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引 语】

11月22日，2023·第七届成都国际诗歌周草堂诗歌朗诵会暨第六届草堂诗歌奖颁奖典礼在四川成都举行，陈先发获得“年度诗人大奖”。颁奖词中提到，“陈先发的写作深具忧患意识，他不断地叩问日常万物和语言自身，以揭示现代人的心灵真相和生存实境；他不断地往返于历史与当下，以寻找克制虚无、走出困境的诗歌之道。”当我们用陈先发近年的作品与过去写的《丹青见》《前世》《养鹤问题》等一系列传议度极高的作品比较时，我们惊喜地感到，这些年来，诗人陈先发强烈的个体色彩早已成功转化为诗人的文化自觉，让我们得以在语言之秘和语言之壁的背后，探见诗人更广阔的觉思、省悟和雄心。

11月22日，2023·第七届成都国际诗歌周草堂诗歌朗诵会暨第六届草堂诗歌奖颁奖典礼在四川成都举行，陈先发获得“年度诗人大奖”。图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为陈先发（右）颁奖。

2018年，陈先发凭借诗集《九章》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授奖辞认为《九章》“具有结构上的整体性，在浓郁的现代感性中融合了格物致知的古典眼光，将对山水、人物、社会、世情的细腻体悟，一次次凝聚为诗性的光芒，带给读者思辨之力、遨游之感”。似乎在陈先发的诗界里，万物可以那么神奇而自然地融化于一首诗，而诗人又可以凭借着语言起飞，在天地之间驰骋。这一切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对于新诗的解读、诗学散文的写作、诗歌语言的塑形问题，以及诗歌秩序的构建等问题，诗人自己又有怎样的思考呢？对于读者，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和阅读好诗歌，从中受益？带着一系列的疑惑和追问，本报记者采访了陈先发。

“好的诗人，是发掘、组成、解放语言之力的大师”

中国艺术报：从1994年出版最早一本诗集，到后来的《前世》《写碑之心》，到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集《九章》，再到近些年的《巨石为冠》《陈先发诗选》等等，您出版了各种语种的多部诗集，我也觉察到了显著的阶段性语言风格的变化。您自身感到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陈先发：确实，一个持续写作的人，语言风格会呈现某些阶段性特征。艾略特在他那篇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曾将25岁设置成文学的历史意识初步形成、写作经验酝酿某种变化的年龄分界。当然，写作者禀赋千差万别，这个划分只能算个大致的判断。也巧了，我的首部诗集出版是在27岁时，也临近这条界线。此前，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早期较具典型性的组诗《树枝不会折断》，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诗歌报》上刊出。还有《与清风书》等少数几首我后来习惯性要收归入集的单篇作品，也是20岁前后写的。那个时期的写作，是在受古典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的焦虑中左冲右突、难以摆脱他人痕迹、苦寻个人出口而不得的写作；是力图形成个体丰富性、事实上又处在单向维度上的写作；也是想打造个人秩序、却总觉得腕中无力的写作。连“树枝不会折断”这个诗题，也来自美国诗人詹姆斯·赖特的同名诗集。在语言风格上，受到当时的强力诗人海子和骆一禾等人影响，这类写作本质上是“无我”的。诚如艾略特所讲，青年诗人这个称谓，是个意味深长的矛盾体。

对我来说，文学自觉的清晰形成，是在2004年前后，即诗集《前世》出版前，《丹青见》《鱼篓令》《前世》《从达摩到慧能的逻辑学研究》等短诗写出，一直延伸到2008年前后《白头与过往》《口腔医院》等单篇约四五百行的几部长诗出炉，有个人烙印的“林中小路”总算踩出了一个雏形。这中间重要的变化，其实并非语言风格之变，我觉得是写作中“觉他意识”的登场。这个“觉他”，是对一己之外的东西，对时代生活、对历史的认知在深化，也包含了语言本体意识的觉醒。一己而多维，让作品较之往日有了某种程度的丰厚。在个人写作目的上，体察到汉语传统与时代生活、当下经验的复杂共生，想要写出深陷个人生命体验中某些超越性的愿望，也可以说，是个人性的语言生活开始形成。

中国艺术报：您刚才提到了《前世》，这首诗当然是梁祝故事的重写，您呈现的则是在“化蝶”瞬间，语言所爆发出来的能量。我观察到，包括《丹青见》等诗歌在内，您的不少诗都有种“朝向最高虚构”的雄心，以语言施展的动能性力量来改变世俗的秩序。您如何看待语言在诗歌创作中的分量和作用？

陈先发：《易经》中有句话为大家熟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以载道，是中国的文学传统之一。但事实上我们对语言不能单纯以器视之，它也是“道器不二”的。语言自身的创新也是诗的道。诗要造就语言的快乐，这与减少炫技冲动，互为印证。语言不是工具化的，它自身的流动，也是诗的动力。在写作中我们常能体会到，一个词会意外地催生另一个词。词不仅要服从于诗中统一的力量，也要服务于自身之美的建设。诗的写作，孕育出许多关于语言的新理念，这也是诗的基本功能之一。

《前世》也好，《丹青见》也罢，它们本质上都是在写生命力之美，前者借用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梁祝化蝶的传说，后者借用的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描绘，这两首诗都在赞颂人的情感与生命意志，并力图传达出一些启示。靠什么来完成这些写作愿望呢？靠的是语言自身的活力。诗在展开过程中，会触碰词与词之间的神秘关联，对固有思维方式和习惯性表达形成一种刺穿，也即是在进行一种语言探索。没有了诗在语言上的探索，我们的时代语言就会因僵化而失去对心灵的启示性。我们每个人都能数出一堆来自历代诗歌的语言创造。我自己就创出一些在语言辞典中从未有过的新词，比如“写碑之心”“儒侠并举”“渐老如匕”等等，我也看到一些朋友在使用它们。

中国艺术报：说到诗集《写碑之心》以及您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九章》，在阅读这些诗集的过程中，我也曾记录下我的感受：您是“真正在对语言本身作调兵遣将而筑起围城之力”。将语言的力量之美发挥到极致，是您诗歌的一大特色。您曾说：“语言向写作者发出的呼救，伟大的诗人正受益于他牢牢地抓住了这神秘的呼救声”，在我的感受中，一个诗人因为语言而确立其诗歌身份，那么诗人该如何找到并确立自己的语言，又如何处理语言？

陈先发：您刚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力”，这其实是我来阐释诗学观点的一个核心概念。在我看来，诗，正是力的各种关系之和。在一首诗的内在氛围中，一个词可以迸发出在任何其它别处都没有的活力；一个词，与别的词一起形成凝聚力，像一块砖在一座建筑中承担的受力一样；所有的词，呈现出一种向心力。而你读了这首诗，可能瞬间被击中，是一股力在你心中冲撞。各种力达成一种和谐，让你体味到技艺之美、语言自体之美。这种力要恰到好处，词与词的衔接、碰撞、咬合，语言的流动感，是一种力；在某处的戛然而止，在某处必须分段以形成一种断裂，也无处不在显示力的关系。字和词的锲入，让你感觉到它们不可被替代，换别的任何词都不行，这就是此词的力的精准度很高。词与词、词与物、物与物的各种关联的力，力的关系。写一首诗，就是诗人在分配、调节各种力的关系。

我之所以讲语言向诗人发出呼救，指的也是需要一个诗人的个性创造，让语言爆发出异于它处的力量。这是诗人与语言互相成就的关系，也是语言创新的根本。好的诗人，是发掘、组成、解放语言之力的大师。诗人的尊严，都需要通过这个途径去实现。语言与诗人的相互发现，确实带有些神秘的成分，与诗人的人生际遇、禀赋、瞬间灵感都有关。好的诗人、杰出的诗歌，从某种程度上讲，都是不可复制的。钱穆先生说：“必得有此人，乃能有此诗”，讲的就是这层意思。

“好诗会推动你上台阶去进入它”

中国艺术报：您刚才深入阐释了您对“语言”的态度，我想再来谈一谈诗歌的阅读。事实上，诗的阅读是有难度的，尤其当代诗歌的解读之难是个普遍性议题，您觉得对一个诗歌阅读经验不多的读者来说，有效进入的途径是什么？您如何回应有关一些当代诗“读不懂”的困惑？

陈先发：诗所呈现的是一个语言的世界，一个精神的场域。比如你读杜甫、苏轼、博尔赫斯这3个诗人，譬如他们写一条河流、一朵花，会有迥然不同的方式，有远强于一般人的感受力，他们的审美经验和言说方式差异很大。读3个诗人，意味着你可以用这3双全然不同的眼睛来观察世界，这无疑会大大提升读者本人的丰富性，让你的内心更为充盈。诗最可贵的是它有一种揭示能力，让你看到一个更为内在的世界，最后令读者成就一个更为深邃内在的自我。我建议大家多读点诗。

同时你也会发现，博尔赫斯比杜甫、苏轼难懂得多。因为现代和当代诗歌，相比古典汉诗，其意义是多解的，要透彻地理解，有一个阅读经验累积的过程。要用一种参与体验的方式，而非一种寻找固定答案的心态去读当代诗歌。每首好诗是一个生命体，你得进入它的语言氛围，去随它一起呼吸，感受它长在具体事物细部上的血和肉，触碰它的体温，明确感知“我进入了”但并不能归类的一种语境，艾略特说：“真正的诗歌，未待你理解，就已经在传达真义”，它是复杂的，当你试图得到一个精确的定义时，你得到的可能只有一样：诗的丧失。也正因其复杂多义，当代诗更能增进一个读者的思考空间。

当一个作者的丰富性与一个读者的丰富性大致等量时，诗是一读就懂，你可会心一笑。当这两个量悬殊时，要么你觉得读不懂，要么你觉得这诗过于浅陋，这非常正常。有的诗，你站在第一级台阶时能读懂，有的诗，则要登至第三级台阶才会有深刻的体味。好诗会推动你上台阶去进入它，这对读者审美能力提升是件好事。古典诗歌，可能大家觉得好懂，便用于比照甚至苛责、回避当代诗。其实，有的古诗，比如李商隐和韩愈后期的诗，也需要你登到第三级以上的台阶，才能真正读个明白。

中国艺术报：您创作了多部优秀的长诗作品，一直都备受关注，最近的新作《了忽焉》也在读者当中引起了热议。但在您的诗歌创作谱系中，短诗更占据着重要一席。就写作层面而言，短诗要想写得出彩并不容易，就像高手必须在一两招之内击中要害。您是怎样看待短诗在诗歌创作中的特殊性的？

陈先发：短诗的写作难度，对每个诗人来说，是个必须逾越的坎儿。这就像一枚果子，要浓缩它的成长过程，在小幅时间内令它透出成熟的香气。这对诗的结构、语速、语义的快速传递、精神力量的凝成，都提出了相对苛刻的要求。快而有力地形成一种语言氛围，这其实取决于诗人感受力的强弱、对写作对象的萃取能力等等技术层面的训练。短诗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要有种榫卯般精准的勾连、贯通关系，要形成一种流动感。你讲的击中要害，除了技艺外，事实上也要特别注意到，写与读之间的某种微妙互动。所谓完成度，是指你想传递的语言力量，在阅读中损耗少，能够最大幅度地传送到读者心中。不同类型的短诗，自有不同的语言方法，我早期的《最后一课》这类叙事短诗，写作和解读都要相对简单一些。

“诗要求诗人更加关注人自身的根本冲动、本质愿望”

中国艺术报：一种观点认为，诗和散文（随笔）的语言有质的差别，诗人会为散文（随笔）注入特别的质地。您在诗歌之余也写了诸如《黑池坝笔记》等诗学随笔，展现了您对诗学的深刻思考和见解，您是如何看待诗人写作散文（随笔）这一现象的？

陈先发：《黑池坝笔记》是百无禁忌的游思录，行之所至，思之所涉，兴之所触，都以碎片式形态，记录下来。它呈现的是片段之思的本来面目，在它忽地涌出的那个瞬间，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子，基本上没有后续的加工和整葺，所以我说“本来面目”。这部书是连续性作品，明年初会出版第三卷。

其实《黑池坝笔记》所触及的话题，远不止是诗学的，语言的，历史的，人性的，社会的，几乎无所不及。它并非“诗之余”，虽然有少量片段，直接从诗中移植过来，但那一刻我从诗的肌体上截下这些切片，一定是有什么触动了我。随笔写作的自由度和可以展开的空间，比诗要大得多，比如我围绕诗之正义、结构中的空白、诗的音乐性等话题，都进行了许多条目、层层剥开式分析，单就解构“枯”这个词，就用了50多条。这样的连贯性，话题的交互性，在诗中难以尽兴而为。诗人和随笔这种体例，似乎有天然的亲近，现在诗人写随笔多，或许是受诗之篇幅和形体限定不得不压抑、节制的力量，在随笔中能得到更充分的释放吧。

中国艺术报：确实，阅读《黑池坝笔记》让我感受到您对“诗之思”的另一种丰沛呈现。在《黑池坝笔记》中，您曾写道：“诗的意志力无法确立在炫技的冲动之上。炫技及其五彩斑斓的心理效应不能充足补偿它在诗歌内部意志力形成上的缺口”，在这里，您似乎否定了“炫技”及其所产生的“冲动的效果”在“诗的意志力”当中的作用。那么在您看来，“诗的意志力”该如何确立？

陈先发：诗的力量来源，最本质的东西是诗所蕴含的生命意志，而不是修辞本身。在许多时候，诗让位于修辞的创新，这成了一种写作的通病。对人的命运，予以最深沉的凝视，完成一种让人怦然心动的洞见，而且这种洞察能够超越时间局限，这才是最为动人的诗。所以许多千百年前的诗，依然可以打动我们，依然有着新鲜的内在活力，它越过了所有具体的时代生活，在当代的我们身上，达成“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效果。语言方式，都有各自时代的特性，炫技，炫的都是一时之技。诗要求诗人更加关注人自身的根本冲动、本质愿望，那些时空变易所不能更改的东西。当然，技艺能激活语言的活力，是一个诗人的重要才能，但如果过度拘泥于炫技的愿望，会损害诗本身。

中国艺术报：艾略特曾把“传统”形容为一个开放的共时系统，这给焦虑于新旧之分的诗人松了绑，但也将他们投放至一个更辽阔的竞技场，不得不面对那些“伟大的传统”。您也是一位有着“传统意识”的诗人，您是如何定位新诗的“传统性”的？诗歌传统中的哪些部分在您的诗歌中被有意识地体现出来，可否谈谈您的思考？

陈先发：年轻时写诗，古典汉诗的传统确实给我带来过焦虑，如今，我更多视它为一种开放性资源。对任何作家而言，传统是个敞开的、未完成的容器，传统所以能生生不息地延续，是因为反传统的力量时时刻刻与它共生。事实上，文学传统的最大活性，正来自对它的质疑、否定和刺穿，这些恰恰又被所谓的传统吸纳了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新肌体。即便对仅有百年历史的新诗，它的体内也包含了种种对立的、互相解构的力量，它是一个变化中的、演进中的奇特躯体，也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生态系统。正如有些时刻，我们是另一个时空刻度上的李义山、寒山；或者说，我们是体内融入了时代复杂性和语言新活力的李义山、寒山。当然，文学传统的延续，会在一些历史时期形成困境，新诗刚开始的阶段，陈独秀、胡适、鲁迅他们倡导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时，就是这样的处境，而这些困境，同样可以成为写作的珍贵资源，成为文学新生的澎湃动力。

诗人简介：陈先发，当代诗人，现任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文联主席。1967年10月生于安徽桐城，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主要著作有诗集《写碑之心》《九章》《陈先发诗选》，随笔集《黑池坝笔记》（系列）等20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十月文学奖、英国剑桥大学银柳叶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022春季大赛翻译大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