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的身体旅途和写作旅途
身体旅途
罗兰·巴特的一生，倘若限制在写作区域里的话，那肯定是传奇的一生。这方面，他永远是个推陈出新的大师，是个文本历险主义者，他上演了一幕幕写作戏剧。就此而言，他拥有不同凡响的号召力，也成为20世纪60年代后法国知识分子中的领衔人物之一，是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时期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镜像。
然而，巴特身体的一生——如果强行地同他写作的一生，同他思考的一生区分开来的话——似乎缺乏一些戏剧性，却同样值得观赏。功成名就后，巴特常常遮掩他的过去，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故事充满劣迹。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谦逊，在他看来，沉湎于过去的细节，并公之于世，是那些伟大人物的权利和责任，巴特显然无意将自己置入这些伟大人物的行列中，他仅仅是个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个智士，他的过去也就是一个常人的过去。另一方面，据巴特自己宣称，他的确想不起他的过去，尤其是成人后的过去，他说，他的记忆贮藏室仅限于儿时和少年时代，他能清晰地记得那时的具体生活细节。但自从他开始写作后，他就无法辨认自己了，他没有一个自我形象了，如果有一个自我形象的话，也仅限于一些照片——那里有真实的形象、年龄、时代，除此之外，他对自己一无所知。
然而，巴特到底写过一部真真假假的自传《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通过它来了解罗兰·巴特的具体生活细节。此书一开篇，罗兰·巴特就警告读者，最好将该书主人公视作一位小说（虚构）主人公，而不要对他盲信。不仅如此，这部无与伦比的著作完全避开了自传写作的种种教条，它根本就不像一部自传。巴特尽量回避了一些叙事性的历史细节（尤其是成人生活细节），而将更多的笔墨倾注在主人公的习惯、趣味、内在世界和精神背景上。这不是一部个人历史故事回忆录，而是对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各个棱面进行耐心和饶有兴致的咀嚼、把玩。这部著作另一个不可信的地方是，巴特尽量地揶揄、嘲讽乃至贬低他此前的著作，很难说清巴特这样做的动机，但至少，我们不能将他的话视作肺腑之言，也就是说，《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并不能让我们窥视他的历史。
巴特对自己的历史细节躲躲闪闪的态度，或许同他的最终哲学旨趣相关。他似乎总是在寻找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无疑是对“真实性”的一种根本动摇，后者正是同本质主义相关的东西，它早就背上了形而上学的恶名。巴特从没有明确地向这种真实性及其背后的本质主义宣战，他总是在躲避和防止它们的出场，巴特对自身历史的摇摆态度恰恰暴露了他对它们的警觉。显然，巴特反感确定性，正是这种哲学原则使巴特的态度暧昧和模糊起来。
但一些不屈不挠的访谈者和研究者最终还是挖出了巴特的一些历史线索。罗兰·巴特1915年11月12日生于瑟堡（Cherbourg）一个信奉新教的资产阶级家庭，其父路易斯·巴特第二年在一次海战中阵亡。巴特在巴永讷（Bayonne）度过了他的童年，在此，他和母亲、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并跟他的“终生孤独”的姑母（一个钢琴教师）学钢琴，他“生活在一种音乐空气中”。生于新教家庭，父亲早逝，同母亲相依为命，与音乐做伴，这可能奠定了巴特日后敏慧而阴柔的一面，他甚少写一些充满暴力的句子。相反，他的优雅、温和贯穿着他的所有文本（甚至在和皮卡尔的论战中，他也显得彬彬有礼、从容不迫），这种柔和风格，虽不能说成是阴性的，但无疑也不是充分阳性的。而且，巴特在群星灿烂的法国知识分子圈中，是对女性最具魅力的一位，克里斯蒂娃、苏珊·桑塔格、安内特·拉伏尔（Annette Lavers）都是巴特的热爱者。
1924年，巴特和母亲移居巴黎，只是在假期回巴永讷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巴特的母亲亨利特·毕格尔（Henriette Binger）因为贫困，也出于一些无法说清的原因，不顾其资产阶级出身，学会了一门手艺，即书籍装订，挣得一些钱供巴特读书和生活。这段经历使巴特记忆犹新，他称他的家庭是“一个完全潦倒的资产阶级家庭”，尽管想维持以前的生活水平，但仍然不断意识到他们在物质上的败落。每学期开课前，巴特都感到一次小小的财政危机：没有合适的衣服，没钱买学习用具，没钱买课本。对此，他回忆道，他“所参与的是资产阶级的生存艺术，这门艺术永不变质地生存在每次钱的危机中心。他的家庭经历，不是苦难，而是拮据，即是说，交往的恐惧、度假问题、鞋子问题、课本问题，甚至饭食问题。这种能忍受的匮乏（如拮据总是这种匮乏一样）可解释自由补偿的哲学、快乐多元决定论的哲学、闲适（它是拮据恰如其分的反义词）哲学，他的成因无疑是钱而非性”。巴特将这段早期的拮据解释为他哲学的起源，正是这段日子埋下了他日后的享乐主义种子。
1934年，巴特中学毕业。考巴黎高师是当时有志青年的梦想，巴特也不例外。然而，他左肺出了问题，患上了肺结核，被送到比利牛斯山区治疗。不久，病情有所好转。第二年，巴特回到巴黎，在索邦大学攻读法语和古典文学学位，并帮助建立一个古典戏剧团体，并且同这个团体一道去希腊旅行。1937年夏天，巴特去匈牙利讲课。这期间，由于肺病，巴特得以免除兵役，在“二战”的头两年里，他先在比亚济茨后在巴黎公立中学教文学。然而，1941年10月，其肺病复发，他不得不放弃在公立学校教书的资格考试。两年后，左肺在巴黎逐渐康复，而右肺又出了问题。这样，他只得重新回到阿尔卑斯山的疗养院里，最后待在内森（Leysin）。在此期间，他一度打算做个精神病医生，为此，还进行了几个月的医学预备学习。直到“二战”结束后的一两年时间里，巴特才完全摆脱了肺病的纠缠。
这两次肺病对巴特影响很大。在疗养院里，他读了大量的古典著作，并深深地喜爱上了米什莱和纪德，他读了米什莱的全部著作。而且，正是在疗养院里，巴特开始了他最初的写作。他写过两篇文章，即《论纪德和他的日记》以及论加缪的《局外人》的短文，后者正是《写作的零度》的雏形。在那时，“肺病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几乎要说，它就是被举荐的”。对巴特而言，肺病的生活方式，有点像托马斯·曼《魔山》中的汉斯·卡斯托普的生活，患肺病的巴特常常严肃地考虑在疗养院度过一生的可能性。在疗养院里，巴特遵循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将生活弄得井井有条。他在疗养院的几年并没有感到远离世界的苦恼，他的内向气质使他沉浸在书本中，疗养院的集体生活经验还增强了友谊，并使他和他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关于这段五六年的经历，多年后，巴特在提起疗养院的生活时，充满感情地回顾说：“我有着奇怪的感觉，我比我实际上总是年轻五六岁。”疗养院的时光使巴特感觉到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
巴特因肺病得以免除兵役，且避开了战争，受战争的影响不大。苏珊·桑塔格声称，她没有在巴特的著述里发现“战争”一词，这在战后法国知识分子中是不多见的，他们一般都对那段耻辱的历史难以释怀。以萨特为首的法国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介入倾向，这在1968年学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相反，巴特正是在战后才逐步发展他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情趣。也许，战争并没有给巴特留下什么阴影，一个在战乱时代还沉浸在历史著述（米什莱）和美文（纪德）中的人，不是一个天生的局外人吗？正是在战后，也是在萨特的影响下，巴特开始转向现代文学，并阅读了马克思的部分著作。1947年，巴特在《战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学短论，这些短论明显地和萨特有关，它们既受萨特的影响，也针对萨特，这些短文后来就组成了《写作的零度》。
巴特康复后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40年代末期，他先在图书馆做助手，后在布加勒斯特大学教书，最后又去埃及的亚历山大大学教书。在亚历山大他碰上了符号学家A.J.格雷马斯，后者向他介绍了语言学知识，巴特此时开始熟悉索绪尔的著作。与此同时，巴特还继续为国内的《战斗报》等左翼报刊写稿。不久，巴特回国，在教育部的外事机构任职。1953年，巴特的第一部著作《写作的零度》问世，这部著作激起了相当大的反响，给巴特带来了一些国内的名声。这部著作明显地对萨特表现出一种抵制情绪，它针对萨特的《什么是文学？》唱了一些反调，在战后介入声一浪高过一浪的潮流中，巴特却露出了形式主义的尾巴。据说，在该书出版的前夜，巴特在巴黎街头散步，他预感到这部著作将产生的效果。然而，第二年出版的《米什莱自述》则反响平平。若干年后，巴特功成名就之际不无抱怨地说，《米什莱自述》是他非常喜爱的一部书，但无人喝彩，而《写作的零度》却长时间地被引用、谈论，尽管他早已对它失去兴趣了。
事实上，直到《神话学》问世，巴特才逐渐在巴黎知识界引人瞩目。这本书收集了巴特在50年代中期写的大量社会神话随笔——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神话学》有明显的揭露功能，它旨在剥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粉饰性外套。这种去蔽方式影响甚广，它或许是巴特遗留给后世的几件最重要遗产之一。而且，“神话”作为一个巴特意义上的用语，被广泛流传着。1960年，巴特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谋得了一个职位，直到他去世。
有了固定的工作后，巴特开始潜心写作了。整个60年代，都是巴特声名鹊起的年代。伴随着结构主义盛期的到来，巴特在巴黎知识界也如日中天，他成为结构主义在文学领域的领袖人物。1963年，巴特发表了他的第四部著作《论拉辛》，这部用新的方式重新研读拉辛的著作引发了一场可载入史册的论战。索邦大学教授雷蒙·皮卡尔发文《新批评还是新骗术》，激烈攻击巴特及其使用的精神分析方法。皮卡尔使用了一些“与死刑有关的词汇”，他要“伤害”“刺穿”“进攻”“杀死”新批评，或将它推上断头台；他指责巴特等所做的批评是极端危险的。巴特写了《批评与真实》，对皮卡尔气急败坏的指责做了平静的然而也是有力的回应。这场争论很快演变为一场“古典作家和现代作家”“传记历史批评和新批评”的争论，结果，这场争论以巴特的雄辩理性获胜而告终；同时，它也促进了新批评的发展，为法国批评界日后的冒险扫清了障碍，并将批评界的保守主义埋进了历史的尘土中。
几乎是与此同时，巴特还发表了另外两部著作，《符号学原理》和《批评文集》。前者对符号学做了全面的理论总结，全书充斥着索绪尔的身影；后者则在鼓励当时的先锋派罗伯格里耶和布莱希特，为他们做了有力的辩护。同时《批评文集》中还涉及了极多的话题，如结构主义问题、文学批评问题、元语言问题、作者和作家问题以及文学现状问题等，这本书汇集了巴特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对当代写作的诸多思考。此时，巴特的结构主义范型已大致确定，早期的神话学分析已被语言学模式取代了。正因为倡导结构主义，且对它进行了杰出的运用和解释，巴特被冠以结构主义巨头之名，他和另外几个人有力地将这个运动推到了巅峰，他们分享了结构主义在各个学科的领袖人物位置：列维-斯特劳斯负责人类学，拉康分管精神分析学，福柯则肩挑思想史和哲学，阿尔都塞接过了马克思主义的担子，无疑，文学的地盘就留给了巴特。正是这五个人扩展了结构主义的权势，结束了人道主义或存在主义的统治。
事实上，巴特并没有在结构主义的床上躺多久，他早早地爬起来了，并轻轻松松甩掉了结构主义的花环。1970年，他的两部新作改变了他的形象，这就是著名的《符号帝国》和《S/Z》。《符号帝国》是他于1967年访问日本的观察结果，在写作这本书时，他获得了极大的快乐。这本书一点也不带结构主义的色彩，巴特将日本分解成几十个符号，对每个符号进行解读，这种解读方式容易令人回想起《神话学》的方式；重要的是，巴特并没有按照结构主义原则将这些符号组织起来，从而观察它们的内在语法线索，相反，他仅把它们并置起来，承认它们各自的差异存在。《符号帝国》显然遗忘了结构主义的使命，《S/Z》离结构主义就更远了，或者说，它就是在和结构主义作对。这部著作是对巴尔扎克的一部不太著名的小说《萨拉金》进行的阅读实践，巴特在此正是以反结构主义之道行事，他将一个严谨规范的现实主义文本拆散了，并弄得七零八落，而且丝毫也没有统一它的打算。经过巴特的那只手——准确地说，是一只屠手——《萨拉金》已经面目全非了。
这或许是巴特进入所谓后结构主义时期的标志。后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标签就是闪烁不定的能指，此后的巴特本人就像是这样一个能指，人们很难把握他的行踪，他就是后结构主义本身。1973年，他的另一部影响甚广的著作《文本的快感》出版，这是他的又一次转向，一次阅读和批评的形式主义向阅读伦理学的转向。在此，他充分地提高了阅读的地位，用阅读伦理学取代了阅读技术。享乐阅读——巴特将它置于文本流通的中心位置——应被视为一种生活哲学，它和写作一样，是一种重要的存在方式。这部书只能是功成名就后的作品，只有在彻底解决了拮据、生存压力，满足了名利欲望之后，一个人才能奢谈无金钱元素的享乐要求。
1974年，巴特访问了中国，这次访问令他多少有些失望。因为是一个访问团，他们被安排得井井有条，而无法选择性地观看一些东西。他在中国逗留了三周，回国后，完全不像从日本归来那样，他几乎没为此次中国之行发表什么东西，尽管当时中国充满了符号，但对他毫无诱惑。第二年，由一家出版社推出的“永恒作家论丛”丛书，收录了《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一书。这或许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书。巴特在此展示了自己的日常经验并对之进行了一些抽象的而又饶有兴味的理论清理。他以一种低姿态——一半是谦虚，一半是隐含的骄傲——看待自己的著述生涯，贬低自己往往是优越感的外露，而这种形式又易于被他人接受，这再次显露出他的睿智。这部书另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东西是它的写作形式：对一个人的描述和记录——无论是对自我，还是他人——可以通过散乱的断片完成。《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是个不朽的范文，它堪与另一个传奇文本《瞧，这个人》相提并论，尽管这两位主人公在谈论自己的声音上呈现出相反的语调。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巴特此时都有充足的理由进入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巴特此时也面临着反对意见，他和传统的学院式研究大相径庭。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只是写过一些随笔；而且，他总是出人意料地变化，使人难以摸清他的思想体系，这也为他的思考和论断到底有无真实的价值和凭据埋下了疑问；另外，巴特似乎总是在处理一些小的主题，而不是学院内部留存下来的恒久而宏大的命题。总之，巴特身上的世俗气息压倒了学院气息。但是，关键时刻，福柯起了作用。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的友谊中断了十多年，彼此没有来往。主要因为两人在一起时，经常发生冲突。那时，他们尚未获取盛名，他们既相互欣赏，又相互竞争，结果不欢而散。当巴特想进入法兰西学院时，福柯已是那里的教授了。显然，就年龄、所获成就以及心理成熟度而言，两人重续友谊是当然的，也是必要的，况且，两人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巴特还曾为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写过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并极其准确地道出了福柯这部著作的非凡价值。
福柯回击了那些对巴特的指责。他说：“我要补充一点，如人们所说，公众对他的兴趣可以被看作一种时尚，但是，我们可以使怎样的历史学家相信，一种时尚，一种激情，一种迷恋乃至夸张的说法不是反映特定时间内某种文化中的丰富内涵的存在？而这些声音，这些我们在大学以外听到的和正在听的声音，你们难道不认为它们是我们当今历史的一部分，你们难道不认为它们将会成为我们历史的一部分?”福柯对巴特的辩护最终使巴特入选。
这无疑是巴特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讲演中，巴特动情地提到了福柯：“请允许我冒昧地提到米歇尔·福柯，本来出于我们的友谊，应当对此保持缄默的，我的始终如一的感情、思想和感激都与他联系在一起，因为正是他向教授委员会提出设立这个讲座和主持这个讲座的人选的。”从此，两人尽释前嫌，重新开始了友谊，而且更为纯净。的确，巴特在此时已关注到福柯眼下的主题：权力。在这次讲座中，巴特也多次提到了权力，他将权力嫁接到他的惯常主题中：语言结构。语言结构乃是权力的寄生物，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借助语言、语言结构来现身的。
巴特在法兰西学院开设的讲座大受欢迎，法兰西学院门庭若市，连外国游客和退休老人都涌向巴特的课堂。同年，巴特的另一部著作《恋人絮语》问世，这部著作也是一个研讨班的结果。起初是打算以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为对象，来研究情话的种种模式和规律；后来巴特改变了初衷，他直接将恋人情境展示出来而抛弃了那种转述性的分析话语。写作者隐退了，只有一些爱情戏剧上演着。这部著作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关注，它被公众广泛谈论着，巴特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令他始料不及。巴特最初的设想是这本书能有500个读者就不错了。对《恋人絮语》所激起的反应，《花花公子》评论说：“不错，爱的主题已经过时了，然而，由于《恋人絮语》这样的书，爱的春天又将返回。”写作这本书，巴特宣称是为被人所爱，他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他获得了一般法兰西学院教授所无法获得的民间声誉和注意：“从《神话学》到《恋人絮语》，罗兰·巴特对社会不同方面所做的分析，被谈论着、模仿着，有时也被嘲弄着，但从没有被忽视过。”
1978年，巴特的母亲去世，这令巴特无比悲痛。从小，巴特就和母亲相依为命，因此，母亲的死对他打击很大。在他最后一部著作《明室》（1979）中，巴特就意图从母亲的一幅照片中“引发出全部摄影术”，而且在此书中，他也表达了对母亲的纪念：“我失去的不是一个人（母亲），而是一个存在者；不是一个存在者，而是一个品性（一颗灵魂）：不是不可或缺者，而是不可替代者。没有母亲我可以活下去（我们大家早晚都会碰到这种事）；但生命中留存下来的东西将是绝对的、完全不能加以限定的（没有品性）。”据说，母亲死后，巴特一直郁郁寡欢，以至在他1980年车祸后，有朋友认为巴特的去世和他的这种悲戚的丧母心态有关。
1980年2月25日，巴特和几位政治家在穿过法兰西学院门口的学院路时，被一辆洗衣店的小卡车撞倒，巴特被送进医院。不久，病情有所好转，且能接待来访者，但在3月26日，巴特却逝世了。这使他的死变得扑朔迷离，人们无法弄清他的死因，因为车祸似乎并没有致巴特于死地。还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为巴特致悼词，福柯的悼词大概是献给巴特的最后神曲，是一个天才献给另一个天才的绝唱，它堪称巴特流世的碑文，面对着法兰西学院的全体教授，福柯庄重而充满感情地说：几年前，我曾建议你们能接受他并成为你们中的一位，他20多年不懈的努力获得了社会公认，他具有独创性的重要研究成果，这使我无须借助我与他的友谊。我不会忘记他。他的事业还在。他的事业独树丰碑。它还会说话，其他的人可以让它说话，或谈论它。因此，请允许我在今天下午披露这唯一的友谊。这种友谊与它所痛恨的死亡至少在寡言少语这点上是相似的。你们选举了他，就了解他了。你们都知道，你们选择的是少见的智慧和创造的平衡。你们选择的——你们也知道——是一位对领悟事物本来的面目具有奇特能力的人，他以前所未有的新角度更新事物。你们知道，你们选择的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个不同凡响的教授，他的教学对于听众不是一堂课，而是一种经验［……］。命运让物的愚蠢暴行——这是他唯一可以憎恨的现实——结束了所有这一切，而且就发生在这所我曾请求你们让他进来的殿堂的门口。如果我不曾知道他在这里很幸福，如果我不是感到应该从他那里给你们带来越过忧伤的友谊的微笑，那我是承受不了这苦痛的。
写作旅途
巴特的写作生涯基本上是从战后开始的。1945年，全法国获得了解放，而巴特这时已经30岁了，他还没什么像样的东西问世，战后巴黎知识分子的热闹场面无疑对他构成了刺激。首先是萨特创办了《现代》杂志，第二年，乔治·巴塔耶创办了《批判》，这两大杂志成为战后法国新思想的两大传播机器。《批判》吸引了一批另类知识分子，如布朗肖、福柯等。它更具有尼采色彩，因为巴塔耶本人就倡导一种危险生活方式，寻求一种边缘体验，在性和上帝的门槛边徘徊。此外，共产党人阿拉贡创办的《法兰西文学》、卡那帕创办的《新批评》、莫里埃创办的《精神》在当时也颇具影响。
最初，马克思主义几乎占据了主导地位。法国共产党在战争期间组织“人民抵抗战线”，在人民中信誉甚高，成为法国的第一大政党。同时，共产党还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阿尔都塞、福柯、利奥塔等人都曾加入共产党，连当时的巴黎高师校长让·伊波利特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翻译和宣传工作。马克思主义的成功源自它的“总体性”。关于总体性概念的辩论几乎是那个时代的缩影。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无疑是德国哲学、英国经济学和法国政治理论，但这不同的理论被一种历史观统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种总体性哲学，这正是萨特在40年代初期所要求的那种“综合性人类学”，但萨特那时并没有将社会结构视作他的体系中对自由的一种限制因素，他没有提供一种综合性哲学。而且，他也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分析物质世界，相反，他最初将物质和意识截然分开。而马克思主义则试图同时解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
但按萨特的意见，他和马克思主义并不冲突，“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似乎都不排除信奉某种其他哲学，人们可以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存在主义者、现象学者、黑格尔派、现实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他们“不可能存在什么矛盾”，“马克思主义是从外部理解历史客观维度的方法，存在主义则是理解主观个人经验的方法，因此，‘寻找方法’并不采取反对相反事物进行调和的形式，而是一种统一的在场理论，两种截然不同的本质论现象在里面可以分享一套共有的方程式，用一种单一的语言或术语体系表达出来”。因此，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可能的。萨特1960年发表的《辩证理性批判》就打算将马克思主义和他在《存在与虚无》中的观点结合起来。
但不久，（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冷战而衰竭了。冷战主义者对本国的进步分子进行迫害，同时对社会主义国家也进行封锁……按阿尔都塞的说法，整个马克思主义陷入了一种“法兰西贫困”。倒是另一种人，包括巴特在内的非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另外一些理论如精神分析学、现代历史学、发生心理学等来调和马克思主义。结果，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边缘产生了一些创造性的理论：结构主义至少在强调秩序这点上同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或者说，它们都是一种秩序哲学。列维-斯特劳斯就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他的三个基本思想来源之一。整个5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法国陷入了低谷。它失去了其主导地位，这样，萨特哲学就凸显出来，存在主义处于全盛期，人道主义压过了一切。
但另一股暗流在悄悄集结着，这以列维-斯特劳斯的回国为标志。列维-斯特劳斯1947年底回到巴黎。此前，他在美国碰上了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后者给了他决定性影响。这两个人的相识，是现代结构主义的起源性事件。受雅各布森的启发，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学应用于他的人类学研究，他将不同的神话视为一些基本主题的各种变化，在众多的神话下面，存在着普遍的永恒结构，任何个别神话都可以还原为这些结构。神话是一种语言，它由一些基本单元构成，这些基本单元被称作神话素，单独的神话素没有任何意义，就像语言中的音素一样，这些神话素或音素只有以一种特定的语法结构形式组织在一起，才有意义。而神话的真正意义，就是这种语法关系，就是这种组织结构。
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显然排除了主体，他把一切都交给了故事后面的那个无所不在的结构。这个结构没有起源，没有主体，没有人性。显然，这和萨特的存在主义背道而驰，后者正是在鼓励人、人性、主体性和人的无限创造性，人的意识被认为是每一种文学和哲学的出发点。萨特所支持的积极人道主义，对于每一种活动，都鼓励“介入”，人的本质、人的历史性、人的自由都由这种“介入”体现和建立起来。列维-斯特劳斯，以及他的最早同伴雅克·拉康，则把人扔进了一个强大的结构之网，人不再是为所欲为的，他不过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无足轻重的一分子，他怎么也逃不脱一个系统的控制。所谓的主体，不过是种臣服，人丧失了力量，他缺乏充分的自主性。列维-斯特劳斯和萨特间的对立冲突，福柯在1966年曾经生动地表述过，他说：“大约在15年前，人们突然地、没有明显理由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远离、非常远离上一代了，即萨特和梅洛庞蒂的一代——那曾经一直作为我们思想规范和生活楷模的《现代》期刊的一代。萨特一代，在我们看来，是极为鼓舞人心和气魄宏伟的一代，他们热情地投入生活、政治和存在中去。而我们却为自己发现了另一种东西，另一种热情，即对概念和对我愿称之为系统的那种东西的热情。”
此时，巴特也发现了这种热情。不过，他已经摸索很久了。巴特的写作欲望是被纪德所激发的，青年巴特最早是个纪德热爱者。纪德和巴特有些相似的地方：他俩都是独生子，都早年丧父（纪德11岁时丧父），母亲都信奉新教，都弹钢琴，都敏感异常，都谈论欲望，都追求享乐主义。巴特曾远远地见过纪德一次，但他们没有说话、相识，在整个青少年时期，巴特都被纪德所深深吸引，因此，巴特的第一篇文章尝试着论述纪德及其日记。然而，真正在观念上影响巴特的，最早还是萨特。萨特在四五十年代的话语力量无人匹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阅读和谈论他。列维-斯特劳斯曾经对此有一个调侃性的回忆，他说，那时，单是看到萨特就是一件荣誉的事。但是，萨特和纪德提出的是两种相反的道德和美学原则。巴特一方面想做纪德的镜像，他说，一个人开始写作的时候，总是会把自己等同于、看作另一个已成功的作家，纪德对巴特来说，就是这样一个作家。而另一方面，萨特也吸引了巴特，萨特的热情、果断、纯真、战斗气质和令人激动的声名让他几乎成为当时所有年轻人的偶像。
巴特就是被萨特引向现代文学之路的。他读过萨特的很多著作，《波德莱尔》在他看来是萨特最伟大的著作。但萨特对巴特的影响更多是反面的，巴特常常从反对萨特的意见出发，或者说，他常常站在萨特的反面，如果说，这种对立不是一种蓄谋已久的敌意的话，它更可能是一种“影响的焦虑”，巴特针对着萨特，并非因为萨特的著作漏洞百出，相反，倒可能是萨特的著作太强大了。说到底，两人并不是在较量真理（两人没有事实性的在场冲突），而是气质上的深刻差异导致世界观的根本不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写作的零度》是萨特的影响结果。无疑，正是因为萨特提出何谓文学，巴特才提出何谓写作的，而且，巴特明显地接受了萨特的部分观点，例如文学等同于散文等。
战后的马克思主义也一度吸引过罗兰·巴特。可以肯定，青年巴特始终是摇摆不定的，法国的新思潮弥漫在他的周围。通过一个朋友的引荐，巴特读了马克思，并一度转向马克思主义，但他最终没成为一个斗士。巴特后来对此回顾说，他读过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一部分著作，尤其是马克思的著作，他在晚年还经常翻阅。不过，重读马克思就和重读萨特、普鲁斯特、傅立叶一样，巴特从中找出一种纯粹的乐趣。马克思的著作常常有出其不意、难以预料的地方，正是这些逆转、这些词句的拐弯吸引了巴特，巴特从中获得了一种非政治化的乐趣。他将马克思的著作纳入他的形式主义框架中。但早期，尤其是战后几年，巴特不可能忽视马克思著作中的变革力量和批判维度。《神话学》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影子，这也是巴特写作生涯中的唯一介入时光。《神话学》旨在揭示当权阶级的虚伪本性以及日常生活中人们无意流露出来的自欺欺人。不错，《神话学》没表现出战斗的激情，但显示了严峻的理性。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布莱希特也吸引了巴特，那是在1954年，应法国国家剧院的邀请，柏林剧团来巴黎上演《大胆妈妈》，巴特观看了戏剧，非常激动，尤其是节目单上20行左右的布莱希特论戏剧和艺术的语句，令巴特难以忘怀。从此，巴特大量阅读布莱希特的著作，他在布莱希特那里发现了“一种快乐和理智的警觉的伦理”，他热爱布莱希特的戏剧，但更喜欢布莱希特的理论著作，尤其是《政治和社会论集》。布莱希特的这种随笔集，“采用了一千种形式，不仅仅是论文，还有些微的对话、计划、布告、注释、时间表：一切都使事物变得生动起来”。巴特对布莱希特的印象太深了，在70年代写作《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时，他担心没太多的话说，倘若真的如此，“就把布莱希特的段落插进去”。
萨特、马克思、布莱希特的幽灵从战后开始在巴特的身上徘徊了近10年。在这个“伟大的系统”保护下，巴特的《写作的零度》《神话学》以及一组戏剧论文完成了。下一个“伟大的系统”就是索绪尔了。这位瑞士语言学家恐怕无从预想，他的那本《普通语言学教程》几乎制造了一个批评世纪，尤其是对现代结构主义者来说，索绪尔堪称舶来的教父。他先是被雅各布森等人发现和利用，然而真正创造性地使用其理论的，还是法国的结构主义者，他们充分发挥了索绪尔的系统性观念，建立了一种系统性哲学——结构主义，从而抵制了存在主义的泛滥。同时，巴特将索绪尔理论熟练地运用在另一些毫不相关的对象上，依据语言学模式来分析和谈论它们，这样，任何被谈论的对象都躺在语言的手术台上，它们以一种新的面孔——语言面孔——暴露出来。显然，罗兰·巴特是这一领域最杰出的外科医生，他比另几名结构主义巨头更忠实于索绪尔的理论，也更乐于应用这些模式，他在语言学理论和具体对象的联结中表现得游刃有余、优哉游哉。正是这种才华横溢的磨合能力，使他跻身于巴黎的名流之间，他那些被称为结构主义时代的著作——《服饰系统》和《符号学原理》——毫无疑问，将和结构主义一词共存。
法国流行的新理论从头至尾吸引着巴特，巴特也在从头至尾创造着新理论。他既受新理论的影响，又影响着新理论，或者说，他就是新理论的中坚。但最终，巴特又从不固守着一种理论。巴特的风格在最大限度上弱化着理论形式，他从不为理论构筑一个标准的空间场所，相反，他总是在既定的理论框套里穿进穿出。这种姿态、这种变化欲望或许表达了对理论的蔑视感，对理论本性的强烈质疑。任何理论都有足够的封闭性，它意味着一套自足的、完整的话语秩序，或者，理论至少有内在的系统性冲动，它有一种收敛自己、完善自己、说服自己的远景目标和逻辑程序，它试图表现一种话语力量从而表现出某种征服性。理论必然会嵌入历史之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中，它许诺它的缺陷必然性以及必要的开放性，这样，理论总是承认它的缺点且容纳另一些局部理论之流的涌入，最终理论在历史上以完善自己为己任而不是自暴自弃。就此而言，巴特的所作所为似乎不是一个理论家的事业，似乎在谈笑间，他就把他刚才的一套说辞扔进历史的尘土中，尽管这些说辞具备足够的理论资本，而且表现出全新的足以令人自豪的智性力量。这种变向、这种永远的迷途、这种摸索显然不应被充满惰性的理论捕捉住，它恰恰是反对理论本身、挣脱理论之网的创造性活力。
在和《泰凯尔》杂志的接近中，巴特为他的这种反复无常找到了坚实的依据。泰凯尔是一群理论疯子的组织，在这里，所有离奇的想法都不会遭到质疑，它尤其推崇一种不确定性理论，特别是德里达和克里斯蒂娃摧毁任何顽固系统的理论。《泰凯尔》杂志创刊于1960年，其创办者是作家菲利普·索莱尔斯，他和让·雷卡多是这一范围广泛的活动的参与者，克里斯蒂娃、德里达、普列内等都是泰凯尔小组的成员。总的看来，他们坚持一种形式主义理论，将文学视作语言的试验场所，语言表现出它的多种组合能力，同时，它总是在差异的轨道上运行，它既不自我认同，也不指涉外物，文学就是这些来去无踪的语言轨迹。写作不是表达现成的知识，而是探索在语言中什么是可能的，并且扩大着语言的独立性。文学文本不再限于一个意义和一个主题了，它需要无限的解释，它包含过多的歧义，因此，作者那种一厢情愿的主题在漫无目的的语言中迷失了。他本人也不再是文本的控制者了，只有文本自身在说话，在运作，在无边无际地游荡。
看看罗兰·巴特这一时期的著作就会清楚，他和泰凯尔小组在主张上是多么一致。他和索莱尔斯、克里斯蒂娃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两人几乎是他后半生最密切的朋友。在去世前两年，他将他论述索莱尔斯的论文汇编成册，以《作家索莱尔斯》为名出版，从而记录他们之间的友谊。对克里斯蒂娃，这位迷人的保加利亚姑娘，巴特充满了爱慕之情；而克里斯蒂娃则既是他的崇拜者和理解者，同时也给了他有益的启示。在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克里斯蒂娃的文章中，巴特写道：“克里斯蒂娃善于改变事物的地点。她总是打破刚形成的预想，即我们原以为能从中得到安慰，并为之感到骄傲的观点……她推翻权威——独白科学之权威。”这既是在谈论克里斯蒂娃，又是在谈论自己，他们无疑是巴黎知识界最著名的两个理论流浪儿。正是泰凯尔小组和罗兰·巴特的相互影响，造就了六七十年代法国批评界的探索潮流，他们将结构主义时代推进到后结构主义时代，巴特的《S/Z》《符号帝国》《萨德傅立叶罗犹拉》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实际上，整个20世纪，很少有人没在尼采那里呼吸过，尤其是在法国，战争一结束，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的巨大身影就挺立在专注于思想的人们面前。马克思被一些共产党人如加洛蒂（Roger Garaudy）、戈尔德曼（Lucien Goldmann）、阿尔都塞等人疯狂地阅读和使用。阿尔都塞在后期马克思主义那里，尤其在《资本论》里，发现了结构主义的因素，他用结构主义的观点解说马克思主义成为轰动性的事件，这种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吸引了无数的年轻学生，他们人手两册阿尔都塞的大作——《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阿尔都塞一跃成为巴黎的学术明星。弗洛伊德则被拉康创造性地使用着，拉康用语言学模式——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的语言学模式——改写了俄狄浦斯的发生史，同时也解说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这位傲慢而古怪的精神分析学家经常做出一些无法用精神分析来识读的离奇事情，他三番两次同国际精神分析学会闹翻而自立门户。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创造性阅读，可能是整个结构主义时期最富有价值的成果，它展示了理论想象力的极致。然而，对法国知识分子来说，尼采是他们最重要的资源，他培养了法国的癫狂而邪恶的一代：巴塔耶、克罗索夫斯基、布朗肖、福柯、德勒兹，这个名单的最后也许就是罗兰·巴特。不过，巴特克服掉了尼采的狂热气质，他是个优雅的尼采，他以内在的沉着和智性降服了尼采的那种压不住的冲动，但他在本质上是个尼采主义者；尤其是在他的后半生，他不恭地提到“政父的屁股”。他一直像尼采一样采用警句写作，采用断片写作；他一直在谈论欲望、意志；他也创造自己的伦理哲学，阐述自己的道德谱系；他也厌恶上帝、真理、逻各斯和本质；他也有他的权力观和快乐观——我们只要看看他的《文本的快感》《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恋人絮语》，我们马上就会相信，他的主题多像尼采的主题啊！尤其是当他愤愤不平地指责他原先的三个导师“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索绪尔是三个宪兵”的时候，我们当然会相信，尼采才是他真正的终生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