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双叶丛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为夫妇作家编的散文合集。在书稿的内容上，我以家庭为特色，选他们写家庭、亲情、人生的随笔；在装帧形式上，美编速泰熙一改封面设计老套路，首创“一本书两个封面”，或曰“无封底无封面”（即夫妇各自为政），遂成了一本无所谓前后、无所谓主副的书。

第一辑面世后，获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萧乾先生在《中华读书报》撰文称：“这种形式可谓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出版夫妇合集，体现男女平等的首例。”

丛书共出十六辑，几乎囊括现当代名作家夫妇。在出版过程中发生了不少书外的故事，现整理出与大家分享。

钱锺书拒不“入盟”

最初，我拜访萧乾先生与其讨论丛书人选时，萧乾说得把钱锺书、杨绛二位先生请进来。我请他帮忙，他说他与钱先生交浅，不便；不过，他说《人民日报》舒展与钱先生交情好，我把舒展介绍给你。其实四年前我已结识钱、杨二先生，有书札往返，并两次登门拜访。我只是想“双管齐下”，加大保险系数而已。我给杨绛写了封长函，请他们“入盟”。杨绛复函直言：“‘名流’的集子他向例不参加。你的集子里没有他，并不特殊，于你无损。”又云：“我不敢跻身‘名流’，承你看得起，很感激。”我的直通管道遭堵，只寄望舒展的“曲线救国”了。同时，我驰函钱瑗，请她援手。

舒展受我之托，当然更看萧乾的面子，先给杨先生打电话后拜访，一再转述我的请求，结果仍旧败北。他抱歉地对我说：“我没有完成您交给的任务。”同时附来钱瑗致他信的影件。钱瑗措辞温婉，信末特地说：“这不能与我父亲对《钱锺书传》不满联系在一起，两事完全无关，请张先生不要误解。况且我母亲已在不少书中把有关内容都写了。请代我向张先生表达谢意与歉意。”

走笔至此，必须对钱瑗的信做点解读：我社曾出了本《钱锺书传》，出书前我将此事告知钱、杨二先生，他们二人均竭力阻止。钱锺书严肃地说：“倘失实过多，迹近造谣诽谤，将来涉讼，亦未可保耳。”我劝社里作罢，社长出于某种考量，还是把书出了。问题是书中错讹甚多，钱先生看了很不高兴，对我说：“略一翻阅，东扯西拉，道听途说，不胜枚举。”并举例挑明错处。不过，钱先生大度，又说：“木已成舟，书已出版销售，微名薄利，目的已达，置之一笑可也。”因我社与钱先生有此“前嫌”，我在致舒展信中坦言提及，请他在钱先生面前多多美言，以求原谅。钱瑗信中提及“钱传”事即源于此。数月后，我才接到钱瑗的信：“去年的信，直到今天才回，实在抱歉。原因是我自今年一月开始住院（腰椎结核）……现在只能完全仰卧……”最后幽默地说，要我饶了她。

钱锺书、杨绛的稿子没组到，但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他们赐我的信有二十二通之多。杨绛赐我的最后一封信竟是她百岁那年。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抚读这些旧札，百感丛生。刻下，萧乾、舒展、钱锺书、杨绛和钱瑗，这些写信者都被岁月的大潮卷走了，但他们的函札仍在。萧乾的热情，舒展的诚信，钱、杨的卓尔不群，钱瑗的温婉，都有温可感，有情可忆。

陆小曼，我终于找到了你！

《爱的新月》（徐志摩陆小曼辑）书稿已经发排，但陆小曼的照片是“老面孔”，我想给读者一点新意。我把视角盯在上海，那是陆小曼长期生活和终老的地方。叩访王映霞始知：小曼没有后人，也没听说有什么亲戚，新中国成立后她曾在上海画院、上海文史馆工作过。王映霞又说徐志摩有个亲戚是建筑学家，叫陈从周，她又没有陈先生目前的住址，但她告诉我可找同济大学钱青教授，他们是同事。

根据王映霞提供的线索，我先到上海中国画院，回答令人失望。旋即又到上海文史馆，接待的同志说：“印象中没有。”

两次赴沪，两次空手。回到南京，我便给陈从周先生写信，寄到同济大学钱青教授处转。同时，我从萧乾先生处得到上海文史馆馆长王国忠地址，给他写信。

11月13日收到钱青教授来信：

“惠书敬悉。遵嘱我于昨日去陈从周先生家。看到陈老卧病在床。他已经第四次中风，现神志模糊，口齿不清。我将大札念给他听，亦无任何反应。你所需要的资料，无法寄奉。（陈老家中现在只有保姆照料，无任何亲人。）我想待他女儿春节回国探亲时，请她帮忙寻觅。但须稍待时日。”

11月26日，上海文史馆馆长王国忠先生来信：

“经查阅我馆档案，未能找到陆先生的照片，十分遗憾。由于‘文革’，上海文史馆被解散，50年代到60年代进馆的老人，档案已荡然无存。陆先生1956年入馆，自然难逃劫难。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先生，是陆小曼的亲戚，曾整理过《徐志摩全集》，可否求助于陈教授……”

两条线归到一条线。一切只好等待陈从周先生的女儿归国了。其时，这本书正文早已出胶片，惟陆小曼照片无着落而“卡壳”。奇迹在等待中发生了。1996年1月19日，陈从周先生的大女儿陈胜吾女士寄来了她家里仅存的陆小曼一幅年轻时的个人照片，虽只一张，但填补了空白。这幅照片是我所见到的陆小曼照片中最具魅力的一张，齐耳的短发，有一二绺潇洒地披在前额，面含浅笑，模样十分清纯，俏丽中勃发着一种朝气。

此外，陈胜吾又提供三条海内外可能找到陆小曼照片的线索，我又忙于打电话、写信，费了很大的劲，三条线索均一无所获。

不过，有时收获往往在“意外”中获得。“双叶丛书”第一辑《陌上花》出版时，作者苗子、郁风在海外，托我代邮其友人范用先生。因书会友，结识范用。范先生原系三联书店的老总，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范用写信，求他指点迷津。先生收信后即复：

“陆小曼的照片，我只在《志摩日记》中见到过，并有其手迹。此书系1947年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请到图书馆一查，如借不到，我有这本书。”

十天后范用把《志摩日记》寄给了我。这本《志摩日记》是为纪念志摩逝世一周年而出版的，太棒了！书虽破旧，纸张发黄变脆，陆小曼的照片没有新的，但其手迹，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令人兴奋的是插页上印有胡适、闻一多、杨杏佛、林风眠和泰戈尔等一大批时贤在徐陆结婚纪念册上所题的诗画。令人捧腹的是邵洵美画了一把小茶壶，一只茶杯，题字为：“一个茶壶，一个茶杯，一个志摩，一个小曼。”

陆小曼，我终于找到了你！

我读周海婴

为《爱的呐喊》（鲁迅许广平辑）授权一事，我通过陈荒煤先生联系上周海婴。出书后，社里按合约支付了许广平部分稿酬，另付了一帧照片的稿酬，很少，象征性的。海婴收到后即来信，说他收到这张照片的稿酬很受感动，因为此前从没有过，还说了一番感谢的话。

次年，我进京拜访了周海婴，知其母许广平先生的书市场断货多时，且许广平诞辰百年在即，我提议出版《许广平文集》，他立马同意。我们合作得十分愉快，出书时距“许广平百年诞辰纪念会”只有三天，印刷厂在江苏乡下，火车托运已来不及，出版社雇用大货车，冒着风雪，连夜发专车送到北京，保证次日纪念会正常进行。海婴说他感动得快要流泪了。出版《许广平文集》时，在文稿选用及署名问题上，他对出版社极为尊重，并非坊间传说的“斤斤计较”，因我是全程参与的当事人，目睹海婴先生讲礼数，懂谦让，是尊重他人的人。

我与海婴合作多次，都很愉快。包括2006年我社出版的《鲁迅的艺术世界》。他信任我，居然请我以他的名义代他写《序》，而且对我代拟的《序》竟一字不改签字付梓。或许是世人对海婴要求过高，他对我说过：“大家都喜欢把名人的后代装在一个筐子里，那多难受。”

2001年在南通师范学院（现南通大学）纪念鲁迅的会上，我大胆地与海婴探讨了鲁迅先生的为人为文，包括鲁迅当年对陈西滢、梁实秋等人的批评。海婴很坦诚，他说：“金无全赤，人无完人。鲁迅也是可以批评的，但必须读通他的作品，研究他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恶劣环境。他的文风不得不犀利，语言不能不苛刻。”在谈到有人觉得鲁迅生性“多疑”、出语尖刻时，他说：那是有些现代人对鲁迅的误解，鲁迅一般针砭的是社会弊病，并不对具体的人。当然，他不是圣人，有时也会误伤人，但当他发现自己批评错了的时候，也会自责。海婴在接受江苏电视台记者采访时，笔者陪同在侧，听到他说：“父亲早已过世，他不能对死后的事负责。‘文革’期间有人利用了父亲，或者是父亲对某人某事一时说话欠当，致使他当年的老朋友或亲属遭到一些伤害，我非常理解、同情他们。”（上述为大意）。在摄像机前，海婴还微微欠身对因此而受到伤害的人代表鲁迅表示歉意。这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

海婴对我说，他这一辈子是“夹着尾巴做人”，但一辈子都在奋力传承鲁迅精神，晚年他与长子令飞在上海创立鲁迅文化发展中心，通过演讲、出书、办展览、拍电视，为弘扬、普及鲁迅文化不断“呐喊”。

我帮林海音找亲家

《双城集》（林海音何凡辑）之出版，得益于萧乾先生搭桥。

林海音先生的热情和干练是有名的。她与我过从多年，很少写信，她说“打电话便当、快捷、效率高”。每每都是她从台湾打来，谈完正事便拉家常，一拉半小时都放不下。一次通话我们聊到南京，我请她将来得便时到南京做客，她在慨叹一番“老了，走不动了”之后，又说她跟南京真有缘，她的老公公夏仁虎（枝巢老人，国学大师）先生就是南京人，家住颜料坊，故居还在；她的亲家公——二女儿夏祖丽的老公公张维寅，以前也一直生活在南京，世事变迁后，不知下落了……末了对我说：“方便的话，帮我打听一下亲家公的下落。”我说：“一定。”

1998年秋，夏祖丽由澳洲返台省亲，林海音让她与我通话，我与祖丽算是初识。次年春，祖丽为写《林海音传》《何凡传》搜集资料，专程来南京，离宁时在餐桌上，她又提出请我帮她找老公公张维寅下落的事。回墨尔本后，她寄来夫婿张至璋刊在《联合报》上的《镜中爹》，洋洋五千字，追忆幼时他与父亲在南京的生活。他说1948年母亲携他投奔在台的大姐，只知父亲1949年入南京“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便音讯杳无了……祖丽希望我能找一家发行量大的报纸将该文重发一次，以期有信息反馈。谈何容易，那么长文字，语境不同，很难有报纸接纳。我只好将《镜中爹》做了大压缩，同时将“不合时宜”的文字删去，再朋友托朋友，在《美文》上发表了。文章再改，仍是一篇回忆性散文，很难引人注目。三个月过去，如泥牛入海。与此同时，我“双管齐下”，给南京市公安局写信，到民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资料，希望能从历史旧档中找出张维寅1949年后的线索。两处结果如出一辙：“查无此人。”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只好将公安局的回复寄给夏祖丽，同时告诉林海音，算是一个交代。

夏祖丽来信除感谢之外，还附来张至璋的长信，叙述父子失散五十年来的思父之苦。弦外之音我听得出来，分明是一种对明知没有希望的希望。我将他的《镜中爹》作了改写，通过朋友关系在南京本地的一家报纸刊发一次，希望从反馈信息中得到蛛丝马迹，结果一样令人失望，但得了点稿费。我忽发奇想，何不用稿费刊登广告？死马权当活马医吧。于是我在《周末》以我个人名义刊了一则“代友寻父”的广告。广告连刊三日，第四日的下午，我接到一个陌生女士的电话，她说她看到这则寻人启事，据她所知，南京与张维寅同名的有几百个，倒是夫子庙和下关某处有两位叫此名的有点靠谱。我询其祖籍、年龄后发现根本对不上号，我说此人如在世，该有一百岁了。那位女士说广告中的信息量太少，希望我能提供亲友之类，可以顺藤摸瓜试试。我请她示知名姓以及联络方式。她回答很干脆：“没必要。”只给我一个电话兼传真号，说有事只要发传真就行了。此后给她发的三封传真，抬首写的就是她传真号末三位“六三九”，我的署名也是我的电话尾数“三七一”，活像潜伏的地下工作者。

奇迹终于发生。2001年6月30日，“六三九”突然来电话，语气挺激动，“大海终于捞到了针！”说她在上海找到了张至璋的堂弟张靖璋，并有他家中电话……

张至璋夫妇飞到上海，费一番周折后，终于找到父亲的工作单位上海锻压某厂，始知其父已于1980年去世。他从厂方的存档中得到的只有一张父亲在龙华火葬场焚尸单据，追到殡仪馆，但无骨灰。馆方说，因时过多年，骨灰已以无主户被集体深埋了。张至璋在距上海七十公里奉贤县杭州湾海边找到墓地，一块石碑上刻着：“……由于亲属的遗忘和放弃，我园让他们回归这片绿色土壤中……”张至璋捧起一抔墓碑边的黄土，带回了台北。

1999年岁末至璋祖丽夫妇来到南京，央我非要见那热心的女士一面，还要请我们吃饭。我打电话给“六三九”，她高低不肯。我们请她告诉名姓和联络方式，挤牙膏似的挤了半天，她只报出了一个姓“童”。我好奇，问她的职业，她淡淡一笑：“警察。”不过，童警官还是玩不过我，我们见了面，吃了饭，合了影。

至璋夫妇为表示对我的谢意，他们以弥留中的林海音的名义送我与内子一副对表。

“双叶丛书”中三十二位作者，已有三十位作古

在十六部书稿中，《爱的新月》（徐志摩陆小曼辑）《爱的浪漫》（赵元任杨步伟辑）和《双佳楼梦影》（陈源凌叔华辑）的前辈作家们早已过世，徐志摩的亲属无从联络，只能抱憾。经过九曲十八弯联系上赵元任的女儿赵新娜，只送了几本样书和一片祝福聊表谢意。该书题签，我居然请到赵元任的老友、寓美的百龄老人顾毓琇、王婉靖伉俪题写。

与陈源、凌叔华之女小滢女士相识于1996年，在苏州、南京、北京见面多次，且与其夫婿秦乃瑞及子秦思源都有过从。小滢是个非常有主见有个性的独立女性。她致我的第一封信，即强烈反对我为她父母合集取的书名《爱山庐梦影》，她说那是她母亲的一本书名，而那书是在新加坡写的，且父亲只去新加坡看过母亲一次，住了两天。她要求用她父母在武汉大学寓所名“双佳楼”做书名，我自然同意，但带来的问题是原书名请王世襄先生题的，书名一改，我不得不折回头请王世襄先生另写。王先生是老好人，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告诉我，他与凌叔华在英国就认识，凌在北京逝世时，他还去八宝山送行，并献了一幅挽联。我听了很感兴趣，问挽联是怎么写的，世襄先生写给了我：“叶落枫丹归故土，谷空兰谢有余馨。”

陈小滢十分热情，我后来结识的苏雪林和夏志清，都是她介绍的。十分有趣，小滢叔叔陈洪先生九十多岁了，他喜欢文学。寓美独居，与学理工的儿孙交流少，很寂寞。小滢希望我与她叔叔通信聊天。我遵命当陈洪老先生陪聊（通信）二年，直至他过世。

为《我们的和弦》（柏杨张香华辑）书中一幅照片的说明文字，因两岸语境不同，还与柏杨先生闹了场小不愉快。柏杨先生通达，最后，理解了我的难处并成全了我。

舒乙是我的“哥们儿”，他家我去得最勤，其母胡絜青老人我也拜访过多次。老人喜欢养花，冬天她的小客厅里像是开菊展，多为独朵，每盆花秆上拴着老人手书的菊花名：“玉蟹”、“御黄袍”、“霓裳羽衣”、“落日熔金”……舒乙告诉我，老太太有六大爱好：养花、读书报、看电视、观画展、唱京剧和玩麻将。《热血东流》（老舍胡絜青辑）出版后，我送样书上门，她很高兴。我请她留墨，她写了“福自人得来，寿在乐观中”送我。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太太晚年独立，小事不烦儿女。我给她的样书她用完了，写信向我索取二本送朋友，还不忘夹了一堆零碎的邮票，说“以充书值”。

“双叶丛书”中三十二位作者，已有三十位作古，文洁若、张香华是硕果仅存的二枚，谨祝他们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