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的前世今生
提起中国的“四大名著”，连小朋友都能立刻侃侃而谈，告诉你“四大名著”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但是，“四大名著”这一说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四大名著”一直都是这四部古典小说吗？
“四大名著”说法出现
近日翻看近代出版资料才发现，“四大名著”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1919年2月14日上海《申报》求古斋书帖社的广告上，但紧随“四大名著”标题后面的书目竟然是《廿五史弹词》《随园诗法丛话》《金圣叹、陈眉公才子尺牍》《唐诗白话解》，与我们如今所了解的“四大名著”完全没有关系。
“四大名著”真正代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
从出版领域来看，1951年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52年到1954年陆续出版了《水浒传（七十回本）》、《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随后其他出版社也陆续跟进，从而在民众中初步开始有了“四大名著”的说法。据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66年4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分别出版了646万册、267万册、379万册、284万册，体量之大,对于“四大名著”这一说法的推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古典名著出版的关注，也推动了这四部图书的出版。关于《水浒传》的出版，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曾说：“《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与出版部门的负责人谈话：“旧小说不能统统都当‘四旧’吧,《红楼梦》《水浒》这些书也能作为‘四旧’吗?《红楼梦》能算毒草吗?中学生都能看懂。”正是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关注，即使是在“文革”期间，出版工作几乎停滞的状况下，这四本书还能够继续与读者见面。
“文革”后，人们对知识的深切渴望，让古典小说重新走入普通民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革”结束，国家恢复了高考，普通民众也重新点燃了对知识的热情，这四部古典小说自然成为人们热捧的对象。1981年，学者郑国铨在其出版的《文学理论》中谈到“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将纷纭复杂的生活事件……组织在一个完整的大厦之中”，学者在其学术著作中使用“四大名著”，可见对于这一说法的认可。此后，“四大名著”这一名词频频见诸于各种出版物中，尤其是伴随着同名电视剧的推出，更是变得妇孺皆知。
文人墨客推崇“四大奇书”
“四大名著”真正指代《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的时间不过几十年，但“四大名著”所指代的四本著作却与明清时期的“四大奇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大奇书”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与文人墨客的推崇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我们说起“四大奇书”，一般来说是指明代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但这一说法的确认，也是万历后期，也就是《金瓶梅》形成后的事情。天启三年（1623），烟霞外史序《韩湘子全传》中，把《全传》与其他小说进行比较时，谈到其“有《三国志》之森严，《水浒传》之奇变。无《西游记》之谑虐，《金瓶梅》之亵淫。谓非龙门兰台之遗文不可也？”(原文引用）虽然这一说法中并无“四大奇书”字样，但已经把这四本书放在一起谈论，也算是当时的读书人把这几本书奉为小说中的样本了，距离今天整整四百年的时间。到了明朝崇祯年间，社会上已经普遍认可“四大奇书”，创作于崇祯元年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峥霄主人在《凡例》中，写道：“是书动关政务，事系章疏，故不学《水浒》之组织事态，不效《西游》之布置幻景，不习《金瓶梅》之闺情，不祖《三国》诸志之机诈。”一些学者认为峥霄主人既是这本书的评论者，也可能是这本书的作者，而这本书作者为“草莽臣”，因为冯梦龙也曾以“草莽臣”为号，所以这段话也被认为是冯梦龙所言，便一并把“四大奇书”书目的确定也推到冯梦龙名下，这也是后世一提“四大奇书”必然谈到冯梦龙的原因。但到了这时，仅仅是大家推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这四本书与“四大奇书”的称号也还没有完全套上。
进入清朝，顺治年间丁耀亢写了《续金瓶梅》，请西湖钓叟为其写序文，西湖钓叟言：“今天下小说如林，独推三大奇书曰《水浒》、《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称乎?《西游》阐心而证道于魔，《水浒》戒侠而崇义于盗，《金瓶梅》惩淫而炫情于色。此皆显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则在以隐，以刺，以止之间。唯不知者曰怪，曰暴，曰淫，以为非圣而叛道焉。”西湖钓叟认为《水浒》《西游记》《金瓶梅》为奇书，但独独不提《三国演义》。
此后李渔为清初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写序的时候，则沿用西湖钓叟“奇书”二字，真正扬起“四大奇书”这面旗帜，其言：“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记》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似。然《水浒》文藻虽佳，于世道无所关系，且庸陋之夫读之，不知作者密隐鉴戒深意，多以是为果有其事，借口效尤，兴起邪思，致坏心术，是奇而有害于人者也。《西游》辞句虽达，第凿空捏造，人皆知其诞而不经，诡怪幻妄，是奇而灭没圣贤为治之心者也。若夫《金瓶梅》不过讥刺豪华淫侈。兴败无常，差足澹人情欲，资人谈柄已耳，何足多读?至于《三国》一书，因陈寿一志，……首尾映带，叙述精详，贯穿联络，缕析条分，事有吻合而不雷同，指归据实而非臆造。……传中模写人物情事，神彩陆离，瞭若指掌。且行文如九曲黄河，一泻直下，起结虽有不齐，而章法居然井秩，几若《史记》之列本纪、世家、列传各成段落者不侔。是所谓奇才奇文也。”李渔在此文中“四大奇书”的提法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孙楷第（1898-1986）就在其《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点评中提及“四大奇书”来自于李渔：“按：以《三国》、《水浒》、《金瓶梅》、《西游》为四大奇书，始于李渔（《三国志》序）”，并没有认可李渔所说的来自冯梦龙这一说法，因为到现在也没有人找到冯梦龙谈这一问题的直接证据。
写诗词歌赋文人都愿意署真名，但唯独写小说或者写小说评论，很多人用的都是笔名，比如汤显祖写戏曲都署真名，但唯独写小说也只用笔名，为后辈之人去明确相关文章的作者带来极大的困难，比如时至今日也无人知《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为何许人也。
小说地位于近代迅速提升
李渔之后，“四大奇书”基本上被认为是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人们如果要力捧新小说，也都要把这些作品与“四大奇书”进行比较，以此来造势。在清朝康熙年间的刘廷玑在《在园杂志》卷二中对于“四大奇书”的评点就得到鲁迅等人的认可，现在读来对于我们认识这四本书也是很有价值：
如《水浒》，本施耐庵所著，一百八人，人各一传，性情面貌，装束举止，俨有一人跳跃纸上。天下最难写者英雄，而各传则各色英雄也。天下更难写者英雄美人，而其中二三传则别样英雄别样美人也。串插连贯，各具机杼，真是写生妙手。……再则《三国演义》，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非无中生有者比也。蜀吴魏三分鼎足，依年次序，虽不能体《春秋》正统之义，亦不肯效陈寿之循私偏侧。中间叙述曲折，不乖正史，但桃园结义，战阵回合，不脱稗官窠臼……盖《西游》为证道之书,丘长春借说金丹奥旨,以心风意马为根本，而五众以配五行，平空结构，是一蜃楼海市耳，此中妙理可意会不可言传，所谓语言文字，仅得其形似者也。……《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其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哉?……四书也，以言文字，诚哉奇观，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不善读《水浒》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读《三国》者，权谋狙诈之心生矣。不善读《西游》者，诡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读《金瓶梅》，先须体认前序内云:“读此书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读此书而生效法心者，禽兽也”。
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明季以来,世目《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居说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的确，在清朝《三国》屡屡被贬低，或被《封神》顶替，最终被《红楼梦》夺走了头牌的位子。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章氏遗书外编·丙辰札记》中也谈道：“《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故演义之属，虽无当于著述之伦，然流俗耳目渐染，实有益于劝惩。但须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可虚实错杂如《三国》之淆人耳。”所以，到了清朝，“四大奇书”指代的书目还是有所变动。
“四大奇书”在明清虽有诸多文人推崇，但毕竟还属于边缘文化，真正进入庙堂还是在二十世纪初。胡适写于1921年，最终1928年才出版的《白话文学史》中谈到“《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儒林外史》、《红楼梦》，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的作品。我们要知道，这几百年来，中国社会里销行最广、势力最大的书籍，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程、朱语录，也不是韩、柳文章，乃是那些‘言之不文，行之最远’的白话小说·这就是国语文学的历史的背景”。胡适的钦点对于这些小说真正被纳入文学史经典序列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此外，鲁迅先生于上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是如此，正如鲁迅在此书序言中所言“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鲁迅先生是第一位给中国小说立史之人。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史、子、集占据核心位置，小说则属于不入流的小道。在民国学者们的共同推动下，小说地位迅速提升，其中一些作品如今更是早已成为中华文学之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