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译文学研究。著有《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第3卷）》《意义的生成一一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细读集》《鲁滨孙变形记：汉译文学改写现象研究》等；译有利里安·弗斯特《浪漫主义》、R.L.布鲁特《论幻想与想象》；主编《汉译文学序集》（18卷）；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期刊编，1896—1949）”并主编其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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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燕：李老师您好！很荣幸对您作一次访谈。我想从您新出的《鲁滨孙变形记：汉译文学改写现象研究》一书开始这次访谈。这本书收录了您的系列论文，同早前以单篇形式在刊物上发表不同，这次结集成书，从书名、导言到具体章节，都给人精心设置的印象，因此它不只是一本论文集。您能谈谈目前这种章节安排的用意吗？另外，为了体现您的整体性用意，章节内容是否也相应地作过调整呢？

李今：你能访谈我，也让我很荣幸！拙作最初的想法是做英国文学名著的汉译形象研究，拟选择几种英国文学名著的汉译本作为研究的个案，对它们在我国20世纪不断被重译、改写、缩写以及不断被阐释、评价和塑造所构成的汉译系列及其文化形象进行梳理和考察，以期不仅能够总结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更能够辨识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主动“拿来”、拒斥和转换，将我们民族现代意识和现代价值观的生成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落到实处。之所以选定英国文学名著，是因为我在做《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的研究中，深感不懂俄语对深入探讨问题的限制。就汉译文学研究而言，根据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理论，可以把汉译作品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既成文本的事实来看，不涉及原文文本及其与源语系统的关系。但汉译文学毕竟是从另一种域外语言文学翻译过来，跨文化、跨语际是其禀赋，在描述汉译文学的整体状况、某些汉译文本为何被翻译、其赞助者是谁、对中国社会及其文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发挥了何种功能等等诸多方面是没问题的，但要深究这些汉译文本是如何被翻译的？中国输入的汉译文本及其思想、文体、形象与原文本一致吗？我们常说向西方寻找真理，我们输入的是西方的真理吗？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写？为什么？等等，若做这方面的探讨没有对本国文化及相应源语文化的跨文化、跨语际的双重甚至更多重的视野，是难以实现的。所以，我想尝试用自己能看懂的英语文本为参照，去探究其汉译所发生的诸多跨文化现象和问题。

本来我的计划是偏向历史的，设想通过对英国同一文学名著在同一时期不同译者的汉译本、不同时期不同译者的汉译本和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的汉译修改本所构成的汉译系列，透视中国历史的变迁，探究其来到中国的变形、新生，及其社会、政治、文化的历史缘由。但经过相关文献的搜集，发现英国经典文本的汉译不仅数量巨大，改写程度也不一，所以我放弃了谱系型的描述性研究，选择一些具有发掘价值和空间的个案文本作为深入探究的对象，这样所涉及的历史只能是吉光片羽，而缺乏整体性。后来有幸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期刊篇）1896—1949”和我们学校研究基金重大项目“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的资助，我的个案研究就没有精力继续做下去了。随着集体项目的实施和开展，不得不转向对汉译文学历史文献的综合整理，以及对其研究路向、方法的思考与总结。特别是集中阅读了晚清民国时期三千多篇汉译文学序跋，翻译家的即时书写所表达的社会公共舆论之流行观念，及其所呈现出的历史演变和脉动的轨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写出了长篇《汉译文学序跋集·序论》，对现代汉译文学与中国以及世界大历史事件相互激荡的历史图景与态势，做了整体性的粗线条勾勒与描述。

这种概观式写法与之前的个案研究方法虽然是大相径庭，但这种广泛性、系统性的阅读更使我认识到，译作序跋是译者以专业权威身份对译作的阐释，其实也就是改写，往往引导一个时期读者如何接受和认知。如伍光建为《孤女飘零记》（《简·爱》）写的译者序称：“此书于描写女子爱情之中，同时并写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气概，为女子立最高人格。”这种见解直接左右了当时对简·爱形象的理解和认识，我所查到的两篇书评：吴杰的《〈孤女飘零记〉读后感》，冰痕的《孤女飘零记》，都不约而同地征引伍光建的这一观点。也就是说，译者序跋与其译作一起面世的同时就进行了改写，而之前我做的译本个案研究则是从读汉译本及其原作，发现汉译中的改写现象入手，来做进一步的辨析与探究的。更早做《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时，通过分析高尔基、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在中国的变迁已经意识到，介绍和评论往往先来到中国，其作品未被汉译之前就已经被改写，甚至其改写还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

文化学派翻译理论所倡导的不以原著而以译作为中心，将译作看作译入语文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在中国”的研究模式，中国学界很早已有超前实践，如胡适、朱自清、王哲甫、任访秋等民国新文学史家，都将翻译视为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学科陈平原老师于1989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为“翻译小说”专设一章，其框架观念也是将汉译小说设置为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因为我对汉译、评介、序跋这几方面改写现象的具体认知，让我以改写这个文化学派的理论之一作为结构这本书的核心理论。我的章节安排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概念，从上述这三个方面展开的，或可分为两大类——“译”与“介”，汉译中的改写和评介中的改写。因为译序跋中的改写也可以归入评介，一种特殊副文本形式的评介。

你能指出这本书的“整体性”让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最初设想没有评介中的改写部分，只是想多研究几个译本个案构成一本书。拙作聚焦于改写，大部分都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过，所以我在《后记》中说，拙作是在一个方向上，关于汉译文学改写现象研究的专题性论文集。

从论文到成书，一般都是要经过修改的。论文有字数限制，写得要精简，成书时相对可以舒展些，补充一些必要的知识、来龙去脉的过程等等。我这本书除此之外的修改比较大，一是因为最后一章本是《汉译文学序跋集》的序论，需要把题旨转移到改写；二是第四章“评介中的改写：域外作家形象的流变与征用”，因为这一章用了十几年前描述高尔基从同路人到左翼文学运动的导师、普希金从贵族到人民的诗人形象流变的旧文，收入重读时感觉普希金这节的论证弱一些，所以重新查找相关资料，较多地进行了补充。由此也体会到，十几年前出的书若重版，恐怕都需要补充修订，因为这期间各种大型综合性文献数据库的出现，对于学术界来说，应该是划时代的事件，过去受到种种限制，很难掌握相关全部文献资料，虽然现在也不能说做到竭泽而渔了，但资料丰富本身就可以触摸到丰富的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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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燕：汉译文学是您这本书的关键词，也是您最近十多年用力最勤的领域，并且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将汉译文学这一长期被遮蔽的文学地带标记出来。想请您谈谈是怎么发现汉译文学的？或者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畴内的概念，您是怎么在世界文学、翻译文学、外国文学这些概念的基础上，辨认出汉译文学？

李今：一己之力不敢当。我使用汉译文学概念，首先是想为自己的相关研究作出恰切的定位。我题名《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研究》《鲁滨孙变形记：汉译文学改写现象研究》《汉译文学序跋集》《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本都可以沿用现成概念，将其中的“汉译”置换成“翻译”。但就我的研究而言，这个概念太大。因为“翻译”既指域外文学的汉译，也指中国文学的外译，随着中国文学更广泛地走向世界，相信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会越来越令人瞩目，也会越来越需要特定名称将“外译中”与“中译外”这两个方向的翻译研究加以区分。所以，我使用汉译文学这个概念，尤其是用它命名大型集体项目，就是想标明我们搜集、整理、研究的是中国翻译文学“外译中”的部分，不包括“中译外”的部分。其次，传统翻译研究目的，主要还是为了提高翻译水平，探究如何翻译才能与原作对等的问题，因而尚有译作批评、翻译教学等翻译应用这个部分，但这恰恰不是我的研究目的，我是把汉译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来看的，探讨的是历史上的汉译文学，也就是你说的“长期被遮蔽的文学地带”与其所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诗学、译者、赞助者所形成的种种复杂互动关系。尽管这一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被谢天振先生介绍到中国，并形成广泛影响后，在专业翻译研究领域也开启了这一路向的研究，但专业的翻译研究不会也不应放弃原作基准价值观与传统翻译研究旨在评价译作质量与提高翻译水平的目的。所以，我使用汉译文学这个概念的另一用意，也想与专业的翻译研究有所区别，标明我不考量译作水平的问题，只是把翻译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以推动翻译学科本身的发展为目的，而旨在探究文化、历史或文学史的问题。

很多概念都是约定俗成的，即使不准确，也仍然适用。比如从图书市场的分类来看，外国文学部类陈列的实际上是汉译文学，大学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上的也是汉译文学，学生阅读的是朱生豪的莎士比亚、傅雷或高名凯的巴尔扎克、穆旦或刘辽逸的普希金等等，它们都不是原著意义上的外国文学。2015年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第一届中国翻译史国际研讨会时，曾去学校的一家书店，看到他们将一般归为外国文学的书籍冠以翻译文学种类，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书店还陈列有相当多的外文书，如果是法译英，或德译英等等的书籍也应归入翻译文学门类呀。这样想来，更觉以汉译文学指称域外文学翻译成中文的作品比翻译文学更准确，不容易产生歧义。

另外，世界文学研究的复兴，关于什么是世界文学在21世纪有了新说，刘洪涛老师做了不少的译介。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的大卫·达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把世界文学定义为离开起源地、穿越时空、以源语言或通过翻译在世界范围流通的文学作品。这一定义，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的认可，持续激起思想界、学术界讨论和研究的热情，这就把翻译文学提高到相当重要的位置。其重要的变化是，过去我们讲世界文学，一般是把它看作马赛克式的组合，各民族、各语种的优秀文学作品，或者说基于人性共通性创作的作品加起来就是世界文学，但现在谈世界文学指的是必须离开起源地，在世界流通起来的文学作品，特别在我国外语不普及、汉语未能成为世界通用语言的情况下，当然只能主要靠翻译，通过“中译外”，或“外译中”的方式才能进入世界文学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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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燕：《鲁滨孙变形记》书名很有意思，鲁滨孙“漂流”到中国，产生了多副面孔，就是“鲁滨孙变形记”。您的工作就是要全方位地呈现这种变形，也就要谈到您书中的另一个概念：改写。在我看来，改写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关键词。您在具体探索改写问题时，采用的又是很有针对性的方法，既有相对微观的翻译改写研究，也有相对中观的作家形象流变的考察（“评介中的改写”），也有较为宏观的概念史研究（“译序跋中的改写”），可见改写并不完全是具体文本层面的变形，您也试图让它更具立体感，或者说更具有生产性。因为如此一来，汉译文学研究就不光能面对归化式翻译的案例，通过诸如副文本研究、概念史研究，异化式翻译也能被纳入整体框架内，这就极大地拓宽了汉译文学研究的范围。不清楚我的理解是否准确，因此想请您谈谈汉译文学研究中的改写？

李今：你对我应用“改写”这一概念所做的文章，进而形成的多层次方法体会得很细致和深入，总结出“微观”“中观”“宏观”几个层面，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经你这么一划分，我也觉得层次分明，很有理论性，也很有整体感。如前所说，改写是拙作把相对松散的论文聚合到一起的核心概念，但其实各篇论文本来就是从发现改写现象入手，去做进一步探究的，所以也可以说，我的个案研究实践是与改写理论正相契合的。改写理论是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柱，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于1992年出版的《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是他系统论述改写理论的专著。另外还有一本他同年编译出版的《翻译、历史、文化:研究资料集》(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这本书似乎是为其改写理论寻找历史资源而编译。但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两本书汉译本出版，只有些评介性的论文。为了全面了解这个理论，我阅读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2004年影印的英文版，于拙作导言第二节概述了这两本书的纲目、主要观点和内容，并借此为拙作构建起一个统一的框架，这也是前面所说拙作从论文到成书时所加添的一部分内容吧。勒菲弗尔的所谓改写(rewriting),也可以翻译成重写，实际泛指那些为了传播和普及而对文学原创作品进行翻译、编史、选编、批评、编辑，包括电影、电视改编的各种工作，其中翻译只是最明显的改写类型。拙作所涉及的选编、批评中的改写论题也属于勒菲弗尔的改写类型，而翻译中的改写是他最关切的部分。勒菲弗尔通过考察历代多国文学名著在不同译者、不同时代、不同语种的不同译本中所发生的改写现象得出结论：翻译即改写，是对原作的重写。翻译不仅仅是关于语言的，更是译者在文化层面对原作的改写。在改写过程中，译者的选择往往更忠于译入语境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而不是原作。翻译主要是在意识形态、诗学、话语场、语言四个层面的改写，而来自语言的限制最小。

我的研究也充分证实了勒菲弗尔的观点，但我并不旨在为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提供一些中国的实例。我觉得汉译文学本身即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标本，是其遭逢与博弈的历史遗迹，沉淀着我们民族现代意识和现代价值观如何生成的症候，所以我更致力于把汉译文学改写的个案或现象视为中国20世纪历史的碎片，是想抓住改写现象做历史的研究，与同时期的创作一起展现出追求与实现现代化的精神历程，而这正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所应具有的最核心的主题。因而，如果考察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或过渡的问题，历史上的汉译文献恰恰是最值得探究的实据，毕竟中国主要是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译介作品来了解西方，通过翻译西方来传播一个时期被奉为“正确”，或者“真理”的西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译文学就显示出作为一种历史文献的价值，而且正是在不忠实的改写之处，隐藏着极其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是研究中国如何应对西方冲击的典型文本，从中可以切实辨析出不同译者为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对原作的改写、融通或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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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燕：围绕汉译文学您也做了很多工作，除了前面谈到的理论建设和个案研究，您还投入了大量心血，编注大部头的《汉译文学序跋集》，建立了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数据库，您能谈谈这些工作吗？

李今：谈到我在汉译文学领域所做的工作，首先要感谢杨义先生于2000年左右主编《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时，把我吸收进项目组，让我负责撰写三四十年代的翻译卷，使我比较早地进入翻译文学研究这个领域。当时我所负责的这个阶段的相关学术成果并不多，基本需要从梳理史料开始，建立起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和叙述。这次初涉汉译文学领域的探查，一是让我发现了译序跋的价值，二是发现了妨碍这个领域学术发展的问题，三是发现了历史上汉译文学与原作的差异之大以及研究汉译文学文本的价值。由此就让我萌发了做三件事的冲动：编辑一套《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撰写晚清民国时期《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期刊编)1896—1949》；经典译作个案研究。刚开始我对做成什么样还并不明晰，只是觉得这三件事值得去做。很显然，前两件事需要条件，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因此，我最早投入的就是前面谈到的拙作的准备和写作，同时寻找启动另外两件事的机会。

我在写作《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的过程中，虽说只搜集阅读了有限的译序跋，但已经对我的研究帮助特别大，因为译序跋是翻译家完成译事之后的即时抒写，尤其可贵的是，与一般历史记录往往缺乏动机与观念不同，译序跋是译者直接阐发自己翻译思想和实践的重要文本，直接记录着为何翻译、怎样翻译、翻译心得、对原作者作品的阐释与评说，乃至译事缘起、经过、社会文化、政治时局、出版过程、版本来源、社团活动、文人交游等等方面的历史细节和信息，是触摸译作产生及其接受之历史语境的重要史料来源，甚至可以说，它还主导着一个时期外国源语文学在中国形象的塑造与评说。

我所以动念想把近代以来至1949年的译序跋都搜集汇编起来，除了我认识到它的历史文献史料价值，还因为当时只有林琴南、鲁迅、周作人等个别大家的译序跋被整理成册,其他均如一盘散沙，散布于各种汉译文学单行本而难以尽览。此外，我觉得近代以来出版物数量巨大，加上学科的专门化发展，都使研究者难以获得近现代史的贯通视野，如果能够编辑一套汉译文学序跋总集，就能够从一个侧面相对系统地为学术研究提供一套中时段的历史记录，方便纵观汉译文学史的流变和脉动的轨迹。虽说仅据汉译文学《序跋集》并不足以究译事之源流，但同一时期大量译序跋的汇集起码可以凸显时代主潮及其流行观念的兴衰与更迭。

但做这件事，非一人之力能够完成，当时能够预测的还只是将附于各个译本前后的序跋都搜集起来所需的人力和出版资金的问题，2014年获得我们学校科研基金重大项目的资助，进入实施环节后才发现我想得太简单了。因为年代久远，字迹不清，出版社不接受复印件，所有文本必须录成电子版，这就又带来查找不同版本辨认字迹和校对等琐碎且花时间的工作。资料搜集到一起后，面对原作者汉译名不规范、译者使用笔名、译作译名五花八门、版本混乱等问题，又不得不加以注释才能方便读者阅读。所以，我特别感激参与这个项目组的成员，我曾经的研究生们：罗文军、樊宇婷、屠毅力、刘彬、崔金丽、邓小燕、尚筱青、张佳伟、张燕文。他们的认真和钻研，投入的巨大心力，尤其是责编屠毅力精益求精，才使《汉译文学序跋集》得以按设想完成。目前已有三辑13卷面世，在学术界和出版界获得好评。还有一辑5卷已经编完，正在做最后的修订，很快会进入出版流程。经过几位编者广泛的搜罗，从清末至民国时期五十年间出版、附有序跋的2000余种译作中，聚沙成塔，总共辑录了3300多篇序跋，约600多万字，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序跋文类历史文献长编，为现代中国文学史、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现代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出版史建立了一个丰富的、便于翻检取用的文献史料库。更值得期待的是，它所汇集的历史信息和现象能够激发不同专业学者深入探究的兴趣，获得研究的动力。

我主持做的第二个大的学术工程“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期刊编，1896—1949)数据库”，是出于想解决前面说的妨碍这个领域学术发展的问题。21世纪以来数字化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图书馆、博物馆馆藏文献档案的数字化，在史料存储、呈现及获取方式所发生的“史料革命”，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巨大的方便。但不幸的是，晚清民国时期汉译文学文献史料却难以进行全面的电子检索，这不仅由于晚清民国时期所爆发盛起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时代潮流一直汹涌澎湃，这方面的文献史料一直未被全面整理；最成问题的是这一时期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汉译名极不统一，译介者又多使用笔名且变化无常，面对这个“同实异称”问题，电子检索发挥不了作用。更何况此一时期署名还不规范，著译者多有佚名情况。加之有相当数量的原作者、译介者不见经传，有些虽曾名噪一时后来却湮没无闻，因此，从事这个领域学术研究的学者就难以像其他学科那样，能够充分利用相关数据库进行有效的电子检索，便捷地获得所需文献史料。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学者先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的不同汉译名、译介者的不同笔名，包括佚名作品逐一进行考证、钩沉，并进行统一规范化处理后，才能实现原著者及其作品曾译名与今译名、译介者笔名与常用名的关联检索。2014年这个项目获得批准后，在著名学者夏晓虹、方锡德、孙郁、解志熙教授的指导下，我们项目组罗文军、赵天成、熊婧、朱佳宁、李欢等青年学者经过八九年专心致志、兢兢业业的不懈努力，终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1896—1949年间246种期刊上登载的汉译文学及其相关现象做了编目、整理和考释，撰写了13700多个条目，进行了原作者、译介者、原作的考订以及规范化的编年考录处理，涉及的外国作家多达1580位，为2130位译介者做了生平简介及其笔名录。当我们将汉译文献基本知识考证清楚后，不仅为解决汉译文学史料的检索难题做了预处理，也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建立起期刊汉译文学独立的史料专题。后来，我们项目组又和中华书局古联数字公司进一步合作开发建立了“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期刊编)1896—1949”数据库，现在已经发布上线。

这个数据库有三大功能，一是实现了“同实异称”的关联检索，这不仅能够一键检索汉译名不同的作家、不同笔名的译介者，也可以大大节约学者时间精力的耗费，因为每位研究期刊汉译文学的学者都不得不首先搞清楚作者是谁、译者是谁、译作是什么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有了这个数据库就可以避免重复劳动，节约时间精力去做进一步的探究。

二是项目组的前期考录和数据库的后期制作将传统分类目录索引与数字化检索相结合，为汉译文学领域的研究建立起可以选择，并可以随意组合的专题性分类目录索引系统，方便学者按类阅读，也可以按类查找相关文献，翻检贯通，索其沿革，不仅可以集中掌握该领域的基础信息，更能够便捷地分类组合、盘活汉译文学领域的史料，从中发现新的议题、论证模式，以及进行量化统计与分析。虽说目前数据库所收期刊不全，但将其视为大的抽样调查，进行各种分类的量化研究还是可行的。

三是项目组通过对编年、目录学和考述方法的综合运用，进行了系统的发掘、考辨和整理，为汉译文学著录了一种接近文学原生形态的编年体文学史，建立起跨语际、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系统。在此基础上，该数据库又进一步为所有汉译文学考录条目的文章都配以原刊文本图片，增加了阅读原文功能，从而使数据库能够集汉译文学初刊文献史料专题库、知识库、分类目录索引于一体。

总之，这个数据库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1896—1949年间重要期刊上汉译文学的每一条目作出了考释、纠错、规范、摘要和概述，为这一领域研究提供了一种进行基础研究和深入研究的新工具。待《汉译文学序跋集》18卷全部出齐后，也准备收入这个数据库，使之进一步扩充为包括图书和期刊两方面汉译文学的文献史料库。我觉得我们项目组做了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我现在经常使用这个数据库，查找资料线索，进而再扩充之，太方便了！可以说，我们为自己的研究做了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因为我做这个领域的研究，所以这个数据库的设计就是为了满足汉译文学研究的需要，也特别希望能够助力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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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燕：您对史料是很看重的，曾说做学问要有“竭泽而渔”的精神，也谈到您的导师严家炎先生对您的影响。不过您的研究，并没有枝蔓细碎的史料，也未围绕佚文散简大做文章。您是如何逐渐确认自己的史料身份？史料是如何内化为您的学术纪律？您又如何看待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转向？以及您的史料意识与老师辈的有何联系和区别？

李今：你可能觉得我虽然重视史料，但和我们学科的史料专家又不太一样。我的学术经历是比较缺乏计划的，缺乏自觉性，有点“随心所欲”。我硕士生时期还基本没有史料意识，虽然我的导师朱金顺先生是史料专家，撰写了我们学科第一部史料学专著《新文学资料引论》，但我当时还在被“思想”“文学”所吸引。记得上朱老师的史料学专题课，他出了几道选择题作为结业的考试，我选择的是版本比较。虽然自己非常认真地对读了巴金《家》的初版本和后来的修订本，发现几乎每一句巴金都做了修改，但最后却是从文学的角度得出结论，认为修订本好，早先版本太粗糙，完全没有意识到初版本作为历史文献史料的价值。我想，朱老师一定对我很失望，怎么上完他的课还不开窍呢？于是给了我个最低分。我是毕业后才慢慢认识到朱老师史料学的真功夫，现在更是经常翻阅他的书，以获得做学问的指导。他在《新文学资料引论》中总结的搜集资料的方法——竭泽而渔、因类以求、因代以求、因人以求、双方共求、按图索骥等等，都为我如何在无限史料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文献资料引导了路径。特别是朱金顺先生非常重视目录，他一再教导，“学问与其说是知识的储蓄，倒不如说是善于在书海中找到需要的知识的本领，目录学知识就是帮助我们找到所需知识的最好的工具，它能够让我们治学有门，事半功倍”。

实际上，真正学懂朱老师的资料学，还是要到自己的治学实践有了亲身体会之时。我在撰写《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过程中，北京图书馆编的《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中国文学·世界文学·文学理论”卷，贾植芳和俞元桂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翻译文学”部分，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现代丛书目录》等等，都为我概述三四十年代的翻译状况、流变轨迹及作出必要的统计，发现翻译文学史上的热点及重要现象，确定重要翻译家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大型目录著作的存在，想在浩如烟海的翻译文献史料中从头做起，是无法想象的，即使不说是不能，起码也要花费不可估量的时间积累才能进入这一专题研究。这时才感受到朱老师所说目录索引纲纪群籍、辨别源流、取便稽考，让我们治学有门、事半功倍的重要价值，领会到朱老师所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的意思。所以，我做文献资料工作更偏重其目录索引体系的建立这个方向，更重视如何能够将常规性资料充分调动起来、利用起来。这和辑佚钩沉一样，也是资料学的一副面孔。前面谈到的《汉译文学序跋集》、“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期刊编，1896—1949）数据库”这两个学术大工程，都或者是目录索引的延伸，或者把目录索引作为其中的一大功能，而且无论是序跋集的注释，还是编年考录都做了大量的辑佚考据工作，只不过它们隶属于一个大的系统，你未觉零散而已。

此前，在北京大学商金林、清华大学解志熙、北京师范大学刘勇老师的热情支持与参与下，我还曾发动这三个学校的研究生一起编撰《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这个项目的想法直接来自夏晓虹老师的刺激，因为夏老师论文的征引资料都特别新鲜，又非常恰切丰富，我曾请教她如何发现的秘技。她告诉我，多借助《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查找到线索。后来读到她谈自己治学经验的文章，也非常强调各种类型的目录让她获益匪浅。对比这套6大卷篇目汇录丛书，当时现代期刊目录只有唐沅等先生主编的区区上下两卷，仅收入276种，更不要说尚缺少报纸副刊目录，这和刘增人先生探查的现代文学期刊实存约3000种相比，实在是残缺不全。由此意识到现代文学研究论文的空疏与大而化之倾向，是与其文献史料建设的不足分不开的。所以在获得文学馆的资助后，曾于2003年底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上谈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并于2004年在《丛刊》发表《建立健全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的目录索引体系及机制》一文，检点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社科院牵头领导的大规模现代文学史资料的整理和汇编活动以后，提出倡议：“今天我觉得我们义不容辞应该做的，一是将这一系统工程未做完，或未做全的完成，或补全；二是将这一系统工程继续进行下去。”后来，因为我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这个项目又与吴俊老师在南京大学主持的有关上海地区的现代文学期刊资料编撰项目合并出版，这套3卷本《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所收刊物加之唐沅等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达到上千种。虽仍然不全，但大幅度提高了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的覆盖面。

事实上，80年代以来我们学科的主攻方向就是史料建设。前面说到的80年代中国社科院由陈荒煤、许觉民、马良春、张大明、徐廼翔等担纲，动员了全国最高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力量共同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其波及的范围之大、规模之大、影响之大都前所未有。这套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由甲、乙、丙三套大型丛书组成：一是“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30种；二是“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百余种；三是“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4种。旨在为全局性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书籍、期刊、报纸文艺副刊和作家笔名，重要的运动、思潮、论争与社团，有影响的作家作品编制目录索引，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进行一次全面而系统的大梳理、大汇聚，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建设和走向成熟构筑宏大的基础体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段时期现代文学研究能够在作家作品研究、运动思潮研究、流派社团研究等几个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与这几个方面的资料书目索引的建立和引导密不可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扩展和深入始终与相应资料的发现与建设相伴随。现在经过几十年发展，新文献资料的发现又有很多积累，但再无像80年代那样系统的壮举。所以，我觉得并不存在你说的我们学科研究的史料转向问题，学者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一直在做着80年代开启的各种资料汇编的未竟事业。可能你想让我谈谈对现在“思想淡出，学问凸显”，太多琐细考据倾向的看法吧？

我觉得我们学科从80年代才开始摆脱服从政治需要的研究目的，开始走向实事求是，寻求事实真相的学术之道，这并非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是永无止境。因为“求真”不仅是学术的立足之道，而且对“真”的认知也是不断变化、深入发展的。比如鲁迅研究，经过上百年、几代学人的广泛探寻，似乎事无巨细、应有尽有了，但事实是仍不断有新发现。比如，谈到鲁迅所受影响，过去指认出某些域外思想家、文学家的著述，能进而加以细致辨析就揭示出一种真相了。但最近读到俞兆平、张丽华老师的相关论文，他们考查的是鲁迅阅读的是哪种汉译本，再加以细致辨析，这就进一步接近了真相，并开辟了新的阐释路径。我知道，你说的是过于细小、缺乏思想性的考据文章太多的问题。我以为，毕竟我们学科既属于文学，也属于历史。由此走向思想，或探求文学生产及其生态、作家生平、交游及其行止活动的事实，在“求真”这个方向上做的研究，无论大小、深浅都有存在的价值。甚至真相也并非一张面孔，不同人不同角度看到的真相都会有所不同，分歧的存在恰恰是防止独断、迷信的真实力量。近些年来，考据辑佚文章增多，这与大型数据库、互联网的面世，为学者发掘文献资料、史实提供了便捷相关，小的史实史料的新发现也许可以为其他更大论题提供证据，也许需要积累到一定规模才能显示其价值意义，毕竟我们学科想当然的论断、说不清的事情原委过多，更需要搞清事实的多种面相；更何况考据本身就有大的“求真”的科学思想在，有消解一个声音的力量在，有不断探索的动力在。现在不是过多，而是不够。当然不是说没有问题，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商榷，没必要否定考据路径本身。再就是通过编撰大量现代翻译家的生平，让我意识到，随着教育的普及，社会越来越民主化的发展，无论是作家还是学问家，已经越来越平民化。普通人如何言说？如何获得信服力？只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对事实的发掘、考辨和论证是日常学术的基本品质。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排斥思想，但一定是以事实为根据、为门径，具有独立性而不是专断的思想。只要不处于战争与革命的特殊时期，日常学术就不应只有一个声音、一种形式。事实上，即使处于革命与战争的非常时期，学术也有它独立存在的空间。学术应该是最自由的领域，学者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探讨不同的论题。认为什么方式的研究好，做出来就是了。

不过，我主张研究生博士论文题目最好选择大作家，或者包含大作家的。虽说，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化史、文学史都并不仅仅是大人物的历史，但毕竟大作家代表着他所属时代的文学与思想的高峰，或者是胡适所说的“箭垛式的人物”。研究一个作家比较具体，容易把握，更重要的是，具有更高境界的文学家和文化人物可以反哺研究者，使之获得提高，同时也可以通过一个人触摸一个时代。我读博的时候，学界还不主张研究单一作家呢，但我看到以大作家研究起步的学者，比较容易获得一个研究基地，不仅可以从此不断生成新的论题，也可以不断拓展新的领域，所以我鼓励自己的研究生选择大作家，如鲁迅、茅盾、蔡元培、吴宓、王安忆等等，从他们的研究实践，也可以看到学生获得的切实进步。

Q

邓小燕：海派研究是您的另一重要学术贡献。作为一个北方人，您并不具备先天优势，而您此前关注的是“五四”个性主义和自我意识，面对以世俗化为特征的海派文学，可说后天优势也不突出。但从结果看，劣势反倒让您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让您更为辩证地考察海派文学。不晓得我的判断是否正确，想听您谈谈是怎么进入这一领域的？

另外，纵观您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关注“五四”个人主义、自我意识，到90年代由于关注都市日常生活而研究海派，再到21世纪以来，由左翼而进到更宽阔的汉译文学研究和史料编撰领域。此外，您也旁涉鲁迅研究、俄苏文学研究、港台文学研究。这些研究跨度不小，不易找到内在联系，但您又说：“就我自己而言，似乎从没有因有所‘悟’而作文，倒常常是为了‘惑’而开始研究。”因此想请教您，都是些怎样的“惑”在牵引您不断跋涉、不断转场呢？

李今：我读硕期间是在80年代，读博是在90年代，这两个时段似乎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三四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化、商业化高潮的重演。我读硕时期选择《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读博选择《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作为研究的论题，肯定与时代思潮的转向息息相关。虽然，我的硕士论文写得并不成熟，就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但因其切中时代的思潮，还是有些影响。这本书的编辑马合省兄就曾对我说，真是想不到啊，你这本书居然能有这个订数，记不清数字了。师弟黄开发也曾告诉我，他访问舒芜时，见他书桌上摆着我那本书，上面圈圈点点，似乎要写篇书评。虽然没有等到舒先生的书评，但等来了萧乾先生于1994年1月21日写给我的信。萧先生说，拙作对他“有特别的吸引力”，一再说我“摸到了根”，认为“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孪生子”。我想，这本小书能够引起两位老先生的共鸣，是如萧乾先生所说，我选的这个课题“是具有爆炸性的”，因为我重申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在中国受到批判，我从历史上、理论上为其去污化。

90年代我研究海派小说，除了社会转型的因素，也的确与个人生活体验相关。80年代末，我先生因为政治问题被从部队转业，在体制内找不到工作，生活无着落。幸亏90年代经济改革，国家允许发展私人经济，才使他找到立足之地。所以，我不像一般人那样，把私有制商业的存在看作万恶之源，而认为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当然并不否认其问题的存在。想想如果处于过去由国家或集体单位全包体制中，我们小家庭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我先生走出体制的遭遇也让我越来越意识到，私营活动及其生活，事实上是一个要么自生，要么自灭，只能自我负责的领域。加之，儿子的出生也让我不得不面对从未意识到的生存问题，以及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之类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从过去的完全沉浸于精神世界，开始学着在生活中生活。个人的这些体验让我与海派小说中的市民精神和日常生活意识发生共鸣。所以，我感兴趣的不是上海的地方特色，不是上海人的特殊性，而恰恰是她与所有的都市、所有的都市人都具有的共同性的方面；与人类的现代生活处境相通的物质状态、精神状态、思想状态和情感状态；与今天在又一次都市化高潮中我们不得不面临的生存处境和生存状态相类似的方面。我以为，海派的世俗精神是五四时期自我意识觉醒从学校发展到社会的产物。海派作家笔下的现代市民不再把希望和理想寄托在“救世主”身上，而是不惜破坏道德规范，不吝身份面子也要抓住自己的利益和机会的行为特征，表现出了现代市民不再是任何统治阶级臣民的独立意识，反映了市民阶层接受现代启蒙的特点。海派小说中所显示出的都市市民虽自私但独立，虽世俗但有理性，虽物化但不失一种主动选择的主体意识特征，既证实着都市新市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又暴露其局限和异化的倾向，但这毕竟是现代新市民与封建市民相区别的分水岭。这可能也就是你说的我能够更为辩证地考察海派文学的意思吧？

的确，回头想来开始意识到，我做研究的最初动力还是来自对不同价值观及其思想的好奇和探究。无论是“五四”时期堂堂正正倡导的个人主义精神，还是三四十年代海派作家直言不讳地表达现代都市市民的世俗精神，对于我这个接受红色单一教育长大起来的50后来说，都是巨大的冲击，也造成精神的困惑，但这两种精神又和自己受压抑的心灵一隅息息相通，引起共鸣。所以，我探究他们也是探究自己，为自己受压抑的一部分发声。我对“五四”个人主义精神、三四十年代都市市民世俗精神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对自己一部分的理解和认识，这两度探究开拓了我的精神维度，使我的精神结构不再单一化。最近读钱理群老师的《有承担的学术》，其中一句话特别引起我的共鸣，即“不把任何一种价值绝对化”，这也让我想起蔡元培于1912年民国成立不久时，与教育部同人重新起草的学校法令《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他特别指出“世界观”“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并在开篇即说明：“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这也可以解释蔡元培倡导“兼容并包”精神的初衷。不仅我们自己的存在本来就是多元的，社会也应该是多元的，特别是在和平时期的商业社会，更应强调多元包容，共存互利，就像鲁迅说的“自利利他”。

Q

邓小燕：俄苏文学，包括受其影响的中国左翼文学，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有着独特的位置，它与您这代人的关系也很特殊，近年左翼研究又成为“显学”。因此想请您谈谈您的俄苏文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以及您对当前左翼研究的看法。

李今：这是个太大的问题，我的研究仅仅涉及三四十年代汉译苏俄文学的皮毛，并不深入。我一定要在你的问题上加上“汉译”两个字，来说明我研究的并不是苏俄文学，因为我很清楚汉译苏俄文学，或苏俄文学汉译肯定对苏俄文学进行了改写，我不懂俄语，无法切实探究这个问题，只是初涉了苏俄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状况。毛泽东曾将近代以来中国寻找真理的道路以建党为分界线分成两个时期，认为中国共产党出世前是向西方寻找真理，之后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的确，汉译苏俄文学的热潮在三四十年代已蔚为大观，不仅是中国左翼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被亦步亦趋地奉为“真理”，在创造苏联这个想象的理想社会、一个集体新认同的社会目标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量译介苏联文学的文章强调的都是其“写实”“实录”“实际的人生”性质，某作家看苏联，经过译介的再阐释，就转换成了苏联的“真相”，甚至将苏联文学中揭露一些黑暗面的译作，如《士敏土》，通过评介屏蔽掉，从而将社会主义的政治应许在人们的想象中，和现实苏联划等号。现在，苏联解体及其档案解密后，整个苏联历史正在重写，呈现出与以往苏维埃历史叙述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事实和图景。但在三四十年代相当多的中国左翼翻译家将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梦想寄托在对苏联的想象上。由此可以清楚看到，文学作为一种想象的形式如何与“政治的想象”发生一种真实的关联，或者说如何以文学的幻觉制造政治的幻觉，影响人心，造成一个时代认同上所能发挥的巨大能量。所以，我觉得不研究清楚苏联、苏联文学，以及世界左翼思潮与中国左翼文学的真实关系，是看不透左翼文学的，这也让我想到报刊史料的局限性与真实性问题。我们进入历史报刊很可能只是进入舆论制造的层面，借此可以去反思在一个赤色的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和真切情感，但要揭示事实的真相远远不够。因为这个题目与政治、与历史有太多纠缠，想在文学范围内研究左翼文学恐怕是看不透的，很可能有待相关政治、经济、历史研究新成果的出现，作为参照。

另外，今天研究左翼文学运动，已经经过了一段历史的沉淀，如何评判它？不仅需要直面现实、直面其理论问题的勇气，也需反观历史的独立思考能力。西方学术界对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总结和反思，有利于我们跳出僵化思维，在世界视野下重写一直演变到今天的这段历史。在这方面，一些学者正在做出有价值的探讨。

Q

邓小燕：在您的荣休会上，我曾用李娟在将自己融入冬牧场时使用的一个词，叫作“熄灭自我”，来形容您的研究的变化。您早年的文章情感强烈，随着进入成熟的中年阶段，个人情绪在逐渐淡化，这与您的研究对象、年龄和心境有关，或许与80年代以来的学术走向关系更大，学术写作越来越成熟，严谨、科学、实证性成为不言自明的规范。随着学科越来越成熟，似乎主观性的表达就越来越不大受到认可，您作为现代文学研究学术规范成熟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怎么看待现代文学研究中“我”的退场呢？

李今：我不了解现代文学研究中是否存在“我”的退场问题，我觉得自己的研究并未“熄灭自我”，可能如你所说逐渐淡化了个人情绪，或者说以更学术的方式表达自己。学术“拿出证据来”的思维方式，让学者可能会减弱情绪自我，增长理性自我，甚至通过研究改变自己的观点。从我后来研究汉译文学的选题到论析评述，我觉得都灌注了自己的关怀和态度。你把学术规范和现代文学研究中“我”的退场联系起来，可能觉得前者妨碍了后者吧？尽管现在存在对学术规范的不满情绪，可我觉得这是学术为自己建立起的一套自我监督与他人监督的机制，不可或缺。论文本来就是给少数人看的，想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可写具有普及性的学术文章，这应该也是学术的一项工作，只是过去受到忽视。出于不同目的，学术性文章也应有不同的写法吧？论文就应符合原创、论证、标明论据出处的最基本要求，但学术性文章并不只有论文一种。不管是何种写法，关键是做得好不好、是否做到位的问题。

Q

邓小燕：近些年，您的纪念性文章越来越多，谈到诸多对您有过相当影响的前辈学人，诸如严家炎、朱金顺、吴福辉、王信、樊骏、谢天振等。现代文学研究从80年代再出发，您是紧随其后的一代，能请您谈谈和他们的学术传承与对话吗？

李今：近几年写的纪念性文章基本是约稿，也是我早就应该做而未做的憾事。像我们由学校培养出的学人都离不开自己导师、前辈学者的悉心指引和提携，正借此机会表达自己一直埋藏于心的感激之情。你提到的几位先生在我的文章中都已谈过，前面说到朱金顺先生比较多，就不一一回答你的问题了，想集中谈谈我导严家炎先生对我治学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我做出的第一本像样点儿的学术著作，应是我的博士论文。从我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到我自己的博士生选题，让我意识到导师的视野和研究方向对学生的确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我读博时，严家炎先生以其《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出版，在学界获得如日中天的学术地位，在国际也产生影响，我更是受惠于此。正是由于严先生使新感觉派小说从历史的尘封中“出土”，才开启和促成了后来新感觉派以及海派在国内外的研究热，让我也成为“凑热闹”中的一员。严老师带学生和他的文章同一风格，虽言语不多，但总是“一语中的”，句句经典。他知道你需要什么，缺乏什么，能够有针对性地及时给以启蒙、引导、示范与提携。刚到北京大学报到不久，和严老师谈起论文题目，他就告诉我，写论文“说话要有证据”，“言必有据”。我觉得严老师一下子就把所谓论文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让我知道论文要重证据。后来，我告诉严老师为研究海派，想去上海查资料。严老师也就一句话，“穆时英曾在上海《晨报》上发过文章，你可以去找一找”。如果没有严老师的指点，面对历史文献的汪洋大海，我很可能会无功而返。有了这个线索，尽管费尽周折，终于还是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图书馆看到了这份发黄的报纸，发现了一批穆时英及其新感觉派的轶文，并由此带出其他报刊。雪球越滚越大，后来严老师和我一起汇编《穆时英全集》时，统计有40余万字。我的博士论文《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能出些新意是和这些新发现的史料分不开的。其时，我在文学馆工作时的顶头上司吴福辉先生刚刚出版了他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我之所以还敢做同一论题，也是因为有这批新发现的轶文做底气。

从大的思路来说，我与严家炎、吴福辉先生做新感觉派、海派研究的不同在于：严老师把新感觉派定位为“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这是一种赋予新感觉派以先锋性和精英性的定位。我在严老师指点下发现的这批史料主要是散文、电影理论及影评等，它使新感觉派与电影、与大众消费文化联系在一起的面孔浮现出来。另外，当时正是现代派热，我也阅读了不少现代派经典作家作品，但觉得新感觉派的风格与其并不相同，带着这个疑惑，我翻阅了同时期的汉译文学、海派自己翻译的文学作品以及现代主义理论，进一步摸到新感觉派与唯美主义思潮的联系。后来又读到师兄解志熙的新著《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了解到这一思潮在中国传播的广泛性。不过，我的最后定位并没有推翻严老师的结论，只是进一步指明新感觉派位于现代主义文学的入口处，具有精英与大众文化的双重性质。吴福辉先生如你所说，非常奇怪同上海毫无关系的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做博士论文。因为，他做海派研究有“故乡”情结，比较侧重海派文化的上海特征。我是把海派文学作为都市文化、都市人的代表来探讨其现代精神特征和价值观的，根本不在意其地方性而致力于发掘共同性。这些都构成了我作为后进，既受惠于前辈学术成果，又因为关注点不同而很自然地与其展开对话的基础。

博士论文的写作让我找到了做学问的路径，一是据史料叙事，将文章写实的感觉与方法，感悟到求索“前人本意”与“历史本相”的治学目的与乐趣。史料不仅仅是与史识、理论对立的材料，它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通过阅读把握它、描述它、定位它、认识它，观点由此产生，越贴近它，越准确，反而越能出新意。但同时，文献史料又需要新理论的照耀，才容易发现它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史料与理论的关系是相互生发的，并非对立的关系。如果一定要说哪个为重，我会选择文献史料，因为认知不仅来自理论，也可以取径于文献史料，论述也应和文献史料打成一片。二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和疑惑走。我说过，自己探究的动力和观点都源自阅读产生的强烈感觉和疑惑。再举个例子，我读新感觉派作品引起我强烈好奇的是他们的性意识。写性并非是30年代海派的特异之处，郁达夫、张资平也写性，但他们笔下的人物与一般社会的性道德意识并没什么大的不同，只不过是他们的人物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欲，总是事后懊丧忏悔。但海派不一样，他们把性与享乐相联系，其内心根本没有一般的道德监督机制。为解决自己的这个“为什么”的疑惑，就得大量阅读，最后看明白他们所接受的是唯美—颓废主义意识的影响，即把性与生育与道德相分离而视其为人生的一种享乐与新感觉。三是我的论述结构也往往来自为解决自己的困惑而做的探究。每当我阅读作品和材料有了新感受，都会反过头去想、去分析、去探究，为什么这样？探究明白，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后，论文的框架基本就有了。比如《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的主体结构，我就是围绕着为什么会产生海派作家的性意识和世俗精神问题来构思的。所以，我做研究比较倚重大量阅读文献作品和相关史料而产生的新刺激，在此基础上顺藤摸瓜，再去寻找解惑之道。我想，这也是我缺乏阵地意识，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原因吧。但每做一个题目，我都会谨记严先生一再的教诲，“最终决定成果质量的，是作者占有相关原始资料是否充分”。

Q

邓小燕：您谈到汉译文学研究占据了您十多年时间，让您搁置下别的计划，不知道在结束手头项目后，您接下来有哪些研究要着手展开？

李今：我和项目组一起做的课题，到目前为止尚未完成，一是《汉译文学序跋集》还有5卷没有出版，虽然已经编辑成册，但到最后的定稿还要花大量时间做琐细的工作；二是“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数据库”虽然已经上线，我们还想出一套纸质版，这也需要做大量的修订工作。我想，等完成这两个大工程，我就要到“古稀之年”了吧，那时是否还有力量开启新的计划，真不敢说。前面已经谈到，我是缺乏计划性的，我获得研究的动力要有新刺激。现在的确是不断会冒出些想法，但真正让我决心下几年功夫去探究，还需积累。赵园老师收到我奉寄的拙作《鲁滨孙变形记：汉译文学改写现象研究》，给我回复说：“选题很好，这种题目还可以做下去。”我想，可能还会沿着这个路子继续做下去吧，我希望能找到一个历史的，或新的主题性的框架，统领个案的研究。

Q

邓小燕：最后，在我们的印象里，您一直是和平通达且精力充沛的人，您的论文产出并不算多，但质量都很好，还完成了多部看起来难以完成的超大部头著作，且注释、校对非常认真。您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工作状态的？

李今：你说的超大部头著作是指集体项目吧？我自己不多产，精力也不充沛，基本不熬夜，只是每天在上午最清醒的时候写作，其他时间放松阅读，查找相关资料，而且时因积累不足，会相当一个时期根本不动笔。我对自己没有什么过高的期待，只是不想虚度光阴，研究的投入状态会让我获得一种生命的充实感。你说我“非常认真”，不敢当，只能说比较认真，我认为认真的态度比研究方法更重要。做事认真可以引导我们从没有知识，到获得知识；没有方法，去探索出方法。但人做事免不了失误，做得越多，失误会越多，尽力了就会心安。我觉得自己是在进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才越来越意识到要郑重地认真做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欣赏导师严家炎、朱金顺的学术成果，他们简明、朴素、干净、透彻的文字让我倾慕。此外，作为老师，在教导学生的同时，也会成为学生模仿的对象，我们的学术成果是要被一级级的学生不断阅读的，要不辜负他们的信任，也要经得起他们审视、挑剔的目光。但要把事情做好，是要花时间的，且不说看多少文献资料才能动笔的问题，想恰切表达自己看法的斟酌功夫，即使写毕，也离不开打磨文字的反复推敲。严老师教给我的写作经验是“放”和“读”，即文章写好后放一段时间再看，修改时朗读自己的文章，不顺口就要做修改。我虽然试图学着做，但仍摆脱不了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没法像我的导师那样静心做到位。希望退休后能够摆脱杂念，即使能力不及，但在心境上能够进入导师们治学的禅定境界。借此，也想呼吁一下，学术成果不以数量取胜，但现在的“表僚主义”评审制度简直是在驱赶着学者粗制滥造！要想出学术精品，就得建立起鼓励学者沉潜积累打磨的良好制度。

非常感谢你的采访！让我不得不回顾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治学之路。我深知我们50后的一代先天不足，所幸改革开放，才能够从己所志，做了点力所能及的学术工作。所以特别希望世界不再敌对，相互交流，美美与共。你们青年一代能够更自由、更充分地实现自我，学术事业不断精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