计，“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鲁迅是很不满意的，认为很少“读书之乐”，且连人生都没有“余裕”。新潮社出版的《呐喊》就基本按照鲁迅的想法来操作，整部书前面有副页，天地头很宽。《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的初刊，标点在字的右边，密密麻麻，望之局促；它在《呐喊》的初版，间距拉大，标点置于文字之下，也占一份空间，整个版面十分疏朗，读者的阅读感受更加良好，符合鲁迅的要求。
第三，人情。“新潮社文艺丛书”是周作人在负责新潮社后唯一办理的一项事业，鲁迅作为兄长，势必要对此作出支持。关于“新潮社文艺丛书”，周作人说自己很少插手：“其时该社名义上由我负责，所以《新潮社丛书》算是我编辑的，虽然事实上的编排原自归作者办理。”但这是在提到《呐喊》时说的，那时周氏兄弟已经失和，周作人把自己和《呐喊》的相关性尽量撇清，是可以理解的。仔细考察“新潮社文艺丛书”，从1923年到1927年，一共出版11种，按次序如下：
1.冰心《春水》
2.鲁迅译《桃色的云》
3.鲁迅《呐喊》
4.cf女士（张近芬）译《纺轮故事》
5.孙福熙《山野掇拾》
6.李小峰译《两条腿》
7.周作人译《陀螺》
8.李金发《微雨》
9.废名《竹林的故事》
10.周作人《雨天的书》
11.李金发《食客与凶年》
其中冰心的《春水》手稿由周作人保存，“这说明他当时确实亲自审定了‘文艺丛书’第一种《春水》书稿。”《桃色的云》《呐喊》是周作人长兄鲁迅的作品，《陀螺》和《雨天的书》都是周作人作品，《两条腿》是新潮社员李小峰作品，《微雨》《食客与凶年》作者李金发由周作人发掘推荐，《竹林的故事》作者废名是周作人的学生，这整套丛书，都鲜明的打上了周作人的烙印，可以看出他为此花的心血。1924年鲁迅想替许钦文出版作品，致信问孙伏园说：“现在先存廿七篇，兄可先以交起孟，问其可收入《文艺丛书》否？”这说明了周作人对“新潮社文艺丛书”的掌控力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我们看到丛书中不仅有《桃色的云》和《呐喊》，鲁迅还帮忙校订了孙福熙的《山野掇拾》。孙伏园对鲁迅来说，也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编辑。鲁迅在《我与〈语丝〉的始终》里提到《晨报副镌》时的孙伏园：“因为先前的师生——恕我僭妄，暂用这两个字——关系罢，似乎也颇受优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费，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杂评，有时也送些稿费来。”《呐喊》从酝酿到出版的这几年，正好是鲁迅经济最为窘迫的时期，钱款对鲁迅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一方面，北洋政府从1915年起经济困难，发的工资有时是加盖“北京”二字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钞票，中交票不能十足兑换，往往要打六折左右，相当于无形减薪，又常常延迟发工资，到1921年10月，教育部已经欠薪5个月，鲁迅不得不与部员一起“往午门索薪水”，向政府讨薪；另一方面，1919年周氏三兄弟购买八道湾宅子，1920年周建人之子丰二生病，1921年大半年周作人因肋膜炎养病，钱款大多由鲁迅支出，导致他不得不频繁向同事和好友借款，甚至借过高利贷。鲁迅从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到1921年为止，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50多篇文章，但《新青年》从1918年的四卷一号起已由按稿计酬的普通刊物转变为无偿供稿的同人刊物，所以鲁迅当时在《新青年》上写的文章虽然多，没有报酬。1919年孙伏园主编《国民公报》的文艺版面后，马上向鲁迅约稿，此后的《晨报副镌》也是如此，这些都是付酬的刊物，对鲁迅当时的经济情况有一定意义上雪中送炭的作用，从上述鲁迅对孙伏园的记叙里可以嗅出他对孙伏园的感激意味。周作人和孙伏园的新事业，鲁迅必定要鼎力支持。
1923年5月20日，鲁迅日记记载“伏园来，……付以小说集《呐喊》稿一卷，并印资二百。” 鲁迅在1922年12月就确认要在新潮社出版《呐喊》，却要到1923年5月才将稿件交于孙伏园，这5个月时间的空档，有两种可能。一是在校稿， 我们可以看到，《狂人日记》初刊中“眼色”之类的错别字都改正了。第二种更大的可能是在排队，《桃色的云》1923年5月付印，7月出版，《呐喊》6月付印，8月出版，都是比较正常的出版周期，冰心的《春水》作为“新潮社文艺丛书”第一种，1922年12月即已经付印，却不知因为何种因素，到1923年5月才出版。新潮社新编辑班子之前已经确定好了编辑原则：“一种书印好，发卖完了，将钱收回来，再印第二种。”
但《春水》才出版，新潮社没有那么快的时间回笼资金，又在同一个月将《桃色的云》拿去付印，即使有一些结余的款项，也用的差不多了。《春水》定价大洋三角，《桃色的云》定价大洋七角，鲁迅不能预料《春水》的销售情况，但他自己之前在商务出的译作，《一个青年的梦》等等，销量都不太好，如果要前两种卖得差不多了筹到《呐喊》的资金，不知道要等多久。所以鲁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让《呐喊》可以及时出版，并尽量得到精良的印刷，垫付了200元印资。鲁迅自己出资，可能还有一层考虑。陈子善老师的《〈呐喊〉版本新考》提供了新材料，根据孙福熙的说法，鲁迅一开始只想印五百本，但第一版印了1000本，导致他十分气恼，说“印一千本，有谁要呢？”《域外小说集》和几本译作的销量，可能导致鲁迅对自己作品的受欢迎程度产生了怀疑，所以即使这是创作小说集，也不敢出版太多，甚至怕卖不完，连累新潮社雪上加霜。鲁迅自己出钱，相当于自费印刷出版，至少不占用新潮社的资金周转。鲁迅慷慨出资，这时期他的经济比较宽裕吗？事实并不如此。1923年鲁迅的日记里，教育部的欠薪在开年几个月一般差4个月左右再逐月发还，再加上版税，所以鲁迅在5月能拿出这笔钱。但随后工资又逐步减少，到8月份才发2月份的工资，并且只发4元，只够给工役做过节的赏钱。根据陈明远的计算，1923年鲁迅年收入2304元，是鲁迅1913年到1936年24年间收入最低的一年，鲁迅这年过得十分拮据，书帐花了149.2元，在历年间排倒数第四，从这里更可以看出鲁迅对《呐喊》的慎重态度。
在《呐喊》印数上，虽然有材料显示鲁迅只想印五百本，但1922年12月27日的《新潮社的最近》说的很清楚：“我们决定一个方法，就是每种书只印一千；无论这部书有二千可销也好，有三千可销也好，我们为顾全这有限的资本起见，都只能印一千，宁可到不够分配时再版。”所以这应该是“新潮社文艺丛书”一开始就确定好的印数。《呐喊》8月22日初版，卖了一个多月即销售一空，11月就需要启动再版程序，使得鲁迅对此心存疑虑，也从侧面反映出鲁迅这第一本创作小说集在大众间的销量是多么盛况空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