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杜甫研究与杜甫主题小说创作的互文性考察
中国文学自现代以来，杜甫就是极具当下性意义的作家。不囿于时空的限制，人们似乎总能与他保持精神的沟通。作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杜甫“代表了最广大的同情和最高的伦理准则”，即便在文艺潮流发生变化时，他在人们心中的位置、魅力和他所受到的尊崇依然如故［1］。杜甫是文学经典、人格力量与时代精神融为一体的象征，中国文人总会在不同时刻与杜甫不期而遇。关于杜甫的研究也常突破学科语境，与时代话语融为一体，引发文化热潮。“十七年”文学中也曾一度出现杜甫热潮，在学术研究外还衍生出文艺创作，这与“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活动相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活动对于中国宣传民族文化、提高国家声望，起到重要作用。1962年那届竞争非常激烈，李白与杜甫同时入围。最终，杜甫成功当选，一经被确认为“世界文化名人”，便如泉源喷涌，形成文学生产链。据统计，50年代约有140篇杜甫研究论文，而1960年到1966年上半年相关论文约有460篇［2］。学术研究之外，还涌现出大量文化散文，以及以杜甫为原型的小说创作。
这一文化热潮也与毛泽东在工作生活中常联想到杜甫、杜诗有关。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表示，“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3］。成都会议前，毛泽东游览了杜甫草堂的杜诗版本展览室后，称杜诗“是政治诗”［4］。杜甫频频被提及，正说明其重要性。南宁会议上的发言，看似“扬李抑杜”，实际缘由为对革命浪漫主义的提倡。“政治诗”的评价则证明了杜甫是能够并适宜承载政治性主题的。“十七年”时期，学者们以杜甫为原型进行研究与创作，将政治、文化语境统一起来，传达出时代的声音。杜甫作为爱国爱民、坚持国家统一、深入工农兵的典型形象，从各方面反映着时代主题，成为“古为今用”的最佳典范。
一 求“真”的研究：关于杜甫的传记写作与类传记研究
“十七年”时期杜甫研究表现出明显的求“真”特性，结合重大历史事件，还原人物真相，展现诗人生命历程，类似于传记的写作。事实上，此时期只有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杜甫传记［5］，但是研究者似乎都具有为杜甫画像的热情。而杜甫也的确是一位极佳的传主。梁启超曾谈其理想中的专传，应以一个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的伟大人物为中心，将其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显然杜甫就是这样合乎理想的传主［6］。
“十七年”里第一本杜甫研究专著，便是冯至的《杜甫传》，为杜甫作传的想法是在战时便深埋下的。1938年，冯至随学校辗转迁徙至昆明，蛰居于松林茅屋，系统地研究起歌德并由此通往杜甫。如研究者指出的，“承受”“担当”“克服”这一系列词语既是冯至切入里尔克、歌德的关键词，也是了解冯至对于个体生命历程，以及存在、死亡等诸多命题作思考的主题词。冯至是把杜甫作为在乱世之中勇于“承受、担当、克服”个人命运的范例来看待的，研究杜甫可以从中领悟到有道德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乱世之中应当如何生活［7］。在冯至看来，歌德与杜甫有许多相似之处，二人都经历了历史上跨时代的大事件，一生始终不懈地努力工作，并且都对“寂寞”有着深切体会［8］。为了让人们了解杜甫之伟大，需将其生命的全部真相一一呈现，冯至于是选择了传记的写作形式。因为缺乏史料，冯至只能处处以杜诗为根据来推求杜甫的生活与环境，而后再去阐明他的作品［9］。
冯至曾对《浮士德》投注很多心血，认为浮士德虽不免于死亡，却宣告了虚无主义者魔鬼的失败。代表“恶”与否定精神的魔鬼并非一无是处，他随时都起着刺激“善”更为积极努力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对“恶”的克服中，达到对于不可能事物的追求［10］。冯至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概括浮士德的一生，而这也正是杜甫的写照。冯至笔下的杜甫如浮士德一般，表现出一种完全积极的行动力。杜甫的一生正是在限制中走向丰饶，在磨难中趋于无限的。他一生都在遭受肉体与灵魂的诸般痛苦却始终自强不息，在出走与断念间创作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品。断念不是一般的作限制，而是在相克相生中拯救沉沦的生命，战胜现实的艰难，悲凉的背后其实有着最为积极的意义。
《杜甫传》记录了杜甫经历的诸种悲剧，以及那种在艰难中断念前行的力量。1946年冯至曾由传记写作申发出两个“副产品”，讲述杜甫童年的故事。其中《两个姑母》一篇，写的是幼年丧母的杜甫在姑母的抚育下成长。姑母在时疫中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孩子，尽心守护杜甫。杜甫长大后也知道感恩，然而“他的长成好像无形中牺牲了另一个人的生命。若是处在杜甫的地位，谁对于死去的表弟不会感到永久不能赎偿的罪，对于姑母不会感到永久难以报答的恩呢”［11］。另一篇《公孙大娘》则写杜甫6岁时在许州郾城的街衢上亲眼目睹了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那是他从没有看到过的“一个女子的身躯会创造出一个这样神奇的世界”［12］。这让从小病弱且习惯于被姑母怜爱的杜甫体会到另一种女性的魅力，也启迪了他的诗歌创作，他一开口诗作中就出现了“凤凰”这样壮美、宏大的意象。两位女性的故事也被写进《杜甫传》的“童年”一章，这似乎暗示在女性庇护下成长的杜甫明达笃厚，从小便受到缪斯女神的青睐，这与《浮士德》“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走”有所呼应。但这场人生行旅自伊始就潜藏着纤弱敏感的性格特征与暗哑的悲剧底色，负疚与承担、细腻与恢弘碰撞而来的矛盾感将伴随杜甫终身。
在冯至的笔下，杜甫的悲剧，首先是封建时代造成的悲剧。杜甫经历了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成长为一代诗圣。其他同时代的重要作家或者早早逝去，或者未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的重要作品多半在安史之乱前完成。杜甫创作则起始叙述时代的艰难、国家的危机、人民颠沛流离的生活，反映了从繁荣到衰落以及衰落社会中的种种矛盾［13］。尽管如此，封建时代的悲剧并未让杜甫甘于沉沦，他反而始终坚持着，取得了旁人所未能及的成就。
其次是事业的悲剧。一方面，是仕途上的怀才不遇。政治事业的悲剧，也是诗人对仕进断念的过程，最终踏上漂泊行旅。身体与精神双重“叛逃”，让杜甫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人生道路，他从侍奉皇帝的官员成长为真正的人民诗人。另一方面，作为诗人，杜甫生前的诗选集里没有选过一首他的诗。其时人们不但不承认杜甫的成就，反而常常制造谣言来毁谤他，甚至将一些恶意的谣言写进杜甫的本传里［14］。然而这一切却丝毫没有影响诗人蓬勃的创作力，杜甫反而将诸般经历与点滴感受纷纷化为诗材。
再次是个人的悲剧。杜甫的一生简直就是个体在家庭、肉体、情感上诸种悲剧的交汇，他却始终没有被打倒。冯至考察了为研究者一向所忽略的杜甫的母系一族，这是一个盛大的士族，然而伴随着封建时代政治斗争所带来的却是悲绝人伦的惨剧。从肉体来说，杜甫健壮的理想与其孱弱的身体是极不相称的，他拖着病体飘零在人生道上，每况愈下。而情感丰沛的杜甫，终其一生都在告别与怀念的心绪中度过。兄弟姊妹天各一方，知交故旧生离死别，杜甫一直写诗纪念他们。种种艰难与不甘，被杜甫一一写进具有传记性质的诗作与大量的怀友诗中。
《杜甫传》刻画了一个不断陷入绝境却始终坦然面对的诗人形象。杜甫终其一生是在艰难与忍耐、痛苦与超越中度过的，却始终保持着对爱与美的追求。尽管生命中有许多不得已，但是杜甫和歌德一样，始终在寂寞中创造丰饶的诗世界。歌德在一次次的断念后，走向人生的巅峰；杜甫的一生则每况愈下，愈走愈难。正是这样的杜甫，才代表着民族的脊梁，即便在人生最艰难失意的时刻，他也没有声嘶力竭地展现自己的痛苦，而是将苦难化作对人间的悲悯，在对人生充满热力地观察后走向了更阔大的世界，在爱与遗憾中始终向着更深远的境界提升。每一次打击带来的绝望何其深，换来的却是更为执著、坚定的生活态度。为杜甫作传，就是为那些“不顾时代的艰虞，在幽暗处努力的”［15］知识分子作传，也是为每一个自强不息的中国人作传。在痛苦中执著地努力，在悲壮中获得崇高，冯至从歌德那里领受的启示，更融合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与现实，借由杜甫的人生得以抒发。
《杜甫传》的写作是与时代语境相契合的，且更有其丰富性。这是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战时安身立命的写作，是一本意在拯救自我与拯救民族的书。《杜甫传》是介于学术研究、个人心史与文艺赏析之间的文本，是冯至从“旧我”向“新吾”［16］过渡的产物。冯至在写作中是有所舍弃的，求“真”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对诗性特征的重视。虽然杜甫的形象是从诗中凝结而成的，但冯至忽略对其作审美层面的诗歌赏析，转而从杜诗营造的历史场域中，还原出一个富有人格魅力与精神力量的传主形象、而非充满艺术张力的诗人形象，即努力在“诗”中求“真”。所以《杜甫传》是更偏向真实性与意义建构的传记，而非一般的文学传记。冯至在写作中向着杜甫趋近，正是对“断念”思想的身体力行之举。
在“诗与真”的天平上，冯至选择了“真”，将研究重心放在了史料考订与真伪辨析上。这种求“真”而弱化“诗”的倾向，开启了“十七年”时期杜甫研究。研究者虽各有专攻，但整体而言，主要围绕杜甫的世界观、爱国主义精神、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李杜研究等方向展开，呈现出类传记的特质：热衷为杜甫画像，结合历史政治事件对其人生作阶段划分；对杜甫作出“人民诗人”身份定位，试图证明其人及其诗作的人民性特质；执着于史料的真伪辨析、价值衡判，审美层面的研究未予深入。简言之，强调对杜甫其人其诗作人民性特质的研究。
“十七年”时期杜甫研究对杜诗“诗史”作了更具时代性的表述。研究者指出，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在杜甫的诗里达到了完美的统一［17］。“诗史”的意义在于杜诗集中体现了时代精神，其中包含以济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政治抱负、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感情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态度等特征［18］，将杜诗所具有的时代精神与社会主义时代精神融为一体。冯至在“诗史”概念中提出了“镜子说”：“由于个人的贫困，他逐渐接近贫困的人民，深切地体会到人民的哀乐和愿望，同时他念念不忘国家的危机和民族的命运，因此他写的诗便成为这个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时代的一面镜子。”［19］“十七年”的“诗史”论不只肯定了杜诗反映历史具广博性特征，还将重心落在反映“历史真实”上，即其站在阶级立场上书写出比封建史书更具人民性特征的历史真相，完成杜甫“人民诗人”的定位。
为了摆脱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研究者在诗人身份核定上投注了相当的精力。首先，对杜甫与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进行辩证的解读。傅庚生根据高尔基所谓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者正是资产阶级的“浪子”［20］的说法，将此时期被视为中国现实主义创始者的杜甫［21］定义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浪子”，并指出浪子的习性，使杜甫脱离了统治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使他接近人民［22］。萧涤非分析了杜甫作为“进士集团”［23］这个中间阶层所具有的进步性，并用“创作出差”［24］的概念比喻杜甫与统治阶级渐行渐远、与人民越走越近的过程。废名则在因果循环论证中，将杜甫与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关系解释为：杜甫真正地接近了人民，暴露了自己；暴露自己就是暴露剥削阶级，从而也就真正地接近了人民［25］。通过一系列论证，杜甫逐渐从具有民胞物与情怀的封建文人，转变为主动与封建统治阶级划清界限的人民诗人。
其次，在杜甫为“官”的问题上研究者小心求证。杜甫的出仕被解释为入世精神使然，是有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热情在内的［26］。萧涤非指出杜甫情愿饿死也坚决拒绝河西尉这样一个骑在人民头上的“肥缺”，这种纯洁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怀念的［27］。逃往凤翔后，杜甫被肃宗任命为左拾遗。冯至指出，“左拾遗”这个官职可以在皇帝颁布的命令不合理时提出意见，同时还负有举荐贤良的责任，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务，却由一个“从八品上”的官员充当，好像是一种讽刺，这说明皇帝并不需要什么真正的谏臣［28］。可见，杜甫为了实现政治理想，曾积极谋取功名，也屡次被任命。但是他拒绝了那些于人民有害的官职。所出任的官职在实际上是于人民有利、于统治阶级不利的，因而最终被封建统治者所抛弃。而杜甫从为官到弃官，直到与封建统治阶级分道扬镳的经历，正是向着人民不断趋近的过程。
再次，杜甫的死因真相也被反复论证。《杜甫传》中，冯至认为杜甫死于聂令所赠白酒牛肉的说法简直荒诞无稽。萧涤非则坚决反对“溺死说”，认为杜甫会像屈原一样怀沙自沉的说法绝不可信，“因为这关涉到杜甫的全人，关涉到杜甫的整个精神面貌。我们几乎用不着为杜甫辩护，全部杜诗都证明着这一点：杜甫是顽强的”［29］，在杜甫身上决找不到自杀的迹象。傅庚生则指出杜甫的惨死恰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恶行。那些帮闲文人不肯承认杜甫为牛酒饫死，未必是讳言他的惨死，其实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不愿说出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一位伟大诗人竟然遭逢如此不幸，怕激起人们对统治者的仇恨［30］。死因的考证是杜甫生平研究的一部分，关系到阶级纯洁性、顽强的斗争意志与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等原则性问题，唯有还原死因真相，才能愈加确证杜甫“人民诗人”的身份。
通过一系列发掘与求证，时人将杜甫及其诗作打上“人民性”“现实主义”“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等标签。研究集中于对诗人生平真相的发掘，强调在杜诗世界中进行诗人的身份定位及相关史实考证。这种传记与类传记的研究范式，一方面，源自杜甫的人格力量及其典范性质。人们在对杜甫的研究中，不自觉地就会萌生通过对人生轨迹的还原获取精神力量的意图。传记的写作本身具有示范性质，在历史真相的发掘中建构时代意义。另一方面，过分强调思想性、真实性的研究，也导致了杜诗研究在审美维度上的缺失与受限。除了部分论文在杜诗风格、美学观念上有所深入外，此时期在诗美艺术上的突破不大，呈现“重人轻诗”的现象。
二 关于杜甫的小说创作：人民性及人民诗人形象的凸显
伴随“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活动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杜甫为主人公的小说创作，分别是冯至的《白发生黑丝》［31］、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32］、包全万和刘继才的《杜甫在夔州》［33］、姚雪垠的《草堂春秋》［34］、桂茂的《孤舟湘行纪》［35］、陈贻焮的《曲江踏青》［36］与还珠楼主的章回体小说《杜甫传》［37］。有研究者指出，这些小说塑造了革命化的、隐含现代启蒙色彩以及古典形态的几类杜甫形象［38］。从小说作者来看，其中一些人本身就是杜甫研究专家。冯至自不必说，姚雪垠在抗战后期也有写作《杜甫传》的计划，解放前已经写了几章。陈贻焮50年代曾两次写过杜甫传记，80年代则出版了百余万字的《杜甫评传》。从内容来看，几篇小说基本都选择了杜甫生命中具有节点性的时刻，而“曲江”（长安）与“草堂”“夔州”“荆湘”都是杜甫研究中的重要地标。其中，《曲江踏青》选取的是长安时期，描写了杜甫与友人在曲江边目睹杨氏兄妹骄奢跋扈的行为之后愤然作诗的故事。还珠楼主的《杜甫传》虽写诗人一生经历，重心却落在长安十年，着重写杜甫与三五知己的交往。《杜子美还家》选择的是对于杜甫的政治生涯颇有划分意义的至德二年（757），这一年，杜甫曾最为接近权力中心，却又经历了巨大转折，是其从“侍奉皇帝”到“走向人民”的关键时刻。被任命为左拾遗的杜甫因为上疏援救房琯，遭肃宗厌弃，令其离开凤翔回家探亲，小说就从出走凤翔写起，这是杜甫即将脱离统治阶级的节点。《草堂春秋》与《杜甫在夔州》均描写其蜀中时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高峰期。《白发生黑丝》与《孤舟湘行纪》描述了杜甫晚年在荆湘一带漂泊无依的经历。从长安到荆湘，几篇小说将杜甫的人生行旅拼合出来。
与杜甫研究一样，关于杜甫的小说创作也围绕“人民性”问题展开，从中对比杜甫与人民、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在与人民的交往中，杜甫充满人道主义精神，虽常为主仆关系却无尊卑贵贱之分。而与统治阶级相处时，他们虽常对杜甫施以援助，杜甫也常与之唱和，却不过是表面敷衍、实则心中暗蕴悲愤。《杜子美还家》就很清楚地写明了这种对比关系。被任命为左拾遗的杜甫，却不被皇帝信任，还险些掉了脑袋。回到家后，则是完全相反的景况，妻儿的深情、四邻父老对自己的爱戴，都让被流放的旅人感受到温暖。杜甫抑制不住激动的情感，引吭高歌，唱的正是《同谷七歌》。写作《同谷七歌》时，杜甫处在人生的谷底，情绪上濒于绝望，“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呜咽悱恻，如闻哀弦，读之催人泪下”［39］。为了让杜甫在绝望中爆发，黄秋耘将写于乾元二年（759年）的《同谷七歌》移挪至小说中至德二年（757年）的背景里。在引吭高歌之后，杜甫决心振作，继续为人民立言。其他几部小说中，杜甫与人民的关系也非常亲近，比如《杜甫在夔州》里的杜甫就是一个热衷于撮合仆人阿段（《示獠奴阿段》）婚事的善良老头儿，他帮助阿段上山捆柴而把自己累到吐血。夔州缺少男丁，女子常常孤独终老，反被诬为长相丑陋无法出嫁。杜甫同情她们，为其发声（《负薪行》）。至于邻人去自家田里拿一捆豆子两捆水稻的，杜甫更是毫无怨言。他还写信劝告吴姓亲戚，不要阻拦邻居那位贫苦的寡妇来打枣（《又呈吴郎》）。《草堂春秋》中的杜甫也是亲自躬耕，闲暇时分就会去黄四娘家赏花（《江畔独步寻花》其六），去田大家吃酒（《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而当杜甫身处绝境时，始终对他抱以同情、给予帮助的都是善良质朴的人民，《孤舟湘行纪》中老船夫与其同舟共济，甚至在杜甫死后以抚孤自任，陪同杜甫之子宗武北归。杜甫对人民是亲近的，人民也馈之以深情。
相比之下，统治阶级虽然给予其很多物质上的帮助，杜甫却心如明镜，不愿与之多交往。《杜甫在夔州》中柏茂琳送来的财物，杜甫本不愿收，只是不想为难下人，经对方的哀求才勉强收下。《孤舟湘行纪》中杜甫派宗武去向裴使君求助，裴使君的门卒压根没让宗武进去。后来裴使君读到了杜甫写下的诗作，也非常反感。小说中考订了杜甫的死因，否定了饫死牛酒的说法。文中聂令见杜甫衣衫褴褛，很是厌恶，迫于“有辱斯文”的名声才勉强送去酒肉。而杜甫也在丢了靴子之后告诉儿子，“将来好事的聂令得到了我的靴子，说不定堆一个堆儿埋着，说我死在耒阳。他这么一说，一些稗官野史家又再乱编一通，说我被聂令馈送的酒肉胀死了。你们想想看，那时人们的口里，聂令是个仁人君子，我杜甫倒成了个好吃鬼，像话吗？”他坚持要儿子把真相传下去。借杜甫之口，小说将杜甫与封建官员彻底划清界限，将其还给了人民。
小说中有关杜甫的想象，往往化用自他那些和人民联系密切的诗作，以此还原诗人日常生活情境，而较少围绕诗歌创作展开。在身份定位上，常强调杜甫“爱国者”“爱民者”的形象，而淡化其“诗人”属性。不唯如此，杜甫不仅在生活上与人民越走越近，在诗歌艺术、审美趣味上也与人民渐趋融合。《孤舟湘行纪》中，那些达官显贵对杜诗完全没有兴趣，真正读懂杜诗的是驾船的老船夫。杜甫刚吟出一句“天寒鸧鸹呼”，老船夫马上吟诵出“开帆驾洪涛，江国踰千里，风雪奈我杜甫何！”杜甫被这才气震惊了，老船夫很随意地解释道：“给你驾了十几二十天的船，摸了你一点性情，通了你一些诗气。”老船夫吟诵的几句诗，分别被杜甫用在了《泊岳阳城下》和《遣遇》中，人民不仅读懂了杜甫，还直接“指导”了杜诗创作。
《白发生黑丝》中，诗人更是几度自我怀疑。小说中，渔夫们帮助杜甫卖药维持生计。面对渔夫们的关怀，杜甫觉得自己在目睹渔民被租税压得活不下去时，只能写出“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这样空洞的诗句，而产生第一次自我怀疑。这种心理在苏涣到来后继续加深，有着“白发生黑丝”的效果，此即小说题目的由来。这句诗由《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纪异》中“余发喜却变，白间生黑丝”改作，杜甫称听了苏涣的诗作，如同吃了灵芝仙草而返老还童般重新长出了乌黑的头发。历史上有关苏涣的材料很少，因此《杜甫传》里相关内容较为简略：冯至写到，杜甫钦佩苏涣的诗及其为人，“的确，在杜甫晚年，与之周旋的都是些庸俗的官吏，苏涣的出现至少可以给他一些爽朗的、超脱庸俗的感觉”［40］。接着冯至又写到，杜甫在落花时节遇见了流落潭州的李龟年，写作了那首著名的《江南逢李龟年》。事实上杜甫对苏涣的评价很高、稍嫌夸张，冯至或不太认可杜甫的说法，故仅对二人友情作适度解读。从《杜甫传》的叙述安排来看，这种“白发生黑丝”的感受，主要源于杜甫晚境的凄凉压抑，生命哀歌已近绝唱，又有谁来关心这个寂寞的老人呢？无论是苏涣的“忽访”，还是与李龟年的“又逢”，都是深深触动杜甫灵魂的、在他黯淡的生命中最后透进一线光亮。“殷殷留金石声”与不忍言深的沉默，都是杜甫感情沉郁的表现。因而，“白发生黑丝”只是艺术性地夸大，冯至并未引申，在《杜甫传》中对苏涣予以淡化处理。
1951年，夏承焘来信提醒冯至注意杜甫与苏涣的关系，到了60年代，冯至便将此处理为小说主题［41］。和《杜甫传》中简略的叙述不同，冯至在小说中对“白发生黑丝”的情感极力渲染。虽然苏涣诗才普通，诗句逻辑上有经不住推敲的地方，却让杜甫产生第二次自我怀疑。苏涣的诗作中蕴含的新的内容与新的风格，让杜甫震惊并认为在陈子昂的《感遇诗》、李白的《古风》以外，“又树立了一个新的旗帜”。杜甫认为苏涣的诗歌在艺术上并不是那么完美，但是其真挚的情感、素朴的风格，令人振奋。在与苏涣的交往愈发密切后，杜甫产生第三次自我怀疑，他对自己以往的阅读趣味产生了怀疑。当背诵刘桢“岂不常勤苦，羞与黄雀群”的诗句时，杜甫心生一种难以调和的抵触情绪，再也背不下去，于是将刘桢诗意反转，写下《朱凤行》。“凤凰”是杜甫自少年时起便喜爱的意象，如今他反转了刘桢诗中凤凰羞于与黄雀为伍的态度，写出朱凤下悯百鸟、愿分竹食的诗句。在与渔夫、苏涣的交往中，杜甫不仅思想上越来越靠近人民，而且在诗歌创作上也越发脱离过去的趣味、向着人民文艺的方向转化。《白发生黑丝》作为《杜甫传》的延伸，背离了冯至与歌德相通的生命体验，小说中杜甫形象在人民性维度上获得发展，其诗人属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
相比之下，《草堂春秋》是几篇小说中最强调杜甫“诗人”身份的一篇，姚雪垠细致描摹了诗人写诗的场面。杜甫半夜写成诗作，自我评价“脱尽雕饰，一气呵成，真是神来之笔”。他洋洋自得地念给妻子听，迫切渴望得到妻子的肯定，“念完后并不说话，却注视着妻的眼睛，等她说个‘好’字，同时用指头卷着疏疏朗朗的花白胡须，这是他在写诗写得满意时常有的小动作”。姚雪垠把诗人沉浸在创作激情中、欣喜若狂的状态活画了出来，这种为写诗而迷狂的状态背后却潜隐着不被理解的落寞，姚雪垠多次写出人们对杜甫与杜诗的漠视。小说里，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为“初唐四杰”打抱不平，连妻子都明白“这几首诗不仅是替前人抱不平，也是为他自己不平”。不仅如此，连平日里交往甚多的朱山人与斛斯先生也表达出对杜诗的不理解。
《南邻》一诗中，“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的画面里，朱山人显得高雅脱俗。在《闻斛斯六官未归》中，杜甫更是劝慰斛斯先生“老罢休无赖，归来省醉眠”。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评点道：“无一世情语，纯乎休戚相关之爱”。在杜诗中朱山人与斛斯先生都是一派名士风流气质，受杜甫认可并愿意与之亲近。姚雪垠却一改杜甫本意，将二人写得俗不可耐。小说中朱山人不认为杜甫是当时的杰出诗人，只是因为严中丞的到来，忽然高看了杜诗。“杜拾遗的诗我们得刮目相看。如果他的诗做得不是特别好，为什么象严中丞这样大的官会这么尊敬他？咱们平日觉得他是个好人，做的诗没有什么了不起，真是有眼无珠！”一旁的斛斯先生也立刻附和，“我要是认识几位大官儿，我的碑文就有人看重，多卖几两银子一篇了”。《草堂春秋》中的杜甫是执着于艺术创作的诗人，世人皆沉醉于权力他却独醒，坚守诗人的本心。从《戏为六绝句》中的自况，到朱山人、斛斯先生对杜诗的态度，人们对“诗人”身份的漠视，既与杜甫生前遭遇相通，又与此时期杜甫研究与创作中“重人轻诗”的特点暗合。姚雪垠也借着杜甫的“白日梦”，将自己作为文坛“边缘人”的情绪婉曲写入小说中。
陈贻焮与还珠楼主的创作则与众不同，是热点之外旁逸斜出的收获。作者一为古典文学专业学者，一为通俗小说大家。小说主题虽也围绕人民性思想展开，却也显出难得的趣味性。《曲江踏青》讲述了杜甫长安时期的经历。在一次聚会上，一群庸俗文人阿谀驸马张垍的诗文雍容华贵。王倚激动地反对，认为论诗文当推李杜。此时他并不认识在场的杜甫，因误会其自谦之辞而将杜甫当作附庸风雅之辈，愤愤表示：“重李可，轻杜则不可”。第二天弄清真相的王倚亲自上门向杜甫道歉，自此二人结为好友。小说写了杜甫、郑虔、王倚等志向高洁的文人雅聚于曲江池畔的遭遇。小说中化用了不少诗文典故，游春队伍中杨氏兄妹豪奢骄纵的派头、飞扬跋扈的行为，就是从《丽人行》中幻化而来，并用“城狐社鼠”的典故讽刺杨氏兄妹。还化用韦应物《逢杨开府》一诗，讲述了韦应物从一字不识的纨绔子弟转变为杰出诗人的故事，颇具可读性。
《杜甫传》则直接从杜甫的长安十年写起。在杨氏兄妹出行的豪奢景象中，京城内外更显萧条，一位貌相清癯的中年人缓缓登台，此人正是传主杜甫，可以说《杜甫传》接续了《曲江踏青》中“丽人行”的故事背景。与陈贻焮写杜甫和王倚的友情类似，还珠楼主重点写了杜甫与郑虔、岑参等人的友情，俨然一本高士传。杜甫与郑虔初识，便冒着风沙赶到郑家赠送银钱。郑虔家境窘迫，破窗挡不住风沙，便随手要拿画作糊窗。杜甫被画作所打动，为郑虔的怀才不遇而抱屈，匆匆将画藏起，俨然伯牙子期般惺惺相惜。后来郑虔受天子赏识，名满长安，杜甫也毫不嫉妒，反而担心郑虔性情孤傲惹出事端。房琯被贬，杜甫与郑虔不顾别人劝告，坚持前往看望。房琯也态度豁达，三人仍如往常高谈阔论。此外，还珠楼主还虚构了一些人物形象，比如为那位启蒙了杜甫诗歌创作的公孙大娘，虚构了一位侠士丈夫孙鹰。公孙大娘夫妻搭救岑参，并慷慨赠银，而岑参转手便将银钱赠予杜甫。围绕诗人杜甫展开的是一个江湖侠义的世界。
还珠楼主与陈贻焮虽也写出了杜甫与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关系，但都将重心放在了对友情的书写上。自现代文学以来，李杜友谊一直受到关注，闻一多曾“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李杜的相遇，“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给人的震撼正如“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42］。还珠楼主与陈贻焮却都避开了这一热点话题，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杜甫与地位低微的朋友间的交往。他们笔下的杜甫是行侠仗义的高士、侠士，是志向高洁的文人。作为其生命绝唱，还珠楼主借此重回剑侠世界，或许生活的困顿与病情的折磨让他备感痛苦，也更能体会人情冷暖，他躲在文化热潮的背后，刻画了有温度、有气节的杜甫和他的朋友们。而陈贻焮则在笔墨趣味间，申发其文学研究的观点，比如小说中杜甫在曲江边与王维相遇一段。尽管王维处处显得超越，杜甫却在其诗里读出了淡泊中的愤慨，如灰烬中尚有未完全熄灭的火苗，虽嫌不热却也未冷。这也正是陈贻焮此时期在王维研究中的主要观点。王维的隐逸山水诗流露出消极出世的思想和没落颓唐的情感，在“十七年”里一直受到争议。陈贻焮则指出王维的诗歌并非毫无积极因素，诗人写啸傲园林、寄情山水的逸兴，也莫不曲折反映出封建社会中隐士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他们不愿与当时的封建恶势力同流合污，但又不免感到空虚的苦闷心情［43］。在专业研究之外拓展出相对自由的虚构世界，打破定型的学术观点，言说那些引发争议的作家、作品。于陈贻焮而言，小说创作是学术研究的意外收获与个人文学趣味的另类补充。还珠楼主与陈贻焮都围绕《丽人行》写作了杜甫的人民性，但笔墨又都延伸出了这一常见主题，回到各自擅长的领域，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自适的写作。
“十七年”时期的杜甫主题小说分别展现杜甫人生的不同阶段，却拼合出一个一以贯之的“人民诗人”形象。其内核与杜甫研究相一致，围绕着“人民性”“爱国主义”等关键词展开。这些虚构文本的背后指向的仍是传记式的真实性，小说中大量引用杜诗，确保言之有据，在诗中求“真”。然而，在对杜诗的选择与理解上都略显猵狭，杜诗或是被视作诗人反抗黑暗的武器，或是成为与人民交往的证据。在以诗人为原型的小说中，“诗人”却自动隐匿了。换言之，在一些文本中，“诗人”自觉让位于爱国爱民者的形象，仅作为附加的身份在小说中起到中介作用，以此来连缀不同的阶级和群体。在另一些文本中，“诗人”又幻化出高洁文人、侠客高士形象，在杜甫文化热潮中，作者自抒怀抱，小说创作或与其学术研究形成互文观照，或成为作者的生命绝唱，在时代共鸣中显出个性特征。然而，不论是爱国爱民者，还是高洁文人、侠客高士的形象，相比史书中被简笔勾勒却在诗歌中丰满起来的诗人形象而言，具象中又透着抽象。
三 研究及相关创作的向心性与差异化解读：以“夔州诗”为例
20世纪60年代前后，学界以纪实与虚构的方式共同推动着杜甫热潮。将研究与创作结合起来，作互文性解读，会发现二者在“诗与真”的天平上，都有还原历史人物真相的倾向，并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诗美艺术。不唯如此，在对杜诗评价标准的探索中，研究与创作皆表现出了明显的向心性。
随着杜甫热潮的兴起，杜甫各时期诗作均受到关注，研究渐趋多元化。但是分散的研究却形成了一种向心力，如研究者指出的，“几乎没有一篇纪念论文不引杜甫的诗句，有的大量引用，‘三吏’，‘三别’，《赴奉先县咏怀》，《北征》等篇引得最多”［44］。在引述与论证中，有关杜诗评价的最高标准慢慢成型，即“自安史之乱前后至弃官入蜀”［45］期间［46］一系列具有人民性的爱国主义诗歌。其中包括：写于安史之乱爆发以前的“中国诗史上第一个写兵写典型人物的伟大创造”［47］的《前出塞》《后出塞》，安史之乱爆发后，“爱国感情表现得最强烈”［48］的《悲陈陶》《悲青坂》；757年杜甫回乡探亲所作的反映百姓离乱生活真实缩影的《羌村》，是“人民性、民族性的思想内容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49］相统一的代表作；可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媲美的名篇《北征》［50］，以及“有强韧的战斗性，也有充分的教育意义”、被视为“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作品”的“三吏”“三别”［51］等一系列作品。这些诗作被指为“在全部杜诗中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完美的”［52］，并“取得了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53］。
如果说，研究中形成杜诗评价标准尚可理解，因研究者虽各有分工，仍期待规范的建立；那么，20世纪60年代杜甫主题的小说创作也自觉承担起标准的确立与维护责任，更进一步地说明了“杜甫”在民族文化中所具有的典范意义与精神凝聚性。这些小说分别选取杜甫生命中的重要地标，以创作于不同时、地的杜诗来结构全篇，彼此间本应相互独立；但是小说中杜甫无论身处何地，都不约而同地向着“自安史之乱前后至弃官入蜀”期间所作一系列具有人民性的爱国主义诗歌回顾与自省。
《曲江踏青》和还珠楼主的《杜甫传》本身就是围绕《丽人行》展开故事。《杜子美还家》中杜甫在送走父老后，也以此系列诗歌作自我激励：《丽人行》不是使权贵为之变色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是使豪门为之侧目吗？《兵车行》不是使穷兵黩武的将官都为之切齿吗？《草堂春秋》中对自己创作颇为自信的杜甫表示：“唉，说实在的，像我近来写的这些绝句，都不是我的好诗，不能用我的《兵车行》、《三吏》、《三别》、《自京赴奉先五百字》、《北征》和《羌村三首》等诗相比。那些诗才真是好诗，上继风雅，写出了我的忧国忧民的热肠，可惜至如今还有许多人不肯说好！”
更有意味的则是《杜甫在夔州》中，宗武和杜甫谈论写于夔州的《驱竖子摘苍耳》一诗，认为其中“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意思是差不多的，可是好像并不那么“尖锐”了［54］。杜甫听后却表示自己要通过诗歌触动官员、权贵们的良心，“刺他们一下”，间接否定了夔州诗“没有那样尖锐”的观点。小说后半部分，杜甫在得知河北节度使给皇帝拜寿后，欣喜若狂写下《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然而当他听说节度使入朝带了许多金帛、珍玩后，心中立刻又为老百姓因此遭殃而深感忧虑。可见，杜甫还是那个“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爱国诗人，他并未因身处夔州而变得超然与闭目塞听。如果对当时的杜甫研究有所了解的话，就会明白这篇以“夔州”命题的小说，针对《杜甫传》中夔州诗论的引述与议论，与冯至对夔州诗批评的观点形成对话。
历史上对夔州诗的态度，一直存有争议。肯定者如黄庭坚，对夔州诗推崇备至，认为其“不烦绳削而自合矣”［55］，“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如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56］。持反对意见者，如朱熹就表示“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57］。夔州诗在“十七年”的杜甫研究中也是存有争议的。冯至在《杜甫传》“夔府孤城”一章中指出，夔州时期杜甫把一部分精力用到雕琢字句、推敲音律上去了，好像又要把诗歌扯回到“研揣声病、寻章摘句”的时代里去。尽管如此，冯至仍肯定夔州时期是一个丰富的创作期，有不少关心国家命运的诗作，甚至于在《又呈吴郎》这样反映小事件的作品中，杜甫也能够“立即想到十年的‘戎马’”。对于用“研揣声病、寻章摘句”的态度写出来的《秋兴八首》《诸将五首》等，冯至也是有所保留地批评：这些诗写出了国家的灾难与人民的贫困、时代的变迁和自己热烈的想望，可是这些宝贵的内容被铿锵的音节与华丽的词藻蒙盖住了，使后来的读者受到音节与词藻的迷惑与陶醉，在阐释上发生分歧。在冯至看来，夔州诗相比杜甫其他时段的诗，在内容上的确有与现实政治、人民生活相距较远的问题，但仍不乏关心政治、关心人民的诗作。在夔州诗中，实际上杜甫在“诗律细”与“浑漫与”间是渐入佳境的，只是读者体会不到杜甫的缜密用心，而可能导致忽略了隐现其间的进步性内容，这也体现在《杜甫在夔州》中宗武对于夔州诗的“误读”上面。
“十七年”时期其他几位重要的杜甫研究专家，对夔州诗的态度则更为友好、颇多回护之辞。萧涤非肯定了在夔州时期杜甫是接近人民的劳动生活的。他生活经验丰富、生活素材贮蓄量很大，但过去他为衣食奔走，生活经验与素材未得到充分运用，而今正好消化一下，把从国家大事到个人生活细节的一切经历来一番“反刍”［58］。傅庚生反驳了胡夏客所谓“夔州以后，又纵情杂乱，不及前矣”的观点，为夔州诗翻案。傅庚生指出夔州以后，杜甫有意运用人民语言，多方面尝试创作，不合一般文人的脾胃，自然就被诬为“纵情杂乱”了［59］，将夔州诗的评价较低归咎于封建文人。
无论是小说《杜甫在夔州》的补充性理解，冯至有所保留的批评，还是萧涤非、傅庚生的回护之辞，背后参照系其实正是杜诗评价标准问题。“十七年”当中对夔州诗的异议，无非是因其与现实政治相距较远，作者似过多沉浸于个体生活、流连于形式实验，而导致诗歌在内容、思想上与人民性、爱国主义情感相距较远，貌似相对偏移于“人民诗人”杜甫所具有的核心政治意义和教育作用。20世纪60年代前后，求“真”的倾向催生着标准的产生，作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安史之乱前后至弃官入蜀”期间一系列具有人民性的爱国主义诗歌为圭臬，进行自我的言说与反思。随着这一标准日渐成型，人们对待夔州诗的态度也愈发严苛。青年学生直指夔州诗“单就其文字、韵律或者艺术上来讲，是比前三期的诗来得工整、严紧和‘细’了。但就其内容来看，是空洞无物，远不能和‘三吏’、‘三别’相比”［60］。傅庚生曾对杜甫晚年诗作（包括夔州诗）评价很高，指出当时的一般论调都把“三吏”“三别”看作杜甫的代表作，但这并不等于说之后的诗便不再向前发展了，提倡要对杜甫晚年那些在情思深处带有人民性的诗歌作更高评价［61］。这一观点遭到青年学生的否定，学生们指出杜甫晚年漂泊西南时期所作诗歌，总的来看是不如“三吏”“三别”时代了。离开生活、离开人民，光凭杜甫一身“嶙峋的瘦骨”是战不出来的［62］。
对待夔州诗的态度与杜诗评价标准的自觉呈现，规范的形成与秩序的承担，正体现出杜甫在当代文化中所具备的政治性意义。然而，杜甫之具有永恒的魅力，还在于其丰富性。此时期一位研究者在夔州诗中采用了个性化的评价标准显得很是特殊，此人便是废名。20世纪50年代以后，废名从一名创作者转变为古典文学研究者，潜心解“杜”。杜甫研究对废名来说也有渊源，早年他便喜爱庾信和杜甫。“我读庾信是因为读了杜甫，那时我正是读了英国哈代的小说之后，读庾信文章，觉得中国文字真可以写好些美丽的东西”［63］。50年代以后，不再创作的废名，将这些“美丽的东西”写进其杜甫研究中，只是态度大相径庭了。他将秦州诗指为杜甫最出色的作品，原因是秦州诗受庾信的影响，给人一种新的风格之感，却不似庾信那样沉浸于哀伤、把生活写得很“美”、毫无斗争意志。他认为秦州诗虽师法庾信，却不像庾信那样一味陶醉在想象力表现里，反而总是表现着积极的精神，有极强的斗争意志，现实性非常强，给人以艰难奋斗之感，充分表现出诗的政治性［64］。相较之下，废名对夔州诗作出了不喜的评价，背后原因还是与庾信相关。废名认为夔州诗情调悲哀，想象丰富，杜甫正如庾信一样陶醉在想象中，在典故和故事上大逞其想象，有逃避生活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文字禅的现象。他认为夔州诗兴致是饱满的，对于生活的表达却是贫乏的，与秦州诗的现实性、斗争意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废名还一反过去对于“晦涩”的喜爱，指出夔州诗的问题正在于晦涩，“晦涩就是主观，不是有目共见的东西，是作者个人脑子里隐藏的一点东西”［65］。
此时期废名《杜诗讲稿》中有不少紧跟时代话语所作的分析，却未采用当时常见的杜诗评价标准，而以庾信为标准，将秦州诗与夔州诗置于评价的两极，更多反映出的是废名对“旧我”的清算。废名从萧瑟悲哀的庾信出发，走向一个富有斗士精神的杜甫，但又不能彻底忘怀庾信的轻丽转徊，对其文字的美丽与想象的陶醉时时反顾，仍不自觉地以庾信为参照。秦州诗与夔州诗好坏的区别看似是杜甫能否超越庾信思想观上的“狭隘”，走出这些虚无的、“美丽的东西”，而走入人民的生活；实则流露出抛弃“旧我”的废名与其曾经的文学趣味藕断丝连的真实态度，他勇毅地与过去告别，却也表现出要完全割舍旧我趣味的难度。
从夔州诗评价问题上，可以看出在对杜甫的研究与想象中，人们自然地围绕着“人民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等问题汇聚，表现出一种向心性。同时，在共性之外仍不乏个性化的解读。“杜甫”是研究者及作家在个体与时代间寻找的平衡点，对杜甫研究及想象的过程正是作者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借此获得精神上的共鸣。无论是冯至写作《杜甫传》，渴望以积极的行动战胜悲观、反抗绝望，以达到对于有限的超越、生命的扩张；废名以庾信文章中那些“美丽的东西”为参照，作出杜诗评价；陈贻焮在研究与创作间，寻求自适的互文言说；还是黄秋耘回到三堡村后有感而发，写作了《杜子美还家》［66］；姚雪垠将自身境遇，寄托于《草堂春秋》中不被理解的杜甫身上；亦或是借着文化热潮回归老本行，还珠楼主为杜甫打造了一个侠义的世界。“杜甫”成为这些作者时代书写与个人生命体验的载体，为杜甫作传、围绕杜甫的研究与创作，都是在“诗与真”间寻求平衡的写作。
然而，以杜甫为原型的研究及创作绝非仅是作者的一种自我投射，更是中国知识分子基于社会现实、文化影响及人格力量等多重因素加以思考后的郑重选择。尽管作者将目光投注于杜甫人生的不同阶段，但这些人生断片却形成有机的关联，在流动的作家生平叙述中体现出凝定的向心性，即杜诗评价标准的形成。无论是杜甫研究还是小说创作，都表现出明显的求真特性。在有关杜甫的写作中，我们总能感受到一种传记与类传记的特点，传记的写作本身就具有抚慰人心绪的功能。不论有意还是无意，在传记的叙述中所组织起来的东西，都在传达出对于次序和稳定性的深切愿望。传记总是在证明：社会和人性在进步［67］。“十七年”时期重视生平发掘、身份定位，强调真伪辨析的杜甫研究及杜甫主题的创作，正是民族文化、人格力量渐趋一种稳定性的象征，这也是杜甫研究与以杜甫为主题的创作中重人轻诗的主要原因。在杜甫当选“世界文化名人”后，研究看似迅速生长，却仍是围绕杜诗评价标准展开，形成观点的闭合。
考察可知，杜甫的形象在时代文化语境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在反封建主题下，杜甫被视为悲剧性的作家。刘大杰在《杜甫的道路》中写道，“杜甫一生的悲剧，是黑暗的封建社会与腐败的统治阶级所造成的”［68］。冯至《杜甫传》的最后一章便是“悲剧的结局”，指出杜甫的一生是无法避免的悲剧，封建统治阶级只把诗人看成清客和帮闲，不能容忍他充作人民的喉舌。冯至用阶级论为杜甫的一生盖棺定论，卒章显志。实际上《杜甫传》对杜甫在困境中断念、超越性的描写，特别是对杜甫晚年老而弥坚乐观态度的肯定，呈现出一个比单纯的悲剧更为丰富的文本。50年代，杜甫的一生仍被定位为封建时代造成的悲剧，其与“人民的诗人”之间尚有一线之隔。
到了60年代，经过反复论证，“人民诗人”杜甫已经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杜诗以百折不回的乐观主义精神在字里行间感染着读者［69］。冯至将《白发生黑丝》的基调处理得更为明朗，苏涣的到来，让寂寞的杜甫豁然意解，尽管身体羸弱，但精神却是健壮的。其他几篇杜甫主题的小说也塑造出积极乐观、勇敢无畏的杜甫形象。《草堂春秋》中尽管茅屋为秋风所破，妻子却劝杜甫把心放宽，左邻右舍都会主动来帮忙修葺的。于是，杜甫双眼含着光彩，流露出孩子般的天真笑容，激动地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孤舟湘行纪》中尽管居无定所，遭遇着死亡威胁，杜甫却怀着斗士的心情，四处会见官员，劝他们以生民为重。逃难时他仍想着如何为人民出点力,就这样直到死亡来临，也没有丝毫颓意。《杜甫在夔州》结尾，杜甫把别人刚送来的白米转赠给黄妈，看着家仆抢着帮黄妈背米袋的身影，杜甫“满意地笑了。笑得那么自然，那么深沉”。《杜子美还家》中，家乡父老的期待，令诗人得以克服精神惶惑，认为“诗人之笔”比起“谏官之笔”更有力量，展现出斗志与豪情。而门外，孩子们的笑声也让杜甫心情开朗了起来。
总而言之，历史上杜甫对于艰难的正视与向着不可能所作的前行，其中所蕴含的积极的行动力与乐观精神，正与20世纪60年代时代氛围相映衬，也顺应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时代精神需要。从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悲剧诗人到积极乐观的革命的政治诗人，在诗与真的探索中，杜甫成为“十七年”时期国家、民族与个人寄情的重要载体。杜甫在政治与文化间引发的共鸣至今仍在回响。倡导古典文化资源的当代性转化，其中杜甫研究及相关主题的小说创作尤值得梳理总结，仍有待我们思考并发现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注释：
［1］ 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曾祥波译，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2］ 郑庆笃：《杜甫研究论文综述（1950—1976年）》，《文史哲》1987年第1期。
［3］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陈晋主编，第126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 陈晋：《文人毛泽东》，第4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 此外，刘开扬与缪钺在20世纪60年代也分别出版了名为《杜甫》的通俗读物。参见刘开扬《杜甫》，中华书局1961年版；缪钺《杜甫》，四川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266页，中华书局2015年版。
［7］ 段美乔：《“工作而等待”：论四十年代冯至的思想转折——冯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
［8］ 冯至：《歌德与杜甫》，见《冯至全集》第8卷，范大灿编，第177—17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9］ 冯至：《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见《冯至全集》第4卷，张恬编，第111—11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0］［16］冯至：《〈论歌德〉的回顾、说明与补充（代序）》，见《冯至全集》第8卷，第6页，第7页。
［11］ 冯至：《两个姑母——〈杜甫传〉副产品之一》，见《冯至全集》第3卷，张恬编，第44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2］ 冯至：《公孙大娘——〈杜甫传〉副产品之二》，见《冯至全集》第3卷，第452页。
［13］ 冯至：《〈杜甫诗选〉前言》，见《冯至全集》第4卷，第188—189页。
［14］［28］［40］［50］冯至：《杜甫传》，第117—118页，第70页，第179页，第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15］ 冯至：《工作而等待》，见《冯至全集》第4卷，第99页。
［17］ 郭豫衡：《论杜诗思想和艺术的主要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3期。
［18］ 周祖譔：《从“诗史”说到杜诗的时代精神》，《热风》1962年第5期。
［19］ 冯至：《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人民日报》1962年4月18日，第5版。
［20］ 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见高尔基《论文学》，孟昌、曹葆华、戈宝权译，第3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21］ 1956年，刘大杰提出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杜甫源头说”，参见唐蕾《古典文学视域中的苏联文论中国化——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两结合”》，《文艺研究》 2023年第6期。
［22］［30］［59］［61］傅庚生：《杜甫诗论》，第75页，第39页，第92页，第72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23］ ［24］［27］［29］［58］萧涤非：《杜甫研究》上卷，第14页，第30页，第20—21页，第31页，第2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5］ 冯文炳：《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人民日报》1962年3月28日，第5版。
［26］ 斐精忱：《和傅庚生先生商讨关于杜甫思想问题——杜甫诗论第一章读后》，《文史哲》1957年第3期。
［31］ 冯至：《白发生黑丝》，《人民文学》1962年第4期。
［32］ 黄秋耘：《杜子美还家》，《北京文艺》1962年第4期。
［33］ 包全万、刘继才：《杜甫在夔州》，《长春》1962年第4期。
［34］ 姚雪垠：《草堂春秋》，《长江文艺》1962年第10期。
［35］ 桂茂：《孤舟湘行纪》，《湖南文学》1962年第6期。
［36］ 陈贻焮：《曲江踏青》，《北京文艺》1963年第1期。
［37］ 还珠楼主：《杜甫传》，武汉出版社2012年版。
［38］ 李遇春：《六十年代初历史小说中的杜甫形象》，《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39］ 莫砺锋、童强：《杜甫传：仁者在苦难中的追求》，第20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1］ 冯至：《诗文自选琐记》（代序），见刘福春编《冯至全集》第2卷，第18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2］ 闻一多：《杜甫》，《唐诗杂论》，第168—16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43］ 陈贻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作了一系列王维研究论文，观点参见《论王维的诗》《王维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等文。
［44］ 陆志韦：《试论杜甫律诗的格律》，《文学评论》1962年第4期。
［45］ ［52］ 力扬：《论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
［46］ 在具体时间划分和命名方式上也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冯至将起点划为《兵车行》，认为这是杜甫写作的“第一首替人民说话的诗”，终点划在759年，这是杜诗成就最高的一年，具体包括“三吏”“三别”及部分陇右诗。参见《杜甫传》，第51页，第107页。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稿》中则命名为杜甫“第二期”的创作，即“安史乱中”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空前的杰作”。参见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稿》（九），《文史哲》1955年第3期。
［47］ 冯文炳：《杜甫写典型——分析“前出塞”、“后出塞”》，《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1期。
［48］ 陈祥耀：《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福建师范学院学报》1963年第1期。
［49］ 王季思：《杜甫羌村三首》，《语文学习》1953年第10期。
［51］ 傅庚生：《“三吏”“三别”散绎》，《人文杂志》1957年第5期。
［53］ 刘大杰：《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文艺报》1956年第16期。
［54］ 冯至在《杜甫传》中写道：“这样的诗句使人想到十二年前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是没有那样尖锐了”，参见冯至《杜甫传》，第165页。《杜甫在夔州》有意引用并否定了冯至的观点。
［55］ 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一》，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04册，第29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56］ 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二》，见《全宋文》第104册，第297页。
［57］ 朱熹：《朱子语类·论文》，见黄霖，蒋凡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宋金元卷》，第13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60］ 山东大学中文系三年级“杜甫研究”讨论小组：《批判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山东大学学报》（中国语言文学版）1959年第1期。
［62］ 西北大学中文系杜诗研究小组：《是什么力量促使杜甫成长的——对傅庚生先生“杜甫诗论”的一点意见》，《人文杂志》1959年第1期。
［63］ 废名：《中国文章》，见止庵编《废名文集》，第191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64］［65］废名：《杜诗讲稿》，见陈建军、冯思纯编订《废名讲诗》第261页，第281—283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6］ 黄伟经：《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见黄秋耘《黄秋耘文集》第4卷，第290页，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67］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第202—20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8］ 刘大杰：《杜甫的道路》，《解放日报》1953年4月13日，收入刘大杰《刘大杰古典文学论文选集》，第14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9］ 冯至：《人间要好诗》，《人民日报》1962年2月13日，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