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乡土写作才鲜活
只有真正贴近乡土现实，才能写出好的乡土文学。 视觉中国供图
生于乡土、长于乡土的山东作家魏思孝，始终以在场的姿态对他所熟悉的乡村的人、事、物进行观察、体验和写作。从以皇历旧语为题的《余事勿取》，到为小人物立传的《都是人民群众》，再到塑造新典型文学形象的《王能好》，他不仅一直走在探究乡土写作文学形式的路上，更逐渐深入开掘着乡村的种种现实。在他看来，只有真正贴近乡土现实，才能写出好的乡土文学；只有热爱乡土中的乡民，笔下的人物才会鲜活。
“啃老”
读书周刊：听说您在成为作家之前，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啃老”生活，甚至婚后吃了好阵子“软饭”。
魏思孝：（笑）真是这样呢。
我是农家子弟，父母都是吃苦耐劳的农民，对于我的未来，他们的希望就是我以后不要像他们那样干农活了，吃了太多体力劳动的苦，他们希望我可以做安稳的工作。在他们心目中，医生和老师就是安稳工作中的最理想型。可是医生实在太难考了，于是他们就很希望我成为一名教师，我大专毕业后虽然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最终还是没当教师。
我读大专期间，接触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慢慢对文学写作产生了兴趣。毕业后，我做过教辅书的编校、整形医院的文案，但大部分时间我都没在工作，而是埋头写所谓的小说。说实话，那段时间，温饱确实成了问题。亲朋好友都觉得我是不务正业，根本不相信我能写出什么东西，更别说当作家养活自己了，他们认为我是在拿写作当作逃避生活责任的幌子。
好在我熬过了那段物质贫困、精神迷茫的阶段，在文学写作这条我真正喜欢的道路上坚持了下来。我很感激陪我熬过这段艰苦时光的妻子。2007年我第一次发表作品，直到2016年我才不用为温饱发愁，才能更加安心地投入到写作中去。
“容器”
读书周刊：乡村三部曲《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王能好》，您自己最喜欢哪部？
魏思孝：如果从个人感情来讲的话，我会更喜欢《余事勿取》一些，因为《余事勿取》主人公卫学金的原型是我父亲。写《余事勿取》对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陪我父亲重走一次他那短暂又苦楚的人生，这样的重走，让我对父亲的死释怀了一些。
但如果单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从小说的完成度、成熟度来说，我个人觉得《王能好》是这三部作品中写得最好的。“王能好”这个人物相较于《余事勿取》和《都是人民群众》中的人物，他更为立体，也更加有深度，小说的结构、文法方面也更经得起推敲。
读书周刊：是什么推动了乡村三部曲的创作？
魏思孝：进行乡村三部曲的写作之前，我对内容是有一个整体构想的，希望表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50后、70后、80后三代乡村男性的命运、处境、际遇与精神世界。这些都是普通人、小人物，他们在历史和时代的洪流中显得特别无力。
按照时间顺序来讲，乡村三部曲最先创作的是《余事勿取》，时间大概是2017年末到2018年末，写了差不多一年。创作的出发点是我在完成了小镇青年题材的小说后，希望拓展一下自己写作的视角，想着手写自己更熟悉的乡村生活和乡村人物。
写小说同时需要素材和容器，二者缺一不可，都很重要。我对乡村生活、乡村人物和乡村故事的素材有着天然的储备和积累，在某种程度上，动笔前我需要更多的是对“容器”进行思考，也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承载素材、表现素材。思考的过程中，多年前在《鲁中晨报》上看到的一则新闻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是关于冬天小树林里冻死了一个人的新闻。于是我将这则新闻套在了我要讲的故事上，将这个可怜人角色套在了小说人物卫学金身上，写作便有了落脚点。
到了《都是人民群众》，主要是采取一种为小人物立传的写法，这种立传的写法适合处理大量不同人物的素材，到每个人身上，每篇也就几千字，短小精悍，方便阅读。驱使我这样写作的动因是，我生活中遇见的各种人物有太多东西可以写了，而且，这些我认识的、相处的乡村中鲜活的人，他们中的一些，陆陆续续由于各种原因去世了。他们去世了，慢慢就被遗忘了，这让我觉得很遗憾，也很痛心。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让他们的痕迹能以另外一种方式留存。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回头看《都是人民群众》，它在文学技法上存在很多欠考虑、不成熟的地方。
到了2020年开始写《王能好》的时候，相对于前两部，我的小说写作手法更成熟一些了。写《王能好》的契机来自我对劳务市场中打零工的农民工的关注。劳务市场中找零工的人往往是那些不愿意或者已经因为年龄等因素没有条件到工厂中打工的人，他们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养家糊口。像前段时间很火的北京马驹桥，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零工聚集的劳务市场。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群体，在他们身上能反映出许多社会问题和人性考量，而且，打零工的人工作的随意性特别强，去过的地方、接触过的人纷繁复杂，可以拓展小说内容的丰富性。于是，我就想以这样一个打零工人的视角，去观察城镇和乡村的面貌。
又恰巧在2019年我的一位亲属，也就是我的大表哥因车祸去世了。我大表哥是一个很典型、很生动的人，我一直有把他写进我的小说中的想法，也对他的一些事件、习惯、性格特点予以留意。大表哥的去世使得我的写作计划提前了，正巧他也是打零工的，这就与我写劳务市场零工的想法不谋而合了。就这样，大表哥成了《王能好》中的“王能好”。
一开始就想写个中篇，越写越觉得可写的东西有很多，索性就写成了一个长篇。王能好作为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在城市和乡村的夹层之中，希望通过打工来维持生计。他首先去了他心中最繁华、最富贵的上海，如果不是因为弟弟去世，他可能一辈子都会留在上海打工。之后他又去了北京，不幸的是他受骗进了黑工厂。通过王能好的眼睛，我们会看到许多社会现象和各个阶层的处境。
三部作品的写作动机和写作历程大致就是上面讲的这样。
真假
读书周刊：《都是人民群众》为小人物立传，有人说您这运用的是社会学视角，您同意吗？
魏思孝：我个人其实不太纠结这些说法的，写作本身要先于这些概念和判断；同时，文学作品和写作者都是复杂的，有时也难以用什么概念和类别为其冠名。虚构文体和非虚构文体的界限，其实有时也并非泾渭分明的。就算昨天甚至刚刚发生的事情，你马上把它写下来，也会或多或少地掺杂进写作者的主观判断和主观感受，文学写作几乎不存在完全以非虚构的方式呈现事情全部客观性的可能。另一方面，文学创作虽然取材于现实，但写作者有时会有意地远离这些来自现实的素材，甚至刻意把“真”的东西去往“假”里面写。
就我写《都是人民群众》而言，其实我知道原型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细节，但就文学写作的效果而言，我一定会舍弃掉一些“非虚构”的内容而注入一些“虚构”的内容。因为我写的是小说，是文学，而不是社会学调查报告。读者读完这本书如果会想“这些故事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对我来说这反而已经是成功一半了。有时，真假本身并不那么重要，带给读者这种假亦真、真亦假的体验是重要的。
存在
读书周刊：您曾说“我的身份是农民，职业是写作”，您认为以农民身份为基点的乡土写作和知识分子的乡土写作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魏思孝：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认知也在发生着变化。从前教育不发达、不普及的年代，可能大多数人觉得认识字、读了些书就算得上是知识分子；而在教育普及后，知识分子不仅需要有知识、有文化，同时也需要有一定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担当，他们要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发展。由此，知识分子的乡土写作可能更多着眼于揭示乡村生活的艰难和乡村人民的苦难以获得社会的关注，或着眼于歌颂乡民的淳朴和乡村生活的自得，以此与城市进行对照，对城市中的物欲横流、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以及各种城市病进行反思，或着眼于揭示乡村的守旧、乡民的愚昧以呼唤启蒙、开化，等等。
就我个人而言，拿着一张大专文凭的我实在称不上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我在乡土出生、长大，见过了城市的种种后我再反观乡村，某种程度上乡土的经验和城市的经验的碰撞会让我对乡村的人、事、物有更深的体会。而且，虽然我现在家住城市，但是我离从小长大的乡村很近，也会经常回去看看。我知道现在真实的乡村情况是怎样的，也知道现在生活在乡村中的民众的喜怒哀乐和所思所想，所以我对乡村生活的在场感是一直存在的，而这种在场感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
有一些若干年前有实际乡村生活经验的作家，曾写出了反映乡村生活的真实的好作品，并因此实现了阶层跨越，到了城市中生活，就此不再重返乡村。他们不太知道这二三十年里乡村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的乡村比起那时又有了哪些不同。而我的在场感可能会使得我的作品在这些方面有所呈现。这也是长久以来我对自己写作的定位——真切地反映当下的乡村生活。
我的读者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具有乡村生活经验的、对乡村现实的人、事、物很熟悉的，他们读了我的书后会觉得特别亲切；还有一种是对乡村生活不甚了解、少有亲身体验的人，他们读了之后会对乡村生活有形象的整体观感，而不是抽象的理解。这让我很有成就感。我的身份是农民，我始终认为这是我生命的根基，也是我写作的根基。
从语言方面来讲，我在鲁地农村的生活经历让我对农民，特别是山东农民的说话用语、习惯、方式很熟悉，我也希望尽量将他们平日说话的原生风貌保留在我的小说之中，包括一些所谓的“脏话”。我不认为这种脏话代表农民品格的恶劣，倒认为这也是他们的一种生存策略——可以适当缓解“疼痛”，不仅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疼痛。
农村人交流语言中的“怼”也是。我很了解他们说话的方式和出发点，觉得这些鲜活的日常交流语言写进文学作品中会更加真切可感。当然，我也会有意识地控制小说中对话的占比，如果对话篇幅过多，某种程度上也是投机取巧。要把握好这个度。
王能好
读书周刊：有评论者将王能好与阿Q作比较，您自己认为两者具有可比性吗？
魏思孝：最初提出这种比较的，应该是在去年的一场读书分享活动中，嘉宾罗翔老师把我笔下王能好这个角色和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进行了对照，这启发了更多人将两者联系起来。
其实，在写《王能好》的过程中，我真没有意识到这个人物越写越接近阿Q，对于他和阿Q的相似性，我是后知后觉的。鲁迅先生代表着中国乡土写作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准的最高水平，直到现在都是，他深刻洞悉了在乡土中生活的人们的特点。某种程度上，后来者的乡土写作都会有被鲁迅先生的光辉所吞没的恐惧，会有“后来者焦虑”。鲁迅先生发掘的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也确实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是一种普遍的国民性。精神胜利法的负面我们已经谈论了很多，但从正面的角度来看，这种精神胜利法是小人物在特定情境下不得不采取的生存策略和心理策略，由此才能达到自洽、才能修复自我、才能活下去。这是一种无奈，毕竟生活还得继续，人总得活下去。
更具体地比较会发现，阿Q没有王能好勤劳肯干，而是比王能好游手好闲，也比王能好更加油滑，但他们两个都在农村男人应该成家的年龄里没有成家。这在农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使王能好勤劳能干，他没有成家也会被大家视为异类，甚至视为不健全的人，某种程度上会丧失一定的话语权。阿Q和王能好生活在他们那样的认知环境中，都要采取类似精神胜利法的方式来调节自己内心的自卑、身份的错位、生活的失衡。
“勿取”
读书周刊：“余事勿取”是对中国乡土性的某种隐喻吗？
魏思孝：“余事勿取”是老皇历中常见的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这一天除了能做的事，其他的事情都不要做。就比如皇历中说你今日只适合在家待着，那你就不应该出门。这对中国农民和农村还是有一定隐喻性的——除了能做的都不要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乡土的某种闭塞性和固守性。《余事勿取》英文版的译名是Don't take the rest（不要休息），我觉得这个翻译挺好的。中国农民甚至是中国人整体而言，似乎一直在奔忙，很少休息，休息成了“勿取”的“余事”。
读书周刊：您最近出版了新作《沈颖与陈子凯》，似乎又回到了城市写作。是什么契机或者动机让您的目光又从乡村转回到城市？以后还会写乡村吗？
魏思孝：其实没有太特别的契机。只是写了几年农村生活之后，想写一写城市中的故事。另外，在之前的写作中甚少写女性，在这部作品中就想尝试深入写写女性的故事、情感与思考。但其实写完《沈颖与陈子凯》后我发现，对于乡土题材的挖掘和乡土小说的创作，我还有许多可写、可精进的地方。就像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虽然人口不多，但是可以挖掘的素材还是有很多的——方方面面、林林总总，有好多的不同的东西可以去写，即使是同样的东西也可以用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去写，从不同的视角去写。
在我新的长篇小说中，可能我会更加重视对意象的选取和琢磨，比如对中国北方农村中“馒头”这个意象的展开；也会更重视通过典型的场景描写来展示乡村生活面貌，比如农村的酒局。酒局这个场景好用在，乡民在此聚集，彼此间可以发生更多的沟通和碰撞。还有，常言道“酒后吐真言”，酒后人物往往可以吐露更加真实的想法，表达更加深层的情感。我还想以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笔记为切入点从另一个向度写乡村，这里面也有很多可以挖掘的东西。
说回到《沈颖与陈子凯》，这部作品虽然写的是城市，但它不是北上广深这种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发达的大城市，而是五线小城市，这种五线小城市中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还是带有乡土痕迹的。而且，小说中的陈子凯是一个到城市讨生活的农村孩子，这个角色身上依然可以反映许多乡土特点。也就是说，《沈颖与陈子凯》并非完全在写城市，也会涉及乡村的一些问题。
读书周刊：这么多年的乡土写作，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
魏思孝：父亲去世很多年后，我心中仍然无法释怀。写《余事勿取》，让我对我的父亲有了更多的理解——一个人在四五十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重病缠身，是一种何样的苦楚！不仅是对父亲，写作也让我更多从别人的视角和立场思考事情，由此我也会更加豁达。更进一步，文学写作尤其是乡土写作，带给我内心的满足。能写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一直走在进步的路上，是很幸福的。
困惑肯定也有，最主要的就是落笔所写和心中所想的差距，这主要还是源于能力的不足。但记录一定是有意义的。文学有时比历史更加真实。就像我前几天翻看镇志，里面的内容多是宏观的甚至空洞的，但文学不是。文学，尤其是好的、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淘洗的文学，承载了很多现实性的内容，而且，文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人类内心思想情感的复杂性。这是我热爱文学写作的原因所在。
