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多发“过劳死”？
近日，复旦大学公布了一项关于北周武帝宇文邕遗骨的研究结果称，宇文邕系慢性砷中毒致死。复旦大学韩昇教授分析指出，宇文邕服用五石散导致砷中毒，根本原因是为了强身提神，抵御繁重军国政务带来的压力。周武帝亡年三十六岁，正是鼎盛的年纪，竟顶不住工作压力，令人喟叹。
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但无论劳心还是劳力，只要劳得过度，就会导致亚健康，诱发身体疾病。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局势最混乱的时期，人们的生活状态除了受到战乱直接影响，频繁变易的王朝、繁杂艰巨的斗争，也对当时人的健康状态造成极大影响。从魏晋南北朝的种种“症状”来看，要避免过劳，保持健康，有几种应对办法。以魏晋名士嵇康《养生论》中所言，大抵可归结为“清虚静泰，少私寡欲”，要养生，不仅要养形，更需养神。
一
精神压力过大
据《三国志》《晋书》等史料，三国末期和西晋短暂的统一时代，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见诸史料的社会上层人物年寿普遍能活到六十岁左右，高级官员活到七十多岁者比比皆是。永嘉之乱后，王朝沦丧、异族入侵、士族斗争等因素，给人们造成强烈精神刺激和打击，史籍中大量记载短命者。
西晋时美男子卫玠，曾祖父卫觊活了七十四岁，祖父卫瓘活了七十一岁（被诛杀，非正常死亡），其父卫恒死于变乱不知确切年龄，但大致可见卫氏家族在遗传基因方面没有太大缺陷。八王之乱中，卫瓘家族被贾皇后和楚王司马玮联手诛灭，卫玠侥幸逃走，一路奔波来到江南，二十六岁便病逝了。卫玠自由生长富贵之家，世世代代都是政治显贵，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的路子早早地铺好，谁知一夜之间西晋沦丧、家族覆灭，来到江南又发现王氏家族擅权，一连串的精神打击，加上居无定所、南北播迁，导致了早亡。
东晋名将谢玄（寿四十五岁）、士族庾翼（寿四十岁）与卫玠的情况类似，庾翼与其兄庾亮起初以帝舅之贵坐掌大权，庾亮死后庾氏备受桓氏、王氏和谢氏三大士族排挤打击，庾翼在荆州朝不保夕，忧郁而亡。谢玄早年在叔父谢安指点下募军打仗，组建的北府军擅名晋宋两代，淝水一战名扬四海，但没过几年谢氏遭到宗室排挤，谢安卸去官职，谢玄解除兵权，谢氏家族政治地位急剧降低，加之谢玄北征途中就已患病，没多久就郁郁而终了。四十多岁虽然算不得早夭，但相比三国西晋时士族贵官动辄六十多岁，终究不是寿终。
梁朝萧统祖孙三代的早亡更具典型意义。昭明太子萧统本来集宠爱于一身，深受父亲梁武帝的信任，但三十岁时突然因厌胜之事受到父亲猜忌，莫名其妙地病了一场便去世了。萧统死后，三个儿子都处于受排挤状态，长子萧欢在萧统去世九年后去世，大约活了二十来岁。第三子萧詧（同“察”）受封于襄阳，长期遭受七叔湘东王萧绎军事威胁，担惊受怕是常态，后来不得不投降西魏成为其附庸藩国。萧詧在附庸国王任上又是懊悔又是害怕，还要经常充当北朝的马前卒与南朝作战，萧詧与其子萧岿长期生活在压力中，都在四十出头时去世。萧衍寿至八十四岁还很健康，若非被侯景俘虏，寿数绝不至此，他的诸子萧纲、萧绎、萧纪等等健康状况也相当好，四十五六岁仍然生龙活虎不见衰颓之象，可见萧统一系遭受的精神压力实属可怕。
二
没有劳逸结合
刘禹锡《陋室铭》把“无案牍之劳形”视为人生一大美事，确实，繁琐艰巨的事务性工作，是威胁健康的重要因素。东晋末年刘裕的谋主刘穆之，是一位标准的工作狂。刘裕和诸将都是北府军下级军官出身，没有什么文化，所有行政事务都由刘穆之操持，大到军国要事，小到侦听民间消息，甚至刘裕的外在形象打造，批示文件怎么写字，刘穆之都亲自过问亲自上手。刘裕几次北伐，都命刘穆之在后方留守，信任程度超过刘姓宗亲。史载刘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军政大事处理完稍有闲暇，他还不肯歇着，“自手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如此别致高雅的休息方式固然令人称赞，不过毫无疑问，这是对精力的极大消耗。刘穆之精力之旺盛固然罕见，但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常年高强度工作怎能不损伤身体，刘穆之之所以没出现健康问题，大概是有小毛病从来不说，以免影响政治地位。刘裕北伐后秦时，派另一位心腹王弘回建康催逼晋帝授予其九锡，为禅让做准备。刘穆之认为这么重要的事，刘裕提前不与己商量，主臣之间已有裂痕。而且隐隐含有门第歧视——王弘是瑯琊王氏、名相王导的曾孙，刘穆之是寒门出身。刘穆之思想上遭受重击，一病不起，很短时间内就去世了。精神因素只是压倒刘穆之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掏空他身体的，显然是十几年高强度操劳。
文首提到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同样是一位“工作狂”。周武帝的经历比较特殊，他在位的前十二年都被权臣宇文护压制，诛杀宇文护亲揽大权后，周武帝迅速进入高速运转状态，阅兵讲武、听讼决狱、灭佛废道等等，史料经常见到他“自旦及夜，继之以烛”、“亲录囚徒，至夜而罢。”周武帝还亲自率兵进攻敌国北齐，甚至身先士卒骑马冲锋，攻打晋阳（今山西太原）时被困在城门洞中差点阵亡。据专家考证，周武帝为了应付高强度工作，听信道士劝说服食五石散，此药少量服食确有短暂提神、舒筋健体之效，周武帝遂食之不辍，最后砷化物积累过多毒发身亡。与之相类的还有北魏孝文帝元宏，他在位前期也无法亲总朝政，被祖母冯太后掌控。冯太后去世之后，孝文帝宛如超新星爆发一般，急速推开对南朝的进攻，他数次亲总大军南下，走遍了淮河前线，短短九年间做了别的皇帝几十年做的事。孝文帝最后积劳成疾，病死在南征途中，年仅三十二岁。
操持军国大事，亲自率兵征伐，不会必然导致积劳成疾，五胡十六国后燕皇帝慕容垂征战一生也没有劳累导致早死，七十之年尚能扶病出征，关键在于怎么把握“度”。南朝侯景之乱爆发后，乱军将梁朝京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围住，梁武帝将城中防守事宜一切全委任名将羊侃主持。当时梁朝衰败已极，懂武事者极少，羊侃不得不担当起所有事务，既要从战略上给梁武帝提供建议，还要负责城内秩序维持，同时还要日夜操心城防事务，指导士兵制造新式防御器械，从皇帝到士兵再到每一名百姓，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位名将身上，如此劳累任谁也承受不起。结果不到两个月，活活把羊侃累死了。羊侃早年雄武过人，善于马上使槊，所用之弓力达十余石，他力大无比，曾两手持两只八尺高的石人对撞，撞为碎末。即使雄壮如斯，也架不住事无巨细全都压过来。司马懿听说诸葛亮“二十罚以上皆自亲览”，又知他吃饭仅“三四升”，断言“诸葛亮其能久乎”，就是这样的道理。
同是一军主帅，司马懿的处事方式与诸葛亮截然不同，断然不会管打二十军棍这种鄙碎小事，避免了大量无谓的精力浪费。当然这也与两人各自环境有关，司马懿四十六岁之前并没有走上高位，庶务之劳不像诸葛亮那么繁剧。即使在高平陵之变后窃取大权，司马懿也非常注重打造政治团体，大量政务交由两个儿子和幕僚去做，他自己的压力并没有那么大。适度放手，量力而行，是缓解高强度劳累的不二法门。
三
过度沉迷享乐
魏晋南北朝是大乱世，王朝兴废无常，人的生命修短不恒，士族、高官乃至皇族，很多人容易陷入毫无节制的享乐，随之而来的是肉体的急剧枯萎。
三国和西晋时这种情况尚不普遍，以竹林七贤为例，他们生活方式有些另类，但并不出格。山涛以能剧饮著称，喝八斗酒才醉，但他平时很注意节制。晋武帝有一次试他酒量，表面上要他喝八斗，暗中做手脚多添了些，山涛喝到八斗察觉了，一滴也不再多饮。他寿至七十八，绝对算得上高寿了。
东晋以后，随着玄学急剧生发，放诞之风蔓延，人们的价值取向变得享乐为先。东晋从第二代皇帝晋明帝起，连续出了四位短命皇帝，明帝司马绍二十六岁，成帝司马衍二十一岁，康帝司马岳二十二岁，穆帝司马聃仅十八岁。穆帝之后是哀帝司马丕，司马丕唯恐皇帝短命的宿命落到自己头上，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就无心政事，服用五石散以追求长生，不久即毒发不能正常工作，不得不请崇德皇太后褚蒜子临朝听政，司马丕后毒发身亡，只活了二十四岁。
北方的东魏、北齐帝国继承了北魏末年以来腐化堕落之风，上至皇帝，下至百官，纷纷以享乐为荣。北齐皇族集体狂欢不已，北齐开创者高欢（生前未称帝）的三个儿子高洋（第二子）、高演（第六子）、高湛（第九子）相继当皇帝，但寿命都非常短。高洋即位后期与前期截然相反，最后几年耽于酒色，暴戾凶狠，毫无节制，《北齐书·文宣帝纪》载：“（高洋）躬自鼓舞，歌讴不息，从旦通宵，以夜继昼……或日中暴身，去衣驰骋，从者不堪，帝居之自若。”狂欢诱发严重健康问题，高洋临死前已无法进食，仍然饮酒不止，病亡时仅三十岁。其弟高演发动政变废掉高洋之子高殷，称帝后日夜不安，常常去狩猎以排遣忧虑，后因骑马摔伤，突发重病，亡年仅二十六岁。其继任者高湛比两个哥哥更加不堪，肆行淫乐，虐杀宗室兄弟，与母亲闹家庭矛盾，北齐大将斛律光叹曰：唯玩声色。高湛二十七岁便把皇位传给儿子高纬，是为北齐后主，自己躲起来当太上皇享清福，活到三十一岁便呜呼而终。魏晋南北朝南北方国家风气不同，文化各异，但具体到这些短命者身上，大都抱有同一种心态：及时行乐、不加节制，以生命的加速消耗换取短暂的欢娱。这种“过劳死”尤其值得世人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