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袁水拍（1916-1982）是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原名袁光楣，他最响亮的笔名是“马凡陀”，以此为笔名出版的《马凡陀的山歌》及其续编，给他带来巨大声誉。1949年7月的全国文代会上，茅盾作《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重点提到《马凡陀的山歌》“严正地分析了反动统治的实质”“在风格上一致地表现着一种新的倾向，那就是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王瑶、丁易和刘绶松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修史、“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制定中，均把它列为国统区政治讽刺诗的经典之作。但1976年10月之后，袁水拍的名字却在新诗的历史叙述中成为尴尬，一度成为众矢之的。1976年11月29日，何其芳在给马识途的信中曾有这样说到：

“这几年，老实说，我不大感到，在北京有个什么文艺界。尤其是不觉得有什么文学界。被承认的文学家的有几个人？××。×××。还有××。也许还有半个×××。——是的 ，我还忘了有个×××，但他已不是作家了，诗人了，而是副部长了。听说他的精力用于给江青写黑信太多，写了二三十封，有些不知是什么内容的信，既不敢投邮，又不敢交通信员送，甚至他自己坐汽车送都不敢，却要放着专车不坐，一个人辛辛苦苦地骑脚踏车，远远地骑到钓鱼台去送。这样，就诗也写不出了，文也写不出来了。而且过和他类似的精神生活的人，大概是无法写诗，世界上好像也还没有那样的诗人。世界上也真是什么怪事都有。但这样三四个人就成一个界吗？”

考虑到特定的政治语境，这里的人名用“××”指代，其实都有实指，针对的是倒向此前的主流文学的文人，包括浩然等。其中，被何其芳提及的第四个“×××”，指的是袁水拍。他曾在1976年3月（一说2月）至10月间，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人民文学》主编，1977年初被解职。这一经历导致袁水拍的被清理，他被当作“四人帮”的帮派文人。刘锡成注意到袁水拍的尴尬，“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发现袁水拍与‘四人帮’的瓜葛太多了，陷得太深了……”1977年12月28至31日，《人民文学》组织召开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座谈会，茅盾对袁水拍的加以批判，“当时‘四人帮’篡党夺权，要把他们的一个人塞进去，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叫袁水拍。他同‘四人帮’的关系很密切，效忠信不晓得写了多少封，所以这个人得到‘四人帮’的欣赏。”

对于袁水拍这样一位（甚至是一类）与政治有纠葛的文人，如何给予恰当的文学史评价，是1976年后现代文学研究界颇为谨慎的事。从当前学界的关注可见，袁水拍研究至今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内中原因就在于他的政治生涯同“四人帮”的关系。据韩丽梅统计，自1976年2月在《红旗》发表《鼓舞我们战斗的宏伟诗篇——学习毛主席词二首》后，袁水拍在国内文坛消失长达六年之久，直至1982年3月10日组诗《汉俳学步》由《诗刊》刊出。1982年10月29日去世前，他仅有三篇文章获得国内发表的机会。本文以臧克家《中国新诗选（1919-1949）》第三版的删诗行为、1984年徐迟和袁鹰编诗过程为中介，努力还原有关《袁水拍诗歌选》编书与出书的历史细节，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与文化史研究做一个微观的个案标本。

一、《中国新诗选（1919-1949）》第三版（1979年9月）的处置策略

1953年夏天，中国青年出版社委托臧克家编选《中国新诗选（1919-1949）》，这是“为了帮助青年读者丰富文学知识，了解五四以来中国新诗发展和成就的概况”。初版于1956年8月出版，选录二十六位诗人的九十二首诗，定价0.17元，印数2万册。袁水拍的诗歌入选四首，包括《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发票贴在印花上》《大胆老面皮》和《在一个黎明》。

叙述国统区的政治讽刺诗的时候，臧克家把袁水拍及其诗歌纳入到中国新诗史的叙述框架上。他认为，“在蒋管区，政治讽刺诗，成为一九四五年以后的诗的主流。每一个诗人都在自己的诗里迸发出了愤怒和反抗的强烈情感。这些讽刺诗，不是一般涵义的‘讽刺’，实际上就是‘暴露’和‘打击’的代名词”，并提出：

《马凡陀的山歌》就是这样一些作品里代表性较强的一种。他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利用山歌的形式，对于蒋介石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分子进行了有力的讽刺，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市民层中间发生相当大的影响。由于它的内容富于现实性和斗争性，而形式又比较通俗，所以，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常拿它做朗诵的材料，有些诗歌如《丈夫去当兵》、《发票贴在印花上》、《大胆老面皮》等，得到了普遍的流传。

……抗战以后，袁水拍写了不少鼓舞人民、保卫祖国和反映人民抗战时期生活情况的诗篇，《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就是为人所知的比较优秀的作品。《马凡陀的山歌》和这些作品比较起来，不论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不相同，它比那些作品的政治性加强了，在表现方面，更显得朴素、平易、深入浅出。《马凡陀的山歌》所以比他以前的作品更受到群众的欢迎，在政治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编选者臧克家看来，袁水拍的诗歌是1945年后国统区讽刺诗的“代表作”。他还赞扬《马凡陀的山歌》在艺术形式上的特殊贡献，“打破了一般新诗的习用形式，采取了民歌、歌谣、五七言的形式和格调，这种形式和格调，容易懂，容易上口，为广大人民，特别是一般市民所喜闻乐见”。《中国新诗选（1919-1949）》第二版出版时，臧克家并未改动袁水拍的诗歌史叙述和入选篇目。1979年9月推出第三版这一新版时，臧克家在《新版后记》中特别交待《中国新诗选（1919-1949）》“作了一些新的调整。”新版与第二版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代序文字的再修订与部分诗人的诗歌史陈述变化甚大；二是入选诗人的变化与诗作入选的增删问题”。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臧克家对袁水拍的态度的重大变化。

新版里，臧克家对袁水拍的诗歌彻底删除，这是目录给读者最醒目的修改，具体文字的变动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关于国统区讽刺诗的叙述，新版序言文字的变动。此前第二版（1957年3月）并没有“发生了较大影响的，有《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的《宝贝儿》《生命的零度》等讽刺诗集”这样的文字，这算是在新的政治语境下臧克家对战后国统区讽刺诗叙述的改动，有叙述人物（从袁水拍到臧克家）过渡之考虑（凸显臧克家在1945年后诗坛的位置）。按照1950年5月教育部《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来看，“七月派”文人绿原是不能涉及的，他是胡风分子，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成员后，此时还没平反。袁水拍也受诟病，尽管臧克家在《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三家刊物的编委会联席会议（1978年10月20-25日）上说“我对童怀周心里抱愧。（《诗刊》编辑部）编辑不敢为天下先。到了立于不败之地时，才敢发表。这是很不好的”，但在实际编辑新诗选时，他保持着颇为谨慎的态度，试图撇清新版可能带来的政治纠缠。二是在《“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代序中，臧克家删除了初版、二版对袁水拍论述的全部文字，整整两段近四百字。

删除袁水拍的诗后，臧克家要补救1945年后国统区讽刺诗的历史叙述，必然要用新的政治讽刺诗来替代，使之符合最初编选时对新诗历史的构想。新版中，他对自己的诗歌篇目进行了调整，用《生命的零度》取代《老哥哥》。《老哥哥》创作于1932年，是其早期诗歌代表作，表达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愤慨”，他还在散文创作中以同题写“老哥哥”。《生命的零度》创作于1947年，属于典型的国统区诗歌，也是臧克家自认的讽刺诗代表作，曾列入1954年1月作家出版社、1956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臧克家诗选》。这种替换的微妙变化，悄悄地实现了臧克家的目标：一是让政治讽刺诗的历史脉络得到接续，与此前的新诗史构想统一；二是使自己的诗歌地位得以巩固，从三十年代延展到四十年代。要知道，1976年10月后，臧克家亦面临很大的政治压力。他参与复刊的《诗刊》的编务工作过程中，少不了与“四人帮”有历史纠葛。

1976至1978年的政治形势下，《中国新诗选（1919-1949）》新版的编选过程中，臧克家进行“新的调整”，切合时代语境和个人的自我申辩，也是诗人的自保策略。作为历史细节的处置方式本无可厚非，但是，从《臧克家全集》收录的怀念故人文章篇目来看，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们并未发现臧克家写袁水拍的怀念文章。袁水拍缺席在怀念老友名单的这一事实，可见诗人的政治敏感度还是太高。如果结合此前此后臧克家与姚雪垠、刘再复的论争，似乎又可以理解臧克家的这一行为，但还是给人一种怪异之感。

二、袁水拍去世后的两则材料及其附带发现

1979年8月17日，袁水拍的妻子朱云珍离世，这是袁水拍隔离审查八个月后16遭遇的第一件大事，给其晚年生活增添了无尽的痛苦。目前无资料披露，袁水拍有没有读过《中国新诗选（1919-1949）》的第三版，读过之后的感想是什么。晚年袁水拍，一面遭遇同辈人的“多所诟病，不屑往来”，一面“自己更觉难见故人，封闭起来”“蛰居家中，悔恨苦闷，精神极度压抑”。1982年10月29日，袁水拍去世。

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袁水拍同志治丧小组”，1982年11月4日曾发过一则讣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著名诗人、中共党员袁水拍同志因患肺间质纤维化病，经友谊医院久治无效，于十月二十九日晨七时四十分逝世，终年六十六岁。定于十一月十日上午十时半，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遗体告别，不举行追悼会。”讣告强调袁水拍遗体告别中“不举行追悼会”这种仪式，对于一个失意的政治家、落魄的诗人意味着什么，明眼人自可理解。香港《明报》用很短的篇幅转载袁水拍的死讯，通告其海外友人。1982年12月10日，《诗刊》报道了袁水拍去世的消息：

诗人袁水拍同志逝世

著名诗人袁水拍同志因患肺间质纤维化病，医治无效，于10月29日在京逝世，终年66岁。

袁水拍同志在1944年到1948年曾用马凡陀的笔名，发表了300多首政治讽刺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马凡陀山歌续集》。他的作品还有：抒情诗集《人民》（1940年）、《冬天，冬天》（1942年）、《向日葵》（1943年）、《沸腾的岁月》（1947年）、《解放山歌》（1949年）、《诗四十首》（1954年）、《歌颂与诅咒》（1958年）、《煤烟和鸟》（1958年）、《春莺颂》（1959年）和政治讽刺诗集《政治讽刺诗》（1964年）；诗和通讯集《华沙北京维也纳》（1953年）；论文集《文艺札记》（1959年）、《诗论集》（1958年）。译作有：诗集《五十朵番红花》（1954年）、《伐木者醒来吧！》（1958年）、《我的心呀在高原》、《旗手》、《土耳其诗选》、《哈罗尔德的旅行及其他》、《新的歌》；论文集《马克思主义与诗歌》（1950年）、《诗与评论》、《现代美国诗歌》、《论诗歌源流》等，与他人合译的作品有《聂鲁达诗文集》、《巴黎的陷落》等。

这是《诗刊》代表官方对袁水拍的文学定位和历史评价。可以看出，官方对他的政治判断有松动，“著名诗人”“同志”的背后深藏的特殊含义，还是能够让人捕捉到细节信息。尽管通稿中省略了袁水拍的政治生涯描述，真正的生平文字介绍不足四十字，但能够详细罗列他出版过的作品集，说明官方对他的文学限制出现了“松动”，亦看重他在中国新诗历史的地位与贡献。《诗刊》编排了袁水拍的遗诗一首（《烟囱自吹》），随同这则消息刊载，表达对他的悼念情感。

随着袁水拍的去世，盖棺定论对诗人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1976年10月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修史中产生最大影响的著作，莫过于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此书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唐弢、严家炎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出版。第三卷第二十章为“国统区文学”，其中第三节标题为《<马凡陀的山歌>等诗歌和杂文、散文》。袁水拍被予以重点叙述，占据八页的篇幅，可见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性。但在作品选的配套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的“新诗选”三卷并无袁水拍，这又让人明显感到，此时有关袁水拍诗歌的编选仍是敏感的：既要让中国现代文学史呈现出袁水拍的文学史地位，又不愿让读者看到他的具体诗歌作品。

既然在现代文学史的脉络中要有袁水拍的叙述空间，出版他的作品（诗）选，应是迟早的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很快意识到这一问题，做出编选《袁水拍诗歌选》的决定。按照徐迟的说法，是“一些老同志的委托”。这些老同志到底是谁，至今无材料披露。但真正要来编选袁水拍的诗文时却有尴尬，还是呈现出某种政治的压力。找谁来编袁水拍的诗选，是很棘手的事。连老熟人如臧克家都极力回避（新诗史叙述），在《中国新诗选（1919-1949）》第三版中删除袁水拍的诗歌，教育部委托编选《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亦故意回避袁水拍的诗歌。“旧日好友几无往还，甚至有断席绝交者”。按相关信息所示，袁水拍的子女都不在文化界，他们参与编选的可能性不大。其他老朋友能否从同时代人的政治观念上转身走出来，参与到《袁水拍诗歌选》的编选呢？

1985年7月，《袁水拍诗歌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分精装、平装两种版式，印数一万零五百八十册。这对于袁水拍这样的诗人来说，其实是蛮不错的印数，“这是对水拍的最有价值的纪念”。1986年1月6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对《袁水拍诗歌选》的出版发表了推介语：

袁水拍诗歌选

袁水拍同志是我国诗坛上一位著名的诗人，在诗歌创作上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他的诗歌早在三十年代就蜚声文坛。1944年到1948年间，他在国民党统治区所写的大量的政治讽刺诗，是用的马凡陀的笔名。其《马凡陀山歌》采用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歌、民谣以及五七言诗的形式，广泛而生动地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反动统治者内部极端混乱和广大人民饥寒交迫的状况。作者以火热、犀利的笔触，辛辣地嘲讽了国民党官僚阶层利欲熏心、昏庸无能和崇洋媚外的恶性面目，活画出一幅黑暗、落后的旧中国的官场现形记。其代表篇章如：《发票贴在印花上》《四不象》《凡尔赛的枪弹》等，都是绝妙的好诗歌。

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袁水拍诗歌选》是从作者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五十年间出版的十余部诗集和未及结集成书的诗稿中广搜博求，仔细筛选的选集，共收入诗作二百余首。包括情诗、山歌、政治讽刺诗三部分。作者善于把尖锐的讽刺与幽默的嘲弄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使作品具有浓烈的时代感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他擅长以活而美的口语入诗，不雕饰词藻，诗句通畅，幽默辛辣，耐人寻味，给人以美感和启迪。

书前附有作者的生活照片和手迹多幅，并收有徐迟同志写的序文；书后附有袁鹰同志写的后记。序文和后记以饱含深厚的情感，真挚的笔触，精辟地概括了袁水拍同志一生坎坷的经历及其诗歌创作的成就和特点，表达了对袁水拍同志深切的怀念之情，可说是知音之论。（刘兰英）

从1982年病逝后不到四十字的生平介绍，到1985年诗歌选的隆重介绍，近三年的时间里，时局对袁水拍的评价已有较大的松动。徐迟为《袁水拍诗歌选》写的序言《谈袁水拍的诗歌》，1984年4月6日完成，首次发表的时间为1984年11月10日。当然，这也可理解为是为《袁水拍诗歌选》的出版造势。但发表于《读书》这个思想敏锐的期刊，显然并不偶然的安排。

三、徐迟、袁鹰关于《袁水拍诗歌选》的编选细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最初打算安排刘岚山、袁鹰编辑，他们本为袁水拍的故旧和同事，且都生活在北京，着手编选更为便利。因刘岚山患癌症处于治疗阶段，后改为由徐迟、袁鹰编选。最初不考虑徐迟参与袁水拍诗歌选的编选，是有现实原因的。一方面，是徐迟主要生活在武汉；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徐迟和袁水拍的断交。据冯亦代透露，徐迟到北京“只找我和袁水拍，那时还有‘文革’的遗风，朋友们不敢往来，更不能畅所欲言，他一向总认为他的朋友中第一是袁水拍，第二就算冯亦代了。”1976年徐迟与袁水拍断交，“因为他认为受了袁水拍的侮辱”。但“徐迟是十分笃于友情的”，他还是承担起《袁水拍诗歌选》的编选工作，1984年4月6日前已将诗歌篇目编选完毕。序言中，徐迟谈及其在编选过程中的情感：

关于这个编辑工作，原先想把他的自由诗、山歌和译诗合起来编选一大本的。但数量过多，只得把译诗分出去，也许将来可以另编一本译诗集。他解放前出的诗集《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沸腾的岁月》和颇有影响的《马凡陀山歌》、《解放山歌》等共出了七本。其中还另有的一本《诗四十首》，则是他解放前那些诗歌的自选集，正好成了我这个选本的一个蓝本。那本自选集，选得太苛了些，许多好诗并未选入，因此我将它扩大了。共选进了一百三十首，说起来也还是相当苛刻的。开国以后，他的诗集有六本之多。它们是《春莺集》、《华沙•北京•维也纳》、《歌颂和诅咒》和《马凡陀的山歌》的自选本（它也是我选山歌时的一个蓝本），还有《政治讽刺诗》、《煤烟和鸟》，加上未出版的《云水集》，也共七本。从质量来讲，他的诗歌不如以前，我就选得更严一些。《政治讽刺诗》《煤烟和鸟》就没有选上一首。而《春莺颂》也成了我选他的开国后的一个蓝本。这七本我共选了五十首。这样，解放前和开国后，共选一百八十首之多。

可以看出，徐迟在实际的编选过程中，一面扼腕叹息袁水拍的悲剧人生，“愿他的灵魂平安”，一面又为老友的“喜剧”庆幸，因为“他的诗歌活下来了，还会长久地活下去，并且写入文学史的”。经过徐迟精挑细选，最终确定一百八十首诗歌进入《袁水拍诗歌选》。

袁鹰也接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安排，参与《袁水拍诗歌选》的编选工作。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徐迟在武汉编选，袁鹰在北京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最终进行统编。袁鹰的编选工作结束于1984年9月，他对袁水拍这位老友有深刻情感，以《诗人远去诗常在——<袁水拍诗歌选>后记》作了记录，载于《人物》1985年第2期。为了给这篇文章作注，文章写好后又曾登门拜访华君武，华君武忆及“除四害”时袁水拍生活的细节，重绘《袁水拍除四害》，随同袁鹰的文章刊载。这幅漫画后来编入《袁水拍诗歌选》内，是华君武与袁水拍友情的见证。袁鹰选辑的袁水拍诗歌篇目为两百首，显示出与徐迟的差异。后记里，袁鹰特别交待了文革前的文化部批判（波及袁氏）和文革结束后的政治清理，与徐迟文字的形成互补，毕竟徐迟在文革前就离开了北京，相关细节袁鹰更清楚。他提及文革初期袁水拍的被整遭际和《人民文学》复刊的具体细节：

疯狂的大风暴一起，中央宣传部被肆意诬陷为“阎王殿”，部长们既成了“阎王”，处长们当然就是“判官”，概属于打倒和揪斗之列。这样闹了一阵，就信息杳然，听说发配到贺兰山下牧驴去了。某次牵驴归来，驴不肯走，他就高声吆喝：“快走！快走！”我听到这则被当作笑话的“干校轶事”时，只感到一股凄楚情味，依稀看到一个身穿破衣、手持短棍、架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蹒跚身影。

……水拍被任命为《人民文学》主编。一方面是小平同志有明确的批示，大意是《人民文学》应该恢复，但靠现在的文化部领导，办好不容易。另一方面是江青、张春桥和他们卵翼下的文化部，竭力进行干扰和破坏。在这针锋相对的尖锐矛盾中，主编是很不好当的。但是《人民文学》恢复的第一期上，仍然推出了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这篇小说，尽管限于当时历史条件有许多不足和不妥，但却以要把经济搞上去和要整顿企业这样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鲜明的倾向性的主题，振聋发聩，于万马齐喑中表达了党中央正确的声音和人民的意愿。发表这样的作品，主编是担了风险的。

如果辩证地和历史地加以看待，袁鹰已经看到袁水拍也是当时政治运动的受害者。至于为人（茅盾、何其芳等）诟病的《人民文学》主编的罪责，袁鹰超越了同时代大部分人，以理解、同情的态度设身处地地为诗人当时的处境着想，让人看到袁水拍性格背后的复杂性。

徐迟、袁鹰在《序》和《后记》中回顾袁水拍的生平时，均没有提及他在文革的“自杀行为”。逝去的历史虽不容假设，但如果袁水拍真的自杀身亡，学界对他的评价肯定是另一面孔。后来的人生命运，正如海外友人们看到的，“卿本佳人，奈何从贼”，有惋惜、责备，但“更是深知其人的体谅”，他的悲剧“是某一类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

《袁水拍诗歌选》最终选辑198首，徐迟、袁鹰的编选篇目的框架结构是这部诗歌选集定稿的基础，是研究界观察徐迟、袁鹰在八十年代初期文学观念、政治观念的重要材料。《袁水拍诗歌选》相关诗歌篇目的来源分布图，这里简单予以说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入选诗歌，主要集中在《人民》（新诗社1940年1月，选录十七首）、《向日葵》（美学出版社1943年5月，选录十二首）、《冬天，冬天》（远方书店1943年11月，选录二十二首）、《沸腾的岁月》（新群出版社1947年4月，选录三十八首）、《马凡陀的山歌》（生活书店1946年10月，选录二十三首）、《马凡陀的山歌（续集）》（生活书店1948年6月，选录二十二首）、《解放山歌》（新群出版社1949年6月，选录八首）七部诗集里，考虑到有重叠的诗篇（《人民》与《向日葵》就有《不能归他们》《雨中的送葬》《陆地上的船》《祖国的忧郁》《悲歌》五首重叠），实际选录总数为一百三十七首。

人民共和国以来入选的诗歌，主要集中在《华沙•北京•维也纳》（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1月，选录十七首）、《歌颂与诅咒》（作家出版社1958年6月，选录二十四首）、《煤烟和鸟》（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7月，选录七首）、《春莺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9月，选录十七首）、《政治讽刺诗》（作家出版社1964年11月，选录一首）、《云水集》（文革前编订，未出版，选录十一首），另有未入集诗歌九首。除去重叠的诗篇（《华沙•北京•维也纳》《歌颂与诅咒》之间就有《“温和派”艾契逊升官记》《迎接巴黎世界和平大会》《美国驻沪领事的请帖》《黑暗的审判》《可耻的失败》《在西伯利亚火车中》《两个耳光》《一幅崩溃的大厦里》《印度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拥抱》《地球上各处的人都来到了维也纳》《阿根廷儿童说话》《苏丹青年》《向伟大的和平战士的英灵致敬》十七首重叠；《煤烟和鸟》《春莺颂》之间就有《新的历史今天从头写》《红色的战斗机群》《我们要喝时间赛跑》《太阳鸟》《青年女工》《第3924辆汽车》《资本的废墟》7首重叠），实际选录诗歌总数为六十一首。

徐迟在序言中说到，《诗四十首》和《春莺颂》明显带有作家自选集的“性质”，是他编选过程中的参照蓝本。《诗四十首》主要针对的是“在解放前十年间（一九三九-一九四九年）所写的一部分诗，选自过去出版过的几本诗集：《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沸腾的岁月》《解放山歌》。从一九四四到一九四八年，以‘马凡陀’笔名发表的作品，不包括在这里。”《春莺颂》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建构的大型文艺丛书，主要是为十周年的国庆献礼，“是我从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到一九五九年夏季所写的诗”，所收录的诗歌主要来自于《华沙•北京•维也纳》《歌颂与诅咒》《煤烟和鸟》三种诗集。还有部分没有入集的诗歌，应该指的《云水集》和晚年创作的几首诗。《春莺颂》收录诗歌总计四十七首，编选到《袁水拍诗歌选》的仅仅十七首，占的比重三分之一强，但与这三部诗集诗歌的篇目总量相比，还是显得非常的少。

从诗歌选的正式出版篇目来看，袁水拍的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入选诗歌总计为一百三十七首（来自六部诗集），此后的诗歌集入选六十一首（来自七部诗集）。以诗人的诗歌创作生涯来衡量，1949年10月后袁水拍的诗歌创作并不少，但两位编选者都对人民共和国以来的这些诗歌表达出不满，“他已不再是一个唱谐谑调的山歌歌手，更谈不上作一个热情奔放的抒情诗人。他只能写一点淡而无味的政治讽刺诗，说教式的论说文”“难以避免知识分子的某些弱点，并且不能逃脱由于历史和社会种种原因形成的对知识分子的厄运”。文革后至逝世前，袁水拍的诗歌发表数量不多（笔者统计，共7首），两位编选者对这些诗歌的态度并不一致：徐迟认为“不如早期的诗歌那样生气勃勃”，袁鹰则认为“这些诗歌在艺术上可能不及中年时期那些享有盛誉的力作，更说不上是他一生诗歌创作的峰巅，但也许算得上一首雄壮的交响曲中一个和谐的休止符。”从这个细节性评价来推断，编入诗歌选内的1982年公开发表的七首诗歌，显然是袁鹰的编选意见。这也让人看出：袁鹰试图体现出袁水拍诗歌创作的内在线索，“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大体上总是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的。”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袁水拍的两首特殊的诗歌《摇头》《官僚架子滚开！》亦列入。《摇头》发表于《人民日报》1957年4月18日，是鸣放时期很有代表性的诗歌。《官僚架子滚开！》发表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10日，针对当时的官僚主义作了辛辣的讽刺。它是对轰动一时的“左叶事件”的讽刺，差点让袁水拍“跌入‘右派’深渊。”这两首诗的入选，编者尤其是袁鹰的意图很明显，试图让读者看到袁水拍讽刺诗歌写作的内在脉络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昙花一现。

应指出的是，《袁水拍诗歌选》的出版可以看作是袁水拍的老友们为诗人文学正名的一次集体行为，“为选集出版尽力者均系作者生前好友”，徐迟、袁鹰承担的具体编选工作最为繁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老友们的名字响亮地结集在书内，不仅有徐迟饱含深情的《序》、袁鹰倾诉真诚情谊的《后记》，还有郁风参与设计的书籍封面（向日葵），丁聪为诗歌绘制的插图五幅（《大人物狂欢曲》《主人要辞职》《美术家的难题》《民国三十五年的回顾和民国三十六年的展望》《万稅》）。书前的插页显然也经过精心筛选，除了作者本人的家庭生活与创作相关图片，还选辑了袁水拍与友人的合影图片三帧，分别是：《作者与艾青、力扬在北京》（1949年）、《作者与徐迟在北京》（1975年）、《作者与袁鹰、方成在北京》（1960年）。华君武刻画袁水拍生活细节的漫画《袁水拍除四害》，亦收录其中。郁风1940年为《人民》出版设计的封面，放置在书前的插页里。

面对袁水拍这样一位在政治上有污点的诗人，徐迟、袁鹰、郁风、华君武等生前好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明的政治态度，显然值得研究界好好反思。《袁水拍诗歌选》的背后，参与编选过程的人们突破的，不仅是对袁水拍诗歌历史的史料立体呈现，更是一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突破的标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思想与文化中，这仍旧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一定的反思空间。

结束语

1976年11月28日，身处文坛边缘的穆旦在给巴金的信札中提到袁水拍，“听说袁水拍正在挨批，因为他是文化部副部长。大概为‘四人帮’污染了，很可惜。”“很可惜”这三个字，表达其对袁水拍文学才华的惋惜。袁水拍希望自己的文学创作能面世，这从1980年4月8日给刘岚山的信札可看出。1976年10月至1982年1月前的特殊政治语境下，未作政治定论的袁水拍想要发表作品何其艰难，可能他的文稿转给的不仅仅是刘岚山这样信任自己的挚友。迟至1982年第3期《诗刊》刊登了他的《汉俳学步》组诗。这是袁水拍的名字在文革结束后的首次诗坛亮相。他参加的第一场公开的文艺活动，应为1982年1月14日《诗刊》编辑部举办的创刊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徐迟看到的袁水拍是“一个疾病缠身、异常颓废的老人”。1982年4月上海《新民晚报》复刊时，赵超构曾给袁水拍热情复信和约稿。这对处于政治困境中文学作品发表颇为艰难的袁水拍来说，无异于一种特殊情感期待。

徐迟在编选《袁水拍诗歌选》的过程中，欲言又止的语气里饱含对老友人生命运的感慨：既有痛恨，更有惋惜。他说，“诗人要桂冠，勿要乌纱帽”，表达的依旧是袁水拍晚年的政治失误，但他看到了袁水拍中国新诗史的贡献。《袁水拍诗歌选》因体量的限制最终舍弃了译诗，徐迟希望“将来可以另编一本译诗集”。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筹划并出版“诗苑译林”丛书时，徐迟向主事者彭燕郊建议“可以出一本袁水拍的译诗”，但彭燕郊“当时不便答应。‘文革’才过去没好久呢。”这也从侧面证明，1979年《中国新诗选（1919-1949）》重版时，臧克家内心的紧张心态，是很正常的。虽然彭燕郊没有答应徐迟，但徐迟仍未放弃，1984年第3期《外国文学研究》提前刊出《袁水拍译<聂鲁达诗文选>再版序》，谈到袁水拍翻译聂鲁达诗的意义：“这次湖南人民出版社《诗苑译林》收入并重印的这本书，原来只有九首诗，现补入发表于五十年《诗刊》创刊号上袁译的一首《国际纵队来到马德里》，共得十首。这十首诗是奈鲁达的代表作，是诗中之诗，是不朽的名篇。译者虽是从英文转译它们的，但是，众所周知，诗只能由诗人翻译，所以袁译的这些诗确是能保存原诗诗味的珍品。”这个出版计划最终夭折，但研究界仍旧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徐迟对袁水拍的特殊友情。

《新文学史料》曾于1992年第4期、2002年第2期分别刊载刘岚山的《我和袁水拍》和一组袁水拍专辑文章，这背后离不开牛汉的助推，刘岚山在回忆录中曾提及“牛汉嘱我写写袁水拍。”今天看来，对待袁水拍这位复杂的诗人，如果仍停留在“四人帮”帮派文人集团的政治视野与学术框架里，以政治的眼光回避对他的中国现当代诗歌创作现象的研究，这只能证明研究者还停留在浅层的现象描述上。但是，到底该如何把捉并展开论述，显然需要智慧，毕竟在研究时也不能回避袁水拍文革后期陷入到帮派文人的怪圈。

由《袁水拍诗歌选》编选的这一历史经历和此后《新文学史料》对袁水拍纪念的编辑行为来看，当代文学面对包括袁水拍在内的人（包括臧克家、姚雪垠、浩然、汪曾祺等）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行为与写作的学术研究时，的确需要一种智慧的学术眼光和态度，才能真正揭开对他们当时复杂的文化选择的真正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