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现代学者郑振铎，以珍稀本收藏及文学史研究闻名，他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的贡献，虽然也被人提及，却常常为其他成绩所掩。可他早期翻译的泰戈尔的两本诗集《飞鸟集》《新月集》却至今流传，成为几家著名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的首选。虽然从时间看去，他的翻译距今已经有百年了。

一

说起最初知晓和阅读泰戈尔，郑振铎记述，那还是很有些特别氛围的：“我对于泰戈尔（R.Tagore）的诗最初发生浓厚的兴趣，是在第一次读《新月集》的时候。那时离现在将近五年，许地山君坐在我家的客厅里，长发垂到两肩，很神秘地在黄昏的微光中，对我谈到泰戈尔的事。”在这样的氛围下出现，泰戈尔自然引起郑振铎的好奇。过了几天，他去许地山处。许说：我拿一本泰戈尔的诗选送给你。当时情形，郑振铎这样烘托：“他便到书架上去找那本诗集。我立在窗前，四围静悄悄的，只有水池中喷泉的潺潺的声音。我静静地等候那本美丽的书。”对于泰戈尔的作品，这真是一个合适的出场。郑振铎获得的，是一册日本人编选的泰戈尔诗选，小小的，绿纸封面。等不及到家，在回程车上，郑振铎便借着“新月与市灯的微光，约略地把它翻看了一遍”，“最使我喜欢的是其中所选的几首《新月集》的诗。”

郑振铎翻译泰戈尔诗作成功，绝非偶然。在之前，他是做了很多准备的。1920年12月，郑振铎完成了一篇论文：《泰戈尔的艺术观》。他从泰戈尔的文章中，概括出一些人生及艺术的基本观念：“凡是艺术，如有不经过作者的人格化——感情化——的就不能称为艺术，因艺术就是发生于人类剩余的感情的，并且就是人类的人格的表现。”“从表面上看来，艺术似无用，其实却是人类高尚的精神和情绪方面，不朽的主宰。”……泰戈尔的观念，得自东方的诸多文化因子，作品也极富韵致风采。

二

1922年10月，郑振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自己翻译的第一本泰戈尔诗集《飞鸟集》。在出版例言中，郑振铎表达了这样的认知：“现在所译的泰戈尔各集的诗，都是我所喜欢读的，而且是我的能力所比较的能够译得出的。有许多诗，我自信是能够译得出的，但因为自己翻译它们的兴趣不大强烈，便不高兴去译它们。还有许多诗我是喜欢读它们，而且是极愿意把它们译出来的，但因为自己能力的不允许，便也只好舍弃了它们。”这样看来，这部《飞鸟集》的中文版，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并非没有翻译出来，“《飞鸟集》曾经全译出来一次，因为我自己的不满意，所以又把它删节为现在的选译本。”（《飞鸟集·序》）《飞鸟集》共收短诗326首，这个译本收257首，“占全部的四分之三以上。”（1956年版“新序”）

如此喜爱，又如此认真的态度，郑振铎的翻译，可以想见是可靠、忠实而美好的。我们不妨选一点来体味一下：“她的热切的脸，如夜雨似的，搅扰着我的梦魂。”“‘海水呀，你说的是什么？’‘是永恒的疑问。’‘天空呀，你回答的话是什么？’‘是永恒的沉默。’”“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回声嘲笑她的原声，以证明她是原声。”……

泰戈尔的文字，以精粹却内涵丰富著称。从《飞鸟集》看去，确实名不虚传。自然，从我们的阅读感受可知，这其中有翻译者的绝大功劳。有时，一本相同的书，因为译者不同，产生的效果，几乎天地悬殊。郑振铎翻译的一些句子，一些已经成了我们人生中不断引述的名言。譬如，“如果错过了太阳你流了泪，那末你也要错过群星了。”“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般凝练深切的表达，实在比现代许多直白的翻译精当恰切，它们的长久流传，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人心的选择才是。

这本《飞鸟集》的翻译出版，恰逢其时。当时泰戈尔的一批散文短诗陆续被翻译过来，由于能够较好描摹人的刹那感受，引起了一些青年人的喜爱。冰心的最早诗集《繁星》《春水》，就是这些短诗引发的产物：“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这时我偶然在一本什么杂志上，看到郑振铎译的泰戈尔《飞鸟集》连载……这集里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我心里一动，我觉得我在笔记本的眉批上的那些三言两语，也可以整理一下……因为是零碎的思想，就选了其中的一段，以繁星两个字起头的，放在第一部，名之为《繁星》集。”（冰心：《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

郑振铎在《飞鸟集》序言里也说：“近来小诗十分发达，他们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的。”1956年，此译本再版，郑振铎写了一篇新序：“这部《飞鸟集》共有短诗326首……我那时只选译了其中为自己喜欢的和能够懂得的若干篇……共译了257首，现在……又把那时候没有译出的69首诗，补译出来。现在这个样子的新版，算是《飞鸟集》的第一次的全译本了。”

言及翻译，郑振铎以为：“泰戈尔的这些短诗，看来并不难译，但往往在短短的几句诗里，包含着深邃的大道理，或尖锐的讽刺语，要译得恰如其意，是不大容易的。”说到这里，郑振铎大约受到这批作品感染，用譬喻的手法说道：“它们像山坡草地上的一丛丛的野花，在早晨的太阳光下，纷纷地伸出头来。随你喜爱什么吧，那颜色和香味是多种多样的……”

三

《飞鸟集》翻译出版的成功，给了郑振铎极大的鼓励。他又开始了《新月集》的翻译整理。《新月集》的翻译，还与最初导引郑振铎阅读泰戈尔的许地山相关联。在阅读了许赠送的泰戈尔诗选不久，许地山拿出自己用古文翻译的《吉檀迦利》中的几首诗给郑振铎看。郑振铎说：译得很好，但似乎太古奥了。许地山回答：这一类的诗，应该用这个古奥的文体译，至于《新月集》，却又须用新妍流露的文字译。我想译《吉檀迦利》，你为何不译《新月集》呢？两人一合计，决定分头同时翻译这两部名作。

可有时，约定并靠不住。两年过去了，许地山的《吉檀迦利》没有译出，郑振铎的《新月集》也时译时辍，不能成全。直到《小说月报》杂志改革，郑振铎才把自己翻译《新月集》中的一些诗作送去发表。许地山翻译的《吉檀迦利》部分，压根没拿出来，后来竟完全没了音讯。可不断有友人督促郑振铎把全部《新月集》译完。最终，除去原集中的9首，郑振铎不大喜欢，没有翻译，1923年印出以及后来多次再版的《新月集》郑译本，是以选译本出现的。这个《新月集》译本之所以影响久远，应该与翻译者的喜爱和投注心血相关。1923年该译本出版时，译者在序言中如此表达他对此书的爱好程度：“我喜欢《新月集》，如我之喜欢安徒生的童话，安徒生的文字美丽而富有诗趣，他有一种不可测的魔力……”“《新月集》也具有这种不可测的魔力……我们只要一翻开它来，便立刻如得到两只有魔术的翼膀，可以使自己从现实的苦闷的境地里飞翔到美静天真的儿童国里去。”

基于这样的识见落笔，郑振铎的翻译也极具风采：“孩子永不知道如何哭泣，他所住的是完全的乐土。他所以要流泪，并不是没有缘故。虽然他用了可爱的脸儿上的微笑，引逗得他妈妈的热切的心向着他，然而他的因为细故而发的小小的哭声，却编成了怜与爱的双重约束的带子。”（《孩童之道》）泰戈尔的想象和表现力真正惊人，他把儿童世界的真与美，与成人已经不复存在的状态作对比，凸显了儿童的丰富、聪慧与善良。这其中含有对成人世界的反思，尽管诗人没有那么直接表达。

四

《新月集》的翻译出版，应该还有欢迎泰戈尔的意思。当时泰戈尔已经应邀访华，虽然具体时间还未完全落实，可国内的活动已经展开。1923年9月，郑振铎参与的《小说月报》编发了一期《泰戈尔号》。迎接泰戈尔来华最卖力的诗人徐志摩一下子写了数篇文章，从各方面介绍有关情况。郑振铎自己也以一篇《欢迎泰戈尔》，表达对诗人的理解和致意：“他是给我们以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的，是提了灯指导我们在黑暗的旅路中向前走的，是我们一个最友爱的兄弟，一个灵魂上的最密切的同路的伴侣。”

因为泰戈尔的诗的濡染，郑振铎的文字也华美鲜活起来：“他的伟大是无所不在的；而他的情思则惟我们在对熠熠的繁星、潺潺的流水，或偃卧于绿茵般的草地上，荡舟于群山四围的清溪里，或郁闷地坐在车中，惊骇的中夜静听着窗外奔腾呼号的大风雨时才能完全领会到。”

这篇欢迎辞，写作时间与《新月集》的序言很近。可见它们是彼此关联的。与《飞鸟集》同样，《新月集》译本也大受欢迎，数十年间翻印不断。可这个本子只从原本40首中选译了31首。直到1954年该译本再版，郑振铎才将余下的9首翻译出来。此次再版，距离最初的面世，已经过去30多年了。笔者手上的一个本子，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1990年6月第5次印刷本，标明的印数是157800册。真是个惊人的数字。

当年泰戈尔进入中国，遭到了一批党派人士的批责。老诗人颇有些“受伤”。可郑振铎通过阅读、翻译，从文学、从泰戈尔作为伟大人道主义者角度入手，对泰戈尔有了较深的理解。一位诗人说“越理解就越爱”，郑振铎于泰戈尔，应该是基于这种理解的爱，所以至今无论翻译及文字，均不减光泽。这两册薄薄的诗集译本，穿越近百年时空，依然给今人以美的启迪和心的抚慰，给人诸多联想，同时给人记述这段史迹的愉悦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