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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有乾生于1900年，字公健，英文名Eugene Shen（“Eugene”大抵取“有乾”的谐音），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其父为同济大学第四任校长、教育家沈恩孚（1864—1944）。其弟沈有鼎（1908—1989）则是著名逻辑学家，师从金岳霖。沈有乾早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心理学，四年后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是著名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会会长沃尔特·理查德·迈尔斯（W.R.Miles）。

1929年，沈有乾回到祖国，先后在光华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讲授心理学、逻辑学和统计学课程，并参与创建中国心理学会。1939年，沈氏再次赴美，在哈佛大学讲授教育测量与实验设计及统计方法，次年回国。1948年，沈有乾赴美任联合国秘书处考试与训练科负责人，1961年退休。1996年于纽约去世。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一批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就已经开始运用眼动追踪（eye tracking）等科学实验方法研究中文阅读的特性，沈有乾就是其中的杰出先驱。沈有乾初抵美国时，曾咨询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刘易斯·特曼（L.Terman），讨论在心理学研究领域应该选择何种方向。特曼是智力测验领域的权威学者，当时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天才的遗传研究上，具体思路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公立学校寻找高智商儿童并对其进行测验与长期追踪。特曼曾对沈有乾说：“你是外国人，出去与学校或其他团体接洽测验，容有不便。应当致力于实验室内的问题。”（《怀念六位美国业师》，1986）沈氏听从老师的建议，并在修课过程中结识了实验心理学家迈尔斯，选择了以中文阅读作为研究课题进行实验，这些实验为他后来的博士研究课题提供了基础。

沈有乾忆及当初确定博士论文的选题时说：“在士大（引者按：即斯坦福大学）的第二年，我选了一门高级实验心理学。……那时士大心理实验室新装一架登记眼动的照相机，我因为阅读中国文字时眼动情形尚未有人用照相方法研究过，很想尝试这一种观察。当时我的目的只要发现阅读中西文字的同异要点，此外别无浓厚的兴趣。”在沈有乾的那个时代，心理学的实验仪器及技术尚处于探索阶段。为了完成研究课题，心理学家们往往需要自己改进甚至发明仪器。沈氏的导师迈尔斯就曾对“登记眼动的照相机”加以改良，采用照相记录法（photographic recording）来研究阅读行为。此种照相机并不直接拍摄眼球，而是记录眼动轨迹，从而能够测量人们阅读时的注视次数、注视停留时间、阅读速度等眼动行为。沈有乾掌握了这一研究方法，同时他意识到，中文和英文阅读存在着显著差异：中文通常呈纵向排列，而英文则按横向排列。文字排列方向的不同，会不会影响阅读的效率和流畅性？这在当时还是个几乎没人涉及的新问题。

与横向排列的拼音文字（例如英语、俄语等所使用的书写系统等）不同，汉字的书写方向自创始之初，向来是自上而下，纵向书写。在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发明之后，仍是如此。某些看似从右往左写的横书，例如牌匾等，实际上可以看作每行只有一个字的纵书。到了十九世纪，横排中文书籍开始出现，比如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华英字典》、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汉字与拉丁文拼音对照）等。但直至二十世纪初，横排的中文书籍依然不多见。

“五四”运动以后，有关汉字和汉语改革的讨论持续不断。废除汉字、推广汉字拉丁化，以及汉字是否应横向排版，都成为当时的热议话题。除沈有乾以外，热心于运用心理学实验手段研究汉字问题的学者还有艾伟、周先庚等。在《汉字问题》一书的序言中，艾伟提到：“何种字易于学习？何种字难于学习？从教学经验中固可探知一二，然而欲窥全豹必须用实验方法作大量初学者之心理观察，并须控制其情境以探知其学习历程，如是则症结所在不难查出，改进之道方能求得。”相较而言，沈有乾则更有志于填补相关学术领域的空白。

1925年，沈有乾与迈尔斯合作在《实验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文横向与纵向阅读的眼动照相记录》的论文。这项研究包含两个实验，他们首先测试了11名在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比较他们阅读横向与纵向的中文材料过程中的眼动行为，继而比较了两个被试，即两位作者本人阅读横向的英文和中文时的差异。随后，沈有乾独立发表了《中文阅读的眼动分析》（1927）一文，对之前的研究加以改进，严选阅读材料，并增加被试人数。1926年，沈氏完成了博士论文《中文横向与纵向阅读：利用照相记录法的实验研究》。这一系列研究首次揭示了阅读中文与英文时注视停留的空间分布和注视次数存在显著差异，并发现阅读横向排版的汉字所需的注视时间短于纵向排版。

值得注意的是，沈有乾并未直接探讨汉字改革这一当时的热门话题，也没有直言其研究成果对于汉字改革的价值。沈氏在《心理学对于华文行列问题有什么贡献？》（1933）中冷静客观地写道：“或问现今中国书籍的行列或横或直，究竟何优何劣？研究心理学者对此问题有什么意见可以贡献？作者的回答是：心理学家对于这问题的意见未必比他人的意见有价值，除非他们的态度或者比较的公平些。这回答或者要使发问者大为失望，但在现有的心理学智识中实在寻不出什么依据，可以凭良心造作比较乐观的结论。”沈有乾认为，无论是自己对中文的眼动研究，还是周先庚、陈礼江、杜佐周等学者利用其他方法进行的阅读实验，尽管都采用了严格的实验设计，但都不能排除阅读习惯因素的影响。此外，沈有乾反对将实验结果直接用来指导汉字改革的实践，因为实验研究的结果表明，横向与纵向阅读时眼动速度的差别极小，单凭仅有的研究，尚显不足。

当然，沈氏并不反对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中文阅读。在当时希望提高汉字识字率、扫除文盲的大背景下，他主张“不要徒说空话，不问实际，应用实验方法去甄别判断。一方面推广，一方面实验，积极进行，那才是真正解决文盲的办法”（《识字与阅读心理》，1932）。由此可见，作为心理学家的沈有乾，始终坚持抱以批判性的科学眼光，强调以严谨的态度参与科学普及工作，而非将停留在实验研究的成果作简单转化。

有趣的是，较之于“骑虎难下”的博士论文，沈有乾更加倾心于逻辑学。在博士学习的最后阶段，沈氏赴哈佛大学借读，于是“对于逻辑真可以说是一见倾心。若非已与心理学结婚生子，一定会与她缔白头之约”。事实上，沈氏并没有和他钟爱的逻辑学“白头偕老”，而是回到斯坦福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扎实的实验研究方法和科学的统计学训练伴随了他后来长期的科研、教学及行政生涯。

在研究论文、学术随笔之外，沈有乾在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还曾创作过多篇小品文，散见于《论语》《新月》等刊，文风以鲜活幽默见长。其回忆美国留学岁月的文章后集为《西游回忆录》（西风社，1941）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再版，定名为《西游记》）。1948年第三次赴美后，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也很少发表随笔、小品类文章。他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是《怀念六位美国业师》，回忆了在美求学生涯中遇到的多位良师，尤其是与迈尔斯教授共同研究中文阅读的日子。

由于沈有乾从事中文阅读研究的初衷并非改革或改良汉字，因此他的研究似乎并没有对汉字改革运动产生过显著影响。事实上，那个时代在汉字改革问题上的呼声和实践，都没有给汉字的未来指明正确的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大力推行汉语普通话、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再加上中文打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中华各族人民能够更加容易地学习与掌握汉字的音、形、义，不仅方便教，而且方便学，同时与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度也更高。现在，汉语和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其书写及使用已经写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坚实保障。

1955年，《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为本报改成横排告读者》的文章写道：“我们认为现在中国报刊书籍的排版方式，应该跟着现代文化的发展和它的需要而改变，应该跟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而改变。中国文字的横排横写，是发展的趋势。”这一举措得到了全国响应，横向排版开始迅速普及。

可见，尽管沈有乾先生早年的研究未能直接左右汉字的前途和命运，但我们不应低估、更不应忘记他所做的贡献。作为利用眼动等现代技术从事相关研究的前辈学者，沈氏在心理学、语言学、统计学、逻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泽被深远，亦堪称深入，尤其是在中文阅读方面，更有椎轮之功。在他之后的几十年间，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只有零散的研究，直到1980年代后才引起广泛的注意。时至今日，沈有乾的研究方法和结论仍然备受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在沈有乾身上所体现出的理性精神和审慎学风，正是“五四”前后留学归国的学者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