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枢元谈枕边书
您曾经主持中国第一部文艺心理学丛书的编译出版及《文艺心理学大词典》的编写，与钱谷融先生共同主编的文学心理学教材被国内广泛推广使用，您是从什么时候关注文艺心理学的？
鲁枢元：文艺心理学研究，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与朱光潜就有过建树，在欧洲还要更早。198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浪潮只能说是这一学科的重建，金开诚先生是首义者，我则是一个追随者。
很偶然的是，“文革”后期我从学校资料室查封的图书中“窃取”一本R.S.吴伟士的《西方现代心理学派别》。这本书就成了我的心理学的启蒙读物，后来写文章就比别人多了一片西方心理学的视野。《文学艺术家的情绪记忆》《论创作心境》《作家的艺术知觉与心理定势》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后，得到创作界、评论界的认可。金开诚先生人很好。我与他从未谋面，他曾多次来信夸奖我、鼓励我。顾骧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周扬还曾特意找来我的文章看，说写得不错嘛！
编辑《丛书》、编写《教程》、编纂《辞典》、接连召集学科建设研讨会，目的性很强，就是要确立“文艺心理学”的学科地位。那时正年富力强，加上时代潮流汹涌澎湃，虽然难度很大，竟也都做出来了。现在看来，一门学科的构建是否一定要如此蓄意为之、大干快上，甚至学科建设是否真的就如此重要，我看并不一定。所谓学科领域，往往也是学术壁垒。作为一位人文学者，重要的还应是在未知世界里漫游，自在地漫游，在漫游中有所发现。
1990年，您出版的《超越语言》推动了学界对文学言语学研究的关注。作家王蒙“非常欣赏这部写得相当漂亮的书”（《读书》1992），还曾被一些大学列为攻读博士学位必读书。为什么您在学术研究领域总有创建性发现？
鲁枢元：过奖了！ 您说的“创建性发现”，在我往往是“节外生枝”“歪打正着”。上世纪80年代，我最初的兴趣在于“打开文学创作的黑箱子”，这就注定回避不了“语言问题”，回避不了文学言语的生成过程。而在这之前，我只是在大学课堂上读过胡裕树的《现代汉语》教科书，当过这门课的课代表，期末考试成绩96分，但学的什么全都忘记了。我的所谓治学，全得力于读书、读杂书。在许多时候，我读书是“只求所需，不求甚解”。我始终相信，我读的并不是那本客观存在的书，而是我与这本书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我拿到这本书时就已经存在，它是我的心理定势与这本书作者的潜在意识之间的“共同场域”，读书便是在这个“场域”中游弋、涉猎、吸纳、消化、融会，即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年轻时生命力旺盛、直觉灵动，我曾经对人夸口：一本书我只要用鼻子闻一闻，就知道其中有没有我需要的东西！ 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
《超越语言》出版后，语言学界的权威人士看了认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家伙连语言学的基本常识都不具备，所谓超越全是胡说八道；文学界一些大家却予以高度评价，说它是“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跨越对西方文论的横向借鉴而开始自我构建的标志性专著”（白烨）；说“足可以‘西渐’入侵欧美”（韩少功）。现在看来，这一贬一褒该是源于“语言学界”与“文学创作界”的长期隔膜，这座“二郎山”恐怕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打通。我达不到这个高度，为自己设定的一条法则是：学术姿态应是生命本色的展露。
新世纪前后，您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对当代社会人类精神生态的研究中来。您把“生态”观念植入文艺学、美学的机体，2000年出版的《生态文艺学》为中国当代生态批评起到了奠基作用。这种前瞻性的学术眼光来自什么？
鲁枢元：我实在没有什么“前瞻”的能力。我说过，我的所谓治学，就像是一棵树，从哪里长出一根枝杈，几乎全是懵懂的，自己说不清楚。在文艺学学科领域，除了大学二年级听过何望贤老师讲授的《文学概论》，再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这对于做成一个专业学者来说，亏空太多，欠缺太多。就像从一架山到另一座山，别人可以一跃而过，我却要一步步爬到沟底，再一步步攀上山巅。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也许有点好处，就是也没有专业领域规则的约束，可以完全凭着自己切身的感受、凭着内在意向的召唤、依照自己的兴趣去思考、写作。《创作心理研究》《超越语言》《生态文艺学》都是这样催生出来的。《超越语言》《生态文艺学》经我悉心充实、修订，即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知道自己不是学界的“正规军”，只能算是“游击队”。上海、北京、天津多所名牌大学曾向我伸出橄榄枝，我很感激，但我知道自己成色不足，便主动婉拒了。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浪潮中，我的那些不伦不类的文章似乎还很受欢迎。如今，刊物对学术文章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越规范、越细密，我已经几乎不适应这个时代。但我的命好，退休后一所出类拔萃的民办大学黄河科技学院及我的母校河南大学收留了我，为我创造了梦想不到的优越治学条件，却对我没有任何要求，包括发表文章、申报项目、竞争奖项，放手让我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这种对学人的爱与知，时时让我恍如隔世！
《陶渊明的幽灵》以及不久前面世的《天地之中说聊斋》，看来都是在实践您的生态批评理念，让人耳目一新。这些作品的出版，有何契机？
鲁枢元：按说，这两本书都属于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皆非我的专长，需要我临时补课。陶渊明主动放弃世俗的功利，以清贫换取自由，尽显其人格独立。一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便让我对他产生无限的敬仰。蒲松龄，在我看来就是一位可亲可近的乡村民办小学教师，但他视天地万物为一体，钟情荒野、扎根乡土、一心守护人类质朴、本真、善良、厚道的天性。这些都吻合了我的精神生态理念。两本书，一是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一是中州古籍出版社的约稿。但要说“契机”，还应该说来自我对陶渊明的敬仰、对蒲松龄的亲近。
《天地之中说聊斋》的出版比刀郎《山歌寥哉》的面世要稍早一些，无意间蹭上了刀郎的热度，如今初版已经“出仓”。刀郎是懂蒲松龄、懂聊斋的。他的处境遭遇、他的审美偏爱与三百多年前的蒲松龄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谓惺惺相惜。
再谈谈您的读书吧？ 您有什么枕边书吗？
鲁枢元：尽管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铭言，但我始终对书籍有着莫名的敬畏，在我看来，每本书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一方独自的世界、一段岁月的光影，总能让我感到自己的贫瘠与渺小。我从小喜欢读笔记文，常读常新，年既老而不衰。如：《闲情偶寄》《浮生六记》《陶庵梦忆》《草木子》《鸡肋编》《世说新语》《酉阳杂俎》《老学庵笔记》等。也还有书话与传记之类的书，算是我的枕边书、厕上书、旅途书吧。我也曾向别人推荐，我的《天地之中说聊斋》也是可以放在厕所里读的。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鲁枢元：有。我这里只说两本：一本是中国古代首席哲学家老子的《道德经》，我不知读了多少遍，但能够领会的，只是沧海一粟。一本是在当代中国并不显赫的英国哲学家怀特海的薄薄的书：《科学与现代世界》，我30年来从事生态文艺学教学与研究，这是我的案头书。说老实话，除了这本书，怀特海的其他书，诸如《数学原理》《过程与实在》我就读不懂。
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鲁枢元：我还是想见钱谷融先生。他与我父亲同岁，活了100岁，五年前去世了。钱理群老师在文章里说我是谷融老人的知心人，我得意了许多天。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鲁枢元：我也已经老了，出游得有人照料，无人荒岛是去不成啦。但还可以假设一下：梵高的《渴望生活》，困苦中坚守生存信念；高步瀛的《唐宋诗举要》，用逸兴充实寂寥；司马迁的《史记》，以故事消解空虚。
假设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鲁枢元：首先该是陶渊明和蒲松龄，我为他们写了书，也算是熟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