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53年2月号的《说说唱唱》，发表了王亚平以唱词形式写成的《张羽煮海》。这个故事改编自《元曲选》中的《沙门岛张生煮海》。3月，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又以“新鼓词第四集”的名义，由宝文堂书店推出单行本。同时，艺人采用各种形式上演。为了讨论《张羽煮海》的创作经验，并进一步推动通俗文学的创作活动，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创作委员会通俗文学组先后于8月21日和9月1日举行两次讨论会。出席讨论会的有邵荃麟、沙汀、老舍、王亚平、袁水拍、严文井、张天翼、赵树理、穆木天、安娥、李之华等四十余人， 还有数位音乐工作者参加。为了便于从内容到形式上全面的讨论，讨论前特邀请名艺人白凤鸣、高凤山、关学曾、刘田利等人演唱了《张羽煮海》和流传已久的《草船借箭》。

北京宝文堂书店1953年3月初版封面

评书大家连阔如先生

讨论会开始时，老舍说：《张羽煮海》是创作上一个新的尝试，希望诗人、音乐工作者在观摩中多多发掘问题，分析研究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使通俗文艺的创作更加提高一步。

赵树理说：元曲里面有很多好东西，但也有很多庸俗的东西，《张羽煮海》就是故事庸俗、人物没有性格的一个；亚平同志的成功，是在这些方面超过了元曲的水平。不过，沙汀指出其主要缺点是：叙述过多，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还嫌不够。故事情节上也有些地方不太合情理，如赵树理发言中指出：张羽煮海时，把龙女也煮在海里，这实在不妙，如果老龙王顽固到底，不交出琼莲，那结果就会把琼莲也煮在里面。袁水拍认为张羽煮海时气势太凶，使人感到他并不是被压迫者，反而觉得他是在压迫龙王。这就会使人减少对张羽的同情，削弱作品的感染力。

关于张羽煮海的语言问题，大家认为基本上是好的。曹禺说：通俗文艺主要的就是文字上一定要深入浅出，使人一听就懂，《张羽煮海》在这方面是成功的。老舍指出：《张羽煮海》文字上很顺当，但词句不够精炼，还缺少能抓住听众、感动听众的有力词句。特别是在《张羽煮海》和《草船借箭》的演唱以后来比较，就更加清楚。

大家都觉得，旧词经过了艺人们长期的锤炼，在语言上是简练的、丰富的，而且能够在最紧张的时候抓住听众。它的音韵节奏之美，和人物形象的生动，都是值得学习的。但旧词的语言还是存在重大的缺点。曹禺说：《草船借箭》中有些地方，不仅不是诗，也不是话，而是文字不通的，如果拿来作为通俗文学的标准，我是不同意的。袁水拍也说：《草船借箭》中有很多词句，只是为了讨好听众，而对人物的刻画并没有什么帮助，甚至有破坏作用。连阔如也指出，《草船借箭》因为有很多地方是为了押韵，所以显得特别勉强，如“白费情由”“文武双全，武备文修”，这些地方都是不通的。

讨论会上先后用四种形式演唱了《张羽煮海》，即西河大鼓、琴书、快板、梅花调。每种形式各有其优缺点，其中梅花调，因为规格很严实，不能用王亚平的原词演唱，艺人白凤岩将原词改编。梅花调本来是产生在北京的一种贵族曲艺，旋律优美，婉转动人，但因为过于追求音韵之美，只拖长腔，而内容空洞无物，所以逐渐没落。白凤岩把《张羽煮海》这个长的故事装了进去，并恢复了原来的牌子。老舍评价说：“救活了一步死棋。”赵树理、安娥、柳倩等人则认为，白凤岩把死去的东西复活起来的努力是好的，也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但梅花调这种形式不适于表现有斗争性的内容，所以更重要的是把原来的形式加以消化和创造，突破它的限制，使它适合于新的内容。

曲艺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唱词，而唱词就是一种说唱诗，它与诗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在讨论中，也涉及到诗的形式问题。老舍对此发表意见说：“现在有人认为新诗一定要按照五言或七言的格律来写，这是不正确的，《草船借箭》并不是七字一句，但因为它是七字的音节，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很有节奏，抑扬顿挫，很为动听，所以不管它几字一句，要紧的是掌握语言的音节，而不必在音节之外求‘格’，语言的音节就是格，而我们的新诗中所缺少的，正是这种音韵节奏之美，这是我们要向民间文艺、古典文艺学习的。”

《张羽煮海》的改编、演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俗文艺创作的一次有益尝试。北京市文联的老舍、赵树理、王亚平等人创办的“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及会刊《说说唱唱》则是推动通俗文艺发展的重要平台。《张羽煮海》讨论会，会聚了一批知名的作家和民间艺人，方法多样，既接地气，又重实效。将《张羽煮海》和《草船借箭》用演唱的方式作对比，很具有创新性，不仅与会者有说话的由头，而且也能让作者知道差距在哪里。老舍非常注意语言的锤炼。他认为还要再下功夫修改《张羽煮海》的词句，让它变得更加吸引人。用西河大鼓、琴书、快板、梅花调四种形式演唱，除了艺术表现力的差别，还有一个难题是每种曲艺有固定的程式，演唱前很可能需要二度改编。改编得好，老树发新芽。老舍称赞白凤岩的改编是“救活了一步死棋”。赵树理、安娥、柳倩等人则希望直接改造梅花调的形式，这个要求有点过高。老舍还专门谈到诗的形式，他认为不必拘泥于五言或七言，“要紧的是掌握语言的音节”，形成一种“音韵节奏之美”。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通俗文学组举行讨论会这一时期，大概就是王亚平写评剧《张羽煮海》的收尾阶段。因为这个剧本在9月号的《剧本》月刊上发表。同月，华北人民出版社印成单行本。所以，大家的意见对王亚平而言是有切实帮助的。评剧《张羽煮海》出版后，即由北京市评剧一团于9月末排练演出，连续上演一百三十余场，观众十三万余人。接着，天桥的两个评剧班社，唐山、天津、吉林等评剧班社相继演出。截至翌年2月中旬，全国各地（河北、河南、安徽、太原、上海、大连等地）以地方戏及皮影戏演出此剧者已有三十余处，观众约在百万以上。此外，单行本于1954年4月再版后，又编入“评剧丛刊”，转由通俗读物出版社于同年11月印行。1955年3月，宝文堂书店印了一种普及本，专门销行到小城镇和农村。1960年6月，宝文堂书店又出了新的一版。

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初，通俗文学组曾特请连阔如表演评书《三请姚期》，并进行两次讨论。参加讨论的除了邵荃麟、沙汀、王亚平、孙伏园、王尊三、孟超、连阔如、马连登、柳倩、李岳南、端木蕻良、苗培时等人，还出现了汪曾祺。大家一致认为：《三请姚期》所反映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也就是有一定的人民性；说书艺人必须拥有优越的表演艺术，才能完美表达出评书内容；《三请姚期》用三请的方式，深深吸引住听众，符合民族形式的表现手法；《三请姚期》中对人物的刻画，给人以新的启示；运用语言上，除了通俗易懂，有不少地方用得很准确、精练，活泼有力。汪曾祺当时在《说说唱唱》做编辑。这一年，他在王亚平的建议下，根据《儒林外史》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汪曾祺在他后来写的《老舍先生》一文里，也专门提到老舍对在北京的民间艺人的尊重和对民间艺术的喜爱。因此，汪曾祺参加《三请姚期》讨论会，虽然不清楚他具体讲了什么，但也能推断这些经历影响了他以后的创作理念与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