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金春平，1983 年生，文学博士，教授，山西财经大学文化旅游与新闻艺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曾获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赵树理文学奖，《黄河》年度文学奖，山西省百部篇工程一等奖等奖项。近年来在《民族文学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小说评论》《扬子江文学评论》《当代文坛》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边地文化与中国西部小说研究（1976—2018）》《文学地图的批评谱绘》等专著，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和现当代文学研究。

周明全，复旦大学中文系2022级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大家》杂志主编。著有《隐藏的锋芒》《“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70后批评家的声音》等；与陈思和共同主编《“80后”批评家文丛》《70后批评家文丛》，主编《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等。曾获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文学报·新批评》2015年度优秀评论新人奖特别奖、2020年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批评家等。

这十年：文学批评让我越来越清晰地确认了思想的锐力和自我的可能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2020年第3期推介了你。而早在2016年，你就入选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六届客座研究员。回头看这些成长之初的帮扶，有何感想？同时，你是如何看待包括《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这样的刊物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这样的培养机制对青年一代批评家成长和助推的？

金春平（以下简称金）：感谢明全兄给我这次回溯自我、整理自我、反思自我的机会。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的入选，对于许多当代青年批评家，都是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学术际遇，也是他们开始走向中国批评界前沿的重要通道。2016 年我有幸入选第六届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既深感意外，又非常惭愧，更多的是难忘的经历和充实的收获。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这一“身份”的被赋予，包含着一种接纳、期许、鼓励和责任，对于刚刚步入文学批评行业同时还在摸爬滚打、艰难探索，但又多少怀揣着一点遥远而游弋的文学批评理想的我来说，既是“提振”与“赋意”，也是“重塑”与“确立”，正是客座研究员制度让个人缥缈的理想有了落地与生根的可能。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机制，它以群体“集结”的方式，将不同研究领域的青年批评家汇聚于文学馆这一文学批评的殿堂，多元的个体面目由此获得了相对清晰而总体的聚焦；它以“开放”的原则，吸纳着在业界已经有着广泛影响的青年学者，也接纳着类似我这样长期处于学徒期的文学批评学子；它以“引领”的姿态，积极介入中国文学发展和中国文学批评的最前沿现场，在批评的争鸣中率先对中国文学的作品、现象、问题、趋势、理论进行集体性的分析与反思；它以“跨界”的原则，打通了作协、高校、研究机构、作家、刊物、批评家以及地域之间各自为阵的区隔，实现了文学现场、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传播的同频联动。客座研究员的经历所给予的不仅是机会和信赖，还是一份笃行学术与批评信任的责任契约！

如果说客座研究员是学术体制化的“身份赋形”，那么《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栏目，则与前者形成了互补：它以对批评家个人的立体学术肖像的凸显和展陈，来助力青年批评家在当代文学批评界的形象塑造和个人成长，助推其在全国批评界的确立和认可，而这位发现者、助推者和塑造者就是张燕玲老师。张燕玲老师以其敏锐、犀利、公正和包容打造的学术精品栏目，以对批评家个体“面目”清晰而立体的聚焦为呈现方式，每期的五篇文章（连同插图）勾勒出一个由自我到他者、由学术到生活、由精神到性格等多维面向的鲜活、完整、立体的“批评人”，这是以“小评传”的方式对青年批评家的“志录”与“流传”，而对批评家的为学、为文、为人乃至影像记录，已经演变为一个“综合人物文本”。对于许多青年批评家来说，“今日批评家”栏目是许多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批评家，由各自的“地方”走向“全国”的成长契机和学术起点，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界，张燕玲老师与“今日批评家”栏目功莫大焉！非常惭愧的是，我只是其中的忝列者。接到张老师的通知说要给我做“今日批评家”小辑，这是个让我意外而又惶恐的任务，因为我深知自己无法与栏目相匹配，更没有自信的学术资本敢于将自己放置于栏目的聚光灯下被全国批评界所审视，但是张老师态度很坚决，并且限定了交稿时间。时至今日，我仍然没有取得如其他青年批评家那般扎实厚重的成绩，却深刻体会到了张燕玲老师对我这样一个身处学术边缘地带的学子的关爱、提携、包容和鼓励，也收获了个人学术生涯当中宝贵而深厚的慷慨与情义。

周：你在南京师范大学师从高永年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此后又到南京大学跟随丁帆教授做博士后研究，这两位老师对你从事文学研究有哪些影响？其他还有哪些师友对你产生过影响？

金：感佩明全兄对我的了解。高永年教授和丁帆教授，既是我的授业恩师，更是我的精神导师。从青年时的懵懂无知，到中年时的日渐澄澈，二位先生给予我的，不仅是知识与方法，更多的是为学之道、为人之法、处事之律与人格之本，这份纯粹、至真、有爱的师生之情在经历了生活的磨砺和沧桑之后，越发闪耀出它的真诚、珍贵与恒久。

高永年老师是现代新诗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高老师一向提倡“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美学性”，鼓励我们的学术文章或评论文章要努力追求“诗性之美”“文质之美”“语言之美”，“学术论文和批评文章同样是文学创作，唯有有光的文字、有美的语言、有情的文章，才能容纳文学的精髓、人学的精魂、思想的精深”。三年期间，高老师经常会将自己在阅读或研究过程中发现的“学术美文”分享给我，要求我尝试解析文章何以至美，并将之化为自己的为文血肉。沿循着对文学（诗学）美学性领域的学术兴趣，高老师引导我对“文学美学”要进行“理性解析”，这种由感性直觉展开学理分析的方法，正是一种学术思想和学术范式的构建，对于当时将拗口而晦涩的西方译著奉为圭臬的我来说，这是警醒、矫正与引导，高老师对文学之美的感性直觉进行理论解析的学术观也成为我进行博士论文研究，以及今后从事文学批评的潜在方法论。时至今日，当学术界重新呼吁有个性、有情感、有温度、有审美的批评文字，高老师所提倡的学术批评“美学化”、文学美学“学理化”的学术实践和学术观念，就更显示出其独立的学术个性和深远的学术眼光。尽管我因能力和功力有限，只能写一点干瘪枯燥的文字，但高老师所提倡的学术研究的美学化观念，却成为我至今所坚定践行的学术基石。

丁帆先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著名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在我的学术生涯当中，能有幸跟随丁老师求学是我最为宝贵的人生财富。在文学研究领域，丁老师的治史思想、治学方法、学术视野、学术精神、为学智慧、为学品格等，都是吾辈学生倾心企慕而不可企及的榜样。丁老师所倡导的“启蒙主义”的学术思想，所倡导的“义理”和“考据”兼重的学术主张，所提倡的“人性”“人道”的学术立场，所推崇的“文学价值观建设” 的学术法则，所洋溢的“浪漫主义”的价值气象，所秉持的“知识分子”的士子风骨，所恪守的“人文良知”的道德品格，所践行的“仁慈江湖”的浩荡情义，早已浸润转化为我为学、为人、为事的精神坐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至今让我依然激动和难忘的一幕，是在我的博士毕业论文答辩会上，丁老师所给予的指导、包容和鼓励，也由此开启了我和丁老师之间的师生缘分。从博士后期间研究游牧文化与西部文学，再到如今尝试涉猎部落文化与西部文学，如此逐步深入的学术研究轨迹，无不包含着丁老师的引导与希冀。在十多年的学习生涯当中，每每在学术上遭遇诱惑、焦虑或迷茫，丁老师的箴言也如同预言，总是给予笃定和告诫：西部文学是一个巨大的富矿。只是面对老师我经常会心生惭愧而不敢直视，因为我并未做到如老师所期待的那般笃定、勤奋和努力。

十分钦佩樊国宾师兄在《师父》一文中对老师的感念，招录一段，他言昭我心：“长大后渐渐懂了。‘观音在远远的山上，罂粟在罂粟的田里’，师父之所以为师父，因为他是山上那个度众生者。世间之大，茫茫万劫，可能我们很多人最终都会省悟到——一生只享受了‘内触妙乐’是残缺的，因为这是罗汉和菩萨、小乘与大乘、享清福还是享洪福、苍生跟渊薮之间的区别。”

周：有种观点认为，高校的科研考核体制对年轻学者从事文学批评工作有一定的干扰，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对你个人从事文学批评有影响吗？

金：明全兄直击到了学术自由和制度规约这一当代高校教师所普遍面临的事业困境。高质量的人文科学成果的产出需要一定的时间积淀，以“过度”的量化指标体系去驱动成果的产出，要么导致低水平或泡沫化的成果生产，要么导致违背道德与公平的学术功利，要么导致努力无望后的现实放弃，而更多的学子则是陷入深刻而集体的精神焦虑；但与此同时，对于身处多重生活旋涡当中的青年教师来说，若无一定的制度规约和体制导向，同样可能在日常化的散漫慵懒当中阻滞自我的学术动力。在我看来，从文学研究的学科特征、规律和可能性出发，以“合理”的制度规约、机制激励、指标设定，来引导对青年教师学术成果的考核与评价，不仅是解决体制管理与学术规律之间“错位”的有效途径，而且这种“合理”完全可以转化为每位青年学子的学术“可能”，生成他们的学术“动力”。因此，我理想的科研考核体制，一方面有着指标量化的考核，另一方面，这种量化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多元性和可实现性。也就是说，相对“合理”的考核体制，应该是契合人性的诉求，它既要祛除人的惰性放纵，又具有一定的难度鼓励，并伴随着阶梯式的升级和与之相匹配的认可机制，唯有如此，才能让人持续葆有学术研究的热情、坚韧、执着与行动，拥有更充实的价值感、收获感、意义感和自由感。

周：你这些年主持完成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近20 项，这么多社科项目，会不会分散你正常的阅读时间和对主要研究领域的深耕？

金：明全兄的提醒正当时。密集的科研项目，特别是项目之间没有关联或者没有交叉，开展研究确实有疲于应付和忙慌不堪的凌乱之感，势必会影响到个人正常的学习时间和精力。在当前高校科研项目考核制的规约之下，持续不断地申报各类项目，这样的状态也是当前高校教师学术生活的日常镜像。面对这种暂时无法更改和逃离的处境，一方面需要培养项目团队，以团队分工开展研究，以期用有限的精力、规定的时间取得质量最大化的科研成果；二是科研项目的申请和设定要有内容逻辑关联，这样才能既保证成果产出的连续，又能保证研究内容的互补；三是科研项目的申请和设定要有类型区分，既要凝练和构建源自于现实文化症候的理论性学术课题，也要积极申请偏实践、偏应用或偏对策型的现实调研类课题，以理论发现指导实践方向，从实践应用激发理论自省。因此，适当的跨学科、互动式或对话式的课题研究，是不断打开研究对象覆盖面，又能形成合理的研究节奏、研究强度和研究效度的可能方式。但再多的科研项目始终需要恪守并时刻告诫自己的是：广泛而精深地阅读，深刻而系统地思考，勤奋而稳定地写作！

周：你是哪年发表自己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写的是什么？到目前为止，你最满意的一篇文章或著作是哪（篇）部？

金：我的第一篇评论文章是发表于2005 年《六盘山》上的《大西北的血与泪——读长篇小说〈西北狼〉》，是受硕导郎伟教授所命而完成的作文。现在看来都是些非常稚嫩的文字，但也确实激发了我继续从事文学批评的热情，直到硕士毕业时，误打误撞地发表了两篇核心期刊，也因此才有了报考博士的资格。至于最满意的作品真不敢奢谈，都是些很轻浅的文字，有些凝聚了自己思考的文章在刚完成时还有一些胜利感，但是等它发表出来放置一段时间后再重新阅读，才发现有诸多瑕疵或遗憾之处。它似乎时刻告诫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周：这十年来，青年批评家异军突起，你每年都发表大量的学术文章，收获颇丰。你自己认为，这十年来，在学术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金：感谢明全兄的鼓励。不敢妄谈突破，只能说一直在做一些积累、探索和努力。第一是尽可能把对问题的思考推向深入。学术研究力图穿透流于表面的探讨和饶舌的赘语，努力抵达它们最为内在的肌理，“如此为何”“因何如此”“如此何为”是我在面对研究对象时试图解决的三个问题，似乎这样的解析才算酣畅淋漓。第二是尽可能在研究中探寻一些“构建性”。能够从文学现场和文学史的研究当中，揭橥一些被遮蔽和被掩盖的本质规律，且这种规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有效性，并能在一定范围、时间、对象当中具有可通约性，这种对文学的“解密、发现和发明”常常让批评家享受着隐秘的思维乐趣和心理诱惑。第三是尽可能以哲学辩证法的姿态，去审视现有文本的品质高下、文学现象的脉络走向，将文本或现象视为“中间物”而非“静态物”，视为“结构性存在”而非“自足性存在”，以此获得对某一现象问题的立体而清晰的透视和判断。在风云流动的年代，努力发现一些能经受得住追问、拷问和质问的结论，努力从迷障乱象当中剥离一些具有警醒、清醒和独醒的声音，大概是我一直努力但仍在漫长跋涉中的目标。

文学研究：从地方性文学的研究努力通达对文学中国的认知

周：丁帆教授在《朝乾夕惕 钩深致远——金春平印象记》总结了你的研究——从其研究格局来看，金春平的研究领域分为五个板块：一是“山西作家作品研究”；二是“当代（全国）作家作品研究”；三是“当代文学现象研究”；四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五是“西部文学研究”。无疑，这是一个从地域作家作品研究为学术发端的格局，也是许多学者的必经之路，但是，倘若走不出这个怪圈，他只能是一个格局狭窄的三流评论家。有两个问题请教兄，一是你是如何将这个看似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纳入自己的整体框架中的？它们之间有哪些交叉？二是你是如何看待地域性研究和走出地域，做更广阔的研究的？

金：明全兄戳中了我不愿示人的隐痛。过多的研究对象必将导致学术聚焦的离散和学术质量的质疑——这是学术研究之大忌。我曾一度努力做学术的“减法”，以期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对特定对象的深入研究中。但是，这些研究对象却如同自己辛勤培育的花朵，强行舍弃哪一朵都深感不忍，于是，时至今日只能尽可能兼顾。这种兼顾确实如兄所说，存在“将看似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纳入自己的整体框架中”的困扰。于是，我只能淡化其地域属性差异，把它们视为具有公共通约性的“文学之中国性”“文学之当代性”“文学之美学性”，将其放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整体图谱视阈当中进行研究，考察它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思想、艺术、美学等领域的创造性价值和拓展性意义，探幽其与当代文学理论话语之间的隐秘互动与生成建构，在“地方性”与“超地方性”的辩证视阈当中，发现每一类研究对象所包含的能丰富、拓展与生成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美学、精神、理论高度的可能维度。因此，从显性层面来看，它们之间的交叉地带就是“中国性”“当代性”“美学性”的文化空间，而从隐形层面来看，它们因为共同蕴含着对“人”“人性”“人心”的洞察或发现而具有深刻的公理性。

明全兄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努力解决而不得其法的问题。在当前的学术研究生态当中确实存在一些心照不宣的话语等级观，研究中国当代主流作家作品要远比研究地域性文学所能获得的成就感大得多，一直停留在地域性文学研究的圈定当中，将最终只能成为丁帆老师所说的“倘若走不出这个怪圈，他只能是一个格局狭窄的三流评论家”。因此，近年来，我有意将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作品、重要文学现象作为自己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这也是诚如明全兄所说的“走出地域”的艰难努力。但在“走出地域”“面向中国”的批评跋涉当中，反而让我获得了对原有地域性文学研究“走向纵深系统”的可能性的新启发，那就是：从地域性研究到走出地域研究，其实都隶属于“文学中国研究”这一范畴，因此，要赋予地域性以超地域性，赋予地方性以超地方性，赋予民族性以超民族性，即要兼备对地域文学研究的“内视域”与“外视域”、“历史视域”“当代视域”与“未来视域”、“地方视域”与“人类视域”、“文化视域”与“美学视域”、“文学性视域”与“理论性视域”，在多重视域的互文、共通、辩证的审视当中完成对地域文学研究的“总体性”发现。

周：关于“游牧文学”，你已经关注近十年了，先后做过 “游牧文化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关系史论”“游牧文化与中国西部现代‘汉语写作和汉语译介’小说研究”“游牧文化与中国当代西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游牧文化与中国少数民族小说研究”等社科课题，丁帆教授认为“游牧文学”可以填补中国乡土文学之内和之外的许多研究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十多年的研究，你自己觉得“游牧文学”对填补中国乡土文学的研究有哪些重要价值？“游牧文学”现在研究的现状、难点和新的学术生长点分别是什么？

金：游牧文化对中国乡土文学研究的价值具有相当独特的价值。首先，从游牧文明的角度切入，为发现或阐释西部现代文学“因何独特”“何以独特”“独特何为”等核心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其次，游牧文明的文化观念、宗教思想、精神内涵、社会认知、民族精神等核心命题，塑形和生成出西部文学“独特”的叙述理念、价值输出、文学精神、美学内涵，丰富了中国文学史的生态版图；再次，对西部游牧文学的整体研究，能透视作家“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对游牧文明为主体的“文化西部”的现代性借鉴和转换的方式、效果和影响，以及对文学主体的精神建设和文化构建价值，能审视到游牧文化叙事小说所呈现出的独特人文内涵、艺术美学、生命审视和人性发现。

同时，这一研究领域也面临着一些难点。譬如，尽管高度重视游牧文化到西部小说转化的诸多中介，也力图解析游牧文化特质从“生活世界”转化到“文本世界”的艺术方式，但仍存在“史料支撑”“文本空间”“理论解析”“美学阐释”等论证过程中“贴切性”“契合性”和“有效性”不足的缺憾。

但我更确信的是这一研究领域具有着强劲的学术生长潜力。譬如，可以通过文化人类学、边疆民族史学、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等跨学科方法，探讨“多元游牧文化”与“西部边疆文学”之间历史的、审美的、思想的、文化的隐秘互动；可以将“西部边疆文学”之范畴进行拓延，通过田野调查、实地搜集、走访记录等方式，系统搜集和整理之前未被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口传文学、部落文学、民间文学、母语文学、史诗文学、作家文学、译介文学等，建构西部边疆文学的史料数据库；可以考察西部边疆文学以“自下而上”“自边缘向中心”“自微观向总体”“自地方向中心”的方式，参与和形塑“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经验”的生成机制和融通效果等。

周：通过你的研究，你是如何看待文学的地方性的？你在谈“游牧文学”时说道：“诸多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如沈从文、老舍、萧乾，以及扎西达娃、张承志、阿来等的现代性体验、观念和思想，无不是以‘出走地方’的方式才得以获取。”那通过你的研究，你认为“走出地方”而不会也在一定程度上丢失地方性？

金：地方性叙事需要入乎其内的“在地性”。作家以对地方性的熟稔和热爱，在“近景”雕刻当中完成对地方性空间的“深描”，形塑出地方性的风景、风情、风俗等“审美差异”；但如果作家只是展陈地方的日常生活，将地方性的“深描”作为唯一的叙事目的，那么这种叙事就因缺乏文化差异、历史流变和人性肌理的发现而流于表面。因此，地方性叙事还需要出乎其外的“离地性”。它能逃离既有地方性所附着的褊狭，将之作为“远景”而赋予其反思性、批判性和文化性的审视，在与他者文化的参差视域当中完成对地方性的价值判断和意义赋值；但同时需要警惕的是，如果作家只是将地方性转换成抽象理念的符号化表达，它又必将消弭地方性的“异质”，甚至丧失地方性必须具备的文学“真实感”，地方也将沦为理念、寓言、象征和隐喻的意象载体。因此，优秀的乡土作家往往延循着由“在地”到“离地”到“再在地”的视阈融合轨迹，即遵循内视角与外视角的“文学辩证法”——内视阈保证了文学的地方性色彩、地方性真实、地方性体验，外视阈完成了对地方性的反观、发现和赋形。而融合内视阈与外视阈的重要转换机制，则是作家的思想主体性建构。但作家思想的主体性构建则普遍需要借助“走出地方”才得以兑现，并在异质文化的体验当中激发起其文化思想自觉，构建出以文化现代性和普遍人性为核心的地方文学思想观，这使他们对地方性的深描，具有了强大的思想支撑而不至于陷入琐碎的地方性展览，并“反视”到习焉不察的地方性精神所蕴含的“文化可能性”。因此作家的“出走”是为了更有效地“反观地方”，“离开”是为了更精深地“发现地方”，“异阈”是为了更深刻地“审视地方”，他们以“出走”的方式所获得的“异质经验”和“异阈体验”，是在完成地方文学思想观的生成和确立，而作家以此价值思想重新展开对地方性的内与外的辩证抒写，才是真正开启对地方性叙事的“典型化”构建。

周：很多年轻批评家不是太愿意关注本土文学，一是认为太熟悉不好评，二是总是盯着名家新作，认为能引起关注。但我看你写了大量山西作家的作品论，你为何愿意花费那么多时间精力关注本土文学？

金：山西文学是典型的地域文学，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批评家，有责任去关注和发现山西优秀的或者有潜力的作家，有义务去阐释和推介山西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我看来，山西有那么多勤奋努力、虔诚笃定、潜心创作的写作者，他们承接起了山西文学的血脉，谱绘着山西文学的版图，我对这批作家满怀“敬意”和“感动”。同时，山西青年作家及其作品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他们在文本世界当中的继承、创造、转化和构建，以及所呈现出的文学现象、文学特征、文学症候，理应成为当代批评家所关注和探讨的对象和问题。可以说，山西文学的进步或成长、停滞或困境，本身就蕴含着思想、审美、方法等理论研究的诸多命题，批评家有必要与他们展开及时的、现场的和有效的对话，有必要对他们进行系统、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山西本土作家作品的批评或研究，要努力突破其地域性视域，而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宏大视阈当中去观照、解读、分析、阐释和判断，赋予他们以超地域性的批评赋值和意义发掘，山西文学因此也就不再只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现象而具有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地方文学典范性。这是批评家的情怀、职责和义务。

周：你博士阶段就开始关注西部文学，你认为西部文学和其他地域的文学，究竟有哪些本质的差异？

金：“西部文学”不仅是地域性或区域性文学概念，它还是文明空间（文化空间）的概念。因此，文学之“西部”与“非西部”的差异，应该回归到“西部”这一“大地空间”概念。西部文学所涵盖的自然、宗教、游牧、乡土、生灵、历史、英雄、流浪、史传、都市等混杂而成的空间世界，其文化空间形态是以前现代文明为主，现代文明和后现代文明同时交织的情境，即游牧文明为主导，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等多元并置的共时存在，西部特有的自然地理、宗教文化、风土人情、精神世界、族群伦理、审美风貌、地域艺术等，合力构成了西部文学独异于非西部文学的文学特质。因此，西部文学的独异之处在于，西部文学是在游牧文化基础上所孕育的区域文学，游牧文明的前现代性、原始性、本土性等，构成了西部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的精神气质、美学面貌、人文内涵、历史图景、生活景观；而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工业文化、都市文化，乃至后现代的生态文明和数字信息文明的融合、借鉴、抵牾乃至对立，构成了西部文学内源性的叙事动力。因此，观照与把握西部文学最核心的文化本质特征，唯有从游牧文化的本体性切入（尽管其中存在着高原、草原、大漠等游牧文化的不同圈层），才能对西部文学与非西部文学进行区分。而西部文学的自然风物、地域景观、宗教习俗、远古神话、英雄史诗、民族伦理等，即“三画四彩五义”——“风景画”“风情画”“风俗画”，和“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以及“浪漫主义”“人本主义”“生态主义”“民族主义”“神秘主义”等，正是西部文学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学的价值内涵与美学投射。

周：这几年，“东北文艺复兴”“新南方写作”等地域文学的概念备受关注，你本人是如何看待以地域命名文学的？

金：地域文学的命名通常包括“历史性”命名和“构建性”命名。前者是对既有的地域性文学事实进行追溯性总结，后者则是对地域性美学想象进行现在时展望。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等地域文学概念，既有基于文学发展的现象史实，又包含着文学发展的未来感召，还包含着文学演变的内在拓展。因此，这样的地域文学命名是包含了追溯性（史实性）、构建性（未来性）和想象性（美学性）等三重内涵。譬如新南方写作，它是以南方海洋文明为文化基础或文明形态底色的文学叙事形态，海洋文化与大陆的游牧文化、农耕文化、都市现代文化之间或对立或顺承或融合的“历史关系”“空间关系”“精神关系”，应该成为新南方写作的地方对象。因此，新南方写作既蕴含着对区域地理“实指性”的书写，即南方独特的地理、人文、自然、宗教、民俗、伦理、族群等地方性生态；同时，它还蕴含着对区域地理“文化性”（象征性）的书写，即那些迥异于内陆他者地方精神的“文化南方”和“南方精神”；它更是对区域地理“想象性”或“地理想象共同体”的书写，即包含了对南方的一切美学想象、地方言说、文化演绎、共同体论述等。因此，新南方写作既可视为文学现象事实，但更是美学想象性构建；它是对文学创作的构建式的地域文学现象命名，更是对区域文学想象共同体的美学规约。当前的新南方写作正处于作家创作和命名内涵的“互动互塑”的行进过程当中——这一命名需要借助于作家的文学实绩，来充实、验证、勘探其合法性、有效性和主体性；同时，这一命名也为作家提供了具有公共性、精神性、文化性和象征性的“文学想象共同体”，这种文学想象共同体已经升级为作家展开多元化探索构建的“文学原型”。因此，以地域来命名文学的合法性，既要考察其命名理论能否增殖，又要观照其文学实践能否持续，更核心的问题是，判断它能否在文学史、文学现场和文学未来当中提供新的思想质素、美学风貌和主题精神的“典型原型”，以此开拓中国当代文学的地理版图，在文学发展演变的冲决当中，始终葆有命名内涵的拓展性和文学流脉的延展性。

批评观：让文学批评的“越界”成为回归文学批评疆域的最好方式

周：你在批评观《意义的延续与经典的准备》中说：“批评话语的有效性不得不一次次忍受被审视的煎熬。”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批评的有效性备受煎熬的？如何才能摆脱这种煎熬？

金：文学批评有效性的备受争议来自于文学批评话语“主体性”的羸弱。第一是文学批评成为理论知识的俘虏，它依附于西方理论知识的增殖，舍弃了与文学本土性的自觉对接。第二是文学批评成为个人经验的重复，他们以不变的经验话语应对日益更迭的文学变局，消弭了从“历史哲学”和“人的现代化”高度进行理性审视的总体视野。第三，“何为批评有效性”的认知分裂，即对文学批评的功能是鉴赏、阐释？是分析、判断？抑或是无限的意义生产？这些构成了文学批评有效性的歧义症结。

重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和公共性，需要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性、判断性和问题性话语。其一，文学批评要具备对文学的美学现代性进行分析和判断的能力。文学批评要围绕作家、作品和读者，从历时性的美学传统变革、从共时性的美学话语建构，展示作家的创造性之于文学史、文学理论的丰富和颠覆的能动作用。其二，文学批评要具备思想现代性的分析和判断的能力。文学批评需要捕捉整体的思想性和价值观输出，是如何参与到当前时代的人文话语语义结构当中，且要对这种思想和价值的建构做出基于人性解放、社会公正、历史进步等价值维度的逻辑说明和价值批评。其三，文学批评要具备对人的现代性处境的分析和判断的能力。文学批评需要对人在现代性处境当中所具有的各种可能性、多向发展性进行分析阐释，要对文学中所坚守的“普遍人性”如何走向“现代人性”所亟待的一切外在和内在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规训保持理性的张力。

周：你在批评观《意义的延续与经典的准备》中说：“批评谱系持续震荡的事实认定，批评是众多理论现象和文化事实的超强联结者，包括政治、权力、心理、语言、思想、史学、审美、现象、意识形态等，话语主体之间的抵牾纠葛，引发对批评归属阵营的暗中争夺，催化着批评实践的指向分化和功能分配。这一复杂的关系图谱标志出批评的话语指涉正溢出‘批评—文本’的关系边界，越来越走向‘文本批评—意义生产’的开放空间，非文学话语主体的持续入侵，成为文学阐释学的意识形态基础，扩张着批评的文化生产能力。”同时，你也说道：“文本批评所引发的话语延伸和不断越界的自由蔓延，也遭受诸多批评家的担忧。”你本人是如何看待批评的“越界”的？

金：文学批评的“在界”和“越界”，源于对批评这一话语方式的多元而歧义的认知：是立足于文本内部进行分析和阐释，还是逃逸于文本外部展开解析和判断。在我看来，批评应该是世界真相、作家经验和文学文本的链接者、勘探者、解密者和对话者，或者说，批评应该拥有在多个话语场域穿梭的自由，这是它的话语特权和话语方式。借助批评的话语锐力，文学作为结构性的存在，其所负载的历史、时代、政治、社会、制度、权力、心理、语言、思想、审美、现象、理论、意识形态等诸多元素，才能被透视、剥离和澄明，文学所暗含的肌理或隐秘的纹理才得以清晰呈现，这是文学批评无法被文学史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置换的话语功能；但是，由文学批评所生发的外延性的意义再生产以无边界的方式持续震荡，那么文学作为批评话语展开的限定性和修辞性就成为一个符号化的存在，因为其他艺术门类的批评实践同样可以达到相同的延展性意义再生产功能。因此，文学批评应生发于文学，并最终回归于文学，而宏大而奇妙的“越界”阐释之旅，是对文学的认知走向精深、广阔、理性、清晰的阶梯和方式，它要解决文学“何以如此”“如此何为”等表象之下的暗门，但对文学意义的再生产、对文学价值的再判断、对文学理论能量的再开掘，始终是文学批评的话语实践归宿。可以说，文学批评的“越界”是为了更有效地回归文学，或者说文学批评的“越界”和“在界”理应互为表里；相反，那种只谈“越界”却最终无法“回界”的批评，终究将沦为话语的表演，导演着一幕幕批评之不及物的喧嚣乱象。

周：你在《基于“中国经验”的当代文学批评》一文中谈到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中国经验”。你说：“‘中国经验’生成于民族传承和价值延续的文化事实，根植于大国崛起和社会变迁的历史转型，‘文学性’ ‘当代性’与‘中国性’是其关键。” 在你看来，“文学性”“当代性” “中国性”要如何体现，才能构成你眼中的“中国经验”？

金：这个问题其实我并没有想明白，更多的只是一些零星的直觉和感受。当代文学批评需要从历史、当代和未来的三重维度出发，构建具有当代中国经验的文学批评。第一是要具备中国品格。伴随着中国作为正在崛起中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分析和阐释正在延展当中的“当代文学”，亟待从“当代中国”的文学观念、思想哲学、道德伦理、美学标准、文体形态、语言系统等领域，构建生成于中国文化语境的价值认知、美学形式与意义实践的话语范畴。第二要具备经典品格。经典品格要覆盖历史性的批评话语经验，更要构建具有“当代性”与“未来性”的话语内涵与阐释空间——如波伊劳所说的“中性共存性”整体特征；同时，“经典品格”担负着为文学史进行“经典文本”遴选的职责，承担着对文学理论进行校勘和再造的重任，因此，作为方法论的总体性话语，与作为批评效果的实践化标准，共同构成文学批评经典品格的结构两翼。第三要具备实践品格。当代文学批评要以思想生产、价值输出、观念革新、美学发现、人性省察、精神呈现等方式，作用于特定历史语境当中的大众思维、观念、心灵和精神内里，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文化自觉、民族崛起、人的现代化的“共名”的意识觉醒与精神行动。

周：你曾在《文艺批评的三个问题》中说道：“我们迫切需要以思想性和艺术性为准绳的学理性文学批评，需要批评家们能对当前多元并存语境孕育下的文学创作开展具有前瞻性和建设性的文学批评。在我看来，批评功能的均衡、批评方法的系统和批评效果的及物是当前文艺批评亟待反思和调整的三大方面。”能具体谈谈应该如何调整吗？

金：这个问题我更多的是口号式的倡议，其实调整谈何容易，但我会尽力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进行尝试。批评功能的均衡方面，文学批评的功能涵盖了“评论”和“批评”，但事实上却是“批判”的锋芒敏锐已经被“评论”的温和言说遮蔽，不愿对创作实践中的本质性的而非细枝末节性的不良思想和艺术倾向直指其弊，因此文学批评须以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和艺术良知为底线，以批评的言说方式廓清历史文化的乌烟迷障。批评方法的系统方面，文学批评应是与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呈现三位一体的格局，批评家需要具备文学史意识，要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和判断，定位文学作品进入文学史的方式、地位、影响，同时预判文学史的总体走向和趋势；同时，批评家还要肩负起构建、运用和检验文学理论的职责，文学批评既要成为“过去”理论的现场检验者，还要以文学现场的文学事实对现有的理论缺陷进行修复、调整和完善。批评效果的及物方面，“及物”要求批评家面对作家要有真诚的对话、激辩，不求恩怨，只谈真理；“及物”的批评要求批评家在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美学感悟的基础上，书写出感性与理性、精妙与朴实、深刻与隽永兼备的批评文本；“及物”的批评要求批评家具备广博的知识积累和前瞻性的批评视野，构建起精深的知识体系、卓越的人文底蕴、坚定的批评勇气，进行个人性和人类性相融合的再创造，以此审视和发现文学的未来。

周：若给批评家朋友或晚辈推荐几本书，你会推荐哪几本？

金：诺思罗普·弗莱的《批评的剖析》、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