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稚珊：犹如故人归
同时收到两个快递，一个是书，另一个也是书。打开，先是汪家明的《范用：为书籍的一生》。家明，亦师亦友；范用，应该很熟络，搜寻下来，却找不到和他交往的印象。只是我从心里认识他太久了，自以为和他很熟。
范老走了整整13年了，今年百岁。
这本书，拿起，就放不下了，因为太多熟悉的名字，勾起一幅幅遥远、沉重、轻快、幸福的回忆，由一个名字、一本书、一个场景……散漫开去，竟数日不得安静。
一
遥远的《寥寥集》
家明书中有一章的标题是“《寥寥集》——新的消息”，这个标题让我眼前一亮，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让我先读。
《寥寥集》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先生唯一的一部诗集，由他的三子沈议（叔羊）先生编。沈钧儒先生祖辈都是清廷官员，他本人也是光绪年进士，是著名的“七君子”中的“家长”，新中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诗集取名《寥寥集》，是沈钧儒先生自谦，寥寥无几之意。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韬奋先生促成，已出版过三次。四十年后，范用先生慧眼识书，他亲自填写了《寥寥集》的发稿单，在编辑过程中又与沈叔羊先生通了许多封长信，在他为此书起草的给胡愈之、沙千里、萨空了的报告中如此写道：“我们非常赞成明年纪念沈老一百零五周年诞辰时，再正式出版一本沈老的诗文集，希望在民盟中央主持下，早一点进行编辑工作。……出版这些书是我们三联书店的任务。”沈钧儒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发起人之一，曾任民盟中央主席，范用先生把出版《寥寥集》作为三联书店的任务，此后又一直为《傅雷家书》《干校六记》《随想录》等书不遗余力，可见他对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敬重。
叔羊先生是画家，夫人华庆莲是北京24中的英文教师，上海人。一儿一女名宽、松。女儿沈松，与我是中学同班最要好的朋友，新中国成立至1963年沈钧儒先生逝世，叔羊先生一家一直与老人在东总布胡同同住。沈钧儒先生离世后国家安置叔羊先生一家搬至和平里，后又搬至兴化路定居，与我家住的宿舍大院毗邻。松松与我上学早晚同进出，无话不谈。刚搬来和平里时，她家的书很多，有一间屋子被一排排书架占满了，很吸引我。最享受一人蹲坐在几排书架之间看书，几次发生找我不见的笑话。动荡的“文革”十年，我们一同赴陕北插队，极度营养不良染病先后返京。我父母全家去了河南太康五七干校，留我一人托与沈家关照。我们两个从尚有教会女校遗风的学校出来的规规矩矩的好学生，从未想过不上大学以后会怎么样，人生下一步该怎么走。松松的各门功课都极好，诗礼之家、高门大宅出来的淑女，比常人家的孩子更单纯简单些。我们一时却都成了四顾茫茫不知所措的“惊弓之鸟”。幸好她有完整的家在，比我幸福。
沈家人只要在我家楼后不用太大声地呼唤一声，我就会应声下楼转去沈家。沈家有南方人的饮食习惯，基本不吃面食，家里做了稍好一点的饭菜一定叫我。兴化路的沈家在二楼有两个相邻的单元，这在当时是少有的。叔羊先生的画室“画髓室”在东边单元的东间，不过十三四平方米，东窗下放着一个大画案，他自幼因脑膜炎遗留的左耳失聪右耳重听，生性极平和安静。画如其人，虽有《岁朝图》的喜庆，但更多的是云逸风清的古朴，自创的指头画，很得业内人夸赞。我家姐姐因是保密单位迁至京郊，周末带来鲫鱼，送给沈伯母。叔羊先生喜欢河南干校带回的花生。
养好病，我去河南干校投奔父母，松松在北京安排了普通的工作，每年只有探亲回来能聚聚。叔羊先生与我通信，有诗作也会寄给我。我也真是挺不懂事的，常麻烦老人家替我办些冲洗照片的杂事，现在想来汗颜。
那年回京探亲的一个周末傍晚，沈伯母在窗下唤我，说是请我去她家玩玩。这种情况常有，我畅快地去了。沈宽性格外向开朗，社会上各种朋友交往了不少。晚饭后一屋子“身份不明”三教九流的朋友神侃沙龙，一周少说有两三回。他们很愿意我和沈松两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女孩旁听。这次见到了一位的确良衬衫领子上有补丁的高个子“叔叔”。原来是徐盈和子冈为他们那已过而立无处安放的儿子焦心，想起拜托衡山（沈钧儒）先生后人。抗战时期重庆枣子岚垭徐盈、子冈因自家房子被敌机炸毁反复迁居，沈钧儒先生知道后便邀请他们到良庄暂居。此后便一直与沈家没断联系。可巧我的父亲也暗自将我的“终身事”托付沈家。于是我们两个“三无”（无学历，无户口，无工作）人员便有了以后的连理终身。
一提当年，数不清的场景飞回眼前，一本书怕也写不完。只还说回《寥寥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调入民盟中央工作，那时的机关四合院西厢房辟有沈钧儒先生的藏石展室，经年后四合院改建更名为“儒澜轩”，择民盟先贤沈钧儒、张澜、杨明轩各一字。沈钧儒先生《寥寥集》初版，我还没有出生，再看到此书“新的消息”的出版缘由，我已老迈，因缘际会，一切皆如冥冥中自有安排。这一缕清浅的草蛇灰线，岂止伏脉千里，竟绵延生命始终。遥远的重庆半山坡沈宅，使城北和沈宽在不记事的年龄就相识了；订我终身的北京沈家，是我和城北在当婚该嫁的年龄碰到了。家明记录下了范用先生对推动《寥寥集》重出的过程，提及沈叔羊先生，旁人会一眼扫过，于我，却如重锤击心，时光回转，几十年寒温，几代人的情谊，如见故人，更忆亲人。
二
沉香岁月《张家旧事》与《水》
周有光、张允和先生在朝外后拐棒胡同的家，是我的“港湾”。听周老讲“大事”，听允和先生讲“小事”，是享受！周老晚年也是听力不好，外人求他办事，约稿、采访、出书、签合同，他只会“好的，好的！”允和先生客人来，让他离开书桌，他便听从安排，“敬陪末座”。允和先生说：“我给你们讲个笑话……”讲完大家都笑。然后周老说：“我也给你们讲个笑话……”讲完大家更笑。原来他们讲的是同一个笑话。
允和先生有十一个小账簿，所有收入支出都记得清清楚楚。她送给我小账本，告诉我：“女人一定要学会记账。”她脑子里还另有本账，每年我的生日、我先生城北生日、我女儿的生日，她都一定送红包。你不能推辞，数目有零有整：城北59岁生日，红包59美元。她说：“你的女儿要结婚，一定要先让我看看，我看过了以后才能同意嫁给他。”结果这仙界的月老倏然仙去，一切没了下文！
《张家旧事》的出版，缘于一次我和城北陪家明看望两位老人。允和先生一如既往地说个不停。当时家明正在为他创意出版的《老照片》倾心尽力，就想看看家中存留的老照片。豪爽的允和先生留饭之后径自搬出历经劫难的家中所存的照片让我们随意翻看，然后去午休了。记得当时家明安安静静听我们谈话，斯斯文文翻检照片。忽然很认真地问我能不能由张允和讲述，我来整理成一本书，是商量的口气。我哪里会写这样的书啊！以为是笑谈。他就耐心地和我商讨，并不勉强。我素来懒散，又要坐班，他也由着我，只在信中顺便一句“此书还拜托您帮忙早日做成”，不大催促，总像是不经意间给我种种帮助鼓励点拨，而不是为师的教导。从创意策划、书名、设计到所分章目、配图都是他一手经办。1998年《张家旧事》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多次加印，那时这种文体的书籍还少，了解张家四姐妹的人也不多，有人戏称这本书引爆了张家文化的研究。但书成后，知道我的人多，知道他应头功的人少。其实这本书一大半的辛劳应该归于他。我很不会当面感激赞扬人，但对他一直心存感激。自山东画报社《老照片》异峰突起，先声夺人带动引领了出版界的历史照片、家族史、口述史、图文类书籍的出版热潮。虽然后来花样翻新，视角或内容雷同的书籍刊物不少，但也只是出于蓝未能胜于蓝。作为有首创之功的山东画报社，汪家明是核心成员之一，他和几位骨干成员的才识能力，均在以后的出版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从《张家旧事》又想到《水》，本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张家姊弟在苏州九如巷自办的家庭刊物，自娱而已。六十年后，张允和、兆和又在后拐棒胡同复刊。约稿、编辑、打印、复印、装订，花费了两位老人多少精力！允和先生为此在84岁上决心学习使用电子打字机，她不会汉语拼音，口音又“半精（京）半肥（合肥）”，硬是一个字一个字查字典注音，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当然是全程指导。当时周老用的是电脑中西文打字机，一向主张要有“世界眼光”的周老，在近四十年前就说：两千年前的“书同文”是进步，如今只有“书同文”没有“语同音”就是落后了。我们不能再失去一个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时代。应日本夏普公司邀请，周老提出中西文语词处理设想，夏普公司于1985年研制成功一款小巧便携的中西文打字机，相对于当时刚刚流行的带有主机和显示屏的“386”，方便多了，很受各国知识分子的欢迎。允和要学打字，是件大事！周老将自己的打字机让出来，儿子周小平又为他买了一台新的。允和先生的打字机在南向卧室的写字台上，周老的书桌在朝北的小书房，窗外是一棵大树。周老是极有耐心的人，好不容易教会学生“亲爱的”三个字的拼音及缩写，刚刚回到自己的书桌前坐下，那边就喊“亲爱滴，又打不出了……”周老听力不行，要“半京半肥”大声喊，90岁的老人不停地南北走动，引得保姆偷笑。筹划了两年，1995年10月28日，张允和向海内外的张氏家族成员发出了第一封约稿信，给在苏州的寰和五弟的信的开头是“最最亲爱的小五狗……”
第一期《水》只印了25册，我有幸得一本，觉得太有意思就兴奋地公之于众。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范用先生曾打电话给我询问过此事，且他原本和周有光、张允和是旧识，又知道是别样的“书”，就寄上15元作为订费。我初时也有一样的想法，也送过钱，允和先生说从父亲办“乐益”女中起就立下规矩不收外界捐助，《水》的复刊也明文确定除张家成员，不收外人的一分钱。不许我们坏了规矩。
范用先生写了一篇“《水》之歌”在《光明日报》发表，允和先生写信：“您呀，把《水》捧得太高了些，还有小叶闯了两个大祸：一是把《水》捅了出去。二是她在《新民晚报》上说，她爱《水》，要把她的稿费给《水》。”
允和先生把给范用先生的信复印给我：“小叶：寄上范用的《水》之歌，还有一张丁午的漫画，很有趣。”漫画家丁午当时已是《儿童漫画》的主编，允和先生不晓得，因问“丁午何许人也，莫非丁聪之子？”这封信不是从邮局寄出的，允和先生在信封上收信人地址一栏写两个字“风便”，看到信封的人都奇怪地问是什么意思，现在想来真是有趣，本是古风犹存的“风便”二字，倒像是几十年前她就知道了顺风（丰）快递，信是托顺便路过的人带来的。多么可爱有趣味的老人！
琐琐碎碎有趣的小事，当时只道是寻常，如今随着家明的书回眼望去，都已是回不去的故事。前些日正走过后拐棒，周老书房外他喜欢的大树又长高了一些，房子已经换了主人。
三
似是旧人来
《范用：为书籍的一生》，翻看到哪一节几乎都是熟人。不但名字熟，一些几十年前的场景也会从脑际掠过。
高高大大的叶至善先生自被从河南潢川五七干校“放回来”以后，曾常来我们西四北的小院。他骑着很有一把年纪的二八自行车，好像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买的捷克产的。穿着洗得边角泛白的旧中山装，面色带着乡野风吹的印记。叶圣陶先生当年办《中学生》，牵起了我的公公婆婆一生的姻缘。公公婆婆徐盈、子冈人品端方，无论自己处境如何，总是对故旧亲朋及他们的后代谦恭礼待。公公徐盈长至善先生五岁，兄友弟恭，客气亲切。他们可能会谈起前朝往事，我不敢洗耳陪坐，送客时总会敬随。至善先生常在自行车后座上带走一盆不名贵的草花，花盆是旧瓦的，绳子是废旧的。
虽都久居京城胡同自家的四合院，东四叶宅，西四徐家的往还，却没有“宅门”气派，有诗书继世的遗风，不露声色地带出些江南的斯文，原来两家都与苏州有缘。狭窄的胡同口两位穿着相仿的旧衣，风霜染了些白发的长者，只从分手时的礼貌安妥能看出是两位都有些阅历的文人，应穿着丰子恺画中的长衫才对。
家明的书中记下了范用和至善先生在东四附近的小馆约饭的趣事，叶至善给范用写过一封短信：
“中午11时25分，我去到‘孔乙己’，等到12点10分还不见人来，只好要了四样菜一瓶酒，独自喝了起来。在酒店里独酌，回想起来还是头一回，也别有风趣。可惜心里总不踏实，大概是我记错了日，你约我星期六，我误作星期日了。应邀而不见面，真有点荒唐，抱歉之至，好在以后有的是机会，不必放在心上。”
我看了几遍仍觉得有趣，随遇而安的好心态，“四样菜一瓶酒”好饭量！推算也是七十以上的岁数了。可见得彼此间的亲厚。
在民盟中央工作时，一次统战部开会需各党派参会人员事先定准以便准备桌签，电话中人事部门报上我的名字，统战部的同志有些为难地说：“叶老那么大年龄不要惊动他了吧……”后来知道因为名字的发音几乎相同，又都是党派的成员，多少次引出误会。
1999年8月，《张家旧事》出版座谈会，叶至善、叶至美、黄宗江、范用、张中行、姜德明、董秀玉、沈峻等前辈都来了。在门口叶至善笑着对我说：“我们的名字同音不同字，我很惊奇，看了你《张家旧事》写的序言和为《最后的闺秀》写的后记，就知道你很会写东西……”我愧不敢当！作为晚辈，这是我和至善先生唯一的一次交谈。座谈会在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二楼召开，背景墙上满是张家十姊弟旧照，一张长桌两排人，没有常规出版座谈会的铺排，座中俱是旧时友，个个都有趣得不得了，再回首，当时共我赏“书”人，点检如今无一半。
范用先生的夫人丁仙宝在原单位退休后曾被请到群言出版社帮忙会计工作，当时群言出版社和群言杂志社财务虽分开，但编辑人员是两块牌子一个班子。回想起来丁仙宝先生从不爱出头露面，勤勉简朴，一丝不苟，身着旧衣伏案不语，下班匆匆离去的背影是留给我的最后印象。2000年夫人仙逝，范用先生竟跪地痛哭：“她对我太好了，她也是我的妈妈。”范用在给罗浮先生的信中说：“老伴长我三岁，我十九岁见到她，次年结缡，七十年恩爱到底，我一生幸福……”物伤其类，我看了随即流下泪来。可惜“为书籍的一生”的范用先生，没有写下一篇详叙追忆终身伴侣的文章。
在美术馆十字路口常看到的范用先生走在马路对面，背着一个蜡染布书包，家明似是随意一笔，才知这书包是曾蔷送的。曾蔷是北大才女，三联出版社的小编辑，文静秀美，允和先生喜欢得不得了，认作干孙女。记得她临去美国与夫君团聚前，张先生在惯例的家宴前行水令，因为我们都没有出题限韵当场成诗的本事，她老人家用红绿黄的小纸卷，分别用彩色小曲别针别好。以备我们“拈阄”，这是她的“合肥苏州话”发音，北京人叫“抓阄儿”。她给我的信中说：“我想了整整三个晚上，很得意。联系实际。抓住现在，放眼未来。就是字写得不好，没有笔锋了。”为曾蔷专作“人去也，千万遍关山也则难留”“这儿别离，那儿团聚，是英雄到处皆天地”。转眼几十年，在场的人水流云散也都断了音讯。
家明的书中摘引了范用和罗孚的几封通信，恰巧我也还记得那些年罗孚先生的境况，现在才知道，在多少熟人旧友对他避之唯恐不及的日子里，范用先生给了他那么真诚的温暖。
最动人的是著名的编辑学家、出版家戴文葆1957年被戴上帽子送农场劳改后，他们还一直保持联系。
“这期间，范用按月给戴文葆寄《红旗》杂志，在精神上鼓励他，还曾在周末坐‘京山线’夜车，去农场送衣物和吃食。后来，戴文葆病重，奄奄一息，农场怕负责任，同意他回京治病，需原单位有人来接。范用主动承担了这件没人愿意做的事。1960年4月的一天，范用坐永定门火车站晚11时的车，第二天早晨四时许到茶淀清河农场，6时有汽车到五科。8时到五科后，没马车只好走十来里路，约上午11时才到……戴文葆不能行走，范用借了一辆平板车把戴文葆拉到车站，搭车回了北京。”
瘦弱的范用，拉着平板车，载着良知、襟怀和情谊。
丁聪、黄苗子、郁风、冯亦代、黄宗江、叶浅予、萧乾、聂绀弩和周婆……我因各种缘故和他们都有一些往来，他们写的信、赠的书也还都在。另有唐弢、黄裳、黎澍等前辈，敬而慕之，交往虽浅，没齿难忘。
看了家明的书更知范用先生是怎样倾心为他人做嫁衣，把作者变成朋友，把朋友发展成作者，真心诚意换来的肺腑之交，体现了他的为人。故人西辞，凋零殆尽，幸有家明细致地整理记录，并承继“范老板”成为新一代出版名家，同时为后继“新人”的一脉相承做出样板。
四
再说汪家明
汪家明鲁人南相，人如其貌，性格纯净绵软，矜持细腻，看不出还当过兵。他和范用先生一样，除了书籍，“再无一事扰公卿”。认识他很多年了，从当年他在山东画报就很熟悉，源起必然是“书籍”。有很多年我们成了邻居，彼此往还，交谈中从无凡俗内容和粗鄙言语，薄茶一盏，极自然清雅。他的内敛低调，使我在很长时间里都并不知道他的深厚学养和对美术的热爱。在这方面我对他的了解来自业内人的评价和他的作品。他和范用先生都是图书装帧和封面设计的痴迷者，记得当年我到青年出版社找吕敬人先生设计一本书的封面，他爽快地答应并很快交稿。后来他成为那么有名的设计大师，我连连庆幸自己的“无畏”并再没敢叨扰。我一直以为只有专业的人才能做专业的事，看到范用设计图书的结集《叶雨书衣》，才知道“叶雨”即业余的谐音，是范用的笔名，我们熟悉的《读书》杂志、《新华文摘》，我非常喜欢的《北京乎》封面设计都出自范用笔下或有他的参与。巴金先生赞为“第一流的装帧”。范用和家明都是自幼喜欢读书和画画，又都有对书籍装帧、封面设计、插图等美编的热爱、熟悉和极高的品评鉴赏修养，同时幸运地将这种爱好融入职业，贯穿一生。因此他们虽隔着几十年的岁月却靠得很近。
前不久汪家明的一本书《美术所给予我的》，是一本笔触细腻充满情感的学术作品，他的一句“好的画，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使我看到了淡定从容的家明色彩缤纷的内心。
家明知识面广，天然具有出版家的灵敏嗅觉和判断能力，却没有出版商极易染上的“商贾”气。与人交好重的是情谊而非利用价值。久病故人稀，城北好时，病中，病重，他都关照。他这样的待人，并非只对一人一事，从他对晚年辞别文坛离国定居的张洁所写的《坐在树下长椅上的张洁》，看出不同于一般编作者的情谊，令人动容。从他对瑞典汉学家林西莉被多家出版社拒过的作品的出版反复通信十多年，不遗余力，不厌其烦为《汉字王国》等一系列小众作品的出版付出的心血，同样如此。上面提到的漫画家丁午，2011年80岁时因癌症去世了。2013年，家明编辑出版了一本奇特的精美读物《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仅看书名，就令人滴泪。这是在1969年5月至1972年8月丁午在河南黄湖五七干校期间，和8岁的女儿通信61封，其中漫画百多幅。人情凉薄的粗糙岁月，残忍无奈的父女分离，父亲对女儿温馨动人的爱，都在含泪幽默童心稚趣的画中。这本书从选用的带有怀旧温情的纸的温润颜色和手感，到文字和图画编排的讲究，都饱含着家明的深情。之前他就为范用先生出过几本书，这本《范用：为书籍的一生》，他所做出的繁杂的收集整理编写，所费时间精力，不会少于自己创写一部作品，其中真情实意隐于字里行间，不事张扬，犹如家明的性格。
家明年轻时清雅，身居要职许多年仍毫不油腻。在该是主角的场合也安静地不抢话，同时温文尔雅不使冷场，控场能力极强。2014年《张家旧事》由三联书店重版，在发布会上他为上不得台面的我“把场”，鼓励我稳定发挥。脑子已经退化的城北在发言时语不成句泪洒当场。恰好当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会后家明在附近云南小馆请饭，很有些三联范老板请客的一贯做派，避开堂皇的大场面，小馆的质朴可口，两三知己推心置腹，使人会想到书中描述西南联大的学人吃小馆，想到扎着围裙的汪曾祺。我们还收到了蛋糕和鲜花，这应该是城北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
家明当上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和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当然避不开“码洋”收益，但他都消化在幕后无形中，不给作者以压力，目光集中于书籍的水准价值。出版业也曾被称为“商圈”，说家明是其中“清流”未免有些俗套。杨绛先生对三联出版社的评价“不官不商有书香”，我觉得用在家明身上很合适。
前面说到我同时收到两个快递，另一个也是书，文汇出版社的《弦歌中西——赵瑞鸿》，喜欢其中一段话：“回忆是温馨，也是惆怅的；有时也很悲愤。怀旧是一种美好的感情，它带来生活乐趣、哲理沉思、对往日的追索和重新认识，以及获取经验和教训、鼓起继续迈进的勇气。”
期待家明佳作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