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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评论董狐、《左传》评论《春秋》，以至于司马迁之评论《春秋》，以及班彪、扬雄等评论司马迁《史记》等，都是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史学批评见解。刘知幾在《史通》中提出在史学批评方面具有普遍性的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对同一史事会有不同的评论，并试图从理论上阐明这个问题。《史通》中有《鉴识》《探赜》篇，是为集中阐述史学批评理论与方法的专文，因涉及一些实例，读来不使人觉得枯燥，反而饶有兴味。

史学批评的几种误区：猜度、穿凿、凭虚

根据刘知幾的概括，史学批评大致有这样几种误区。

一是猜度。刘知幾针对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的说法，认为这是“强为庸音，持为足曲”的做法。刘知幾从春秋时期“诸国错峙，关梁不通”的历史实际，说明“史官所书，罕能周悉”，同汉代“四海一家”史官所具备的条件是不可等量齐观的。他又举出《左传》详载戎子驹支、长狄、郯子之事，证明《左传》并不是要通过记载之略以表示“贱夷狄”的思想。他还指出《汉纪》取材于《汉书》，“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并不是有意于“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这是刘知幾在史学批评上表现出来的民族问题方面的鉴识，实为难能可贵。

二是穿凿。葛洪评论《史记》说：“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刘知幾认为这属于“强为其说”。他指出，司马迁著《史记》，“驰骛今古，上下数千年”，春秋时期以前，得其遗事者，只有伯夷、叔齐二人；作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属于常理，有什么奇怪的呢。他进而论证说，如果一定要认为司马迁是以“善而无报，推为传首”，那么《史记》所记伍子胥、大夫种、孟轲、墨翟、贾谊、屈原等人，为什么作者不“求其品类，简在一科”呢。刘知幾从客观历史和史书编次两个方面批评葛洪，所驳甚是。

三是凭虚。隋朝内史李德林在北齐时，曾就《齐书》起元（纪年之始）事与魏收讨论，有书信往还。他在答魏收书中有一句话是：“陈寿，蜀人，以魏为汉贼。宁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刘知幾把此事概括为：“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按：即《三国志》——引者），党蜀而抑魏。”刘知幾是尊汉的，认为刘备“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辈秦缪、楚庄”，可是陈寿的评论“抑其所长，攻其所短”。他还认为，曹操是“罪百田常，祸千王莽”式的人物，曹丕也不是像样的君主，而陈寿对他们的评论，“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刘知幾的结论是：《三国志》“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陈寿本是蜀汉臣子，后为西晋史官。他撰《三国志》，于蜀、魏关系的处置上，颇为棘手。但西晋“受禅”于魏，故《三国志》以魏为“正朔之国”，在当时实别无选择。刘知幾尊汉情重，对此缺乏冷静分析，故认为陈寿“曲称曹美”，“虚说刘非”，似有未妥。李德林从正统观念出发，也是尊汉的，认为“汉献帝死，刘备自尊崇”，陈寿既为蜀人，必当“以魏为汉贼”。应当承认，刘知幾对李德林的批评在总的结论上是对的，而他在批评李德林中涉及对陈寿的许多指摘，有些是难以成立的，以致不免也有凭虚之嫌。

如何避免发生“出自胸怀”“妄加向背”等错误的史学批评

上述种种误区，带有举例的性质，尚难以概括这一问题的全貌。史学批评的目的，是为了鉴别历史撰述在史事、思想、体裁、体例、文字表述等方面的高下优劣，考察史家的素养、职责和成就，探索史学在社会中究竟起了何种作用，以辨明得失，总结经验，推进史学的发展。那么，史学批评家怎样才能走出史学批评的误区呢？或者说，怎样才能不陷入或尽可能少地陷入这种误区呢？在刘知幾的史学批评论中，他没有着意于从理论上来正面阐述这个问题。他的见解，多包含在具体的批评之中，从上文所述可窥其大概。不过，他在《鉴识》篇开篇时提出的“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的命题，对于强调批评者应重视鉴识的锤炼，是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他引用“探赜索隐，致远钩深”的古训，作为人们提高鉴识水平的途径，也是有方法论的价值的。他在《探赜》篇中写道：“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颣，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这是指出了史学批评中应取辩证的态度，不苛求也不掩饰前人。此篇末了又写道：“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怀，枉申探赜；或妄加向背，辄有异同。”这是总结了史学批评往往是在众说纷纭中展开的，而其最基本的方法是要“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以寻求正确的评价，避免发生“出自胸怀”“妄加向背”等错误。他的这些认识，结合他在一些具体的评论中提出的见解，大致反映了刘知幾关于如何开展正确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