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杏坛”之杏
《庄子·杂篇·渔父》有云：“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后世遂以“杏坛”为“夫子旧居”和最初的讲学之处。
宋天圣二年（1024年），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孔道辅增修祖庙，移大殿于北，以讲堂旧基梵石为坛，环植以杏花，取“杏坛”之名。自此千百年间，论及孔子的杏坛设教，必以“春色满园关不住”的杏花喧妍为背景。如曲阜孔庙的乾隆《杏坛赞》碑：“重来又值灿开时，几树东风簇绛枝。岂是人间凡卉比，文明终古共春熙。”
但顾炎武《日知录》中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认为“渔父”并不确有其人，“杏坛”也不是一个确切地点，就算有，也在“水中苇间、依陂旁渚之地”，并不在孔子所在的鲁国。
顾氏判断“杏坛”所在的“缁帷之林”并非群植深郁的杏花树林，我认为这是准确的。原因有三：其一，杏花并非鲁地所盛栽，而盛栽于古代的华北、西北，以其性耐旱而不耐湿也。尽管“杏花春雨江南”，但江南的杏花绝不以产果闻名，不过偶植一二株作赏花观景而已。故水泽之乡，不可能有成片的杏花树林。其二，即使密林中偶有杏花一株，但其树形并不高大，树荫也稀疏，显然不适合在其下聚众弦歌诵读。其三，缁者黑，帷者密，这里意谓林木浓翠深碧，而杏花树林无论花时与否，都不至于“缁帷”。那么，这“缁帷之林”的“杏”究竟是何树呢？这水泽之中的“杏坛”又在何处呢？《庄子》所言，真的如顾氏所说“皆是寓言”而非实指吗？
杏树在上古时已出名，《礼记·内则》提到的吃食有桃、李、梅、杏等，《管子·地员》提到的“五沃之土”中，也有“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茎起”的说法。这说明其可赏之花称杏花，可食之果称杏子。问题是，除了此杏，上古时是否还有其他树木被称作“杏”呢？
当然是有的，那便是银杏。只是当时其名并无前缀“银”字，故与杏花之杏重名。
我们来看汉代司马相如《上林赋》所记长安建造皇家园林时四方进献的“名果异树”，不记有“杏”，却记有“长千仞、大连抱”的“华枫枰栌”等树种，这里的“枰”就是今天的银杏，未言其献自何方，当出自山东鲁地。而同是汉代的古代历史笔记小说集《西京杂记》则记：“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杏二：文杏，蓬莱杏。”这里的“文杏”和“蓬莱杏”并不是杏树，杏树是京城一带常见的果树，一点也称不上“名果异树”，用不着“远方”的贡献，指的应该就是“枰”。
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并序》中也有线索：“刻木兰以为榱兮，饰文杏以为梁。”“木兰”状如楠树，材质似柏而微疏，古代多用于造船，这里的木兰与文杏搭配，成为屋顶所用的椽子。与《上林赋》所记其“长千仞，大连抱”相合。总而言之，杏是大材。如果“文杏”为杏花，其材细瘦且不直挺，以之用作栋梁之材显然是不可能的。“饰文杏以为梁”中的“杏”一定是高大、粗壮、挺直的大材，当与“蓬莱杏”同产于鲁地沿海一带，它便是银杏。
由于上古园艺水平之所限，西汉时期上林苑修建时，从四方贡献过来的木兰也好、银杏也好，成活率想来不会太高。而死去的那些巨木被用作榱、梁的材料，亦在情理之中。至于《西京杂记》记述汉武帝在上林苑种植文杏和蓬莱杏，并说明文杏“材有文采”，蓬莱杏为“仙人所食”，很可能是因为名木古树自古被视作神灵，为人们祭拜乞灵所用，巫师在其上刻画文字、图像等符号，即“契木为文”，于是文杏年长日久便成了“材有文采”的祥瑞；蓬莱杏为“仙人所食”，则与银杏千年不衰并被人们视为神灵而祭拜相关。至于杏花的树龄，罕有超过百年的，即北宋时孔庙的杏坛所植，不管何等“护若神圣”，都不知轮换栽植了多少回。连“名木古树”名录也没有它的份，与“仙人”更是迥不相侔的。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宋在今河南商丘，商丘的“大树”以银杏为最著。迄今犹多处有古银杏存活，尤以梁园银杏树为最，树龄达2000年，树高20米，树荫覆盖近一亩，为中原银杏之最。所以桓魋所拔除的“大树”当为银杏无疑。
回到顾炎武的结论上。他认为“杏坛”之杏不是杏花，这固然不错，但认为不是实指且不在鲁国，则未必然。其实指当为文杏，即今之银杏，具体可从鲁国东郡沿海地带至今多有银杏而且是数千百年的古银杏这一点上得到印证。如今天日照莒县定林寺的古银杏，为春秋时鲁隐公与莒子的会盟见证，至今已有三四千年，高30余米，粗可十人合抱，覆盖达一亩余，春夏入秋则浓郁翠碧如“缁帷”，深秋初冬则垂玉流金如锦幕。不仅其材足以制梁，其密荫如“缁帷”所蔽，足供数十人聚集其下弦歌诵读。
《史记》认为庄子是宋国蒙城人。“蒙”的所在地今说有三，河南商丘、安徽蒙城和山东曹县。很可能庄子生于商丘，又到过鲁地，可能不仅看到而且经常亲近巨大的银杏。而撰写《庄子·杂篇·渔父》的庄子学派后人，同样可能到过鲁地、见过巨杏。所以，《庄子》所记“杏坛”，虽非“夫子旧居”而只是其“游”踪所至，但当在鲁国之中；其“杏”，虽非杏花，但当指银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