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腼腆的“门徒”
徐梵澄（一九〇九至二〇〇〇）是现代学术史的传奇人物，特别是，他长居南印度阿罗频多修道院（Sri Aurobindo Ashram）二十七年，译出一批印度经典，被誉为“当代玄奘”。但因国内学界对阿罗频多运动了解不多，对徐先生的研究较少运用相关史料。其实，阿罗频多运动是颇具规模的世界运动，开展一百一十余年，有大批著作、日志、档案和回忆录存世，足以还原徐梵澄与运动的关系。
一、阿罗频多运动及其组织
理解阿罗频多运动，首先需理解其精神领袖阿罗频多（Aurobindo Ghose，1872-1950，也译“奥罗宾多”）和“神圣母亲”密那氏（Mirra Alfassa，1878-1973）。
阿罗频多是现代印度风云人物，与甘地、泰戈尔并称“三圣”，七岁赴英受教育，精通希腊语、拉丁语、英语等语，二十一岁归国，投身印度独立运动，成为党魁，同时修习瑜伽。后被捕入狱，据说狱中悟道，出狱脱离革命，一九一〇年避居法属殖民地本地治理（Pondicherry，徐译“琫地舍里”），著述授徒，传授瑜伽，阿罗频多运动由此始。
一九一四年，阿罗频多结识了第一门徒及精神伴侣密那氏。密那氏原是法国画家，同年随第二任丈夫访问本地治理，结识阿罗频多，后加入运动。她年龄较长，又具才干，很快脱颖而出，成为第二领袖。一九二六年，阿罗频多把院务交她处理，退隐著述，形成以阿罗频多为精神领袖、由密那氏管理院务的二元格局。一九五〇年，阿罗频多去世，密那氏兼任精神领袖和院务总管，一九六八年创办乌托邦曙光村（auroville，徐译“阿罗新村”），声誉鹊起，直至一九七三年去世。此后运动进入平缓发展期。
阿罗频多学派自视为哲学运动，但有一定神秘主义色彩，更近古希腊哲学和宗教合一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与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迥异。这与阿罗频多的思想有关。他以黑格尔“绝对精神”说、达尔文进化论和尼采“超人”说为借镜，以自创“大全瑜伽”（Integral Yoga，也译“综合瑜伽”）为基点，重释印度教吠檀多思想，认为世界本体是先于世界存在的“精神”（“梵”），“精神”逐级下降，变为“超心智”（supermind，徐梵澄译“超心思”），再变为“心智”（人类），再为“生命”，最后为“物质”；随后再逆向重复从“物质”到“生命”到“心智”再到“超人”的“精神进化”历程，轮回不已。当今之世正值“超人”进化阶段，“超人”有“超心智”，足以达致“梵我同一”；但要拥有“超心智”，则需修习“大全瑜伽”。他希望通过“大全瑜伽”促进人类向“超人”进化，创造一个平等乌托邦，徐梵澄概括为“瑜伽救世”。这也是阿罗频多运动最后创建乌托邦的理论根源。
阿罗频多称自己的学说是spiritual philosophy，徐梵澄译为“精神哲学”，凸显了阿罗频多以“精神”对抗“唯物论”的取向；但原词还蕴含阿罗频多融汇西方进化论与印度灵修宗教的指归，也可译为“灵修哲学”。印度文明向多神秘色彩，哲学也如此。阿罗频多既是哲学家，又是瑜伽导师，而瑜伽本是实践“梵我合一”的修行方法，故他的哲学和宗教实难区分，行事亦颇多神秘。最著名的神迹，徐梵澄《阿罗频多事略》提及，是他在狱中“忽然开悟……忽觉此身上举，略略触及地面，而浮空趺坐者久之，亦未尝用气力也”。徐先生出身儒家，所述已是克制，其他门徒所忆，神迹更多。如果按宗教史来归类，阿罗频多思想，古代可归入广义灵知派（Gnosticism，也译“诺斯替宗教”），近代可归入十九世纪末的“新世纪宗教运动”（New Age Movement）。
密那氏的言行同样具有神秘色彩。她从小亲近神秘学，晚年还尝试“细胞瑜伽”（yoga of the cells），试图达至不朽。去世后，美国门徒阿妮儿（Anie）访谈多位同门，二〇〇四年出版了《金色之路：访谈修道院和曙光村的阿罗频多和母亲门徒》（The Golden Path：Interviews with Disciples of Sri Aurobindo and the Mother of the Sri Aurobindo Ashram and Auroville），众弟子对密那氏神秘力量之赞美，不绝于耳。徐梵澄很少语怪力乱神，但回忆密那氏则有数次例外。一次，他左肩风湿，问诊无效，诱发牙疼，与密那氏相遇，对方“猛地一回头，瞪了一眼，一道目光射过来，回去之后，牙也不痛了，臂也不痛了，竟这样奇迹般地好了”。他后来回忆及此，对扬之水说“这目光是一种力，一种巨大的精神之力”。徐梵澄皈依运动，母亲的“精神之力”当是一大原因。
阿罗频多运动有两大组织：一是修道院，二是曙光村（徐梵澄未入住曙光村，本文从略）。关于修道院的组织情况，徐梵澄《南海新光》有介绍，兹不赘述，唯产权及供给制需做补充。《南海新光》称，一切房屋及金钱，均归阿罗频多和密那氏所有，弟子“在任何事物上皆无权利，要求，或发言权。他们皆随他的意思或留或去”。这类修道院模式，“从公元前若干世纪在印度早已有了……一切皆依乎‘教师’，终其身而止”。中印师徒关系的一大差异，是印度师尊权力极大，甚至超过父母。阿罗频多运动也如此，许多门徒均称对阿罗频多和密那氏的感情胜过家人。阿罗频多和密那氏根据弟子禀赋，派遣他们从事各种工作，众人无不遵命行之。门徒特蜜（Tehmi Masalawalla）回忆：“圣母给我们工作，我们把一切工作献给她。无人质疑此事，这自然而然，理当如此。”与此相应，师尊亦有保障门徒基本生存之责，故修道院施行配给制。据修道院出版的《母亲传》（Mother: A Short Biography），每月第一天是“繁荣日”，密那氏给门徒发放每月所需生活物资。徐梵澄对扬之水说：“在印度丢了六块手表。丢了以后，就给法国老太太写个条子，再领一块。有一次她给了我一块很好的表，我连忙退回去了：这是很快就会丢的呀。”（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邻居则回忆：“母亲偶尔会给居住修道院的人一些‘零花钱’，先生虽然和其他人一样接受了，但却有些腼腆。”（朱璇：《徐梵澄本地治理廿七年纪略》）
中国以家庭为本位，这种尊师制很难理解，也很难接受。至南印度拜访徐梵澄的饶宗颐就认为修道院“相当于难民收容所”（《饶宗颐学述》）。扬之水也在日记中抱不平：“这位法国（女）人很看重他的才华，但实际上却是将他作‘高级雇工’使用的：不开工资，只包一切生活用度。他著了书，出版后，也不给分文稿费，甚至书也不给一本的。”然而，这就是徐梵澄的生活工作情境。
二、参加阿罗频多运动之始终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徐梵澄由国民政府派往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教，院长为湖南人谭云山，他曾到访修道院，见过阿罗频多。徐梵澄或许是从谭处得知修道院，于一九五一年夏携未来妻子游云山（一九一二至二〇〇四，后出家，法名晓云）访问修道院，计划访学半年后返回香港。
此时，阿罗频多去世数月，门徒悲痛异常，又对前景满怀疑虑，如何继续推进运动，是密那氏迫在眉睫的要务。两人的到来，成了密那氏对华拓展的重要人选。她马上接纳两人，开设华文部，拨给一栋两千平方米法式宅邸为工作室，令他们非常感动。密那氏习惯给门徒赐花，两人收到后均赋诗回谢。徐梵澄回的是二首绝句《圣慈赐一花供之盛开》（一九五一），其一云：“居南天竺无何事，花开花好花能圣。我有一花供圣人，圣自无言花自春。”游云山的是新诗：“Mother（母亲）！你赐给我的花朵，我想应不是徒供欣赏。从那颜色与芬芳所透露的，不过是最初的一个消息而已。而那后面的潜能，证明你是深深加庇于我了。”不久，密那氏给两人分派工作：徐梵澄译阿罗频多著作，游云山独身回香港，协助创办香港的阿罗频多学会。这个安排或许对两人婚姻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九五五年前后，游云山脱离运动，徐梵澄则留在修道院，两人劳燕分飞，再未相见。
此后，徐梵澄在修道院独自生活了二十七年。他跟密那氏的关系，我们可从法国门徒萨特普雷姆（Satprem，1923-2007）整理的《母亲谈话录》窥见一二。
萨特普雷姆也是密那氏选定的阿罗频多译者之一，原是“二战”法国抵抗运动成员，后至印度加入运动，不但译了阿罗频多著作，而且写有多部关于运动的论著，在欧美颇有影响。他整理出版的《母亲谈话录》，是运动的重要文献。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密那氏跟萨特普雷姆谈到，徐给她写信，称翻译是“技术活”（mechanical task）。她开始不明其意，随后意识到，把阿罗频多译为中文比译为其他语言难，评论说：
此人是天才（genius）！而且有体悟。我们很少面谈，但我读过他的信。他跟对方说：“如果你想要道家体验，径直来此居住，即可亲证老子哲学。”他是圣哲（sage）！
此人是天才（genius）！而且有体悟。我们很少面谈，但我读过他的信。他跟对方说：“如果你想要道家体验，径直来此居住，即可亲证老子哲学。”他是圣哲（sage）！徐梵澄的另一个工作是作画。他会中国画，密那氏也是画家，很欣赏他的画。每逢密那氏生日，徐先生都作诗献画。密那氏首次抵达本地治理的三月二十九日，后是修道院三大节日之一。《徐梵澄文集·蓬屋诗存》今存《花树》（一九五九）和《神圣母亲来印度五十年纪念》（一九六四），即为此节而作。
这说明，密那氏器重徐梵澄；也说明，两人关系并不亲近（萨特普雷姆每周拜谒密那氏，形同母子）。这也符合徐先生的腼腆性格。密那氏大徐梵澄三十一岁。徐梵澄一生甚得师长提携，前半生是鲁迅，后半生是密那氏，无不感激终身，故密那氏交代的任务都竭力完成。他后来跟扬之水回忆当年译事之艰难：“白昼伏案，骄阳满室，寓居之墙又为红色，热更倍之，每抬臂，则见玻璃板上一片汗渍，直是头昏昏然也。”（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七日）
还要指出，密那氏与萨特普雷姆的谈话发生于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冲突期间。这是徐梵澄来印后最艰难的时期。当时，印度出台《国防法》，授权政府可不经法律程序逮捕任何有嫌疑的华人，将近三千名华裔印度人拘禁于德奥里（Deoli）集中营长达五年之久。徐梵澄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饶宗颐于一九六三年到南印度拜访他，印象是“相逢憔悴在江潭”（《佛国集·别徐梵澄》）。他一九六〇和一九六六年两度求去，密那氏都不准，当是密那氏庇护才得幸免。
由此，徐先生对印度当局有负面印象。归国后，扬之水问他：“印度好吗？”答曰：“不好。在印度有一句话，说是印度只有三种人：圣人，小偷，骗子。”（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不过，阿罗频多运动并非民族主义运动，许多门徒（包括美国总统威尔逊长女）皆非印度人，且是精通多门外语的精英。究其原因，一是阿罗频多学识渊博，胸襟宽广，鼓励门徒学习各文明精髓。二是本地治理是法国殖民地（一九五四年被印度法理上收回，一九六二年实际收回），密那氏又是法国人。故他对印度当局的反感，不影响他对运动的忠诚。
居印期间，徐梵澄还参与了密那氏主持的曙光村工程，不但译了曙光村《约章》，且著《南海新光》积极宣传，称：“这诚然是一种新底光明，给全世界开辟了无限伟大底将来，正资人类向之迈进。”曙光村开建后，大批欧美嬉皮士闻风而至，入居于此，认为在曙光村降生的第一代即阿罗频多所说“超人”。徐梵澄虽然没入住，但每周散步经过。由此，运动的三大部分——经典、修道院和曙光村，徐先生都是深度参与其中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密那氏去世，徐梵澄著《荣哀篇》，“澄依于法座二十有二年，三觐遗容，泪陨如泻”，异常伤心。失去密那氏的支持后，他处境每况愈下，于“文革”结束后回国。但他回国的主要动因，是完成密那氏的嘱托。归国前的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他致信另一位参加运动的华人邵嘉猷，谈及译著在印度出版困难：“诸人于此——Chinese section（华文部），向例无有兴趣。”同年四月二十日，他致信中国大使馆，称自己之所以不惧“回国而茕独无依”，旨在出版阿罗频多和母亲著作：“诚欲假此桑榆景光，付之枣梨剞劂，自谓其身可弃，其书可传。”金克木也对扬之水称：“徐要求回国的事……他提的条件就是要在国内出书。经研究后，同意接受。”
徐梵澄回国后出版的著作，主要是阿罗频多和密那氏著作。而他译《五十奥义书》和《薄伽梵歌》，也以阿罗频多思想为圭臬，属于阿罗频多学派“势力范围”。饶宗颐即指出：“后来他翻译《奥义书》，用的是阿罗频多（印度一个地区的小型教主）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是不符合印度人那一套人生理论的。”他还拜托扬之水帮忙出版阿罗频多语录《周天集》，称“联系了几处（包括香港、新加坡），都碰了钉子”（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八日。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均有阿罗频多学会，徐先生“碰了钉子”，或是密那氏去世后，运动出现资金困难）。实际上，他在印度出版《母亲的话》，也是自己筹资。归国后，有热心人代他搜辑早期著作，协助出版，他并不热心。但在归国十八年后、年近九十时，他还在为《母亲的话》出版奔走，作序赞美密那氏“超凡入圣”，“由凡人而臻圣境成圣道”，临终犹在校《薄伽梵歌论》的最后清样。
徐梵澄此举，在中国人看来是知恩图报；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他自视为门徒，要竭尽全力。法国门徒萨特普雷姆也如此，密那氏死后，他拟整理全部《母亲谈话录》出版，被修道院高层所阻，一九七八年愤而离去（徐梵澄同在此年离开），独自整理《母亲谈话录》完毕，才觉得“我事已毕”，从容辞世。两人所为是非常相似的。
三、阿罗频多思想之东传
徐梵澄早年以译尼采著称，阿罗频多受尼采影响极大，密那氏选他来译阿罗频多极有眼光。不过，他译尼采与译阿罗频多，性质不同：译尼采，是生计考虑和鲁迅督促；译阿罗频多，却是门徒使命和运动热忱。
徐梵澄的思想，经历过一个从佛教到阿罗频多派的转向。他早年主儒家，亲佛教，去印度讲授佛学前，还写诗称“儒释待评量”（《飞印度讲学留别诸友》其一）。后入修道院，亲证其学，心悦诚服，最后投入运动。其他门徒也有类似情况。比如，日裔美国人阿米瑞（Amrit）因为是日本移民，“二战”期间被美国政府拘禁于集中营，从小对人间不平痛心疾首，长大后加入基督教，投身民权运动，但始终不能解脱，转投禅僧铃木俊隆皈依禅宗，还是无法解脱，又从日本转赴印度，最终加入运动。只不过，徐梵澄是从禅宗到阿罗频多，阿米瑞是从基督教到禅宗再到阿罗频多。
徐梵澄回国后，因老友冯至督促，读了一批马恩著作，写下如下一段笔记：“阿罗频多，由马克思唯物论观点如何或能否容纳？”原来，阿罗频多视“精神”为本体，反对唯物论，跟马恩有距离，让他颇苦恼。不过，阿罗频多虽然批评科学，却不否定，只是要调和它与“精神”的关系。故徐梵澄最后也接受了唯物论，致信陆灏称阿罗频多“亦与唯物论无所抵牾，可以并行不悖”（一九九四年四月）。有时甚至以唯物主义者自居，如致信扬之水称“我是唯物史观的”（一九八七年五月十日）。
但他最服膺的，还是阿罗频多。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他为商务印书馆撰阿罗频多《神圣人生论》简介，称阿罗频多不但超越印度教巨擘商羯罗、佛教诸高僧，而且超越近代欧美的康德、叔本华、弗洛伊德等诸家，只有柏拉图可堪伯仲，“盖其欲起沉沦之学术，救印度之衰颓，用力至深且远”。这个评价，连阿罗频多也不会接受（他对康德推崇备至）。徐梵澄一生谦逊内敛，不作虚言，此话发自肺腑。其实，这类想法在阿罗频多门徒里不罕见，萨特普雷姆即认为母亲如达尔文、爱因斯坦，“是人类秘密的发现者”。
阿罗频多虽然胸襟开阔，但也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否则不可能自成一派，故门徒也都是以阿罗频多思想为圭臬的。徐梵澄也如此，他最重要的两部学术著述《孔学古微》和《陆王学述》，都以阿罗频多思想为基础来重释儒家，其实是阿罗频多思想的中国化。《孔学古微》（一九六〇）是他以阿罗频多重释儒家的最初尝试，称儒家的“仁”即超越个体的“精神之爱”（psychic love），即印度教“大梵之爱”，“君子”则是阿罗频多所说的“超人”。三十三年后，又撰《陆王学述——一系精神哲学》（一九九三），选择陆王心学为切入口，“联系中国的理学于印度的瑜伽了，将二者融合，沟通”，“意在双摄近代哲学与宗教原理而重建中国的精神哲学”，但以阿罗频多学派为本位。对此，他并不讳言：
鄙人之所以提倡陆、王者，以其与阿罗频多之学多有契合之处。
徐梵澄被称为“当代玄奘”，两者确有一定可比性：玄奘是佛教徒，传播了佛教；他是印度教阿罗频多学派门徒，传播了阿罗频多思想。国人之所以知道阿罗频多，并有较深了解，皆得益于徐梵澄，修道院亦明确将其列为阿罗频多门徒。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往各国留学，成为各国学术大师之门徒者，为数不少；徐梵澄的不寻常，在他加入了一个融汇宗教、哲学及灵修于一体的运动，在其组织中生活二十七年，参与成长，见证发展，竭尽全力，译述其著，促其东传，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