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明德：徐志摩苏州女中讲演的年份
徐志摩一九三〇年前第二次赴苏州，是去苏州女子中学讲演，应该是该校负责人陈淑女士再三邀请他去的。陈淑女士，或许就是这所女中的校长吧。依徐志摩在讲演第二至第四自然段中所叙，“陈淑先生”先是写信正式邀请，说“你再不来时天平山经霜的枫叶都要凋谢了”，这一下击中徐志摩作为“诗人”的“软弱”，允诺了“她的相请的殷勤”。陈淑女士这次来信，观赏枫叶的雅致期待的“下文”是明示要徐志摩“到苏州来向女同学们说话”。徐志摩在“讲稿”中转述这句话时用了个叹号，他认为这个差使太不轻松了！陈淑女士并非如徐志摩所说“写了信不够，还亲自到上海来邀”，而是先写信，再去电话强调“随便说些什么都行”，而后才是“亲自到上海来邀”，使得徐志摩终于下了个决心：“我不能不答应来。”
已有好几篇专文探讨徐志摩这次为苏州女中讲演各项待考问题的文章，但是奇怪，包括权威学术期刊《新文学史料》二〇一九年第四期所发一文，凡论及者，都存在好多处硬性史实差错。至于已经发表和出版的《徐志摩年谱》一类的学术专著，在这一件小小“文事”上，也是呈现着不少漏洞。甚至连最基本的史实细节也五花八门，如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印行的《徐志摩散文全编》认定：“本文是徐志摩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苏州女子中学的讲演。”依此去探究徐志摩的行踪，全无根据。二〇二一年十一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印行的四十万字的《徐志摩年谱》，在徐志摩这次讲演的登录那一条，不仅有多处硬性史实差错，还既说讲演是一九二八年又说是一九二九年，让读者莫衷一是。
不再进行拨乱辨证的琐碎劳作了，下面把两个基本史实细节予以清爽地罗列，并弄出准确可供采用的定论。自然，也仅仅是吸收了之前该项研究可取各点后的接力劳作，加上我刚发现的两件铁板钉钉的佐证，均不再逐一注明。
一、异题“讲稿”同文两发
徐志摩是带着写好的全份讲稿，前往苏州女中“向女同学们说话”的。前年我赴杭州徐志摩纪念馆出席诗人逝世九十周年一个会议时，曾海量读过一批网上下载的写徐志摩的文献，其中有当年听讲的女同学或者就是陈淑本人，好像有专文写过徐志摩这次讲演现场情况。依稀记得徐志摩拿着讲稿一进门坐下，就请求马上开讲，念完讲稿似乎就告辞了。后来我又大量查阅相关史料，才知道徐志摩急着要赶回上海参加胡适三十八岁的生日聚会，是胡适约了他的。一帮朋友如徐新六、梁实秋、丁西林、罗隆基，当然更有寿星主人胡适，都等着他赶回上海一同“吃便饭”。等找到了本自然段所说的这件文献，我再补充详细情况。
徐志摩自谦为“向女同学们说话”的手写稿，演讲完后就留给了陈淑女士。这份带往苏州的讲稿应该是誊清稿，或许陈淑事先已嘱咐徐志摩，他这回的讲稿要在《苏州女子中学月刊》上发表的。果然，版权页按月刊以往各期惯例注明印行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苏州女子中学月刊》第一卷第九期，发表了题为《匆忙生活中的闲想——多半关于女子》的徐志摩讲稿，就放在“演讲”一栏中。在该期“会议录”一栏中明确载录了“十七日下午一时请徐志摩先生来校演讲”。上述胡适三十八岁生日友朋共聚“吃便饭”的细节，源于胡适的日记。但胡适的日记没有记载是共吃午餐还是共吃晚餐，有了《苏州女子中学月刊》“会议录”的及时载录，又可以确定地落实，徐志摩匆匆讲完就赶回上海到胡适家中与等在那里的友人们聚会，共进的是当日的晚餐。徐志摩私人有一辆小汽车，他爸爸送的，他自己驾驶。当时，胡适在上海的中国公学担任校长并兼任文理学院院长。就在讲稿的第二自然段，有“我这半年来因为往返沪宁间每星期得经过两次”，就是指徐志摩在上海的光华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分别任教，来回开小汽车跑着在两地教书这事。
在苏州女子中学的“说话”底稿，徐志摩又交给《新月》值班编辑梁实秋，编入版权页虽标明“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其实次年三月初才下厂印制的《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期，题目被梁实秋改为《关于女子（苏州女中讲稿）》，整整占去十八个页码，有一万一千字。《新月》发表的该文后有“十二月十五日”的时间，自然表明此稿写毕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本来跟陈淑女士约好的演讲时间为次日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但不巧得很，好朋友张彭春突然要从天津南开大学前往美国出公差一年，十六日路过上海，“必须一见”。徐志摩只好“临时发电改期”为次日即十七日“再去”。这是我刚从徐志摩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写给父母的一封家信中找到的一处重要的“现场记录”，原信为：“儿本定今日一早去苏州女子中学讲演，惟彭春今日由津到申，即转轮去美，必须一见，故又临时发电改期，明日再去。”这封书信，所有《徐志摩书信》一类的图书都把年份误定为“一九二八年”。有了《苏州女子中学月刊》和胡适的日记双关互证，可以将年份订正为“一九二九年”了！
二、《胡适日记》的有力佐证
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十月印行了四五百万字的八卷本《胡适日记》，内容丰富，但至今尚未全面开发利用。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这一天，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我满三十八岁的生日，约了梦旦先生、仲洽、新六、昆三、实秋、西林、努生，来吃便饭。志摩从苏州赶回来，带了谢寿康和袁濬昌先生同来。”前面已交代过，有了《苏州女子中学月刊》“会议录”一栏的报道，胡适邀约的几位友朋到自己家中“来吃便饭”是共进晚餐，也就是各人忙完了一天的事，黄昏赶过来即可。徐志摩“从苏州赶回来，带了谢寿康和袁濬昌先生同来”，指徐志摩从苏州开车回上海，沿途又接上谢寿康和袁濬昌两位，一同为胡适庆祝三十八岁的生日。如果熟悉谢寿康和袁濬昌两位的供职单位或住家地址的，就更可以把徐志摩当天驾驶小汽车在何处接到谢寿康、何处接到袁濬昌的事情说得清楚一些。历史由生动具体的细节组成，把史实细节弄清楚了，要叙说的史实就有弹性、有温度。
有了徐志摩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写给父母的家书中那句关于“去苏州女子中学讲演”延迟到“明日再去”的陈述，有了《苏州女子中学月刊》的“会议录”的及时报道尤其是讲演时间的公示，有了我刚发现的胡适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日记的温暖琐记，这一桩徐志摩苏州女中讲演完全可以定论了。
徐志摩从事文学活动的时间也就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三千多天。为什么我们不能团结起来，至少把这三千多天的徐志摩行踪，弄得一清二楚呢？文献史料是公器，要让公器为严谨的学术服务，才是正当的为学之道。徐志摩的旷达胸怀，也正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向前贤学习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