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早：我译的不是里尔克，而是我所理解的里尔克
陈早
在2020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曾举办过一场德语文学译者的对谈，几位国外译者谈到德语文学为世界文学提供了许多技巧才华，但翻译德语文学有时难到像在做互文猜谜游戏，即使如此，他们仍然认同翻译不能介入过多改编，“翻译是打破语言障碍，而不是把山间小路变成柏油马路。”
在如今青年翻译人才紧缺的中文出版领域，致力于德语翻译的青年译者并不多，陈早是其中一位，从本科学药学专业到研究生选择德语文学，她的翻译之路伴随挫折也充满了机缘，在翻译出版了《希腊化史》《逝物录》《谁是我，谁是你——伽达默尔谈策兰〈呼吸结晶〉》《人坐在世界的边缘，笑》以及诗人里尔克唯一的长篇小说《布里格手记》等作品之后，她感慨：“译文和原文之间隔着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变成透明的我，而我的修养和能力都太有限，我能做的，只是尽量去模仿我隐约感受到的、在文字之外读出的作者的能量场。”
记者：追溯对德语文学的兴趣和研究，或许要从你放弃北京大学药学专业说起，在当下社会常识看来，“弃医从文”并不是一个很务实的理性选择。
陈早：我高中的时候理科成绩比较好，自己又很喜欢生物和化学，所以高考的时候选择了药学专业。进入大学后逐渐感受到，医学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更是“人学”。而人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把人从世界中隔离出来，当作精密机器，从细胞、分子角度去研究，这种解释无法满足我对人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好奇。
我们当时学制是六年的本硕连读，大四结束时我就下定决心退学了。回忆起来，大致有几方面原因：一是医学或者药学，无法满足我对人的好奇，我的兴趣在于探求人在整个世界中的位置，而不是实验室里的切片或者电泳图。二是我更想知道人千差万别的心理动机和思维的可能性，而生理、病理、毒理、药理的知识大概永远都无法解答。那时候很迷茫，因为太无知，当时的我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事后总结我的困惑，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去钻图书馆和书店。办完所有退学手续那天，恰好是王小波十周年祭日，当时我还自负地想，“偏要当那只特立独行的猪”。
那时候的我，满心轻狂和浮躁，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选择德语，也是因为偶然和无知。最初是因为想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本书到底在说什么，只是觉得书名有意思。再加上，我毕竟还是需要一种能当作谋生手段的技能，学外语大概不至于饿死。之后我开始到上外作为旁听生跟着大一新生开始上课，当时的德语启蒙老师是马佳欣老师和外教Sandra，她们没有因为我是旁听生而轻视我，反而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关怀。三个学期之后，我尝试考研并且顺利通过了，后面的读博也就顺理成章了。
记者：有些小语种的译者就是从研究开启了零星的翻译，用来推动自己的学术研究，但能够将翻译质量做到符合出版需求，是一个很大的跨越。我注意到你在读博期间就从德语翻译了诗人里尔克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布里格手记》，2015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图书出版，2022年还出版了一本《注疏版布里格手记》。
陈早：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聚斯金德的《香水》，这部小说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以一种奇幻、戏谑的方式推翻了理性常识和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读博之后，我最初的选题还是聚斯金德，但我的博士导师卫茂平教授建议说，应该做经典。去德国交流后，波鸿大学的Carsten Zelle教授对我说了同样的话。两位老师都这样说，我于是打算找一部足够经典、篇幅不太长的作品来做，里尔克的《布里格手记》因此进入备选清单。
做博论之前，我读过曹元勇老师的译本（译名《马尔特手记》）。曹老师译笔优雅，中文无可挑剔，但我第一遍读完却是云里雾里，无法理解很多看似简白的语词和句子。我越读越不明白，越想知道里尔克在说什么，为了能强迫自己一字一句地进入文本，我决定先把这部小说翻译一遍。为了让这种强迫更有效力，我很冒昧地给六点图书的倪为国老师和彭文曼老师写了封自荐信，希望能出版译本。写信的时候我才刚刚译出三千字，但从来不知道我是谁的倪老师竟然看过这三千字就拍板同意了。
如果说，最初决定翻译是为了克服自己的惰性，翻译过程中，我渐渐意识到，这大概是让我理解文本最笨拙但是最高效的途径，因为文中任何一个读不懂的词都要再去找书查阅、学习。对一个个关键词的翻译，打开了我的思路，我顺藤摸瓜开始读海德格尔、胡塞尔、德里达。翻译结束后，博士论文的写作就成了整理笔记和组织成文的过程，轻松很多。
记者：译者和出版社的双向选择其实也是充满机缘。后来你顺利翻译出版了《希腊化史：亚历山大大帝》《〈伊利亚特〉和她的诗人》《逝物录》《谁是我，谁是你——伽达默尔谈策兰〈呼吸结晶〉》等多部译著，虚构和非虚构都有涉猎，都说翻译德语很难，你遇到过哪些挑战？
陈早：在我看来，每一部学术作品的翻译，都要求译者首先了解一定的专业知识，这些知识大部分都不在将要翻译的文本之内，而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背景。没有这种背景，书读都读不懂，何谈译？所以，要翻译学术著作，读相关专业书籍书和译书的比例可能要10:1甚至更高。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学术著作，翻译最困难的地方还在于气息，或者说那种无形的气场。翻译更重要的是文本整体呈现出来的不可见的东西，比如德罗伊森的《亚历山大大帝》，这是19世纪的史学著作，作者用了大量长难句，有时候一句话就是一个自然段，整本书读下来，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亚历山大大帝一路东征的种种具体细节，而是文风的雍容、旷远和史学著作独特的细密、厚重。《〈伊利亚特〉和她的诗人》的作者莱因哈特是尼采的学生，受过严格的古典学训练，他的学术背景和个人性情，让他的文字桀骜不驯，充满反讽和攻击性，有种犀利的幽默感。《逝物录》的作者沙朗斯基出生在东德，经历过物质上的极度匮乏和极度丰盛，她本人学设计，主业是博物作品的编辑，所以她写的东西一方面细节非常精美，形式感极强，另一方面很疏离、不会去讨好或迁就读者，就像博物馆里陈列的展品，生僻词层出不穷，句式也都和日常语言脱钩。《谁是我，谁是你》是伽达默尔比较后期的作品，篇幅不长，但不好译。策兰亲身经历过二战和集中营，伽达默尔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八十几岁高龄还在修改这本小册子，从人生经验上看，我就已经输了，那种痛苦、沉默、无可奈何、欲言又止，那种至暗当中的希望、对人性和人生的体会和慈悲，都是我无法想象的。捕捉到所有这些作者和文本的气息，对于我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气息本身无法还原，译文和原文之间隔着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变成透明的我，而我的修养和能力都太有限，我能做的，只是尽量去模仿我隐约感受到的、在文字之外读出的作者的能量场。换句话说，我译的不是里尔克，而是我所理解的里尔克。
每位作者不同的人生经验所造就的不同气质、文字品格、学术视野对我都是挑战，语言本身的气质更是挑战。德语是一种冷硬、严谨、繁冗的文字，相对而言，汉语更灵动、更暧昧也更简洁。德译汉的痛点，是两种语言调性上的张力，这大概也是所有外语翻译的难处。另一个难点是，德语和汉语所描述的世界无法完全重叠。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传统和历史，它所表征、所言说的世界不但具有空间上的差异，也有时间上的距离。在此意义上，完美的翻译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这恰恰是翻译的魅力所在，人是一种喜欢挑战自己的动物，因为有了各种不可能，尽全力去做这件事情才有乐趣——扩展自己的边界，认知自己的局限。
记者：经典书籍之外，今年上海书展期间你还翻译推出了一部奥地利新生代作家菲利普·韦斯的小说《人坐在世界的边缘，笑》，这部小说形式挺新颖独特，囊括了百科全书、小说、日记、录音转稿和漫画等形式，让人想起某位哲学家说过的，德语写作有着解释世界的雄心。
陈早：这部小说是六点图书的倪为国老师在2018年法兰克福书展上选到的。他从德国回来后，给我打电话说，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小说，共分五卷，每一卷有一个独立的叙事者，各自有不同的文体和叙事风格，所以他打算找五位译者来译，让我挑选最喜欢的一卷。读过一遍后，我最喜欢《手记》，这卷的虚拟作者是一位气象科学家，她以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几乎梳理了从18世纪牛顿力学以来的西方科学史。这种书写对我很有诱惑力，毕竟我是学理科出身，对科学形态和科学哲学一类的话题感兴趣。
2019年5月，我去德国开会，回国之前绕道去了维也纳，见到小说作者菲利普本人。这位1982年的水瓶座，自称是生在欧洲的日本人，吃素，穿亚麻长衫，搞先锋喜剧，玩音乐。他彬彬有礼，表面上人畜无害，心里有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想法，看过无数奇奇怪怪的书。
回国后继续译小说。翻译本身其实难度不大，但我不只是译者，也是读者，如何作为读者去理解这部作品的整体性才是问题的关键。我试着回忆或想象菲利普的视角，并尝试按照他的建议，主动去建构看似互不相干的各卷小说的关联，因为他告诉我，读者不应该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他希望他的作品能形成一种邀请读者一起参与创作的结构。这些接受美学的理论，上学的时候就翻来覆去看过好多，但直到这部作品，我才意识到这种阅读方式的有趣和可行性。我发现，这本书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讲故事，也不仅仅是一场形式上的文学实验，更是一部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理性的幻灭史，幻灭的根源在于情节背后发生的思维范式的转变。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转变，我还去找了一些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书来看，其中最喜欢的是普利高津的《确定性的终结》和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菲利普的这部幻灭史，最后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小男孩身上，这是一个很温柔的结局——如果可以说结局的话，小说事实上是开放性的，并没有情节意义上的结局：虽然我们曾经以对象化、技术化的方式看待自然和地球，因此犯下错误、走了弯路，但是在东方、在一个未受技术理性污染的小男孩身上，那种非功利的、人与世界不再对抗的可能性熠熠闪光。
记者：翻译好的作品往往能给自己带来许多启发，包括语感和思维方式，这也是存在于作者和译者之间的一个双向流动的现象。今后有什么新的翻译计划？你曾经说对自己的设想是平均每年译十万字左右。
陈早：去年刚译完的是一本奥尔巴赫的文集。未来可能会偏向于医学哲学和医学伦理方面的研究，我想翻译一些启蒙时期的医学著作，那是古代向现代过渡的关键时期，现代科学的很多思维方式和范式或许可以从当时的著作中找到一些源头性的东西，我希望能了解现代医学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的。当然这也有菲利普给我的启发，不停留于表面，不争论对错，而是从思维方式上寻找更深层的原因。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彭文曼亦对本文编辑整理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